小議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職能的內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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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公安機關依據刑法的規定監督所有公民、單位都必須在遵守刑法的軌道上行動，對任何違反刑法的行為進行追究的活動就不是法律監督了呢？為什么同樣是承擔著發現、證明犯罪行為、提交法庭裁判職責的西方國家檢察機關的類似活動就不是法律監督呢？；既然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的基本角色是所謂的法律監督者，并對偵查程序實施法律監督，那么檢察機關就不應當同時再行使自偵權力，因為作為法律監督者同時又行使著自偵權，是屬于‘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會造成明顯的角色沖突。對于這些質疑，檢察機關的理論研究者始終未從正面予以回應，而僅能訴諸國情。似乎這樣，法律監督理論就有了當然的合理性。可是，這種缺乏學理性而又帶有策略性的解釋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法律監督理論的法理合理性問題的。其實，也正是由于這一癥結的存在，“中國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理論體系尚未真正建立起來。理論研究的滯后是限制檢察制度發展的關鍵因素，也是增加改革風險與加大改革成本的根本原因”。

“法律監督”本身應是一個法律概念，因此，對它的內涵的解讀也應當屬一個法律解釋的問題。因此，本文主張運用歷史解釋與比較解釋的方法來解決“法律監督”的真正內涵這樣一個法律解釋問題。對于運用比較解釋的方法來解釋“法律監督”的內涵，國內學者往往持否定態度，認為“法律監督”的概念是新中國法制史上的一個創造，是中國法律中的一個專門術語，因而不存在法治國家關于法律監督的一般概念。對法律監督的理解，也必須在中國法律的語境中尋求合理的解釋。本文認為，之所以會得出這樣的觀點，是因為：其一，論者默認了這樣一個前提，即認為中國的檢察制度承繼于前蘇聯，而前蘇聯的檢察制度與西方國家的檢察制度是迥然不同的，因此，中國的檢察制度與西方的檢察制度也不能相提并論；其二，論者在考證“法律監督”時，僅僅是將其作為一個詞條，因為在西方的法律中并不存在這樣一個“詞條”，而在前蘇聯法律中也沒有將“法律”與“監督”連用，從而得出其乃我國獨創的結論。

誠然，中國的檢察制度在設計上有許多不同于西方國家的特點，但各個國家都有不同的政治、社會、歷史環境，每個國家的法制建設也就都呈現出了自身的特殊性。可是，中國檢察制度的自身特色真的已經強大到了能夠否定其歷史傳承性的地步了嗎？本文認為，僅對中國檢察制度與籠統意義上的西方國家檢察制度做一個簡單對比就隨意割裂中國檢察制度與大陸法系國家檢察制度的歷史與理論傳承關系，將中國的檢察制度與大陸法系國家的檢察制度區別、對立起來，是缺少說服力的，這樣似乎是“為了區別而區別”。因此，要想對“法律監督”的內涵做出有說服力的解釋，必須要分析它與前蘇聯以及大陸法系國家檢察制度間的歷史聯系。另外，對于一個概念，不能僅從名稱上的唯一性就判斷它是一個獨創的新概念；對于一個概念的內涵的解釋，更不能脫離它背后的理論體系而單獨進行。“法律監督”實質是對我國檢察機關的功能性定位，雖然西方國家沒有“法律監督”這一概念，但是，檢察權的功能的理論仍然是存在的。所以，它們關于檢察權功能的理論自然也就可以成為“法律監督”的一個比較解釋上的范例。

（一）大陸法系國家檢察官的“國家權力的雙重控制”功能

德、法等大陸法系國家將檢察官的基本功能定位為“國家權力之雙重控制”，即“作為法律之守護人，檢察官既要保護被告免于法官之擅斷，亦要保護其免于警察之恣意”。也就是說，檢察官既要監督法官，又要控制警察。這一功能源于歐陸檢察官制創設之初的目的：一是廢除糾問制度，從而確立訴訟上的權力分立原則。封建時期的法國曾長期實行糾問式訴訟，糾問式訴訟所注重的是控制犯罪的效果，而并不是對被追訴人的人權保障，甚至可以不惜犧牲個人權利而僅追求有效地打擊犯罪。可是，由于刑訊逼供盛行，實際上糾問式訴訟根本不能有效打擊犯罪。同時，隨著自由派人士和信奉自由的法學家們不斷地以民主、自由、權利為基點對糾問式訴訟制度的不斷批判，“廢除糾問式訴訟，改采控辯式訴訟”也就成了法國大革命的重要任務之一。“創設檢察官制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在于透過訴訟分權模式，以法官與檢察官彼此監督節制的方法，保障刑事司法權限行使的客觀性與正確性。”因此，可以認為，檢察官制誕生之初的基本功能之一即是監督法官，防止法官集權擅斷。其二，控制警察活動的合法性、擺脫警察國家夢魘。德國等歐陸國家在歷史上都曾一度陷入“警察國家”的統治之中，所謂“警察國家”，就是和“法治國家”相對應的一種國家統治形態。在“警察國家”中，行政權（主要表現為警察權）無所不在。也正是為了防止“警察國家”的重現、實現法治國理想，德國才引入了法國檢察官制度，并試圖“以一受嚴格法律訓練及法律拘束之公正客觀的官署，控制警察活動的合法性，擺脫警察國家的夢魘。”也正是為此，德國在創設其檢察官制度過程中，導入了檢察官的“客觀公正義務”。同時，為了保證檢察官權力行使的客觀公正性，將法國原本屬于行政官的檢察官歸入了非審判官的司法官，從而使檢察機關脫離行政系統，附設于法院內。后來，包括法國在內的大陸法系國家紛紛仿效德國。其三，作為法律的守護人，保障民權。檢察官是法律的守護人，應使客觀的法意旨貫通整個刑事訴訟程序。也即，“檢察官不單單要追訴犯罪，更要搜集有利被告的事證，并注意被告訴訟上應有的程序權利。”綜上，在分析了檢察官制創設目的后可知，其基本功能是對審判權的制衡和對偵查權的控制，稱之為“國家權力的雙重控制”。對審判權的制衡，主要是通過檢察官對公訴權與上訴權的行使來實現；對偵查權的控制，則需要通過由檢察官來指揮監督警察偵查行為的合法實施，確認檢察官乃偵查程序之主導者的法律地位來實現。

（二）進行比較解釋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要想對中國檢察制度的“法律監督”概念做出有說服力的解釋，必須要分析它與前蘇聯以及大陸法系國家檢察制度之間的歷史糾葛。新中國成立后，由于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親緣性，中國檢察制度的建立和發展受到了前蘇聯檢察制度的極大影響。新中國檢察制度是以列寧的法律監督思想為理論基礎，借鑒前蘇聯的模式而建立起來的。雖然這一立法思路在“”期間被中斷，但在其后又重新得到了延續。可是，前蘇聯檢察制度也并非憑空而來，它是對俄羅斯帝國檢察制度的進一步改造，而俄羅斯帝國的檢察制度又是在引進了歐陸國家的先進司法體制后產生的，并不斷受到來自歐陸檢察體制的影響。因此，前蘇聯的檢察制度必然直接或者間接地體現著大陸法系國家檢察制度的一些基本理念和整體框架。同理，我國檢察制度也就與大陸法系國家的檢察制度之間有著不可否認的歷史傳承性。實質上，對于檢察機關的定位，前蘇聯同大陸法系國家的定位是基本一致的。在檢察機關的職權配置方面，除“一般監督權”外，其他職權尤其是刑事訴訟中的職權基本相同。前蘇聯將檢察機關的功能定位為“法律的維護者”、“法制監督”，其實不過是對歐陸法系國家檢察官“國家權力之雙重控制”功能的另一種表述，在監督法律實施、保證法制統一和保障公民人權等基本功能方面，并不存在著本質的不同。由此，大陸法系國家檢察官的功能定位當然也就可以成為解釋我國檢察機關功能定位的一個比較解釋上的范例。

通過前文的論述，本文認為，用“國家權力的雙重控制”來解釋我國檢察權“法律監督”功能的內涵是恰當的。即由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和人民法院進行“雙重權力控制”，這時，檢、警關系是一種偵查監督關系，檢、法關系是一種審判監督關系。首先，我國檢察機關關于“法律監督”的解釋是不具合理性的。除了前文所舉的學術界的質疑之外，還存在一個前提錯誤，即這種對全體公民（單位）的監督是違背人民主權原則的。因為，在一個共和國中，人民是絕不可能建立一個專門的監督機構來專門監督自己的行為的。在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決定了檢察機關無權監督人大，相反只能接受人大的監督。而人大是由人民選舉產生的，人大需要對人民負責，接受人民的監督。那么，我國檢察機關連人大都不能監督，又怎么能夠監督人民呢？而檢察機關之所以不能監督人大，恰恰就是因為人大是人民的代表機關，是民意的總代表，是民主的象征。其次，如前文所述，“法律監督”是對我國檢察權的功能的定位，而我國檢察制度與大陸法系國家檢察制度具有一定的歷史傳承性，用“國家權力的雙重控制”來解釋“法律監督”的具體含義和指涉并不存在壁壘。同時，也可以使諸多爭議問題得出一個妥當的結論。最后，這一解釋也并未超出我國《憲法》和《刑事訴訟法》文義的射程，同時也并沒有違背我國法律的整體精神。（本文作者：黃成單位：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