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訴法修改差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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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權與憲法人權

一般而言，就是指人人都享有或者應當享有的權利。人權的概念從出現之時就有所爭論，以其所依據的哲學原理的不同而在理解和運用上頗有差異。近代人權的概念源于西方，主要的推導方式有兩種，一種是經驗式的，就是根據現存的某種制度事實，推導出人是平等地享有某些基本權利的結論；另一種是先驗式的，以存在高于人類的自然法為前提，推導出人生而應當具有超越現存社會制度的自然權利。論文百事通[1]不管以哪種推導方式，都是以人的平等為基礎，既然平等，所享有的權利便不應有差異，不存在從屬或受制關系，人便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馬克思主義的人權觀也認同這一點，“從馬克思的宏觀的人權觀念中可以知道，人權的第一要義是人格即人作為人的尊嚴和自由”。[2]馬克思對人權的精神屬性和物質屬性的論述證明，在精神層面上的人對自由的追求正是共產主義革命的目的，而在達到這個人類個性最終的解放過程中，在人權的物質層面上：“人格和人的自由只有同外部存在物、特別是物質生活條件相結合，才能獲得表現和實現。”[3].除了人權的精神性和物質性，馬克思還提出并論述了群體人權的觀念，他認為個人權利是構成群體權利的細胞；群體權利是個人權利的共同條件和保障，個人權利必須通過群體權利才能實現。[4].

雖然人權在實際狀態上，國家與國家之間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導致對人權的觀點也存在很大的差異，但隨著平等和自由觀念的不斷滲透，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對人權基本包括哪些權利已經漸漸有了同一認識。要在許多國家中構建統一的人權標準曾被認為是不可能的，如果人權包含著民主權利現代社會享受福利的權利，那么這種人權將與包括第三世界在內的人類大多數無關，統一的人權標準還忽視了文化的多樣性，忽視了人的個性和社會基礎。因此，只能在現已取得共識的觀念下建立一個人權的“最低限度標準”。[5]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并頒布《世界人權宣言》，這是構建全球范圍內人權標準的一次嘗試，《宣言》中廣泛規定了人的各種基本權利。1966年12月16日，聯合國大會在《宣言》的基礎上又通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并開放給各國簽字。目前我國已經成為這兩個公約的締約國。

人權兩公約規定的權利相當完備，許多權利在我國憲法和法律中并未規定，在此背景下，中國將“人權”概念寫入憲法，意味著國家對人權共同標準的認可，并將其作為“可以實現的理想”。憲法是一國的根本法，它對國家和社會生活的各方面作出了極為原則、抽象的規定?！皣易鹬睾捅Ｕ先藱唷奔词菓椃ㄋ幎ǖ娜藱嘣瓌t，結合馬克思主義的人權觀念，在憲法規定的人權原則之下，國家更需要關注人權在現實生活條件下的狀況，應該為將原則性的人權法定化為人實實在在享有的權利作出努力。此外，根據群體人權所提供的啟發意義，在人權法定化過程中，又要注意到社會不同階層、不同群體對法定權利接近和利用的能力差異，有意識地為社會弱勢群體的人權提供更為便捷和經濟的保護手段。這些工作在憲法做出“國家尊重和保護人權”的承諾下無疑具有更現實的意義。

二、以往民事訴訟立法對人權的體現

新民主主義革命以來，中國民事訴訟的立法走過了一條相當崎嶇的道路，從解放區的民事訴訟規范到1950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訴訟程序試行通則（草案）》，1954年《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到1956年《關于各級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審判程序總結》，再到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新中國的民事訴訟立法基本思路都是以群眾為本，使人民群眾的糾紛得到及時、徹底的解決。對于保障社會主義人民的權利起到了重大作用。

現行《民事訴訟法》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背景下誕生的，它面臨的社會環境要求民事主體具有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具有能隨自己意志處分自己權利的自由，這就意味著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主體地位的突顯，而法院的角色定位也應漸漸轉向“中立”的裁判者。從現代人權保障的角度看，現行《民事訴訟法》在許多方面取得了階段性的成就：

首先，《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基本原則體現了人權保障的要求?！睹袷略V訟法》第八條規定的當事人訴訟權利平等和適用法律平等的原則，體現了作為人權基礎的平等觀念，是《憲法》關于“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規定的衍生，《民事訴訟法》對于當事人在訴訟中具體的訴訟權利的設置，正是以這一原則為指導的?！睹袷略V訟法》第十一條規定當事人有權以本民族的語言、文字進行訴訟的權利，與憲法第一百三十四條的規定相一致，這也是以平等為理念保障各民族的當事人在進行民事訴訟時的平等地位。在《民事訴訟法》第十二條中，還規定了當事人的辯論原則，辯論原則是建立在當事人訴訟權利平等基礎上，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憲法所規定的民主權利，即在訴訟過程中有權發表自己的意志對審判者進行影響?！睹袷略V訟法》第十三條還規定了處分權原則，處分權原則是意思自治的體現，即人對于只關涉自己的事務有權自由處置，這也從一個側面體現了意志自由的人權基礎。

其次，《民事訴訟法》在程序的設計上和對當事人具體權利的規定上也體現了人權保障的要求。第一，訴訟過程的階段化和規范化，每一位訴訟參與人的行為在訴訟當中都有其特定的含義，而且與訴訟結果發生著不同程度、不同內容的聯系，其中，當事人行為對訴訟進程及其結果的影響尤其顯得突出。第二，當事人在提供證據或者證據線索上的責任被正式予以明確（《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

一、二款），雖然和訴訟風險的承擔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但也使訴訟的結果和當事人的行為之間建立了直接的聯系。第三，對裁判結果的評價增加了程序公正的標準，程序的公正作為裁判公正的應有之意，某些程序上的違法事由被列入上訴審和審判監督程序的審查范圍（《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二條第四項、第一百七十八條第

四、五項、第一百八十五條第

三、四項）。這些程序上的變革彰顯了當事人主體地位的提升，體現了對當事人權利的尊重。第四，《民事訴訟法》對當事人具體權利的規定是人權的具體化。一項憲法性權利是：當人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時，有得到救濟的權利。《民事訴訟法》為此規定了當事人的訴權和答辯權，在起訴符合法定的形式和實質要件情況下，訴訟程序就可以啟動。在程序運行過程當中，基于當事人雙方的平等地位，當事人有權提出、變更訴訟請求，提出主張，申請回避，提供證據，進行辯論，申請執行等。在訴訟中當事人可以依自由意志而自認或認諾，或在法院允許情況下提出撤訴，也可以請求和接受調解，進行和解，不服裁判而上訴，申請再審。而且，這些權利都和訴訟的結果有直接的關聯，決定了當事人得到救濟的真實性。

三、尊重和保障人權原則下《民事訴訟法》的再完善

（一）訴權與民事訴訟的受案范圍

我國《憲法》中并沒有條款直接確定“任何人享有司法救濟的權利”，但這并不意味著在我國獲得司法救濟的權利不作為一項人權而得到承認。在權利受到侵害和發生糾紛時得到司法救濟是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我國要建設法治國家就必須確保這種權利。我國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條第三項規定，每一締約國承擔：“（甲）保證任何一個被侵犯了本公約所承認的權利或自由的人，能得到有效的補救，盡管此種侵犯是以官方資格行事的人所為；（乙）保證任何要求此種補救的人能由合格的司法、行政或立法當局或由國家法律制度規定的任何其他合格當局斷定其在這方面的權利；并發展司法補救的可能性；（丙）保證合格當局在準予此等補救時，確能付諸實施。”因此，拓寬司法救濟的范圍，已經成為我國對內保障人權、對外承擔國際義務的重要任務。在民事訴訟理論上，訴權一直是當事人進行民事訴訟的正當性的根源，民事訴訟也被看成是審判權和訴權的集合物。[6]訴權是當事人在其權利受到侵犯或者發生爭議時，訴諸法院的權利，它使權利的救濟成為可能，《民事訴訟法》體現憲法人權保障的原則，就要充分尊重和保障當事人的訴權，使當事人正在爭議或受到損害的權利可以通過訴訟的途徑得到救濟?！睹袷略V訟法》關于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間、法人之間、其他組織之間以及他們相互之間因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提起的民事訴訟的規定有兩重限定：一是主體性的限定，二是法律關系的限定。任何糾紛想要通過民事訴訟的方式得到救濟，都必須同時符合這兩個條件。這種受案范圍的規定在實踐中形成了一些弊病，限制了一些糾紛的司法救濟之路。比如在個人隱私受到侵犯的情況下，人民法院一般認為不屬于民事訴訟受案范圍。[7]此外，憲法規定之下的住宅不受侵犯權、通信秘密權受到侵害的情況下，按此受案范圍的規定，受害人都無法獲得司法救濟。從人權保障的角度，《民事訴訟法》受案范圍應該擴大，可以把現行規定的兩個必要條件置換成非必要條件，即只要滿足：1本婪資竊諂降戎魈逯間發生，2本婪姿涉的權利性質是民事權利其中之一者，即可啟動民事訴訟。如此一來，對于憲法上的基本權利而言，只要侵權者是無公權力性質的主體，即可以以民事訴訟救濟受害者；而對于應受到保護但現行法律又沒有規定的權利而言，只要它在性質上是屬于民事權利，也可以通過民事訴訟的途徑予以確定或保護。

（二）程序啟動和運行上當事人的主體地位和自由意志

在職權主義訴訟模式下，當事人在民事訴訟程序中的控制力是非常有限的，訴訟的過程常常顯示出一種法官主體性的特征。而“人權”原則下的訴訟程序無疑應把當事人的主體性奉為圭臬。其一，在民事訴訟的啟動上（包括上訴審和再審的啟動），當事人具有完全的自主權，不受第三人強制進行訴訟，沒有當事人申請的國家公職人員發動的審判監督程序應予修改。其二，在程序進行中，當事人需要被賦予更多的程序選擇權，可以合意確定管轄、選擇簡易或普通程序、甚至在普通程序中選擇合議庭或獨任法官進行審理，以此來增加當事人對裁判結果的認同感。其三，在對實體權利和訴訟權利的處分上，更加體現當事人的意思自治，調解要更加尊重當事人的意愿，還可以在一定限度內承認當事人訴訟契約，比如只影響當事人實體權利的訴訟契約。其四，在當事人對程序的運行有充分的控制權的基礎上，把當事人的行為和訴訟的結果聯系起來，如不提出答辯視為承認對方訴訟請求，證明責任和舉證期限的原則性規定也要在《民事訴訟法》中得到體現。其五，限于我國人民群眾對民事訴訟程序運用能力上的差異和觀念上的原因，我國民事訴訟程序也不能完全走當事人自治的道路，訴訟程序的運行還要貫徹“協同主義”的精神，在當事人對程序進行控制和對權利進行處分之前，法官的責任在于使當事人充分認識到自己行為的性質和后果，確保當事人的行為確實出于其自由的意志并把這種自由限定在不對社會、他人造成危害的范圍之內。為了充分保護當事人的權利，法官審判權的運行原則也需要有新的含義，在“便于當事人‘利用’民事審判制度”的前提下還要“便于人民法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8]新的兩便原則的闡述突出了民事審判權的運行將以訴訟當事人權益的保障為目的，立法應該加以肯定。新晨

（三）對特殊群體的傾向性保護

人權分為個體人權和群體人權，而我國又尤為重視群體人權，由于社會資源的有限性，生活在一個國家的人民總是可以分為不同的階層和群體，一定的階層和群體有著共同或者類似的利益。民事訴訟從微觀的角度雖然關注的是作為個體的當事人，但是在進行程序設計的時候，卻不能不考慮到不同社會群體的不同需求，設計出反映不同需求的程序類型供當事人選擇。在現階段，《民事訴訟法》應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的要求，構筑一個更具親和力的“可接近”司法。社會弱勢群體的現狀是：他們用于維護自己權益的手段非常有限，可以支出的成本很少甚至沒有，迫切需要在最短的時間內得到一個公正的結果。為了適應社會弱勢群體的上述三個特殊性，《民事訴訟法》應該設立或完善有關的程序制度。第一，可以承認社會團體以原告名義為他人權益而進行訴訟的機能。社會團體成立的宗旨就在于保護它所代表的那部分人的利益，它的優點在于可以集中分散的資源以爭取個體力量無法爭取的權益，所以建立它的代訴制度有現實的可能性。例如，消費者協會可作為原告為消費者的利益進行訴訟，工會可以代勞工進行訴訟等。[9]第二，法院收取更低的訴訟費用和完善訴訟救助制度。我國民事訴訟受理費偏高，1989年《訴訟收費辦法》比1984年《訴訟收費辦法（試行）》規定的財產案件收費增長了3、3倍，而同期我國GDP只增長了1、3倍左右。[10]這就把一部分無力支付訴訟成本的弱勢人群阻擋在了法律救濟的大門外。將來的民事訴訟應該朝著福利性的方向發展，受理費用象征性地收取或者不收取。以訴訟費用的改革為中心，還需要完善我國訴訟救助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使訴訟費用的緩、減、免更加合理，更具有操作性，法律援助應建立基金，援助對象范圍可以更加擴展。第三，在保證基本的程序公正的前提下，重視弱勢當事人對程序效益的要求，可以在充分論證的基礎上設計快速的救濟程序，這種程序較為強調法院職權的運用，也更加著重調解，在這類案件中，當事人的處分權雖然居于次要地位，但是考慮到當事人對實體權利更為迫切的要求，實質上卻是保障人權的一種現實方法。

參考文獻：

[1]夏勇：《人權概念起源-權利的歷史哲學》（修訂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159頁。

[2]呂世倫：《法理念探索》，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9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