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的自愿研究人權保障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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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仲裁及仲裁自愿原則簡概
英語中的仲裁（arbitration）一詞來源于拉丁文，是取斷然決定（arbitrarydecision）之意，其現代意義是指爭議雙方自愿將爭議交由第三方作出終局有約束力的裁決[1]。仲裁是指糾紛當事人在自愿基礎上達成協議，將糾紛提交非司法機構的第三者審理，由第三者作出對爭議各方均有約束力的裁決的一種解決糾紛的制度和方式。仲裁的基本原則包括當事人自愿原則、獨立仲裁原則和公平合理原則。
（二）自愿原則在仲裁中的體現
自愿原則又稱當事人自治原則，是貫穿整個仲裁程序的基本原則，被譽為仲裁的基石。首先，在仲裁程序中，除非有法律和仲裁規則的強制性規定，仲裁程序的很多方面都可以由當事人自主選擇。《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7條規定，凡當事人同意將爭議提交仲裁委員會仲裁的，均視為同意按照本仲裁規則進行仲裁。但當事人對仲裁程序另有約定并經仲裁委員會同意的，從其約定。仲裁程序的開始必須以當事人雙方的仲裁協議為前提，沒有雙方協議的就不能適用仲裁程序。第二，在仲裁條款中“,仲裁條款是仲裁協議的一種最重要的、最普遍的形式，它訂立與實際爭議發生之前，存在于有關合同之中，并具有與該合同中其他條款不同的性質和效力”[2]。仲裁條款確定的時間決定了雙方當事人比較容易就條款的內容達成一致，其內容由當事人雙方協定。第三，在仲裁協議中仲裁協議書是當事各方為了解決某方面的爭議，而要求仲裁的專門約定。仲裁協議書一般都在爭議發生后才簽訂，而當事人在此時往往很難達成意見一致。當然，依照當事人的約定是仲裁協議的生效的前提。第四，其他方面。當事人可以就仲裁地點、仲裁員甚至仲裁開庭方式等進行約定。當事人是否將他們之間發生的糾紛提交仲裁，由雙方當事人自愿協商決定；當事人將哪些爭議事項提交仲裁，由雙方當事人自行約定；當事人將他們之間的糾紛提交哪個仲裁委員會仲裁，由雙方當事人自愿協商決定；仲裁庭如何組成，由誰組成，由當事人自主選定。總之，在仲裁中，從當事人決定用仲裁方式解決爭議開始，到爭議的最后解決，無處不體現著“當事人愿望”。可見，自愿原則在仲裁中舉足輕重的地位。
二、人權的概念與內容
（一）人權的概念
“人權是指作為一個人，為滿足其生存和發展需要而應當享有的權利。”[3]人權的概念及其理論產生于近代歐洲，但其萌芽卻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和羅馬時期，而我國的人權思想卻是從19世紀20年代才發展起來的。可見中西方的人權思想發展時間相差甚遠。發展時間長短不同是我國與西方人權思想成熟程度不一樣的原因之一，但其不是主要原因，每個國家的歷史情況、國家體制、發展狀況不一樣，本文作者認為，這才是中西方人權發展程度不一的根源。克里希波斯在其《法律倫》一書中認為，每個人一生下來既是城邦的公民又是世界的公民。他們既要服從城邦的法律又要服從世界的法律，當城邦的法律違背世界的法律而侵害人類權利的時候，世界的法律便代替城邦的法律發生效力。他的這一每個人生而便是世界公民而享有平等權的理論，是人權無國界的最早理論。有人說，科學、真理、民主、法治、人權在這個世界上是不分國界而存在的，筆者贊同這一說法。經過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西方人權思想已初見端倪，爾后的自然法學派則將這種人權思想系統化為全面的人權理論體系。霍布斯在其《利維坦》一書中反復強調“人之天生，其身心，皆相等也”，“自然之權利者，人人皆有自由”。其思想無不圍繞著人權的平等性，作為人，無論其國籍、膚色、種族、語言、民族等等方面，他都有與其他人一樣的權利，神圣不可剝奪。
（二）人權的保障
《社會契約論》中指出，人的權利的對立便是國家權力，為了使個人權利得到保障，個人將其權利的一部分讓渡給國家，國家統治者的權力來自于個人的認可。人們在讓渡一部分自然權利之后，其剩下的另一部分自然權利，即生命、自由和財產的權利，其中，財產權利是自然權利的核心。國家統治者的政治權利旨在保護個人的這些權利。在倡導自由的第一代民主思想之后，一些發達國家和新興的民主國家開始根據自身國情以及發展的需要，提出了以社會權為主要內容的第二代人權，和以發展權為主要內容的第三代人權。三種層次的人權逐步提出是希望能有機制給予解決，天賦人權思想家們主張以三種方式來保護人權。一是在自然狀態下，每一個人可以靠私力去捍衛自己的權利，去打擊那些違反了自然法的行為；二是依靠國家的政治權力去保護，社會契約論中說到，國家收歸一部分個人權利，其主要目的便是用收集的個人的權利去維護人權；三是利用法律的武器來維護，洛克指出“，既然人們參加這個社會的重大目的是和平、安全的享受他們的各種財產，而達到這個目的的重大工具和手段是哪個社會所制定的法律，因此所有國家的最初的和基本的明文法就是關于立法權的建立”[4]。憲法是一個國家的最高法律，是一國中一切法律的母法。最早將人權用憲法形式予以提出的是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法國的《人權宣言》。接著1787年美國憲法和1791年法國憲法都分別確定了基本人權原則。兩國開創的人權憲法保護模式，為以后各國的人權立憲活動開創了先河，各國憲法無不確認基本人權原則，以各種形式對基本人權原則予以保護。
三、從仲裁的自愿性原則看人權
前面已經論述了仲裁法自愿原則在仲裁活動中的重要性以及人權的概念。從二者的本質上來講，可以看出以下聯系。當事人面對爭議選擇仲裁的權利屬于人基本權利中的一種程序上的選擇權，仲裁作為當今糾紛解決主要機制之一，其地位已經不言而喻。仲裁的自愿性原則是人權在非訴活動中的體現，而人權的保障又要通過仲裁這樣一種糾紛解決機制來維護。人有選擇爭議解決方式的權利，在選擇了解決方式之后，其又有對解決方式的具體情況進行約定的權利。只要其約定的事項不違背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那么，當事人的約定就是有效的，值得雙方采取各種方式去執行。從人權發展的三個階段，我們可以看到在爭取人權的這條路途中的艱辛和曲折。如今，基本人權已經被各國確定在本國的憲法之內，可見統治者對基本人權的重視。看到基本人權在自愿性原則這一小部分得到充分保護和體現的同時，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審視一下基本人權的真正保護情況呢？
四、反思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對于西方人權觀中“天賦人權”思想并不予以肯定，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人權觀影響下，我國學者認為，人權是具有歷史性的，它與一個國家的政治、社會、經濟等方面有著密切的聯系。中國政府和人民從自己的歷史和國情出發，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長期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經驗，在積極參與國際人權領域中的活動和對外人權斗爭中，將人權的普遍性與中國歷史、文化和現實的特殊性結合起來，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人權觀。總書記指出，“憲法促進了我國人權事業和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憲法對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作了全面的規定，為廣大人民群眾充分享有民主權利，在國家生活中發揮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一部好憲法，它明確了公民的基本人權，規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的這一論述無疑讓我們對我國憲法肅然起敬，然而，《憲法》所保障的人權是真正的被“保障”了嗎？其人權是不是如同我國《憲法》中所說的那樣有著不可侵犯的權威呢。事實并不盡如人意，我國在《憲法》中規定了人的基本權利，然而最起碼，我們連一個真正的違憲審查機制都沒有。《憲法》中的權利規定得再全面又有何用，沒有強制力去保障實施，這些權利再完美也只能是紙上談兵，只是作為一個花瓶欣賞而已。眾所周知，我國并不贊成西方的“三權分立”制度，當然我國也沒有采用，在這樣一種體制下，原本應該歸屬三個不同機關所有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權被混為一談。西方學者指出，國家權力是公民權利的最大敵人，公權力的行使最大情況地影響公民的基本權利。為了保護公民的基本人權，我們國家將這一重要的權利列入具有最高效力的《憲法》，甚至將公民基本權利一章放在國家機構一章之前。可是，訴訟和非訴機構的不獨立，讓公民的基本權利如何得到最好的保障？有誰可以保障法院在作出審判之時不受國家行政權力的干涉呢？在美國，大法官的薪水是由國會預算支出的，他們除非自動退休或被國會彈劾并證明有罪之外是終身制任職。而在我國，法院院長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并對其負責，人民代表大會擁有著至高無上的立法權，還將司法權間接收歸其手，這樣說來，是不是有種一人唱雙簧的感覺？立法和司法同屬一人，產生“惡法”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法治的首要目標是將野蠻的立法與保障人權尊重人格尊嚴的立法加以區分，并力爭去防止、消除法律將會造成或已造成的災難”[4]48。現實總是給我帶來這樣或者那樣的深思，在21世紀已經過去一載的現在；在物質、精神文化極度提高的國度；在世界上僅存的幾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在落后的生產力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矛盾日益尖銳的社會主義初期階段。存在著人權無法得到很好保障的情況，我們可以予以理解，因為體制是慢慢發展和優化的。筆者認為，若要我國的人權得到好的保障，首先就應該將本屬于司法機關的獨立歸還，只有司法機關的活動手腳不被束縛，才能更好地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