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人口生活狀況研究2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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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一、青山區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生活狀況的突出問題剖析

（一）生活狀況的突出問題

在多元文化共存的都市社會中，作為民族文化的攜帶者，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生活狀況好壞是影響該群體社會融入的一個重要因素，這對城市的發展、民族工作的開展至關重要。總的來說，目前青山區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生活狀況的突出問題主要集中于以下幾點：

1、住房問題亟待解決青山區是一個外來流動人口集中地，城區改造前，大多數前來務工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員散居在城中村內，分布在各類市場群落中，住房多為工廠廠房或是廉價的出租屋。然而隨著城區改造的逐漸深入，城中村地區都被規劃到城市改造的范圍之內，這些原本集中生活在城中村的外來務工人員，將面臨著嚴峻的住房問題。大量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滯留時間不斷延長，居住半年以上的比重逐年上升，急需大量的廉租房安置。然而武漢廉租房不斷減少、舊房不斷拆遷，讓這一群體只能不斷地在各個城中村之間來回搬遷。案例一：金××，男，滿族，50歲，河北人，來武漢已有15年，下崗工人，現在在建筑工地工作。棉廠倒閉后，他在私人家具廠打了幾年零工，轉而開始在建筑工地工作直至現在。自從工廠倒閉，不得不從原來的職工區搬出，十幾年來他就一直在余家頭租房住。前些年，由于余家頭改造，他家也不得不搬遷，幾經輾轉，搬到了現在的東方紅村。武漢市的租金越來越高，便宜出租房越來越少，就連東方紅村現在也面臨拆遷。對他而言，住房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2、工作時間長、環境艱苦雖然在武漢青山區就業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職業分布范圍較廣，但是主要還是集中在餐飲、個體經營、建筑制造等行業，大多從事小商品買賣或簡單的體力勞動。總的來說，該群體的工作時間較長，尤其是餐飲業，一般拉面館都要工作12個小時以上，在酒店或者是土菜館里的服務員輕松一點，但也需要工作8—10個小時。于此同時，該群體的工作環境條件也很艱苦，經常在高溫下工作。案例二：M是來自新疆的維吾爾族，他每天早上從九點出攤，晚上十一二點收攤，要在高溫下工作一天。武漢素來以炎熱著稱，筆者調查的時候剛好是在“三伏天”里，在36度的高溫下，烤羊肉串的年輕小伙兒阿M，依然在炭火旁邊不停地翻烤著羊肉串。像他這樣的新疆小伙子在武漢街頭隨處可見，語言上的障礙、文化知識水平的偏低讓該群體在武漢只能從事技術含量低的簡單體力勞動，有的需要常年在室外工作，有的是每天在餐館里工作12個小時以上，其文化生活相當匱乏，生活現狀令人堪憂。

3、社會保障明顯缺乏流動人口社會保障覆蓋面小，參保率偏低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由于筆者選擇的調查點大多是在青山片區內的“棚戶區”，這一地區不僅外遷人口集中，也是發展的滯后區，因而社會保障問題也十分突出。該區生活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員，雖然在工廠里也享有勞動保險和少許員工福利，但是都是非常基本而且資金數額小的保障項目，與同區的城市戶口市民相比，社會保障尤其是醫療保險方面仍差距懸殊。通常有了小病他們都會用自己的土方法先應付，嚴重點才會去藥店購藥或去小診所看病就醫。大部分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工作與居住環境較差，工作時間長、強度大，往往是傳染性疾病的易感染群體，這類群體會更加需要城市的醫療保險。

4、教育問題不容忽視目前青山片區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教育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表現在超齡入學、經常轉學、學習成績較差等。調查發現，現就讀的小學生中仍然有部分兒童是在超出法定年齡1-2歲以后開始上學。這些超齡入學的兒童，有的是因為父母工作的變動、學習成績差而復讀小學一年級，有的是因為父母對教育的不重視或家庭經濟條件原因錯過了最佳上學年齡。家庭環境對兒童的教育十分重要，父母工作的經常性變動、居住地點的變更是導致現在少數民族流動兒童學習成績差的一個重要因素，一位土家族阿媽就和筆者談了她的切身體會。案例三：“小W（注：小W是大媽的大孫子）四、五歲就來這里勒，他的阿爸阿媽帶他在這過了‘年把子’（注：一兩年的意思），我和老伴兒還她親家帶著小娃兒（大媽的小孫女）也來了。開始在漢口那邊兒住，后來搞拆房就搬嘞，這兩年搬了不曉得幾多次、大人倒是過的去，就是娃兒苦，上學每次在班上總是插進去讀的！小W轉了好幾個學校，這對小W的學習成績造成很大影響，成績波動非常大。

5、人際交往圈有限且內外分明盡管近年來進入青山區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人數逐年增加，民族成分多種多樣，然而族群之間的交流卻并未因民族成分、人口數量的增多而更為頻繁。相反，來自同一個地區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更傾向于聚居在一起，不論是工作還是居住，該群體都更傾向于與地緣關系聯系密切的圈內人打交道。同時，個別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引發的沖突與群體事件影響波及太大，在很多人心中已形成“暴力、不講理”的刻板印象，大部分居民會理所當然地把這一刻板印象加在所有與其打交道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身上，這樣就極容易讓城市居民對該群體產生一種抗拒感。城市居民的不理解與冷漠讓該群體自我孤立問題更為嚴重。筆者從青山區一位房東口中了解到了以下情況。案例四：房東M在青翠園有一棟五層的單間出租樓房，均出租給外來掙錢的打工族，其中有兩層租給新疆人居住。由于語言不通，交流很少，房東也不知道他們的具體來歷。房租一般300塊一間，可以住好幾個人。房東M談到，他們每個月交房租倒是蠻爽快，也蠻客氣。然而，同一樓棟的其他租客卻十分排斥和恐懼，都過來詢問他們（新疆人）的情況，房東迫于這些壓力，就只好就把他們介紹到其他的地方去。少數民族流動人往圈的局限，城市融入的不理想并不僅僅是自身的原因，也與當地人對他們的態度、接納程度密切相關。正是自身內因與社會環境外因的作用下才讓該群體一直處于城市的邊緣化地帶。

（二）導致生活狀況的突出問題的原因分析

1、城市高門檻的戶籍遷入政策近幾年國內在區域人口流動上呈現的特點是自主化和自由式的，并且隨著城市收容制度的撤銷，大批人員涌入了城市。但是，作為外來人口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員，身份是尷尬的。他們直接投身于城市的發展建設，生活在城市的角角落落，然而，在城市戶籍的大冊子中，難有他們的一席之地，隨之而來的，還遠不止這些。大部分人居住地經常遷移、不固定，生命安全與健康沒有保障，子女高考前需要返籍考試（目前正在解決），社會福利邊緣化等，這些都是由于高門檻的戶籍制度引發的一系列問題。

2、流動人口知識水平的局限絕大多數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來自于偏、遠、經濟條件落后的民族地區，這些地區長期處于發展相對滯緩的狀態，經濟基礎薄弱，教育投入不足，可接受的文化知識十分有限。同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這一群體在成長過程中，家鄉環境的濡化作用十分明顯，他們所習得的生活常識，觀念習慣以及社會規范等一旦形成，就難以改變。相比之下，城市發展迅速，工業化、現代化、市民化伴隨城市化發展，它既讓人們享受城市發展的成果，也要求人們不斷提升自己，用阿歷克斯•英格爾斯（AlexInkeles）的話來說，人需要實現現代化，以適應城市發展需要。然而，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城市之中，由于原本知識水平有限，所持觀念固化，力量弱小，他們在新環境中，處于不利的被動位置，難以保障自身的權益，甚至是反映自身的需求。

3、不同文化傳統的沖突存在少數民族流動人員所在的地區通常都是以漢族聚居為主，外來少數民族流動人員“大分散、小聚居”其中。在這樣一種情形下，來自不同地區的人們，在生活習慣、語言溝通、文化傳統、宗教信仰上難免會產生誤解，甚至是發生沖突。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帶給城市的不僅是建設的力量貢獻，更有一種文化的遷移，有學者將他們稱之為“文化移民”。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講，在家鄉環境中成功實現基本社會化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群體，進入城市環境中不得不為適應新的環境而努力，在這個過程中原有文化與新環境的沖突總是難免的。這種文化沖突導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一種認同感的失調，具體表現為該群體對城市生活認同的缺失，更為嚴重的是，他們對“內外群體”（由美國社會學家WilliamGrahamSumner提出）的活動界限區分分明，這極為不利于該群體適應與融入城市生活，會對群體間的交流互動產生顯著的影響。有學者指出，這種內外群體的區分，一方面會讓城市人對流動人口群體產生偏見，還會使得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對城市不認同，從而沒有歸屬感，這是十分不利于該群體的社會融入。

二、關于改善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生活狀況的建議

要改善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員的生活狀況，解決其在城市中遇到的突出問題，不僅城市管理者要投入大量工作，這還應有少數民族流動人員自身的努力。

（一）完善法律法規，進行有效宣傳

城市在發展過程中，經濟建設總是處于領跑位置，文化、制度的建設則相對滯后。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城市融入的過程中，城市接納度、知識水平以及文化沖突等因素的影響，使其面臨著各項突出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最根本的就是法律保障，將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權益保障制度化、法律化。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城市相關部門在立法過程中，可對《城市民族工作條例》進行適當修訂，增加有關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工作、勞動、教育、宗教、社會保障等方面權益的內容以及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管理細則，并將其與原有的相關醫療、養老等法規政策采用多種方式進行宣傳，包括網絡、電視廣播公開、社區宣傳活動、親自上門宣傳等，以強有力的形式主動積極把法律法規政策宣傳到位，讓流動少數民族人口了解國家的政策。

（二）城市民族工作部門職能

改善少數民族流動人員的生活條件，法律的立法保障與宣傳是基礎，有關職能部門對政策地有效執行與積極作為是關鍵。在城市民族工作中，應以城市民委為主體，聯合其他政府部門的協調合作，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第一，完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登記制度，在一定的城市社區范圍內設立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登記站，主要登記現有人口與新增人口的詳細信息，便于后期展開工作；第二，主動聯系，在民主自愿的前提下確立小范圍的負責人，作為代表反饋信息；第三，上門走訪，了解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真實生活；第四，及時解決反饋回來的工作、生活困難問題，跟進管理工作，把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納入到城市民族工作的關懷對象中來，實現該群體同等的權利，將完善與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相關的社會保障體制工作納入到促進社會管理創新中來。

（三）發揮社會機構作用、擴大公共服務范圍

進入城市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面臨著不斷被社會邊緣化的趨勢，城市社會不是孤立的實體存在，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生存與發展與城市社會緊密相關。在改善城市中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生活現狀問題上，也應該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積極作用，擴大公共服務范圍。

1、建立集中的勞動培訓機構，提供勞務咨詢服務。此類機構可以采用收取適度合理費用的形式，展開培訓活動。第一，培養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城市生存的“一技之長”，請專業的人員教授學員短期可以學會的手藝；第二，組織大量的勞務工作事項的講座，在這個過程中，需要特別注意溝通的有效性，尤其是對于漢語尚不熟練的人員更要細心指導；第三，與用人單位達成協議，制定漸進式推動培訓成員上崗計劃，使得接受培訓的人員尋找到合適滿意的崗位。

2、構建免費法律咨詢資助平臺。法律知識的缺乏，對于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城市中面臨各種突出問題，有重大影響，因而構建一個免費共享的法律咨詢平臺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可以鼓勵倡導民間法律中心推行免費法律知識進社區的活動，形成固定的法律咨詢站，與政府的職能部門共同推進工作。另一方面，必須注意到網絡信息平臺的影響，相比之下，網絡免費法律資助信息平臺更為便利和自由，適用于年輕一代。在這個平臺中，凡是有法律援助的需要，如經濟糾紛、勞務合同、法律解釋等可以免費給出法律建議和幫助。

3、建設民族文化傳播長廊。文化傳統的沖突并非不可調和，尊重少數民族流動人員的文化傳統習俗與宗教信仰以及其自主意愿是前提，并且還要關注少數民族流動人員的精神需求，注重在文化層面的主動交流，可以考慮設立專門的服務機構。一方面，邀請在地理位置上相對較近的散居各民族流動群體，尤其是老人定期聚集在一個區域，鼓勵采用包括講述、表演、展示等方式來展示各自民族的文化，還可以建設一個文化長廊，整體上介紹各個民族的文化。另一方面，有針對性的舉行小型的特色活動，盡最大可能減小文化差異帶來的交往阻力，以構建一種少數民族流動人員在城市中的互動交流環境。城市管理者，除了建立社會就業咨詢機構、提供法律咨詢服務以及推動文化交流之外，也要多開展一些促進大家交流了解的活動，搭建一些平臺，如“心理咨詢平臺”，緩解一些人員在城市中的心理適應壓力、“婚配服務中心”，促進青年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交往，滿足其成立家庭的需要等等[6]，豐富大家的城市生活。

（四）改變固化觀念，實現真誠服務與發展共享

城市市民在與少數民族流動人員的交往中，要消除排外心理與偏見，生活在同一所城市，也必然都是這個大家庭中的一份子。城市市民要以一種平等、開放接納、學習交流以及共同進步的心態，面對日益增多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要積極了解其生活，而不是冷漠，主動適當地邀請他們參與到城市的環境當中，幫助其在城市的生活。無論城市在改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上投入多少工作，最終，是要落實到這一群體生活的實處，因而少數民族流動群體自身在適應和改善城市生活方面也要做出努力，積極參與，在外部條件得以改善的情況下，逐漸消除自身與城市形成的隔絕，學會通過不同的渠道反映需要，維護自身權利，利用社會提供的機會和條件完善自己，轉變原來固化的觀念，將自己視為城市的一份子、以城市主人翁的姿態投入到城市建設服務當中，與其他群體一起共享城市發展的成果。

作者：邱婷單位：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第二篇

一、溫州流動人口現狀

（一）流動人口規模和地區分布

1.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見表1），2010年溫州流動人口共有323.84萬人（含市內跨鎮（街）流動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的35.50%，即全市三個常住人口中，就有一個流動人口，該比例高出全省平均值近14個百分點。在323.84萬的流動人口中，市外流動人口284.22萬人，省外流動人口272.45萬人。與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市外流動人口增長較快，由2000年的135.47萬增長到2010年的284.22萬人，十年間增長148.75萬人，年均增長7.69%，其中省外流動人口增長明顯，增加170.33萬人。（1）流動人口主要集中在市區，“五普”與“六普”流動人口在市區的聚集率分別達到54.72%與56.06%。市區具備比較發達的制造業以及服務業，而這正是吸納勞動力的極佳載體。（2）流動人口聚集地與當地經濟發展狀況成正相關關系。從表2所示的內容看，流動人口較為集聚的地區正是經濟總量比較靠前的地區，例如市區三個區和樂清瑞安兩市，集聚了超過85%的流動人口，反觀經濟總量較為靠后的地區，諸如泰順、文成等地區的流動人口則相對較少，這也說明流動人口主要向經濟較為發達、就業機會比較多的地區遷移。（3）各縣（市、區）流動人口的數量均增長較快。與“五普”相比，十年間，除文成、泰順兩縣之外，其余縣市區的流動人口數量均呈現成倍增長態勢，其中龍灣區流動人口增長最多，增長了約3.3倍，增長幅度最小的文成縣，也有近40%的增長。

（二）來源地構成

從省外流動人口的來源看（見表3），省外流入流動人口來源與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但以西南省份和中部省份為主。這與全國流動人口的流出趨勢是相符的。2010年，流入溫州人口居前5位的省份為：江西、貴州、安徽、湖北和四川省，這五省流入溫州的人口占其它省外流入溫州人口總和的69.73%，加上河南、湖南、重慶、福建和云南等五省（市）的外來人口，所占比例總和94.88%。

（三）流動人口性別年齡構成

1.性別構成從市外流動人口中，男性為158.71萬人，男性所占比例為55.84%，女性為125.51萬人，占比44.16%，性別比為126.45，性別比超過本市常住人口的110.93，這與溫州較為發達的制造業是密切相關的。2.年齡結構流動人口的年齡結構呈現年輕化特征（見表4）：15–44歲的青壯年人口為228.62萬人，占全部市外流動人口的80.44%，該比重遠遠高出全市該年齡段常住人口所占比重的23個百分點。而15歲以下人口以及45歲以上人口分別僅占9.23%與10.33%，與全市常住人口同年齡段人口占比相比，分別低5個與18個百分點。在勞動適齡人口（15–64歲）在流動人口中的比重較高，占比為90.44%。

（四）流動人口文化素質結構

1.溫州流動人口的文化主要以初中為主，以來自省外15周歲以上人口為例：在全部247.37萬的動人口中，具備初中學歷的流動人口為154.26萬人，占全部15周歲省外流動人口的62.36%，其次小學和高中文化程度，比例分別為22.90%和10.11%。而大學專科及以上學歷的占比不足2.5%（見表5）。可見，流動人口的文化素質結構較不合理。同時，經測算⑥，省外流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8.61年，說明流動人口只是接受基本文化知識教育的普通勞動力，只能適應工業化初期階段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普通勞動的需求，這與溫州加快產業轉型升級，提升高新技術產業比重的趨勢是不相符合的。同時，這些普通工人也缺乏專門技能的教育及培訓以及再就業技能的培訓。2.流動人口受教育年限高于常住人口的受教育年限。通過對常住人口中15周歲及以上人口的文化教育程度進行分析發現：雖然常住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也是以初中為主，但初中學歷程度僅占常住人口的40.64%，該比例較流動人口的初中學歷人口比例低了約20%。但在高學歷人口方面，大學專科及以上學歷占比為8.32%，該比例為流動人口的三倍，據測算，常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8.51年，低于流動人口的8.61年。3.女性流動人口受教育程度略低于男性流動人口。在省外15周歲及以上流動人口從業人員中，男性流動人口1381099人，女性流動人口1092643人。具有高中及以上學歷人口中，男性所占比例高于女性所占比例，男性具有一定的學歷優勢，占比較女性流動人口高出4.25個百分點。初中學歷人數占比，男性比女性高出5.81個百分點。而在小學學歷以及未上過學的人口中，女性所占的比例則較高，高出男性7.67個百分點，而女性流動人口中未上過學的比例仍然高于男性，高出2.39個百分點（見表6）。

二、流動人口問卷調查分析

（一）問卷描述性統計分析

1.基本情況本次問卷調查有效問卷共計335份。在流動人口中，男性有236人，女性為99人，分別占70.45%和29.88%；年齡結構中，呈現年輕化的特征，被調查者的年齡段主要集中在16-35歲，共229人，占受訪流動人口的比重為68.36%；區域結構中，市內流動人口為16人，省內流動人口12人，而省外流動人口為301人，占流動人口總數的89.85%（見表7）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在335份問卷中，擁有初中以下，高中、中專或中技、大專或本科，研究生等學歷的人數分別為：226、83、25、1人，其中初中以下學歷占全部流動人口的比例為67.46%，而大專以上學歷人口僅為26人，占比為7.76%，不到十分之一，這與“六普”的宏觀數據相吻合，可見溫州流動人口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參見圖1）2.就業狀況被調查的流動人口中，其中有317人處于就業狀態，4人處于失業狀態，5人操持家務未就業，流動人口就業率達94.63%。在流動就業人口中，其中，210人為工人或普通員工，50人處在管理崗位上，43人從事專業技術崗位，同時11人自己創業當老板，溫州私營企業成為吸納流動人口就業的主力軍，共吸引222人就業，占全部就業流動人口的70.03%。調查顯示（見表8），流動人口較多從事的職業是“生產、運輸操作人員及有關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和“服務業工作人員”，這三類職業分別占全部調查流動人口的41.01%、23.97%和19.56%。還有6.94%流動人口從事“商業工作人員”，3.79%的人從事“辦事員和有關人員”，2.52%流動勞動力的職業是“無固定職業”，僅有0.60%的流動勞動力從事農林牧漁、水利業生產，流動勞動力中無一人的職業是“國家與社會管理者”在就業收入方面，在就業流動人口中（見表9），25人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116人月收入處在1500–2000元這一區間，月收入在3000-5000元區間的有51人，而月收入達到5000元以上的則有27人，而2012年同期溫州城鎮居民人均年收入為36812元，若折算成月收入為3068元，流動人口收入與之相比的話，可以說66.25%的就業流動人口的收入是低于溫州市城鎮居民人均月收入水平的。流動人口較低的收入水平也可以流動人口本身所具備的專業職稱或職業技能反應出來：在被調查的流動人口中，197人不具有任何職稱或技能證書，具有初級專技或初級工人員為31人，中級工或中級專技為47人，具有高級技工以上證書的人員有47人，其中2人持有高級技師證（見表10），從中不難看出，他們從事的工作崗位是技術含量比較低的崗位，這也與就業流動人口的職業結構相適應。3.社會保障及福利在社會保險方面，其中，92人沒有參加任何社會保險，參加全部5大社保險種的人數僅為63人，占全部流動人口的18.81%；工傷保險方面，163人參加了工傷保險，參保率為48.66%；參加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的人數分別為153人、148人、89人和67人，上述險種參保率均未達到50%，尤其是失業保險，參保率為26.57%，失業保險作為保障流動人口失業期間的基本保障將無法發揮應有的作用。住房福利方面，僅有21人，單位為其繳納住房公積金，占比僅為6.26%；在流動人口子女受教育福利方面，子女在溫州本地就學的則有170人，占生育人數的68.00%。在這170名子女中，其中99名就讀公辦學校，18人就讀民辦學校，49人就讀民工子弟學校，公辦學校的就學率達到58.24%。在學習培訓福利方面，244位受訪流動人口表示，他們從未在溫州當地接受過企業、行業協會或人社局組織的任何就業培訓，同時有82人有參加過當地組織的就業培訓，參加過培訓的人數占全部流動人口的24.48%，不到三分之一，這一比重是比較低的。4.生活娛樂情況在住房方面，在被調查流動人口中，已購住房的人數為14人，單獨租房或與他人合租的人數為124人，居住在單位提供宿舍的人數則達到了189人，這一人數占全部流動人口的比重為56.42%，同時流動人口中無一人享受到政府廉租房的福利。在娛樂方面，在他們居住房屋里，生活電器普及率比較高，尤其是彩電和電腦，普及率分別達到83.28%和42.99%，冰箱、洗衣機等生活電器普及率也維持在30%左右。在業余休閑活動上，看電視、逛街或找朋友玩、讀書成為流動人口最喜歡的三種業余休閑活動，比例分別達到66.87%、37.01%和29.25%。5.社會融合情況在被調查的流動人口中，當被問到“您參與社區活動情況怎樣（如參與社區管理、義工、募捐及社區娛樂活動等）？”時，超過半數的人表示“從未參加過”，人數達到184人，偶爾參加的為133人，經常參加的僅有11人。同樣地，當被問到“您認為目前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時，認為自己是“新溫州人”的人數為94人，不到三分之一，而認為自己是“打工者”的則有236人，比例高達70.45%，說明流動人口自我身份認同較低；同時，40.90%的受訪流動人口希望當地政府在孩子入托和入學問題上提供幫助，32.84%的人希望政府提供社會保險方面的服務，32.24%的人則希望政府多多提供就業機會、用工信息或就業培訓等方面的公共服務，但僅有9.25%的人能在解決本地戶口問題提供幫助，不難看出，流動人口比較注重實實在在的好處。

（二）溫州流動人口群體特征分析

1.受教育程度偏低，就業穩定性較差不論從宏觀數據分析還是從調查問卷分析，流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偏低，具體表現在，在流動人口中，超過80%的人是初中以下的學歷，大專及以上學歷的流動人口比例不足10%，流動人口學歷以初中以下學歷為主。從宏觀數據看，流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8.61年，僅為初中學歷水平。從流動人口的職業分布看，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及有關人員和服務業人員所占的比重之和為60.57%，行業部門主要集中在較為低端的制造業和傳統的服務行業；由于受自身知識結構和技能結構限制，流動人口就業穩定程度較低，在調查就業流動人口中，換過2次以上工作的流動人口占57.73%，流動人口較為頻繁的轉換職業，難以形成較為穩定的產業工人隊伍。2.培訓學習機會少，勞動技能較低調查發現，以流動人口就業培訓為例，高達72.84%的流動人口在溫州當地沒有受到就業相關的培訓，說明流動人口培訓學習的機會較少，政府部門和勞動力企業對員工培訓的重視程度不夠；同時32.24%的流動人口也將“希望本地政府向流動人口提供就業機會、用工信息和就業培訓”列入最希望本地政府提供的三項服務（幫助）之一。一方面，流動人口本身較低的文化水平，另一方面缺乏足夠的培訓學習、繼續教育提升自身技能的機會，導致了流動人口具有專業技術職稱或技能等級證書的人數較少，58.81%的流動人口不具備任何專業技術職稱或技能等級證書，高級技工及以上的流動人口數為23人，占全部流動人口的比重為6.87%，具有高級專業技術職稱的人數則為0。加上，社會對流動人口培訓學習的重視程度普遍偏低、加上缺乏統一的規劃和培訓經費投入保障機制，使得流動人口的人力資本投資嚴重不足。3.基本公共服務缺失，社會保障水平低以就業公共服務為例，在被調查的流動人口中，僅有2人是通過政府相關部門找到工作的，而大多數流動人口是通過自己、家人親戚朋友找到的工作，通過這一途徑找到工作的流動人口為234人，占全部流動人口的69.85%，說明政府部門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方面存在缺位現象，難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有效覆蓋。同時，溫州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障水平偏低，27.46%的流動人口沒有參加任何社會保險，五大險種的參保率均為過半，社會保險參保率明顯偏低；尤其工傷保險方面，僅有48.66%的人員參加了工傷保險，遠未達到《工傷保險條例》規定的全部參保的要求；在住房保障方面，僅有6.26%的流動人口單位為其繳納住房公積金，流動人口在享受住房保障福利方面處于弱勢地位；綜上所述，流動人口這一群體在享受社會保障方面還面臨著很大的困難，這一問題應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4.自我認同感差，社會融合程度低問卷分析結果顯示，從經濟收入上看，66.25%的流動人口收入處于城鎮人均月收入水平之下，同時，因為身份的差異帶來的福利差異，使流動人口缺乏對城市的認同感，高達70.45%的流動人口認為自己是城市里的“打工者”，難以給他們一個“家”的感覺。流動人口總體文化素質偏低、高達85.97%的流動人口來自欠發達省份的農村，這兩個基本因素決定了流動人口較低的經濟地位，他們在經濟收入、職業聲望、就業層次、職業技能等方面與戶籍人口存在較大的差距。同時，我國城鄉分割二元體制的長期存在，戶籍制度這一天然屏障又使流動人口難以享受到戶籍人口的社會保障水平，這些因素都在不斷拉大兩者之間的距離，加大了流動人口融入難度。

三、流動人口與產業轉型關系研究

（一）流動人口與產業結構互動關系分析

1.流動人口通過就業結構影響產業結構演進我國流動人口中，超過80%的流動人口屬于經濟型人口，即直接進入就業市場的就業人員，所以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職業技能結構的變化都將直接決定勞動力市場的就業結構。在產業轉型速度不斷加快的今天，勞動力的素質結構變化將對產業結構演進產生深遠影響。經濟學家庫茲涅茨的研究表明，發達國家經濟的高增長率不是靠勞動和資本投入的增長取得的，而是靠勞動和資本投入質量的不斷提高所取得的。因此，大量文化程度和技能結構較差的流動人口只能停留在低端產業，無法滿足高端產業的要求，勢必制約產業轉型升級，成為產業結構優化的阻礙因素。2.產業結構演進“倒逼”流動人口素質結構的優化以技術進步為基本路徑的產業演進方式，要求高素質勞動力與先進生產方式相結合，因此，文化素質和專業技能偏低的流動人口將被排擠出就業市場。同時，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更會將低素質勞動力擋在就業大門之外。因此，產業結構演進一方面排擠出大量低素質的流動人口，另一方面又導致大量流動人口結構性失業的局面，近年出現的“民工荒”現象是這一規律的最好注解。最后，勞動者為了在這種就業競爭中獲得就業機會，就必須努力提升個人文化素質和技術能力，這種“倒逼方式”將促使勞動力素質的不斷提高。

（二）流動人口結構與產業結構互動關系實證分析

從圖2可以看出，2002年以來，溫州三產結構雖由2003年的5.2:54.0:40.8調整為2011年3.2:51.5:45.3，但產業結構調整不大，第二產業依然是經濟發展的主要部門，第三產業發展缺乏動力，產業結構漸趨于固化，產業“低小散”格局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2011年全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152343家，但高技術產業醫藥制造業和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的企業數量分別為16家和127家，占比非常低。同時，諸如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以及新信息技術產業等新興高端產業，溫州基本與之無緣。再者，2011年溫州產業產值前六位的產業，與十年前并沒有本質區別，只是排名座次發生些許變化，可見溫州新興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滯后。溫州的產業現處于初級階段，產業大多屬于勞動密集型企業，降低了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吸納了大量的低素質流動人口就業，因此溫州產業的“低小散”格局決定流動就業人口的低素質、低技能化現狀。近年來，溫州產業空心化嚴重，大多企業脫離實體經濟，究其原因很重要一點就是產業升級壓力倒逼，現有傳統產業行業利潤趨薄，產業人才匱乏，產品研發與創新跟不上，企業發展難以為繼，企業才轉向“房地產”等高利潤行業，說明產業的發展必須有相匹配的產業人才作為支撐，尤其是現代高端產業的發展缺乏高端人力資本要素的支撐。

眾所周知，隨著產業轉型升級步伐加快和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勞動力供給不足、技工短缺以及高素質人才不足將成為普遍現象，高素質、高技能人才缺乏、企業創新能力不足，客觀上將會導致產業結構升級緩慢甚至是停滯不前。東莞和溫州兩個在全國著名的制造業城市，卻在經濟轉型中走出不一樣的路子，2007年來東莞在廣東省“雙轉移”戰略的引領下，堅持打造以現代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以先進制造業和傳統優勢產業為支撐的現代產業體系，吸引高端勞動力就業，并且不斷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尤其是對東莞外來就業人口的職業技能培訓，積極幫助流動就業人口適應產業轉型需求，并以此助推產業轉型升級。東莞流動人口均受教育年限為10.10年，高出溫州1.49年，相應地，溫州三產結構為3.1:50.5:46.4，東莞則為0.4:46.9:52.7，東莞已經初具現代產業雛形。東莞發展經驗表明，流動人口素質結構的優化（見表11），將大力推進產業結構水平的提升⑦。上述分析表明，產業結構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人口結構，同樣地人口結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因此，溫州的經濟轉型發展對流動就業人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他們的受教育結構和技能結構，將對地區經濟發展、產業轉型升級產生決定性影響。

四、加強流動人口服務管理，促進經濟轉型發展

（一）加大人力資本投資，提升流動人口人力資本水平

在流動人口中，農村戶籍的流動人口占比達8成左右，他們的文化素質和勞動技能很難滿足產業轉型升級的要求。因此，要加大對流動人口的人力資本投資，但人力資本投資是一個長期系統的工程，很難在短期內取得成效，只能通過實施流動人口的繼續教育和職業技能培訓在短期內提高勞動者的技能。積極搭建流動人口繼續教育平臺，企業和政府部門要為流動人口繼續教育創造條件；企業加大對員工職業技能教育投入，這一“短平快”的方式，能在較短時間內為產業轉型發展培養所需的產業工人；要發揮企業對在職員工職業技能培訓的主體作用，建立企業培訓的激勵機制，為在流動人口培訓方面做的較好的企業提供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的政策。

（二）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優化流動人口結構

通過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發揮產業結構的“自動篩選”功能，將符合產業發展趨勢、素質較高的流動人口吸引到就業隊伍中來，將那些不符合產業發展需求、素質技能水平較低的流動人口，自動排擠出就業隊伍，強化產業結構蓄水池的作用，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導流動人口加大自身的人力資本投資，提升其人力資本水平，主動適應產業轉型升級。同時，可以鼓勵符合溫州產業發展的外來人口來溫州就業、創業，這將有助于降低流動人口（農民工）市民化的過渡成本，為溫州經濟轉型打造一支穩定的產業人才隊伍。

（三）完善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體系，促使流動人口安居樂業

人口流動已由單個勞動力流動轉向家庭成員共同遷移，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穩定性得到增強。流動人口由早期較多對勞動就業及相關維權的為主的需求轉向子女教育、社保、住房、就業培訓等公共服務的需求，從問卷中流動人口迫切希望政府提供的服務內容可以得到驗證。但是，從現實情況看，流動人口在實際工作生活中享受到的公共服務嚴重不足，就業培訓機會、企業用工信息，政府廉租房福利等方面，流動人口都處在弱勢地位。因此，要加大流動人口的公共用品供給，建立保障流動人口基本公共服務的長效機制，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常住人口均等化。完善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障體系。流動人口參保率不高，很大原因上歸咎于社會保險轉移接續，繼續探索流動人口社會保險轉移接續辦法，使流動人口可以自由選擇參保的地區，消除流動人口的參保顧慮；要加強對企業繳納社會保險工作的監管，嚴格按照社會保險法的要求，切實提高流動人口社會保險的參保率；加大宣傳力度，逐步改變部分流動人口對社會保險存在的認識誤區，使他們了解參保的好處，提高他們的參保熱情；同時還應出臺流動人口在社會福利、社會救濟、社會優撫安置等方面的政策，降低流動人口在城市生活的風險，提高其生活質量，在城市安居樂業。

（四）提高身份認同度，加快流動人口社會融合搭建平臺，提高流動人口社會參與度。

采取多種形式，組織和鼓勵流動人口參與社區活動，增進他們與戶籍人口的了解和情感交流；保障流動人口平等享有參加社團組織、選舉活動、社區管理、社區娛樂生活等權利，搭建流動人口參與社區管理的對話平臺，拓寬他們事關他們切身利益表達和訴求的渠道。建立收入增長的長效機制，加強經濟融合。流動人口由于自身知識結構和技能水平的限制，他們的工資水平不高，這也導致了他們職業轉換頻繁。因此，要增強他們的收入預期，建立收入增長長效機制，只有穩定的收入增長才能帶來就業以及生活的穩定，提高流動人口的經濟融入。加強文化引導，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宣傳當地的風俗人群和價值觀念，幫助流動人口盡快融入當地社會生活。同時要消除在生活習慣、勞動就業上的歧視觀念，善待流動人口，做到與流動人口和睦、友好相處，不斷提升流動人口自我身份認同，幫助其盡快融入這座城市。

作者：陳忠誼單位：中共溫州市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