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人口收入與幸福感的研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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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文獻回顧

最近幾十年，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well-being)①的話題吸引了社會學、人口學、經濟學、統計學等眾多領域的學者的廣泛關注。而在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因素中，收入無疑是討論的重中之重。根據已有文獻，收入和幸福的關系的討論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1)同一個國家(地區)的不同時期收入和幸福感的關系;(2)不同國家(地區)同一時期的收入和幸福感的關系;(3)富裕的人是否比貧窮的人更幸福;(4)不同群體的收入與幸福的關系。研究的結果可以分為三類:(1)必然論，認為收入的增長必然會提高幸福感;(2)懷疑論，認為收入和幸福感沒有必然的關系;(3)綜合因素論，除了收入之外，還有很多因素也能影響幸福感，收入只是影響幸福的一個因素而已。在早期的經濟學研究中，經濟增長一直是關注的重點，經濟發達國家的人民比不發達國家的人民更幸福，富裕的人比貧窮的人更幸福。隨著經濟的增長，收入的提高，人民的幸福感也會隨之增加是當時經濟學界的共識，因為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其人民更富裕，收入更高的人民有更加高的預算線邊界，也就更有能力去提高他們的幸福水平。即幸福與收入有著簡單的正相關聯系，收入越高就越幸福。直到1974年，美國經濟學家Easterlin通過對二戰后美國的幸福感調查數據研究，發現雖然美國的經濟持續增長，實際人均收入也顯著增加，但人民的幸福水平并沒有顯著提高，由此，提出了“收入－幸福”悖論，這也引起了學者們對收入－幸福之謎的進一步關注。后來的學者們通過不同的樣本對“收入－幸福”悖論進行了驗證和分析:Frey等(2002)對日本的幸福感研究發現，從1958—1991年日本經濟增長了近6倍，而人民的幸福滿意度卻沒有提高;Clark等(2008)對歐洲五個主要國家1973—2004年的幸福感調查研究，發現“收入－幸福”悖論現象在歐洲發達國家也存在，而在當時的東德地區，人民的幸福感隨著收入的增加顯著提高。諸多文獻研究表明:在相對貧窮的國家(地區)，收入的增長會提高幸福程度;在富裕的發達國家(地區)，收入的增加對幸福感的提升效應并不明顯。也有一些機構和學者對我國的“收入－幸福”悖論進行了研究，宏觀數據研究表明，“收入－幸福”悖論也存在于中國，如世界價值觀調查數據(對中國的調查有四次，分別是1990年、1995年、2001年、2007年)顯示，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幸福感呈現下降趨勢。中國社科院的研究表明，2005年感覺幸福的人的比例比2004年的要低4．3個百分點，而感覺不幸福的人的比例比2004年要高2個百分點。但從微觀調研數據來看，如羅楚亮利用住戶調查數據發現，收入與幸福感之間有較強的正相關關系，婁伶俐、邢占軍等也得出收入和幸福感具有正相關的結論。那么，在我國，對于北京市的流動人口，“收入－幸福”悖論是否存在?收入到底如何影響主觀幸福感，流動人口的收入是否已經達到了“收入－幸福”悖論的階段?本文試圖回答以上這些問題。

二、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及樣本特征本文的研究對象為在北京市居住一個月以上，非本區戶口且2012年年齡在15～59歲的流入人口。抽樣總體中不包括調查時在車站、碼頭、機場、旅館、醫院等地點的流入人口。數據來源于國家人口計生委辦公廳2012年流動人口動態監測的調查數據。抽樣方法采用的是分層、多階段、與規模成比例的PPS抽樣。在北京市進行抽樣時，考慮到流動人口主要集中在朝陽、海淀、豐臺和大興四個區內，在抽樣時對上述四個區進行了分層處理，最終北京市總樣本量為6000人，其中朝陽區1600人，海淀區1200人，豐臺區800人，大興區800人，其他區縣共調查1600人。有效樣本為4885人。在有效樣本中，男性2646人，所占比重為54．2%，女性2239人，占比重45．8%;農業戶口3573人，占比重達73．1%，非農戶口1305人，占比重26．7%;從受教育程度來看，流動人口中近80%是沒有上大學的，其中占比重最大的是初中教育程度，占比45．6%，其次是高中教育程度，占比重17%，大學專科及以上學歷的共約占20%;從婚姻狀況來看，未婚人口約占1/4，已婚的流動人口超過3/4，已婚人口中絕大部分是初婚的，其比重達到73．7%，再婚、離婚和喪偶的一共占2．3%;從年齡來看，調查對象為15～59歲，為了分析的方便，將年齡進行分組，將15～24歲作為一組，編碼為1，25～34歲、35～44歲、45～54歲以及55歲以上各作為一組，分別編碼記為2、3、4、5，其中25～34歲的流動人口比重最大，占40%，35～44歲的人口也接近30%，15～24歲的流動人口比重也約占20%，中青年是流動人口的主要來源。

(二)分析方法與變量設置本文通過spss21軟件首先進行單因素分析，通過交叉表分析和卡方檢驗，檢驗個人特征因素對主觀幸福感是否相關。然后，將有關的個人特征因素作為控制變量，將收入(個人收入、家庭收入、分組收入、儲蓄)作為解釋變量，主觀幸福感作為因變量，采用ordinal回歸模型進一步檢驗分析收入對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本文研究的是流動人口的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因變量是五元有序變量，通過問卷調查中“和流出地相比，在本地是否感覺幸福?”的題項來獲得，回答類別分別是很幸福、幸福、一般、不幸福和很不幸福，并將幸福感按照從很幸福到很不幸福依次賦予分值1、2、3、4、5。由于原始數據是分數越高代表幸福程度越低，不符合認知習慣，故本文反過來重新賦值，分數越高代表越幸福。解釋變量的選取除了重點研究的收入變量外，為排除其它因素的干擾，還需考慮一些其它能影響幸福感的變量，作為控制變量，諸如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等個人特征的因素。

三、實證分析

(一)個人特征因素與幸福感的相關關系檢驗從圖1可以看出，北京市流動人口中有大多數認為，和流出地相比，現在是比較幸福的，主觀感覺現在很幸福的有534人，占比重10．93%，感覺幸福的2138人，占比43．77%，感覺一般的(一樣幸福)2083人，占比42．64%，即至少感覺不比原來差的占比重達97．34%，感覺比原來不幸福的僅僅102人，很不幸福的只有28人，不幸福的合計還不到3%，由此表明在北京生活工作的流動人口絕大多數是幸福的。通過交叉列聯表的卡方檢驗(表1)可以看出，包含性別、年齡、戶口性質、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狀況等個人特征因素和主觀幸福感的關系都是顯著相關的。這表明個人特征因素對主觀幸福感有顯著的相關關系。為了研究收入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需排除這些因素的影響，故將這些因素作為控制變量。

(二)收入與主觀幸福感的描述性統計從表2可以看出，流動人口的的平均幸福感為3．62(最高分為5，代表很幸福，最低分為1，代表很不幸福)，家庭月收入差距較大，最小值為0，最大為90000元，支出也表現出類似的現象。從分組收入來看(表3)，本文將家庭收入分為低收入組(月收入3000元以下)、中等收入組(3000～8000元)和高收入組(8000元以上)，分布比較均衡，處于低收入組的人口有1484人，占比30．38%，處于中收入組的2380人，占比48．72%，處于高收入組的有1021人，占比20．9%。從儲蓄(將家庭月收入減去家庭月支出的差額作為儲蓄)來看，將儲蓄分為1000元以下、1000～2500元、2500～5000元、5000元以上四組，可以看出(表4)，平均而言，每個流動人口家庭的儲蓄為3764元，有極少家庭(僅2．6%)處于入不敷出的狀態，絕大多數家庭每個月能有儲蓄。其中22．9%的家庭月儲蓄額在0～1000元之間，31．3%的家庭月儲蓄額在1000～2500元之間，27%的家庭儲蓄額在2500～5000元之間，16．2%的家庭儲蓄在5000元以上。從表3可以看出收入和主觀幸福感的簡單關系，低收入組的幸福感平均值為3．44，中收入組為3．63，高收入組為3．88，高收入人群的主觀幸福感平均值比低收入人群的主觀幸福感要高。這說明收入－幸福悖論不適用北京市的流動人口。本文認為除收入是影響主觀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外，儲蓄也是重要因素。家庭的收入減去消費支出后還能不能有剩余，剩余多少也會對幸福感產生重要影響，故本文在分析收入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的同時，也會考慮儲蓄對幸福感的影響。從表4可以看出，隨著儲蓄的增加，主觀幸福感也會更高，從儲蓄1000以下到5000元以上，幸福感的均值從3．50上升到3．85，且呈現出單調遞增的趨勢。

(三)收入與幸福的計量分析根據表1的描述統計可以看出，部分分類變量的樣本非常少，少于5%，當某個類別的樣本很少時，不具有良好的統計性質。故本文對數據進行如下處理，將戶口性質中其它類歸入到非農業戶口中，將年齡組重新分為15～24歲、25～44歲、45～59歲三組，將受教育程度分為小學及以下，中學(初中、高中和中專)和大學專科及以上三組，將婚姻分為未婚和已婚兩組，離婚和喪偶合并為未婚組，初婚和再婚合并為已婚組。在模型1中，控制個人特征因素外，僅考慮了個人絕對收入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由于個人收入的系數為正，而且顯著，表明隨著個人絕對收入的提高，幸福感也會增加，但系數非常的小，這說明絕對收入每增加一個單位，幸福感增加的幅度是非常微弱的。在模型2和模型3中，分別考慮了家庭相對收入和絕對收入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在模型2中，將家庭收入分為低收入水平、中收入水平和高收入水平三組，其中高收入組為參照組。從結果來看，低收入組和中收入組的系數為負，由參數可以計算出低收入組的優勢比②為0．366，中收入組的優勢比為0．533，表示低收入組收入每提高一個單位，幸福感提高一個等級的概率是高收入組收入每提高一個單位幸福感提高一個等級概率的0．366，中收入組的概率為高收入組的0．533，系數都在0．01顯著性水平下顯著，即控制了個人特征因素后，收入較高的群體更幸福的可能性大于收入較低的人群。在模型3中，考慮了家庭絕對收入，由計量結果表明，系數為正且高度顯著，表明隨著家庭絕對收入的提高，幸福感也會增強。和個人絕對收入類似，系數非常小，說明家庭絕對收入對幸福感的影響較小。模型4考慮了個人收入和家庭儲蓄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結果表明，個人收入和儲蓄對幸福感都有正向影響，且個人收入系數和家庭儲蓄系數分別在0．01、0．05顯著水平下顯著，但系數非常小。這說明隨著個人收入、家庭儲蓄的增加，幸福感會增加，但影響非常小。由表5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個人特征因素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從性別上看，男性的系數為負且高度顯著，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幸福，其原因可能是男性工作壓力大，負擔重;從年齡上看，15～24歲、25～44歲年齡組的系數為負，且顯著，表明45～59歲年齡的人群比15～24、25～44歲的人群更幸福，25～44歲人群比15～24歲人群更幸福，即在15～59歲的人群中，年齡和主觀幸福感是正向相關的，可能的原因是年齡較高的人群工作、家庭都比較穩定，壓力相對較小，而15～24歲的人群大多數還沒成家，工作也在起步階段，未來的不確定因素大，心理負擔相對較大;從戶口性質看，農業戶口系數較小，且不顯著，表明戶口性質對主觀幸福感無顯著差異，可能的原因是作為外來人口流入北京，農業和非農業戶口在政策扶持方面無太大差異;從受教育程度看，中學、小學受教育程度的系數為負，表明大專及以上學歷的人群比中小學文化程度的人群幸福感更高，可能的原因是學歷高的人群往往有較好的工作和社會地位，以及相對成熟的心理和良好的價值觀;從婚姻情況來看，未婚系數為負，且高度顯著，說明已婚人群比未婚人群更幸福，由此表明，婚姻狀況是影響幸福感的重要因素。（本文來自于《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雜志。《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雜志簡介詳見）

四、結論

本文利用國家計生委2012年北京市流動人口監測數據，分析了收入對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在處理收入變量的問題上，本文分別選取了個人絕對收入、家庭絕對收入、家庭分類收入(相對收入)以及儲蓄作為解釋變量。分析結果表明，從低收入到高收入，幸福感的均值是單調遞增的，收入越高，幸福感就越強。從ordinal計量回歸結果看，個人絕對收入和家庭絕對收入對主觀幸福感有正向而且顯著的影響，只是影響程度較小。相對收入對主觀幸福感也有顯著影響，且高收入家庭比中、低收入家庭更幸福，儲蓄對主觀幸福感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儲蓄越多，幸福感也越強。研究表明，收入只是影響主觀幸福感的一個重要因素。除此之外，個人特征因素對主觀幸福感也有顯著影響。本文的實證分析證實了主觀幸福感的綜合因素論觀點。據很多文獻所言，收入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有門檻值，即在某個收入以下，隨著收入的增加會提高幸福感，而超過這個臨界值后，收入的影響會減小甚至消失。從本文的研究來看，流動人口的收入顯然沒有達到這個門檻值，即北京市流動人口目前處于隨著收入增加會提高幸福感的階段。所以，在目前階段，提高流動人口收入水平是提升幸福感的重要途徑。

作者：夏倫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統計與數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