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資本金融資本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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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解放前我國農村在“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基本矛盾制約下，逐漸出現了土地占有權逐漸分散、而使用權相對集中的趨向。由于高地租率的壓力，土地使用權實際上只能向生產能力強的自耕農（亦即中農和富農）集中。因此，早在解放前土地產權即已經是“兩權分離”了，這其實也是使資源配置相對合理從而穩定農業生產的重要的制度因素。小農的基本行為取向是盡可能多地租種土地，以“勞動替代資本”投入來增加剩余、從而穩定農業生產；但同時又會使人口隨之不斷增加，落入發展經濟學指出的“增長陷阱”［2］。我們熟悉到，土地占有上的不平等不是農村貧困、小農破產的主要原因。
本篇的分析使我們進一步熟悉到摘要：舊中國發生農民革命的直接原因是農民貧困和農業破產，但從本質上看，最主要的原因是工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對農村的過量剝奪。國家以工業化為目標必然會從農業提取剩余，然而小農經濟條件下的農業剩余太少且高度分散，和工業化目標相沖突。在工商業發展的拉動下農業商品率不斷提高，為商業和金融資本進入農村經濟打開了大門。而在這兩種能夠和地主經濟結合的大資本過量榨取小農剩余的功能下，農村經濟必然衰敗。因此，真正造成農民貧困和農業破產的主要因素，其實是商業資本的“剪刀差”和金融資本的高利貸。
近年來隨著我國農業結構大幅度調整、商品率不斷提高，農村高利貸多有發生，農產品國際貿易和國內流通的新問題也愈益復雜，這些都曾在本世紀初葉發生過。因此，探究中國發展新問題的人們有必要以史為鑒。無論今人采取什么途徑追求現代化，都應記取工商業和金融資本剝奪農民導致農村衰敗的歷史教訓。
一、農業種植結構的市場化
隨著19世紀中葉帝國主義進入中國形成的買辦工業，以及洋務運動以后官僚資本和城市以輕紡、食品為主的民族工業興起，中國農村種植結構不斷調整，農產品商品率增加。黃宗智［3］曾經分析道摘要：“中國農業在19、20世紀，成為世界商品市場的一部分，國際需求大大刺激了幾種主要經濟作物的種植——像茶、絲、棉、糖、花生和大豆。對冀-魯西北區而言，棉花和花生處于非凡重要的地位。同時，因國際需求而擴大的生產，有的后來又被國際競爭所侵蝕……商品化了的中國農業，不再只受國內市場動向的影響，同時也受世界性市場的下降影響”。一般認為，這對于傳統農業而言，當然是歷史性的進步。
但是，在人地關系不可能改善的制約下，農業的種植結構調整意味著比較利益低下的糧食作物種植面積下降，無地少地的貧苦農民滿足基本生存的自給自足能力隨之下降，農業和農村經濟社會的穩定也隨糧食的自給能力下降而難以保障。
1種植結構的變化
農業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表現為農民從種植用于自給的糧食作物逐漸向種植經濟作物轉變。比如，河北、山東的植棉面積明顯增長（見表1）摘要：
需求彈性較大而且受市場需求制約的經濟作物面積擴大，改變了傳統農業的穩態結構。黃宗智［4］指出，“冀-魯西北地區植棉比例，多至占總耕地面積的30％以上，還有許多占10％至30％……這樣的種植規模，足以改變當地村莊的經濟、社會以及政治結構”。而河北花生的播種面積，1914－1918年達200萬畝以上，到30年代，已超過400萬畝。山東則由1920年的200萬畝增加到30年代的500萬畝。山東章丘和濟陽縣，花生種植達耕地面積的50％和40％，1924年有約90％的收成輸出，大部分經青島遠銷至馬賽等地［5］。
2糧食新問題摘要：面積下降和輸入增加
20世紀以來，隨著經濟作物、園藝作物面積擴大，糧食作物面積在逐漸縮小。
25年間的種植結構變化是摘要：經濟作物的比例上升明顯，而糧食作物除玉米產量大而不斷上升外，基本處于下降趨向。本世紀初葉糧食輸入的提高幅度大于經濟作物輸出。輸入糧食中，以經過加工的大米的增長幅度為最高，小麥次之，表明隨經濟作物增加，主要糧食需求只能靠增加輸入來解決。農業的穩定性在商品化進程中退居次要地位。
3農業的專業化區域種植
資料顯示，20～30年代全國逐漸形成了專業化程度較高的農業種植區域。如蘇、鄂、魯、冀、豫、陜、浙為主要棉產區；皖、贛、閩、浙、湘、川、滇為主要茶產區；浙、粵、蘇、川、鄂、湘、魯、冀為主要蠶桑區，其中以浙粵為最大；魯、豫、皖、滇為煙草產區，主要種植美國煙草；東北為大豆產區；魯、冀、粵、鄂、蘇、桂為花生產區；長江流域為米產區；東北、魯、冀、川、豫是小麥集中區。由此可以認為，我國傳統農業的經濟、社會以及政治結構，因為專業化的生產和商業化的交換日益普遍而在不斷改變之中。占有土地較多的農民在種植結構調整中，逐漸向追求貨幣收入的行為取向轉變。
二、農業商品率和農村經濟的商品化
19世紀以來種植結構的調整，促進了農產品的商品率不斷提高，而且區域差別和年際波動顯著。民國時期我國農村經濟的商品化程度已經達到相當的水平。這一商品化程度可以從農產品自給、銷售和購買各占的比例，以及生活資料自給和購買的比例等指標中看出。
1農業商品率的提高及區域差別
卜凱［6］的調查表明，1921～1925年中國17處調查地的農產品總產量中自用和銷售的比例達47.4∶53.6；其中北部為56.5∶43.5，而中東部非凡是東部的蘇浙一帶，農產物中自給和銷售之比為37.2∶62.8，浙江鎮海出售農產物的比例竟高達83.8%。另外值得注重的是年際波動，其中如河北鹽山1922～1923年變動達25%。這些數據可能偏高，但仍然能夠說明當時小農經濟自給自足的傳統特征已經發生很大變化。滿鐵的調查也說明，東北地區商品化程度相當高，而且耕作面積越大，商品化率越高。
另有資料顯示［7］，30年代全部農產品的商品率有所提高，惟獨糧食例外。1931～1937年間，全國的商品糧在糧食總產量中僅占18％。按照商品率高低排序如下摘要：小麥29％，高粱25％，土豆24％，玉米19％，大麥18％，大米15％，小米10％；其他為18％。值得注重的是，農業發達而且商品化程度較高的南方，大米的商品糧比例也相當低。這和南方在人地關系更為緊張的條件下經濟作物占地較多有關。
2農民的生活自給比例仍然較高
由于受剪刀差影響，農民生活資料中來自市場購買的比例，大大低于農產品銷售的商品率。卜凱［8］20年代的調查表明，相對于農產品商品率的不斷提高，農民在生活資料上基本上仍然處在半自給的狀況中，自給部分占65.9%，購買部分占34.1％；其中北部自給部分為73.3％，中東部58.1%,北方農村的自然經濟特色遠較南方濃厚。但是進入30年代以后上述情況有很大改變。農民生活資料商品率10年間有了明顯提高，而且南方更高于全國水平［9］摘要：全國農民消費的生活資料中購買來的糧食達35％，洋布29.9%，洋襪43％，煤油54.2%，肥皂34.1%，肥料26%，酒48.8%，香煙19.3%。而江浙農民從市場購買的各類生活用品的比率明顯高于全國水平，如浙江則為糧食53％，洋布51.9%，洋襪79.6%，煤油80.3%，肥皂81.5%，肥料52.4%，酒48.8%,香煙35.1%，可見南方沿海地區農村對市場的依靠程度更甚。
此外，東三省農民飲食品購買部分呈現出和耕地面積增加負相關的態勢，說明越是自給能力差的貧家（小于15坰）最基本的生活資料中購買部分越多［10］，所受的剝削越重。這和上文提到其農產品商品率和耕地面積增加呈正相關恰恰相反。
馮紫崗的《蘭溪農村調查》對購買的生活資料在各階級階層之間的分布情況有清楚的反映。以上數據說明，無論總計還是分類，從市場中購入生活資料的比重大體從地主到佃農依次遞減，但佃農兼雇農購入的生活資料的比重明顯偏高。其中，地主從市場購入總計達72.35%，佃農兼雇農達97％，雇農也達50.88%。貧富兩極的情況截然不同，地主能夠收取貨幣地租而且有支付能力；而佃農兼雇農則是由于從土地上獲取的剩余太少，燃料、飲食無法滿足最低需求。
3農戶收支的貨幣化程度
據卜凱［11］對全國七省17處各類農戶農場支出情況的調查表明，二三十年代，農戶收支的貨幣化程度并不比現在低。平均起來，現金支出在自耕農達43.9%，半自耕農為42.7%，佃農達39.4%。另一方面在農民收入中，現金收入比例平均已超過非現金收入，而且，半自耕農收入的貨幣化程度高于自耕農，而佃農又高于半自耕農。
瓦格勒本世紀初的山東調查反映了使用土地面積和現金收入的關系摘要：1913年山東膠州各類農戶現金收入對總收入的百分比排序摘要：42畝地的自耕農為38％，20畝地的佃農為28.6%，14畝的自耕農為24.5%。這也說明使用土地越多，收入的貨幣化程度越高。
種植結構調整、商品率提高和自給能力下降、收入貨幣化，農業和農村經濟這3個方面在20～30年代的重大變化，為工商業和金融資本進入農村經濟，以遠高于地租的剝削率榨取小農剩余提供了條件。
三、商業資本對農業的剝奪
商業資本作為從農業提取剩余的主渠道，對農民的剝削程度遠甚于地主的地租率，而且隨上文所述之農村經濟商品化提高而愈演愈烈。
1商業資本的剝削方式
嚴中平［12］概括了五種剝削方式摘要：
第一種是從農民手里購買農副產品時，利用各種欺詐手段，取得價格上、數量上及至幣值上的便宜。例如在山東、河北的煙產區，煙商用低估、壓秤、索取傭金、支付貶值輔幣、轉嫁捐稅負擔等等方式，使煙農所得實際價格僅為名義價格的70％，在安徽商城和鳳陽，只有50％左右。
第二種是商業資本和高利貸相結合，利用農民的弱點，用奴役的條件貸給現金、原料、日用品或生產工具，使農民以被人為壓低了的價格的農副產品抵償債務。如江蘇南通，外商將未成熟的棉花用“期買”的形式先行購買，其所估計的價格不及市價的30%～40%，若按利率計算，壓價在50％以上。又如在廣東茂名、東昌、陽山，有一種“放谷花”，谷價由當地商人估定，通常合市價的1/3。在茂名借1元，4個月還谷4斗，價值超過2元；東昌、陽山多3月貸款，6月收谷，3元債收谷一擔，約合5元。四川內江有“押青山”，以來年甘蔗預押和糖農（糖房），分期取款，普通較時價低20%～25%，若毫無收成，至少按平年3～4分付息，順延至下年交蔗。
第三種是用商品償付農民出售的農產品，一般是品質極劣的商品，“這種形式是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所有一般未發達的階段所特有的”。如四川滬縣、富順，有的蔗農以蔗和糖房換糖，每100斤僅換糖3斤。江蘇東臺，當棉花收摘無人收買時，棉農為生活所逼，不時拿棉花換糧食和副產品，折價籽花每擔5元，而以前的籽花是每擔20元左右。
第四種是用生產者必需的原材料償付農民出售的產品，以使農民同原料市場斷絕聯系，直接受制于商人。如江蘇南通，布商以棉紗向織戶換取土布，每包18支紗作價比現金購買時高出0.3～0.5元，而每匹大布作價又比現賣時壓低0.1～0.2元。
第五種是直接向農民分配原料，使商品生產者成了在家中為資本家工作的雇傭工人。河北高陽，織戶無錢及原料，托人介紹到布線莊領取紗來織布，織8.5斤白布單人工一項就要9角7分，而錢莊所給工資最多只有9角，平均為8角。
2價格剪刀差
衡量商業資本剝削程度的主要指標是價格差，一般用農民所得價格來反映。下表資料反映的是農民在終點市場所得的價格占銷地價格的百分比（見表7）。
從上表可以看出，盡管有經營費用，商人的剝削的程度仍然可觀。其中最低的僅為銷地價格的不到一半。嚴中平還認為，表中農民得到的價格無疑是高估了的，因為這些價格中間包括著農民運往市場的運輸費，也包括一些中間商販的利潤。而且由于商人的各種榨取手段，農民所得到的名義價格和實際價格還有一定的差距。陳翰笙的調查更表明，這種差距有時達1倍以上。
我們還可以通過各地鄉鎮農產品價格季節的指數變動來看商業資本活動的結果。商業資本在青黃不接時抬高價格，而在收獲后壓低價格，從這一高一低中商業資本謀取了超額利潤。由于農業生產和收獲的季節性特征，商業資本的活動可以使農產品價格成倍上漲，江西泰和的小麥價格指數差166.3%，湖北黃陂的小麥是144.9%，湖北遠安的黃豆價格差是120％。可見即使在農村基層的鄉鎮，市場交易也相當活躍，商業資本可以得到頗豐厚利潤。而分散的農民只能付出高價購買生活資料生產資料，出賣產品經常趕在低價時，所受的剝削也相當多。
個別地區的調查則更具體地反映出價格剪刀差的差距變化趨向。如江西南城縣農民所得物價和所付物價的變動，可以反映出20～30年代隨著工業化加速發展而出現的剪刀差擴大。
這些指數表明價格剪刀差在1937～1944年這8年間呈喇叭口狀的擴大趨向是明顯的。當然，抗戰期間通貨膨脹的影響不能排除，但是應該看到，農產品作為生活必需品，其在戰時的價格上漲本來是應該大于其他物品的。
由于在農業的商業化進程中工商業資本對小農經濟的過量剝奪，農村自然經濟日趨解體，農民的生產和生活越來越多地受制于市場，也必然無力承受市場供求變動和價格大起大落的摔打，許多人生活日趨艱困。如浙江蠶農無錢買桑葉，只得以糠果腹；甚至抱蠶入河。廣東順德50萬蠶農（占全縣人口50％），因絲價不及2/10，工料亦不足抵債而停工，20萬女工入廣州佃工或［13］。
四、農村借貸關系和金融資本活動
上文有關商業資本對農民的5種剝削方式中，已經涉及高利貸和商人結合的剝削程度遠甚于地租率的情況。本段專門討論金融資本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影響。
1農村借貸普遍化
民國時期農村借貸關系已經頻繁發生，據《農情報告》第二年第4期第30頁的材料，各地農村中農戶借款的家數達56％，借糧的家數也達48％。全國各省的情況如下摘要：
上表可見，最多的察哈爾省借款的家數達79％，借款最少的河南省也達41％；借糧農戶最多的廣西達58％；最少的綏遠、河北為33％。有的省借糧農戶相對少是因為土地資源相對寬舒、土地產出率較高或種植結構并未商品化，所以糧食的自給程度較高。
2各類農戶負債的差別
各地各類農戶負債不同。金陵大學農經系1934～1935年對各地農村共14地區852戶的調查表明平均負債發生率達71％，最高的安徽平均有80%農戶負債，最低的江西也有57%。
從不同農戶類別負債發生率比較來看，佃農高于半佃農，半佃農又高于自耕農，同農戶的貧困程度一致，越貧苦的農民發生借債的戶數越多。嚴中平匯集的同期資料也能反映這一趨向。
貧農的借債發生率在廣西蒼梧竟高達89.4%，最低的河北定縣也達63％。但負債和商品化程度的關系則比較復雜。
廣西蒼梧1934年借款和借谷戶在中農、富農和貧農之間的分布和上述情況不一致，借谷的農戶也是貧農多于中農，中農多于富農。但是，借錢戶高低排序則完全相反，富農達66.7%，不但多于中農，且成倍地高于貧農。這一方面說明擁有財產多少在借貸發生時所起的功能，可抵押財產越多信用程度高，越輕易得到貸款；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商品化程度越高的農戶信用活動越頻繁。
3農戶借貸用途
然而據金陵大學農經系1934～1935年的調查，農戶貸款90%以上主要用于生活，其中佃農借貸用于生活的比例高達94%；用于生產的只有半佃農較多一些，也僅為11.4%。
上文的剪刀差和這個資料結合分析，表明農業面臨雙重困境摘要：一方面農業產出低價賣出，農民除了勞動力之外對農業的其他要素投入較少；另一方面農民要高價購進生活用品，貸入資金也只能大多數用在生活急需上。這似乎形成了一個促使小農經濟衰敗的惡性循環。說明農業的商品化對農民而言并不一定是歷史的進步。
4借貸利率
1933～1934年一般性借貸的利率的統計顯示出借糧食年利高于現金借貸利率好多，多借用糧食的貧苦農民所受的剝削也更多。更嚴重的是借貸利率還在不斷增長之中。
本世紀初至30年代的25年間利率在農村一直處于不斷增長中。南方利率增長的幅度大于東北地區，按年度計算廣東臺山為最高，年增約24%。
表中數字表明，雖然存在年際波動，現金和糧食借貸的利率趨向都不斷增長。其中，私人利率最高，年利達132%；其次是抵押貸款。而合作社的利率盡管最低,1938年僅為1.2，1946年也增長為4.1，年利仍然近50%；而且其貸款總規模所占比重太小（參見下表），對農民只是杯水車薪。此外，糧食借貸如折成月利計算的話，顯然高于現金借貸。最高的1945、46年，6個月借錢還糧利率已達192%。不得不借糧度日的貧苦農民雪上加霜。
5高利貸
據中心農業實驗所對15省的調查［15］，放貸者主要是地主、富農和商人，其次是合作社、銀行和商店等各式的金融機構；傳統的錢莊、典當和官方的合作金庫等占很小比例。應該重視的是，銀行、商店這些新興的商業金融機構放出的高利貸比重在不斷增加，而地主、富農及商人以及興起不久的合作社發放高利貸的則在減少。其中銀行占高利貸比重在8年間增長3倍。
6高利貸的利率
這方面還沒有完整的經過統計整理的材料，只能找到一些零星的記錄［16］。實物借貸中，湖南衡陽的“標谷利”四五月間借谷1石，按當時最高價格折谷償還，3個月便增加了3倍以上；江蘇川沙的“翻扛子”和太倉的“利加利”，除加幾成計算之外，則是春季麥賤時折成麥，秋季米賤時又折成米，秋季償還時也能增至3倍以上，第二年償還甚至增加到10倍以上。山東魚臺的“青麥利”，青麥未黃時借糧，兩三個月要借一還四。
借貨幣高利貸的利率也相當高，廣州瓊崖的“五錢市”借100元月利75元；四川宜賓的“金斗翻”是借洋1元，天天付息1角直到還清；湖南桃源的“孤老錢”，每月一對本，借1元，滿月收2元，兩月后還4元，以此類推；各地的“驢打滾”，也是到期后利息變成本金，又再生利，利上加利；河南新鄭以1月為期，利率4－5分，期滿未還，利率則按月遞增；甘肅皋蘭的“穿碾子”，期限最多一天，利息便20分，過期滾利；常熟的“放過洋（押頭鳥）”以10天為期，也是利上加利。另外，還有的高利貸在借款時即扣下當月利息，或以少計多，河北臨城就有“六頂十”的。
除了單純的高利貸外，高利貸還和商業資本結合了起來，層層加深剝削。廣東茂名有“賣地皮”“賣青苗”、“放谷花”，系收獲前三四個月預賣田中的谷，谷價由田主估定，通常只合市價的1/3，合收獲時谷價的1/2；山東魚臺的“賒牲畜”一般用現款20元可以買到的牛驢，假如賒買便須120元。
有的高利貸直接和地權和財產的抵押相結合，成為地主掠奪農民財產的手段之一。一般借高利貸用土地財產抵押，如期不能償還，則財產為債權人所有。如湖北的“頂麥根”是以自己耕種的麥田作抵押，債主收田中的麥子為息，本金則另外還；如無力償還，債主就可將地出租，一直到債務還清才能贖回。江蘇的“三道連”、綏遠的“死契粘單”、浙江臨安的“死契活票”，借錢時除要求寫借契外，還要交出活賣契、地契或直接寫下絕賣死契、田地絕賣契等，到期不能償還，田地則歸債主所有。山西中部的指產借貸，用價值114元的田地房產抵借15元，月利4分，限5月，如期不還，田地房產歸債主等。
高利貸中也包含超經濟強制，東北西安、西豐等縣有傭還；廣西有勞役利息，人身抵押和人口典當。勞役利息是借洋1元，為債主服務1天為利息，借滿30天就要全年替債主服役；人身抵押是借錢時寫明，到期不能償還，須把兒女或本身押交債主家服役，通常月利6～7分，期限最多為1年，屆期淪為奴隸者有的只能抵利息，還要另外交付本金去贖；人口典當則是借錢時把子女典當于債主，到債主家做工以抵償利息，如期滿后無力償還債款，則繼續為債主服役，債主可為其嫁娶，生下子女仍為奴隸。廣東羅定，有“押妻女”，借錢時妻女抵押給債主，如在債主家懷孕，所生子女歸債主所有，償還時只能贖回原來的妻子；如無力贖取，妻女便歸債主所有。
五、啟示
1隨著本世紀30年代社會政治的初步穩定，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在帝國主義買辦、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的共同功能下明顯加快，從而拉動農業種植結構有了明顯調整，農業的商品化市場化、農戶收支的貨幣化程度也有所提高，專業化區域種植使農業剩余有可能形成一定規模，農村市場開始活躍，商業和金融資本也有了發展機會。
2商業和金融是農業剩余流出的主要渠道。這二者都易于和占有農業剩余較多的地主相結合；但和地主之不同在于，它們處于和農業完全對立的地位。因此，其合乎經濟理性的行為是在小農經濟剩余少而且分散的條件下，采取擴大剪刀差和普遍高利貸的方式過量剝奪農民。
3高利貸所代表的金融資本，加上不斷直接鯨吞著農業剩余的商業資本在農村經濟中的功能，和30年代中國工商業資本原始積累加速的情況相輔相成，同時期農村擁有生產資料的比例和富裕程度正好和商品化進度和負債率逆向而動。尤其值得思索的是摘要：大多數農民借貸都主要是為了應付生活急需，而不是為了擴大再生產。各類農戶在種植結構調整和農業的商品化程度提高之中并沒有受益，工商業資本原始積累是以犧牲農業和小農破產、社會矛盾激化為代價的。
由此可以認為，舊中國對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的穩定格局沖擊最大的，是在國家追求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中從農業提取剩余最多的商業資本和高利貸金融資本。所以，中國的農民革命，主要起因于工業化的資本原始積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