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發展人權的成績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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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中國是中國各族人民缺乏基本人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藏族群眾聚居的西藏地區，社會發展水平在整體上又落后于整個中國，西藏民主改革前仍實行“政教合一”、剝奪人權的農奴制，因而西藏各族勞動人民群眾的人權處境，比中國其他多數地區的多數人民群眾，更落后、更悲慘、更缺乏基本人權，西藏各族人民群眾根本享受不到最基本的人權。新中國1959年對舊西藏實行民主改革半個多世紀以來，西藏各族人民群眾各個領域的人權，皆發生了滄海變桑田的六點歷史性巨變。

一、新中國廢除舊西藏剝奪人權的農奴制社會制度，從社會基本制度上開辟出西藏各族人民群眾開始享受人權、繼之不斷發展人權的新紀元

歷史上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曾實行的農奴制，是根本否認人權存在、赤裸裸剝奪勞動人民最基本人權的社會。然而令人十分痛心、不可思議的是，直到20世紀50年代，西藏在民主改革前仍實行“政教合一”、根本否認人權存在、根本不承認藏族等各族勞動群眾具有人權的農奴制。西藏當時實行的農奴制，甚至是被中世紀西歐的農奴制更殘酷、更野蠻、更缺乏人權的社會制度。新中國1959年廢除西藏實行了700多年的農奴制，把西藏引上社會主義道路，成為20世紀世界廢除農奴制度史上一座高聳云霄的里程碑。對新中國1959年廢除西藏農奴制的重大歷史意義，歷史已作出如下客觀定論：“這不僅是中國人權發展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篇章，而且在國際禁奴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無疑是人類走向文明進步的歷程中彪炳千秋的一個偉大壯舉。”[1]新中國1959年廢除西藏實行了700多年的農奴制，其社會歷史進步意義在于：“標志著‘世界屋脊’人權事業的確立，結束了人類社會最后一個不知人權為何物、與世界文明進步格格不入的區域黑暗社會的統治，使新中國再沒有面積過百萬平方公里、人口數量過百萬而毫無人權的區域社會。”在西藏廢除農奴制49年后的2008年，一位實地考察過西藏人權今日現狀的外國人尼娜•卡爾帕喬娃坦誠地說到：“毫無疑問，中國的革命給西藏人民帶來了全面的人權。”[2]而親身經歷1959年民主改革開辟出西藏各族群眾開始享受人權、繼之不斷發展人權歷史的西藏各界人民群眾代表，在2009年1月19日，鄭重作出《關于設立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的決定》，以永遠紀念新中國廢除舊西藏農奴制、開辟出西藏各族人民群眾享受人權新紀元的歷史創舉。

二、社會主義中國在發展西藏各族人民群眾的生存權方面取得輝煌歷史成就

人權首先是生存權，沒有生存權，其他一切人權均無從談起。若撇開舊西藏長期實行農奴制、缺乏保護西藏各族勞動群眾人權的政治法律制度不談，僅就作為維持西藏各族勞動群眾生存權的物質生活資料和醫療衛生條件而言，西藏各族勞動群眾既缺乏維持生存權的物質生活資料，又缺乏維持生存權的醫療衛生條件，西藏各族勞動群眾長期處在食不果腹、衣不遮體的生存境地，處于缺醫少藥、有病得不到醫治的生存境地。天花、霍亂、性病、斑疹傷寒、猩紅熱、破傷風等地方病和傳染病，在西藏地區不時肆虐蔓延，嚴重危害西藏各族勞動群眾的生存權，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人均壽命僅35.5歲。西藏民主改革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圍繞解決西藏各族人民群眾的生存權，國家大力發展西藏地區社會生產力，使西藏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實現了從貧困到溫飽、從溫飽到總體小康的兩次歷史性跨越。1952年西藏人均占有糧食125公斤，盡管西藏1991年人口比1952年增長一倍多，但1991年西藏人均占有糧食達到290.5公斤，比1952年提高1.2倍。[3]民主改革前西藏農牧區貧困發生率在80%以上，民主改革后中央政府及全國各地以多種形式、多種渠道，長期對西藏實施對口支援和扶貧幫助，到1994年西藏全區貧困人口下降到48萬人，貧困發生率降至23%；到2007年西藏全區貧困人口下降到7萬人，貧困發生率降至10%以下。[4]西藏民主改革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圍繞解決西藏各族人民的生存權，國家對發展西藏自治區醫療衛生事業實行特殊政策，累計撥付專項經費18億多元發展西藏醫療衛生事業，每年用于農牧民的醫療補貼超過2000萬元。西藏已在全國率先實現了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全覆蓋，并逐步建立以免費醫療為基礎的農牧區醫療制度。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及醫療條件的改善，使西藏各族群眾的壽命顯著提高，西藏人均壽命已由1959年前的35.5歲提高到現在的67歲，嬰兒死亡率則由1959年前的43%下降到3.1%。[5]據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西藏有80歲至99歲的老人13581人、百歲以上老人62人，西藏是中國人均百歲老人最多的省區之一。西藏人口已由1959年的122.8萬人，增加到2008年的287.08萬人，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人口占95％以上，民主改革半個多世紀以來是西藏近幾個世紀以來人口增長最快的時期。[1]

三、社會主義中國在發展西藏各族人民群眾政治領域的人權方面取得輝煌歷史成就

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公民參與社會政治生活、行使政治領域人權的最基本形式，民主改革前西藏各族群眾既無選舉權又無被選舉權。新中國使西藏各少數民族群眾與漢族一樣平等地獲得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自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來，歷屆全國人大代表中藏族代表的比例皆高出藏族人口的比例。在歷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中，先后有十四世達賴、十世班禪、阿沛•阿旺晉美、帕巴拉•格列朗杰、熱地等5位藏族公民，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現任的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民族委員會中，列確、嘉木樣•洛桑久美•圖丹卻吉尼瑪兩名藏族公民，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目前西藏有29名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公民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和常委，其中，阿沛•阿旺晉美、帕巴拉•格列朗杰兩名藏族公民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5]2007年在西藏鄉（鎮）、縣、地（市）、自治區四級人民代表大會換屆選舉中，西藏各族群眾參選率達96.4%，有些地方達100％，遠遠高于西方國家選民的參選率。經直接和間接選舉產生的34000多名西藏四級人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占94％以上。目前西藏有20名全國人大代表，其中藏族12名、門巴族和珞巴族各1名。西藏自治區自1965年成立以來，自治區歷屆人大常委會主任和自治區政府主席，都由藏族公民擔任，自治區各級檢察院和法院主要負責人，也均由藏族公民擔任。[1]目前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在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副主任組成人員中占87.5%，在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占69.23%，在自治區主席、副主席組成人員中占57%。在西藏自治區、地、縣三級國家機關組成人員中，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公民占77.97%。[5]在我國實行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藏族人民，依法享有行使其自主管理西藏地區各項事業的政治權利。西藏自治區人大和政府不僅享有省級國家機關制定地方性法規的權力，而且有權根據本地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1965年以來西藏自治區人大和政府先后制定頒布220件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其中包括《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管理條例》、《西藏自治區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決定》、《關于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反對分裂活動的決議》等。[5]西藏自治區人大和政府依法行使民族自治權制定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為維護西藏境內各族群眾的特殊權益提供了法律保障，有力促進了西藏各項建設事業的發展。

四、社會主義中國在發展西藏各族人民群眾經濟領域的人權方面取得輝煌歷史成就

舊西藏經濟發展水平落后，是制約西藏各族群眾各項人權實現的最深層根源之一。西藏民主改革半個多世紀以來，為在促進西藏經濟加速發展基礎上，全面發展西藏各族群眾各個領域的人權，國家陸續對西藏啟動一系列發展經濟的特殊優惠政策：1964年國家設立“民族自治地方機動金”；1977年至今國家實行“邊境事業補助費”；1977年國家設立“邊疆建設專項補助投資”；1983年國家決定免除全西藏地區農業稅，西藏自治區成為中國第一個免除農業稅的省級行政區，西藏自治區實行免除農業稅的政策比其他省、自治區、直轄市早20多年；1987年至今國家實施“牧區扶貧專項貼息貸款”政策；1989年至今國家設立“少數民族貧困地區溫飽資金”；1994至2000年國家實施以解決少數民族群眾貧困為核心的“八七扶貧攻堅計劃”；2000年至今國家實施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將西藏全區納入西部大開發范圍，享受西部大開發的各項發展經濟的特殊優惠政策。國家不僅對西藏全區內的發展經濟實施一系列特殊的優惠政策，而且又從外部組織發達地區對口支援包括西藏在內的民族地區發展經濟：20世紀70年代末中央確定北京、上海、天津、山東、江蘇、河北等發達地區，分別對口支持一個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經濟政策時，確定全國支持西藏發展經濟。20世紀80年代中央調整全國對口支援布局時，又確定上海支援西藏發展經濟。20世紀90年代中央確定對口幫扶對象時，再次確定全國幫扶西藏發展經濟。[6](P82)為長期持續做好全國援助和幫扶西藏發展經濟的工作，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先后于1980年3月、1984年3月、1994年7月、2001年6月和2010年1月，在北京召開5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不斷完善對西藏援助和幫扶的各項政策，形成傾全國之力、“全國援藏”的格局。據國家發表的權威統計數字，1959年至2008年，中央財政向西藏的財政轉移支付累計達2019億元，占同期西藏總財力的93.7%。換言之，西藏自治區每支出100元的建設經費中，其中有93.7元來自中央的支持。[4]在國家一方面長期在西藏當地實施一系列發展經濟的特殊優惠政策，另一方面又長期組織發達地區對口支持和幫扶西藏發展經濟，兩股強大合力的拉動下，西藏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攀升，西藏各族人民經濟領域的人權不斷得到發展。

五、社會主義中國在發展西藏各族人民群眾享受教育的人權方面取得輝煌歷史成就

民主改革前西藏各族勞動人民群眾被剝奪受教育的人權。為發展西藏各族勞動人民群眾受教育的人權，新中國和平解放西藏、西藏尚未實行民主改革前的1958年，國家已撥專款在內地的陜西省咸陽市建立西藏公學，專門接收西藏各族勞動人民群眾進入西藏公學接受文化教育。西藏公學成為西藏有史以來創辦最早的一所專科學校，1965年西藏公學更名為西藏民族學院，該院迄今已為西藏培養輸送各類建設人才3萬多人。此后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西藏自治區政府又在本自治區內的拉薩等地，先后創辦西藏大學等高等院校。為滿足發展西藏教育事業與衛生事業的雙重需要，國家還十分重視藏醫人才隊伍的培養，專門在西藏建立全國唯一的西藏藏醫學院。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支持西藏發展教育的力度更大、舉措更多、成效更顯著。1985年以來內地18個省市對口支援西藏教育資金達5.76億元，支持西藏74個縣改建幼兒園、中小學300多所。在中央政府和全國各地大力支持下，西藏不僅在全國第一個實行了城鄉免費義務教育，而且還對義務教育階段的農牧民子女實行寄宿制的“三包”（包吃、包住、包學費）特殊政策。為加大培養藏族高學歷、高層次人才的力度，從2005年起國家又面向包括西藏在內的民族地區，實行特殊政策招收少數民族碩士生和博士生。國家不僅對西藏當地教育實施一系列特殊優惠政策，而且從1985年起，國家又在全國內地20個省市開辦西藏中學或在重點中學內招收西藏班。截至2007年，全國共有28所學校辦有西藏班（其中初中19所、高中7所、師范類學校2所），招收西藏插班生的內地高中有53所，有90余所內地高校招收西藏班高中畢業生，內地開辦的西藏班（校），已為西藏培養輸送各類建設人才約1.5萬人。[4]在國家出臺多項政策、多方位促進西藏教育發展的有力推動下，西藏各族群眾受教育的人權不斷實現與時俱進的發展，截止2008年底，西藏有各類學校1017所，其中小學884所、普通中學117所、中等專業學校10所、高等院校6所，西藏已初步建立起包括幼兒教育、中小學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在內的、具有藏族地方特色的國民教育體系。目前西藏人均受教育的年限已到達6.3年，與貴州、寧夏、甘肅、青海處于同一發展水平。[4]西藏藏族人民受教育人權的提高，促使西藏藏族群眾的思想政治素質和文化科技素質實現歷史性整體躍升。2007年西藏有專業技術人員46508人，其中以藏族為主體的少數民族專業技術人員31487人，占專業技術人員67%，一批以藏族為主體的少數民族博士、碩士、科學家、工程師等高級人才已脫穎而出，成為西藏各條戰線建設的生力軍。[1]

六、社會主義中國充分尊重和保護西藏各族人民群眾宗教信仰自由的人權

宗教信仰自由是人權的一項重要內容，西藏絕大部分藏族和門巴族、珞巴族、納西族群眾，在歷史上形成信奉藏傳佛教的傳統宗教信仰，此外西藏還有部分群眾信仰伊斯蘭教和天主教。西藏民主改革半個多世紀、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全面貫徹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切實尊重和保護西藏各族群眾所信仰的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宗教的各族信教群眾的宗教需求得到滿足，各種宗教活動得以正常進行，各類宗教節日頻繁舉行。目前西藏有1700多處宗教活動場所，住寺僧尼4.6萬人。為滿足西藏部分信仰伊斯蘭教和天主教信教群眾的需要，西藏目前建有清真寺4座，伊斯蘭教信徒約3000余人；建有天主教教堂1座，天主教信徒700余人。改革開放以來，西藏陸續恢復各教派的各種類型的宗教節日40余個，在政府提供有關服務和保障的便利條件下，僧俗信教群眾每年都參加薩噶達瓦節、雪頓節等各種宗教傳統活動。[1]活佛轉世制度，是藏傳佛教界歷史上形成的一項十分特殊的制度，是藏傳佛教界領導人特有的傳承方式，該項制度得到國家和西藏各級政府的尊重。民主改革半個多世紀以來，西藏地區經國家和西藏自治區政府批準繼任的活佛共30余人。1995年在中央政府提供經費等多項保障和服務的基礎上，西藏藏傳佛教界人士按照其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經過金瓶掣簽、報國務院批準等程序，圓滿完成第十世班禪轉世靈童的尋訪、認定以及第十一世班禪的冊立和坐床，產生出新一世（第十一世）班禪。[5]對包括藏傳佛教領導人在內的西藏宗教界著名人士，中國黨和政府實行“信仰上尊重、政治上團結、生活上關照”的政策。1954年西藏藏傳佛教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十四世達賴，擔任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西藏自治區籌委會主任等國家和西藏地方領導人職務，但他后來逐步走上分裂國家道路，并于1959年叛逃印度，由此開始其流亡之路。另一位西藏藏傳佛教主要領導人十世班禪，也先后擔任第二、五、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二、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西藏自治區籌委會第一副主任、代主任等國家和西藏地方領導人職務。西藏其他宗教界人士，也分別擔任國家和西藏地方有關部門領導人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