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道德下金融法學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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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道德風險論”的法理困境

“金融道德風險論”一旦被引入金融法學，就會凸顯道德維度與法律思維之間的錯位。所謂法律思維，就是法律思維方式，是指思考問題的立場和目的都符合法治精神。［10］以法律思維觀察和分析金融市場，是金融法學最基本的知識特性。而一旦以法律思維審視“金融道德風險論”，便會發現其存在以下困境。

（一）“金融道德風險”存在定性難題

“金融道德風險論”在對“金融道德風險”的概念、類型及原因等進行分析時，往往顧此失彼。比如，梅世云提出“社會性道德風險”的概念，認為“社會性道德風險”有體制引發型、政策引發型甚至腐敗引發型等幾類。［11］那么，既然是體制、政策甚至腐敗引發了風險，為何不能稱之為“體制風險”、“政策風險”或“腐敗風險”呢？即使這些風險也可以從道德維度進行解讀，但把其他視角幾乎全部納入道德維度之下卻有失偏頗。更明顯的是，他認為，“法制不健全……也是形成金融道德風險的重要因素”［5］，既如此，為何該風險不能稱之為“金融法律風險”呢？因為金融市場會經常遇到法律跟進不及時或法律之廢、立所帶來的不利后果。再者，如果存在“金融道德風險”，也只能歸因于道德，因為道德與法律有本質區別，而“若將一切道德的責任，盡行化為法律的責任，那便等于毀滅道德”［12］（P402）。可見，此時“金融道德風險”面臨難以定性的難題。

（二）防范和治理金融風險的法理依據難以確立

“金融道德風險論”努力從道德維度尋找防范和治理金融風險的法理依據。如果僅從表面現象看，金融風險的確與道德危機如影相隨：隨著金融市場多個交易環節資金鏈條的斷裂，欺詐和不遵守契約的行為開始盛行，從而引發更大規模的金融風險，最終導致金融危機。但是，這并不表明，防范和治理金融風險的法理依據就包含在道德邏輯之中。事實上，個別或少數金融交易中的“敗德”行為，即使在金融市場穩定時期也是存在的。而在此次世界性金融危機中，“大而不能倒”的美國華爾街金融巨頭被認為是危機的始作俑者。但如果據此認為，危機源于這些金融大鱷的道德因素，那就會與事實明顯矛盾。因為，“數十年來，美國‘華爾街’作為全球金融市場的中心和楷模，引領著世界金融市場的發展方向”［13］。這說明，人們一旦從道德維度追溯金融危機的根源，并期望以此確立防范和治理金融風險的法理依據，就會脫離事實。所以，當“金融道德風險論”試圖從道德失靈中尋找防范和治理金融風險的法理依據、從而希望從對金融風險的道德批判中走向法律思維時，其結果只能是，對這種道德批判得愈猛烈，距離法律就愈遠。

（三）金融法學難以自我證成

“金融道德風險論”一旦變為一種法學立場，就會使法律思維屈從于道德維度的敘說方式，不僅會造成金融法學知識特性的弱化，而且無法使金融法學完成自我證成。道德不能限定風險。風險與道德都是金融市場的一個側面，道德并不基于風險而存在，風險也不會因為道德而出現。風險與道德具有同樣的現實依據，道德不能作為一種必然的標準來限制或決定風險，風險也沒有必然的義務體現該種道德。而風險之所以不會、也不能夠固定、單一地指向某種道德，其與道德的主體性有關。道德主體的復雜性、多元性甚至利益的對抗性（源于社會分層），使道德分化為不同的觀念體系，呈現出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沖突。此時，道德批判就只能成為道德批判者對其他道德主體的批判。但是，不管人們對金融風險進行怎樣的道德批判，都無法改變金融風險所具有的道德屬性，即只要不改變金融風險賴以存在的社會條件，就無法改變其所體現的道德邏輯。比如，在“占領華爾街運動”中，盡管代表“99％”的民眾對代表“1％”的華爾街金融寡頭進行了持續的道德聲討，但是，金融家們絕不會因此而改變其道德邏輯，因為自己為股東謀利就是其最大的道德。所以，不是金融風險沒有體現道德，而是沒有體現“金融道德風險論”主張的那種道德而已。如此，“金融道德風險論”對金融風險的道德批判自然蒼白無力，金融法學理論體系也就難以建立。

（四）受制于個人主義方法論缺陷

金融法學以社會利益為本位，在研究范式上以方法論整體主義為基礎。但“金融道德風險論”卻遵循個人主義方法論。當然，如果孤立地看待一個具體的金融風險事件，的確與交易相對人背棄商業道德有關。但是，當金融交易關系中的人們普遍采取欺詐、不遵守契約等機會主義行為方式時，個人主義方法論就難以對此作出合理解釋。例如，近些年我國多地發生惡意逃債、集資詐騙、高利轉貸等現象，就不能僅僅從個人主義的角度去解讀。就某種社會科學而言，“只有當人與人之間自發形成超越于個體的社會組織時，經濟學才有了其研究的對象……個體的節約行為或者其他任何改善自己生存狀況的努力，只要是孤立進行的，都不屬于經濟學研究的范疇”［14］，金融法學亦如此。同時，不論何種因素導致的金融風險，只要還停留在偶然發生或個別調整的階段，而未體現出一定的普遍性、系統性和規律性，其解決情勢還未形成社會立法需要，就不足以引起金融法學的注意。而一旦某類金融風險體現為一種社會利益訴求，就表明該類金融風險已經超出了個人主義的范疇，金融法學才有可能從其普遍性中把握規律性，從而擔當起指導立法實踐的時代責任。而“金融道德風險論”中的個人主義方法論，顯然限制了金融法學的理論視域。之所以存在這種方法論瑕疵，與其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淵源密切相關，因為在新自由主義那里，“個人失敗基本被歸結于個體自己的過失”

二、“金融道德風險”的實質

金融法學對“金融道德風險”的貿然引入，之所以使自身陷入困境，在于其回避了“金融道德風險”的本質性問題。這種不“追根溯源”的實用主義后果是，當理論不能從簡單的假設和推理中找到金融風險乃至金融危機的根源時，竟然發現道德始終在金融風險中顯露身影，因而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把道德當成金融風險的“罪魁禍首”，進而將道德視為當今世界之最大禍害。因此，只有從“金融道德風險”的本質這一核心問題入手，才能揭開“金融道德風險”這一貌似強大的“外殼”之下所掩蓋的真實世界。金融風險與金融資本相聯系。金融風險是指一定量的金融資本，在未來時期內，其預期收入遭受損失的可能性。因此，金融風險其實就是金融資本的經營風險，即一定量的金融資本因各種原因出現經營不善、利潤減損等不利后果的可能性。作為人的一種經濟性存在方式，金融資本具有自己獨特的道德邏輯，這種邏輯體現著“以錢生錢”的利潤最大化動機或目的。可以說，贏利就是金融資本的最大道德。由此，“金融道德風險”只是被人為地虛化為道德侵害的金融資本的贏利風險。所以，這種侵害不可能是道德范疇內的侵害，而是可以量度的、表現為一定物質利益損失的經濟侵害。［16］（P19）于是，無論人們多么不情愿地向金融資本經營者支付對價，或者多么希望違背道德的鐵律（如借錢不想還）而又無奈于法律的強制，但只要這種對價最終得以支付，就不會在道德上遭受譴責，也就不存在“金融道德風險”。因此，“金融道德風險論”實際上體現了金融資本的道德主體性立場，客觀上擔當著掩蓋金融資本趨利本性的理論角色。可見，不是從可以經驗地、具體地把握金融風險實質的社會存在———金融資本出發，而是從主觀的、抽象的社會意識形式———道德出發去分析金融風險，顯然是舍本逐末。當然，金融資本的歷史合理性包含在產生它的社會條件之中，無論是對金融風險的道德幻化，還是對金融道德的人性批判，都改變不了金融資本的趨利本性。因此，金融風險是金融資本的而不是人的內在規定性。歷史地看，通過市場競爭爭奪利潤是金融資本的存在方式，而這種競爭不像人們所希望的那樣“道德”，它從來就是一部充滿欺詐、傾軋甚至掠奪的歷史。［17］（P130）所以，不惜以“敗德”制造金融風險，是金融資本內在的運動邏輯，而人一旦為金融資本所界定，并變成其執行人，便具備了這種本性。漂流的殖民主義者———魯濱遜，一爬上孤島就失去這種本性，因為客觀上，他遠離了資本，此時金幣對他毫無意義。所以，無論他的道德多么敗壞，再多的金幣也不可能使他制造“金融道德風險”，因為從他人之處獲取利潤的機會是不存在的。在這個金幣都成為無用物的荒島、金融資本對人來說已經不存在時，產生金融風險的根源才能消除。顯然，這不是道德的功勞，而是金融資本的投機邏輯隨著資本的社會條件的消失而消失了。所以，與其說金融風險距離道德很近，毋寧說金融風險距離金融資本的利潤更近。而愈是把道德置于歷史的前臺，就愈發說明，金融資本把自己的投機本質隱藏得更深了。

三、對“金融道德風險論”的法理批判

“金融道德風險論”，一方面將金融風險歸因于個人的“敗德”；另一方面將解決路徑寄望于普遍適用的法律，這種相悖的邏輯進路，反映出道德維度本身潛藏著其所無法應對的路徑局限，凸顯著與法律思維之間的根本沖突。道德維度不能當然地完成向法律思維的轉換。金融風險屬于客觀存在的范疇，而金融活動中的道德觀念則屬于主觀意識的范疇。同時，只有導致金融風險的客觀條件生成，從道德維度觀察該風險才有現實意義。而這種客觀條件一旦存在，金融風險就不是道德所能夠約束的，因為，道德是依靠自律得以實施的規則；而在金融利益沖突面前，只有通過立法，進行國家強制，才能從根本上遲緩、阻滯以至避免這些風險。這是緣于，法律的國家強制性能真實干預到資源配置的過程，能對金融市場關系中的利益矛盾進行強制克服或調整，從而對產生金融風險的社會條件進行控制。同時，法律是一種他律性規則，這種規則一旦生效，就具有了相對于交易行為人意志的獨立性和國家意志性，并依靠一整套國家運行機制，對其經濟利益帶來直接或間接的經濟效果；而道德則不同，雖然它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但其實施不僅要依靠社會輿論，更需要行為者內在的自覺力量。金融交易屬于典型的資本套利活動甚至“零和游戲”，其特點是交易雙方都以其利益最大化為企求，而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之間的沖突必然出現“囚徒困境”。這說明，交易雙方的利益矛盾具有難以調和的性質，依靠道德自律來避免或減少這種沖突是靠不住的，而金融風險的根源恰恰就包含在這種沖突之中。所以，“金融道德風險論”試圖從道德維度尋找金融法得以產生的邏輯正當性，明顯面臨著無法從道德維度向法律思維過渡與轉換的難題。毋庸置疑，道德也是歷史的一種理性，它的特殊性在于，道德可以內化為人之理性自覺，使人主動而不是被動地調整與他人的社會關系。但是，作為自律性規范，道德在利益沖突面前常常失靈。不過，這并不表明可以彌補道德調整之不足的法律根源于道德失靈。顯然，“金融道德風險論”把看問題的角度當成問題本身，或者說，把看問題的立場作為問題的根源，似“盲人摸象”———從金融風險的道德屬性去感知對象，由此認為金融法的現實依據隱含在道德失靈之中。但是，如果把金融風險看成人內心道德觀念的結果，就需要從改造人的道德觀念入手，用道德機制加以解決，因為“解鈴還須系鈴人”。如果最終要依賴道德之外的制度，那只能認為問題的真正原因在于人觀念之外的因素，這種因素正是法律治理的客觀依據。正如列寧在批判民粹主義時所言，民粹主義僅僅認為，“問題的關鍵只在于消除‘奸詐之徒’”，但是，“自發勢力不是偶然地或從外面什么地方‘不斷混進生活之中’的東西”。［18］（P312）所以，“金融道德風險論”只看到個體意義上的“奸詐之徒”，而看不到整體意義上“奸詐”的資本道德，自然只能停留于對個體性道德的批判，無法揭示金融風險內在的一般性，從而無法上升到整體主義的法律思維立場。事實表明，世界性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西方發達國家都在通過完善立法以積極應對和化解金融風險。比如，為應對危機，美國政府積極推動金融制度改革，這項改革被稱作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美國金融產業最徹底的改革。奧巴馬于2010年7月簽署的《金融改革法案》，是美國70多年來最嚴厲的金融監管改革法案。可見，為了防止金融資本的趨利行為給金融體系造成系統性風險，法律再次成為金融風險治理的主要方式。“金融道德風險論”顯然與這一基本事實不符。

四、結語

金融資本的形式愈多樣，導致其風險多發的因素就愈加復雜，各國金融法制的變革也就愈加頻繁。而道德維度之下的金融風險，還僅僅是一種利益訴求，當它還未表達為法律形式之前，道德批判對于金融風險并不產生實質性影響。當然，這并不否定道德教化在金融風險治理中的功能，也不否認具有道德自律性的行業規章在防范與治理金融風險中的作用。但是，這些道德自律性的規范，要么是法律的進一步細化，其實施仍須依賴法律；要么僅僅是某種金融利益在道德上的一種粉飾性表達，難以在金融風險治理中發揮主導作用。當前，在世界性金融危機向更廣、更深領域蔓延的大背景下，認真分析“金融道德風險論”的理論缺陷，認清其危害，對于金融法學適時地肩負起我國金融改革及其立法的歷史重任，是非常必要的，否則，金融法學將陷入尷尬境地。

作者：盛學軍楊貴橋單位：西南政法大學西南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