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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古史中的工商經濟,是古典經濟時代的一顆燦爛的明星。它的產生和發展,預示著人類社會將由農牧業經濟社會向日益發達的工商經濟社會發展。本文擬對古典工商經濟在奴隸社會的產生、特征、結構等新問題,略做比較探究。
一
奴隸制工商經濟源于氏族社會末期。史學界一般認為金石并用時代的開始,是手工業行業產生的標志。埃及是最早擁有手工業行業的國家。據文獻記載,埃及的巴達里文化約開始于公元前4500年,“巴達里居民能夠燒出一種質地良好的薄壁陶以及具有特色的黑頂陶,同時,織布、縫衣、編籃等也都達到相當水平。”[1(p.52)約開始于公元前3500-3100年的埃及格爾塞文化,也表明埃及已逐漸脫離石器時代。“這一時期在生產技術上的一個重大進步是冶金術的發明。這時已不再利用天然銅,而是用經過冶煉的銅來制造刀、鉆、斧、錛及匕首等工具和武器,并初步把握了金銀的加工和制作”。[1(p.53)
在埃及手工業出現的同時,兩河流域也進入了金石并用時代。約在公元前5000年后期,蘇美爾出現了銅制工具。公元前3100-2700年,蘇美爾的捷姆迭特·那色文化反映出兩河流域手工業發展的概況,“手工業以冶金(金銀銅)和制陶較為發達。這時期開始使用輪車、木船等運輸工具,并且應用了十進位和六十進位的計算制度。”[1(p.95)
中國進入青銅器時代要比埃及和兩河流域晚些。不少古代傳說都提到夏代鑄造銅器的事,“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2(p.121)“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鑄于昆吾”[3(p.135)這些傳說反映出中國從夏代開始由石器時代進入了銅器時代。
古希臘稍晚于中國進入銅器時代。古希臘的青銅文化主要見于盛傳著的愛琴文明、克里特文明和邁錫尼文明等等。約在克里特文明時期,古希臘的“青銅器已相當發達。手工業和農業也已分離。考古發現的青銅雙面斧、短劍、長劍以及金質和銀質的碗等工藝品,都很精美。用陶輪制造的彩繪陶器尤為聞名,所謂卡瑪瑞斯式的瓶(以發現地命名)是其代表。瓶薄如蛋殼,瓶面繪有鮮麗的動植物圖案,生動逼真。”[1(p.196)
金石并用是氏族社會解體和奴隸制社會形成的時代。青銅器、陶器和紡織手工業的出現,起到了加速私有制程度和促進奴隸制形成的功能。雖然東西方各國手工業產生的時間條件有所不同,但是發展趨向是完全相同的。商業的產生比手工業早。商業是隨著農牧業剩余產品的出現和原始交換關系的產生而產生的。原始的交換關系只限于各部落、部族、村社之間,由首領或頭人主持的物物交換。東西方古代商業的產生和發展由于生產力程度和環境不同而又有所區別。
埃及的格爾塞文化(約公元前3500-3100年)反映了古埃及的商業和貿易的一般情況。據文獻記載了當時“商業貿易不但在國內進行,而且同國外,非凡是巴勒斯坦、敘利亞地區,也有了交往。”[1(p.53)兩河流域的商業不夠發達,但“商業交換已經發生,商人已經出現。”[1(p.95)
中國早在傳說的堯舜時代就出現了商品交換關系。“北用禺民之玉,南貴江海之珠。”“散其邑粟和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4(p.215)舜在充當部落首領之前,也曾親自“販于頓丘”。這些記載說明,我國在遠古時代就有了原始的交換關系。
古希臘商業貿易產生于克里特文化時期(約公元前3000-1200年)。據文獻記載,“克里特在這時也有繁盛的商業。貿易往返使它接觸到埃及和西亞的古老文化。從王宮的高處,我們可以隱約看到諾薩斯城北的港口,那里舟蟻如織,和愛琴海諸島、希臘大陸、埃及、西亞、塞浦路斯島以及西地中海進行繁忙的交易”。[5(p.5)
原始交換關系的出現和手工業產品的日益增加、貿易范圍的擴大,使氏族社會經濟走向瓦解。恩格斯指出,由于商品生產和普通化,“于是商品形式和貨幣就侵入那些為生產而直接結合起來的社會組織的內部經濟生活中,它們逐一破壞這個社會組織的各種紐帶,而把它分解為一群群私有制生產者。”[6(p.661)這是商品交換關系發展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二
奴隸制確立后,手工業、商業經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手工業逐漸形成一支產業行業,出現了許多官營、私營的手工作坊和工場,也出現了家庭手工業。商業活動已不限于職業商人,手工業生產者和農牧業生產者也直接經營和出賣自己的剩余產品。城市和水陸交通樞紐是奴隸制工商經濟和貿易的主要集散地。
奴隸制國家手工業、商業的發展,都經歷了奴隸制產生、發展和衰亡的歷史。但各自有不同的發展經歷和特征。公元前2686年,埃及建立了統一的奴隸制專制王朝。上下埃及的統一和中心集權的建立,使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有了可靠的保證。埃及工商經濟的發展大體經歷了4個歷史時期。約當公元前2686年,在埃及進入古王國時期,手工業主要有石材、木材、金屬(主要是銅器)紙草等材料加工業,紡織業也發展到相當水平。當時,造船業開始興起,法老多從黎巴嫩運來上等松木,建造許多船只。商業貿易也十分活躍,除上下埃及建立了商業貿易關系外,法老屬下的官商還直接經營對外貿易,并時常派出武裝的商業遠征隊去掠奪努比斯的黃金、塞浦路斯的銅、黎巴嫩的木材等等。這時用作交換物的等價物還未統一,有時是某種實物,有時是銅塊。手工業、商業被嚴格地控制在法老和權貴之下。法老和權貴的農莊,“設有制陶、鍛冶、木作、織布、珠寶等作坊,亦各有不同工匠。”[1(p.60)
當古埃及進入中王國時期,手工業有較明顯的發展。其特征是銅器制造業和紡織業發達。這時的冶金、鍛造已把握了銅的熔點和質地技術,可以根據生產需要制造工具。同時,還出現了紡織用的平式亞麻織布機和燒制玻璃行業。在商業方面,城鄉交換日益頻繁。造船業的發展為商業提供了水上運輸條件,貿易的最遠點已達巴比倫。
當古埃及進入新王國時期,手工業、商業又有了相當的發展。冶金工藝采用了改革后的皮革制腳踏風箱,提高了工效。金屬制器除青銅器外,已從赫梯輸入了鐵。鑄造作坊也有明確分工,“某一鑄造作坊有十二名工匠,制出斧、鋸、鋤、小刀、錘、劍、短刀、戰斧、矛、箭以及其他祭神用的器皿,并發現了‘六合金’的字樣”。[1(p.72)并且有些手工業作坊的規模,也得到了明顯地擴大。此外,埃及的紡織業出現了立式織布機,比此前的平式織布機又有改進。燒制玻璃的作坊能造出彩色玻璃器皿,造船業出現了帆船。裝飾品工藝也相當精致。從法老吐坦卡蒙陵墓中出土的那些精美的裝飾品,如金線編成的項鏈,鑲有各種寶石的金耳環等,都說明這一時期的工藝技巧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埃及的商業在新王國時期也出現了高漲。尼羅河上下城市間的貿易往來十分頻繁,商業貿易活動遠達愛琴海地區和希臘半島。“從克里特的諾薩斯和南希臘的邁錫尼,都發現新王國的手工業品。包括黃金、象牙制品和陶器等。同時,在埃及也出土了當時愛琴海諸島的產品”。[1(P73)對外貿易的擴大和交換種類的增加,是這一時期商業的主要特征。“努比亞和彭特(紅海西岸沿岸一帶)的金銀、象牙、香料,敘利亞的木材,兩河流域的織物、油類、馬匹以及奴隸,都是埃及人從事交換的對象。”“埃及輸出的物品還包括糧食、布匹和衣服。”[1(p.73)不過,商業的發達,并沒有使埃及的貨幣發展起來,交換常以金屬塊充作等價物。新王國時期的商業活動。把握在國家手里,對外貿易常伴之軍事掠奪。
公元前1085年,古埃及進入后期埃及時期,手工業、商業仍然十分興旺。自公元前1000年左右,鐵器在埃及普遍使用,青銅鍛造工藝和技巧也有明顯提高。商業活動又有擴大,“埃及的紡織品、陶瓷以及金銀裝飾品等,大宗輸往西亞各地和愛琴海一帶。希臘和腓尼基商人爭著到埃及做生意。為了發展海外貿易,公元前600年左右,法老尼科曾下令在尼羅河和紅海之間開鑿一條運河(未竣工)。據說還建造大船,環繞非洲航行。由于商品交換需要,從第二十二王朝開始用銀條充作等價物,并帶有‘鑄造’‘精煉’之類的印記,這是鑄幣的萌芽。國內外商業的興盛,促進了高利貸的發展。農民失去土地,窮人淪為債務奴隸的,大有增加”。[1(p.82)
埃及是東方奴隸制專制的國家。專制特征在工商經濟中也有所體現,即它的工商經濟不是由平民和手工業勞動者以及職業商人組成,而是法老屬下的官營工商業和阿蒙神廟控制下的僧侶工商業占優勢。這是古埃及工商經濟的一個主要特征。
兩河流域奴隸制工商經濟的發展比埃及較為復雜。這主要是由于兩河流域國家的發展歷史縱橫交錯,便造成奴隸制工商經濟的復雜性。只是到了烏爾第三王朝時,手工業和商業貿易才有所發展,白銀已成為商品價值公認的尺度。工商經濟的所有權和經營權歸國王所有,國家對糧油、羊毛等重要商品規定價格。這種情況在早期奴隸制時期是比較少見的。這表明當時的中心集權達到了強化的程度。
當古巴比倫王國建立后,它的工商業經濟比較發達。據《漢穆拉比法典》記載,當時的手工業已經有制陶、織布、木作、皮革、造船、制磚、建筑等等。手工業作坊主要由國王和神廟開設。“商業貿易對外對內都很發達,神廟、甚至國王本人親自洽談大規模的交易。”由于國內外商業的發展,銀和銅越來越成為一般交換的媒介物,但鑄幣仍未出現。[1(p.109)到公元前605年,迦勒底人建立了新巴比倫王國后,手工業、商業掌握在十分強大的祭司、商人高利貸者集團手中。他們“從事工商活動,如開設店鋪和和高利貸代辦所,組織商隊貿易。”并在工商業中實行了一些新的經營和剝削方式,如允許有技能的奴隸獨立經營手工業作坊及小店鋪,這些奴隸可單獨和自由民訂立契約。但“他們每年必須向主人繳納一般為奴隸身價五分之一的年貢,名曰‘曼達圖(Mandattu)’。另外還要繳納一部分收入,作為主人貸款的利息”,[1(p.121-122)這種剝削奴隸的方式,較以前有一定進步意義。新巴比倫的手工業和商業一度呈現出繁榮的景象,京城內聚集了來自亞非各地的商人,人口多達十萬余眾。
中國和埃及、兩河流域奴隸制工商經濟的發展過程比較相似。中國在夏代進入奴隸制社會,手工業和商業開始起步。據文獻資料記載,夏代除青銅冶煉、鍛造行業外,陶制行業也比較發達,黑陶多是輪制、種類比較多,工藝也相當精細。紡織行業也開始使用骨梭和陶制紡輪,工效亦相當顯著。在進入奴隸制的商代,手工業種類很多,而且分工頗細。殷墟曾發現石工、玉工、骨工、銅工場所,可以制造各種兵器、禮器、骨器和其他藝術品。此外,“如皮革、釀酒、舟車、土木營造、飼蠶、織帛、制裘、縫紉等,均見于甲骨文。”[7(p.45)青銅鑄造是商代手工業行業中的主要行業。當時的青銅鑄造已經擁有比較高的技術水平。如安陽出土的司毋戊方鼎,重達400多公斤,鑄造這樣的大器,若沒有豐富的冶鑄經驗是不能設想的[8(p.22)。由此可見商代青銅制造業是相當發達的。商代的貿易關系以物物交換為主。在部分地區已流行貨幣。從二里頭遺址發現的石貝、骨貝、海貝,可以認為“貝”在交換中起到了商品交換價值的功能。殷虛后岡出土的一個商代銅鼎嗣子鼎,就有“丙午,王商(賞)戍嗣子貝甘朋”的銘文,即賞賜二百枚貝。由于海貝數量少,不能滿足商業發展的需要,于是又出現了骨貝、銅貝。1958年在殷墟大司空村發掘中,就發現仿照海貝鑄成的銅貝。銅貝是世界上已發現的最早的金屬貨幣。商代銅貝的出現,標志著當時的商品交換關系發展到了新的階段。
到了西周,工商經濟在夏、商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的發展。當時不僅青銅器已普遍應用,而且制造的也更精美,造型樸實。西周后期,青銅器的鑄造,不論在數量上、品種上、銘文字數上,都超出了西周前期。在制器技術方面也有顯著變化,一付陶范可以連鑄數器。張家坡出土的釉陶殘片,燒成溫度達攝氏1200度,吸水性很弱,已接近瓷器。屯溪出土的釉陶器,也表現了較高的工藝水平。車的廣泛應用,反映了西周木工、金工、漆工、皮革工等組合技術水平有了顯著提高。西周的商業,仍處于物物交換和貝幣交換的階段,主要商品有奴隸、牛、馬、兵器和珍寶。西周手工業、商業的經營特征是官營占支配地位。自周天子以下,大小諸侯,以至當權的大家族,都擁有各自的手工業作坊,并設分門別類的專官。在號稱“百工”的組織下,進行專業管理,驅使手工業奴隸按規定生產成品,無償地剝奪勞動果實。
中國奴隸制工商經濟和古代埃及、兩河流域的奴隸制工商經濟相比較,存在著明顯的不足。手工藝產品和種類比較少,商業貿易的范圍也較小,國際間的貿易極其少見。剩余產品銷路狹窄,加之官營商業的壟斷,商品貿易的功能始終未能使中國奴隸制手工業、商業和農牧業經濟振作起來。
三
古希臘工商經濟的發展過程和東方的古埃及、兩河流域、中國有很大的不同。古希臘在公元前8世紀至4世紀之間,形成了奴隸制工商經濟鼎盛的時代。
古希臘奴隸制工商經濟主要表現為城邦經濟。城邦形成于荷馬時代,是城市和原始村落的結合體。公元前8世紀,古希臘全境約有200多個城邦。城邦之間相互獨立,各自為政。雅典、米利都、科林斯等城邦是古希臘工商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其中尤其以雅典為最著。據記載,在公元前7-6世紀,雅典的手工業和商業就有了顯著的發展。其精美的陶器,遠銷尼羅河口、意大利半島和小亞細亞。此外,釀酒業和榨油業,也很興盛。隨著海外貿易的發展,造船業也有了進步。這些經濟上的連銷似的變化,使雅典逐漸成為手工業和商業的中心。[5(p.53)雅典工商經濟的發達,證實了這一時期的奴隸制度有了很大發展,出現了新的富有工商階層。城邦工商經濟的發展,又推動了奴隸制由低級形態向高級形態過度。
古希臘雅典城邦工商經濟獲得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工商奴隸主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經濟發展的政令。梭倫出任執政官。梭倫經商起家,曾以“財貨唯吾愿”的詩句來表達自己的愿望。他鼓勵外邦手藝工匠移入雅典,規定做父親的必須教兒子學會一種手工藝。為了保證雅典的糧食供給,梭倫還頒布法令,限制谷物出口。不僅如此,為了使雅典城邦工商經濟得以發展,他又頒布了培植林木和改善澆灌的法令。從而,一方面有利于橄欖和葡萄等經濟作物的種植和經營;另一方面也為榨油、釀酒等手工業提供了加工原料。和此同時,梭倫還積極進行政治改革,以鞏固工商階層的利益。梭倫改革,打擊了世襲貴族在政治上的壟斷地位,為非貴族出身的新興富有階層開辟了取得政治上統治地位的途徑。繼梭倫改革之后,公元前541年,庇昔特拉圖執政。庇昔特拉圖大體上沿襲了梭倫改革的方向,堅持實施農貸制度,資助貧苦農民發展橄欖和葡萄種植。和此同時,庇昔特拉圖還積極發展海外商業,建立海軍艦隊,控制海上通道,以此來推進海外貿易。這樣,雅典的手工業品既可順利無阻地遠銷到黑海沿岸,又可以把黑海地區的糧食源源不斷地運往雅典。所以庇昔特拉圖“當政時代也就成為雅典工商業向上昂揚的時代。”克利斯梯尼他執政后,試圖以立法的方式鞏固自梭倫以來工商階層所取得的政治、經濟利益,并把從梭倫改革以來的雅典社會經濟和政治的發展,歸結于奴隸制民主國家的穩固形成,歸結于殘余氏族制度的徹底消滅。從這時起,雅典奴隸制國家跨上一個新的階段,使擁有大量生產奴隸的工商業主成為國家的主人。
雅典工商經濟發展和海外擴張密切相關。雅典和波斯圍繞愛琴海商路所有權新問題產生的矛盾,終于爆發了希波戰爭。雅典戰勝波斯后,控制了黑海咽喉,壟斷了愛琴海上的商務活動,并征服了雄踞東北航線中心的塞勒斯島,解放了卡里亞和利西亞一帶的希臘城邦。雅典海上實力的增強,為工商經濟的發展打開了通向世界的門戶。
希臘波斯戰爭之后,希臘的工商業城邦進入了繁榮時期。雅典的手工業發展成二十幾種行業,并且各行業內部分工細致。從而,雅典的制陶業,建筑業、冶金業以及造船業,都很發達。科林斯城邦的紡織品和毛毯;米利都的紡織品和家具是十分暢銷的手工業產品。此外,古希臘采掘業、農牧產品加工業等,也都有發展。古希臘的商業呈現十分昌盛的景象。每個城市都有集市場地,海外貿易更為發達,雅典的皮里優斯已成為愛琴海上的聞名商港。由于商業的發展,金屬匯兌業隨之出現。因各城邦間錢幣不同,因而市場上產生了銀錢交換攤。后來,發展為金融業,經營借貸、抵押和匯兌等業務。抵押借款利息為12%,商業借款利息為16-18%,海上貿易借款利息為30%。在雅典、科林斯等工商業發達的城邦,商品生產、貨幣經濟相當發達。但是,奴隸制經濟本質上還“保持著一個自然經濟的要素。”[9(p.171)
古希臘奴隸制工商經濟和古埃及兩河流域、中國奴隸制工商經濟的發展相比較,具有不同的特征。首先,古希臘奴隸制工商經濟雖然本質上具有傳統自然經濟的要素,但形式上已處于十分活躍的經濟地位。土地的買賣也已興起,并且產生了經營地產的商人。這是自然經濟受到商品交換關系沖擊后的一個規律性的變化。這種情況在東方的奴隸制國家中比較少見。東方奴隸制國家在主導方面,工商經濟的發展程度,還遠未從根本上沖破土地‘王有’的格局限制,土地的買賣關系只是在奴隸制行將解體時期才出現,而且數量不多,交換形式也比較簡單,還沒有形成經營地產的行業和階級。因此,東方奴隸制經濟的本質和形式都是自然經濟要素,工商經濟只是農業經濟的附著物。
其次,古希臘的商業已發展成為帶有國際性的商務活動。古希臘擁有發達的國際商港和商路,手工業和一部分農業產品主要用于交換,商品的輸出和輸入活動遠達歐、亞、非三大洲。埃及、兩河流域的商務活動,雖然也達到海外,但就是其規模、數量和發達狀況來說,都不可和古希臘相提并論。中國奴隸制時代的商務特征是陸路型的,缺乏通往海外的良港和商路。
第三,古希臘工商經濟的發展,出現了工商階層并且建立了民主制度。古希臘奴隸制民主政治制度是建立在發達的手工業、商業和農牧業基礎之上的。當然,雅典奴隸制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有其獨特的歷史原因。但是,奴隸制民主政治制度發展的真正動力是工商行業的興起,和造就了一大批有所作為的工商奴隸主階級。他們使雅典從原始的傳統、世襲貴族政治中解脫出來,建立了古典的先進的民主政治制度。和此不同,東方奴隸制度是建立在不夠發達的農牧業經濟,和十分微弱的工商經濟基礎之上。工商行業多屬官辦。工商奴隸主貴族雖然有機會參和國家政事,但是由于工商業不發達,工商奴隸主很難形成一支可和專制政治力量抗衡的政治勢力。因此,東方的工商奴隸主只能服從于專制帝王的需要,而不能根據工商業發展的要求改弦易轍。
古埃及、兩河流域、中國和古希臘奴隸制工商經濟的發展,歸根結底,是奴隸制度發展的結果。奴隸制度發展的顯著特征是奴隸在社會各個領域中被廣泛使用。古埃及新王國時期,“除在王室、顯貴和寺廟大經濟中擁有成千上萬的奴隸外,在屬于中等階層的人們,如中下級官吏、商人、普通祭司和軍官等中間,有些人亦能占有幾十個奴隸。”[1(p.74)同時,奴隸被廣泛用于農業、建筑業和各種手工業作坊。“根據公元三世紀的文獻,雅典的奴隸曾達到四十萬人”希波戰爭之后,雅典手工業行業普遍使用奴隸勞動。[5(p.53)奴隸還被大量的使用于采礦業,屬于雅典國家的勞里厄模銀礦就有成千上萬的奴隸。[5(p.54)此外,在農場、采石場、公共建筑地、商業和運輸部門以及奴隸主的家庭,也使用各種奴隸。在奴隸時代,是無數的奴隸創造了奴隸制經濟的繁榮。
馬克思主義認為,奴隸制度在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上有重要功能。“只有奴隸制才使農業和工業之間的更大規模的分工成為可能,從而為古代文化的繁榮。……創造了條件。”[6(p.661)因此,我們的全部經濟、政治和聰明的發展,是以奴隸制既為人所公認、同樣又為人所必需這種狀況為前提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理由說摘要:“沒有古代的奴隸制,就沒有現代的社會主義。”[6(p.661)總之,奴隸制工商經濟作為奴隸制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于促進古代奴隸制度的發展和促進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乃至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功能。世界上古史中的工商經濟,是古典經濟時代的一顆燦爛的明星。它的產生和發展,預示著人類社會將由農牧業經濟社會向日益發達的工商經濟社會發展。本文擬對古典工商經濟在奴隸社會的產生、特征、結構等新問題,略做比較探究。
一
奴隸制工商經濟源于氏族社會末期。史學界一般認為金石并用時代的開始,是手工業行業產生的標志。埃及是最早擁有手工業行業的國家。據文獻記載,埃及的巴達里文化約開始于公元前4500年,“巴達里居民能夠燒出一種質地良好的薄壁陶以及具有特色的黑頂陶,同時,織布、縫衣、編籃等也都達到相當水平。”[1(p.52)約開始于公元前3500-3100年的埃及格爾塞文化,也表明埃及已逐漸脫離石器時代。“這一時期在生產技術上的一個重大進步是冶金術的發明。這時已不再利用天然銅,而是用經過冶煉的銅來制造刀、鉆、斧、錛及匕首等工具和武器,并初步把握了金銀的加工和制作”。[1(p.53)
在埃及手工業出現的同時,兩河流域也進入了金石并用時代。約在公元前5000年后期,蘇美爾出現了銅制工具。公元前3100-2700年,蘇美爾的捷姆迭特·那色文化反映出兩河流域手工業發展的概況,“手工業以冶金(金銀銅)和制陶較為發達。這時期開始使用輪車、木船等運輸工具,并且應用了十進位和六十進位的計算制度。”[1(p.95)
中國進入青銅器時代要比埃及和兩河流域晚些。不少古代傳說都提到夏代鑄造銅器的事,“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2(p.121)“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鑄于昆吾”[3(p.135)這些傳說反映出中國從夏代開始由石器時代進入了銅器時代。
古希臘稍晚于中國進入銅器時代。古希臘的青銅文化主要見于盛傳著的愛琴文明、克里特文明和邁錫尼文明等等。約在克里特文明時期,古希臘的“青銅器已相當發達。手工業和農業也已分離。考古發現的青銅雙面斧、短劍、長劍以及金質和銀質的碗等工藝品,都很精美。用陶輪制造的彩繪陶器尤為聞名,所謂卡瑪瑞斯式的瓶(以發現地命名)是其代表。瓶薄如蛋殼,瓶面繪有鮮麗的動植物圖案,生動逼真。”[1(p.196)
金石并用是氏族社會解體和奴隸制社會形成的時代。青銅器、陶器和紡織手工業的出現,起到了加速私有制程度和促進奴隸制形成的功能。雖然東西方各國手工業產生的時間條件有所不同,但是發展趨向是完全相同的。商業的產生比手工業早。商業是隨著農牧業剩余產品的出現和原始交換關系的產生而產生的。原始的交換關系只限于各部落、部族、村社之間,由首領或頭人主持的物物交換。東西方古代商業的產生和發展由于生產力程度和環境不同而又有所區別。
埃及的格爾塞文化(約公元前3500-3100年)反映了古埃及的商業和貿易的一般情況。據文獻記載了當時“商業貿易不但在國內進行,而且同國外,非凡是巴勒斯坦、敘利亞地區,也有了交往。”[1(p.53)兩河流域的商業不夠發達,但“商業交換已經發生,商人已經出現。”[1(p.95)
中國早在傳說的堯舜時代就出現了商品交換關系。“北用禺民之玉,南貴江海之珠。”“散其邑粟和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4(p.215)舜在充當部落首領之前,也曾親自“販于頓丘”。這些記載說明,我國在遠古時代就有了原始的交換關系。
古希臘商業貿易產生于克里特文化時期(約公元前3000-1200年)。據文獻記載,“克里特在這時也有繁盛的商業。貿易往返使它接觸到埃及和西亞的古老文化。從王宮的高處,我們可以隱約看到諾薩斯城北的港口,那里舟蟻如織,和愛琴海諸島、希臘大陸、埃及、西亞、塞浦路斯島以及西地中海進行繁忙的交易”。[5(p.5)
原始交換關系的出現和手工業產品的日益增加、貿易范圍的擴大,使氏族社會經濟走向瓦解。恩格斯指出,由于商品生產和普通化,“于是商品形式和貨幣就侵入那些為生產而直接結合起來的社會組織的內部經濟生活中,它們逐一破壞這個社會組織的各種紐帶,而把它分解為一群群私有制生產者。”[6(p.661)這是商品交換關系發展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二
奴隸制確立后,手工業、商業經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手工業逐漸形成一支產業行業,出現了許多官營、私營的手工作坊和工場,也出現了家庭手工業。商業活動已不限于職業商人,手工業生產者和農牧業生產者也直接經營和出賣自己的剩余產品。城市和水陸交通樞紐是奴隸制工商經濟和貿易的主要集散地。
奴隸制國家手工業、商業的發展,都經歷了奴隸制產生、發展和衰亡的歷史。但各自有不同的發展經歷和特征。公元前2686年,埃及建立了統一的奴隸制專制王朝。上下埃及的統一和中心集權的建立,使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有了可靠的保證。埃及工商經濟的發展大體經歷了4個歷史時期。約當公元前2686年,在埃及進入古王國時期,手工業主要有石材、木材、金屬(主要是銅器)紙草等材料加工業,紡織業也發展到相當水平。當時,造船業開始興起,法老多從黎巴嫩運來上等松木,建造許多船只。商業貿易也十分活躍,除上下埃及建立了商業貿易關系外,法老屬下的官商還直接經營對外貿易,并時常派出武裝的商業遠征隊去掠奪努比斯的黃金、塞浦路斯的銅、黎巴嫩的木材等等。這時用作交換物的等價物還未統一,有時是某種實物,有時是銅塊。手工業、商業被嚴格地控制在法老和權貴之下。法老和權貴的農莊,“設有制陶、鍛冶、木作、織布、珠寶等作坊,亦各有不同工匠。”[1(p.60)
當古埃及進入中王國時期,手工業有較明顯的發展。其特征是銅器制造業和紡織業發達。這時的冶金、鍛造已把握了銅的熔點和質地技術,可以根據生產需要制造工具。同時,還出現了紡織用的平式亞麻織布機和燒制玻璃行業。在商業方面,城鄉交換日益頻繁。造船業的發展為商業提供了水上運輸條件,貿易的最遠點已達巴比倫。
當古埃及進入新王國時期,手工業、商業又有了相當的發展。冶金工藝采用了改革后的皮革制腳踏風箱,提高了工效。金屬制器除青銅器外,已從赫梯輸入了鐵。鑄造作坊也有明確分工,“某一鑄造作坊有十二名工匠,制出斧、鋸、鋤、小刀、錘、劍、短刀、戰斧、矛、箭以及其他祭神用的器皿,并發現了‘六合金’的字樣”。[1(p.72)并且有些手工業作坊的規模,也得到了明顯地擴大。此外,埃及的紡織業出現了立式織布機,比此前的平式織布機又有改進。燒制玻璃的作坊能造出彩色玻璃器皿,造船業出現了帆船。裝飾品工藝也相當精致。從法老吐坦卡蒙陵墓中出土的那些精美的裝飾品,如金線編成的項鏈,鑲有各種寶石的金耳環等,都說明這一時期的工藝技巧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埃及的商業在新王國時期也出現了高漲。尼羅河上下城市間的貿易往來十分頻繁,商業貿易活動遠達愛琴海地區和希臘半島。“從克里特的諾薩斯和南希臘的邁錫尼,都發現新王國的手工業品。包括黃金、象牙制品和陶器等。同時,在埃及也出土了當時愛琴海諸島的產品”。[1(P73)對外貿易的擴大和交換種類的增加,是這一時期商業的主要特征。“努比亞和彭特(紅海西岸沿岸一帶)的金銀、象牙、香料,敘利亞的木材,兩河流域的織物、油類、馬匹以及奴隸,都是埃及人從事交換的對象。”“埃及輸出的物品還包括糧食、布匹和衣服。”[1(p.73)不過,商業的發達,并沒有使埃及的貨幣發展起來,交換常以金屬塊充作等價物。新王國時期的商業活動。把握在國家手里,對外貿易常伴之軍事掠奪。
公元前1085年,古埃及進入后期埃及時期,手工業、商業仍然十分興旺。自公元前1000年左右,鐵器在埃及普遍使用,青銅鍛造工藝和技巧也有明顯提高。商業活動又有擴大,“埃及的紡織品、陶瓷以及金銀裝飾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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