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與人權的司法保障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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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權是人類社會非常重要的財富，但人權不是天賦的，是社會發展和人類思想成熟的產物。因此，不同的國家具有不同的人權發展道路。司法是人權保障的重要手段，完善人權的司法保障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和法治化的根本保證。我們要繼續完善包括禁止刑訊逼供制度、社會矯正制度和減少死刑罪名在內的各項人權司法保障措施。

［關鍵詞］

人權；司法保障；動力

 一、人權保障是社會發展的動力，要堅持中國特色的人權保障之路

“人權”，一個簡單的詞匯，卻有著最為深刻的內涵和最為寬廣的外延。它是人類自我意識覺醒的體現和發展，是人類區別于其他動物的尊嚴界限。理想的人類社會應該是人權得到充分實現和完備保障的社會。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權保障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和最終歸宿。我們探討人權保障，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必須明確，否則我們整個研究將陷入誤區，得出錯誤的結論。這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必須認識到人權并不是天賦的，不是人類產生時就具有的自然權利，也不存在普世的人權標準。人權來自于人類社會的發展和人類思想的成熟進步。原始社會是人類社會的最初形態，我們當然不能想象原始社會存在人權的觀念。雖然原始公社成員之間是平等、自由的。但這是在當時極為低下的生產力條件下，為了在殘酷的自然環境中生存而選擇的社會狀態，與人權無關。更何況在原始社會，部落之間血腥的殺戮，殘酷的競爭，對戰爭俘虜的殘忍處置都足以否定人權與生俱來的幻想。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雖然存在著自發的人權意識的萌芽，但那僅僅是零星的、初級的和朦朧的。整個社會并沒有認識到生存、發展、平等、自由、民主、安全等等這些應該是屬于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是不可剝奪的人權。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逐漸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新興的資產階級為了發展資本主義，需要用平等和自由這樣的觀念打破封建的人身依附關系，解放被禁錮的勞動力和市場。因此以自由、平等、尊嚴等為內容的人權觀念才能夠系統完整地應運而生，才能在那些偉大的哲學家、法學家、文學家和藝術家的塑造、提煉和宣傳下逐漸深入到人民的思想中，讓他們產生了自覺的人權意識，有了為人權而斗爭的信念。隨著資本主義在西方主要國家的勝利，人權這一先進的思想在世界各地得到廣泛的傳播，成為了人類共同的語言。通過以上的闡述，我們了解到人權觀念具有一個從無到有的發展過程。處于不同歷史文化背景、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社會和國家，就會具有不同的人權內容和人權追求。強制用一個標準要求世界上所有國家的人權實踐，本身就是反人權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我們對這樣的做法必須旗幟鮮明地進行反對。同西方國家相比，我們在人權發展的過程中，存在著以下這些方面的不同之處：

1．歷史背景不同。

西方的人權觀念產生于資產階級領導人民同封建統治階級的斗爭當中，所以西方的人權觀強調公民的人身權利和政治權利，目的在于以人權對抗封建專制制度下的君權、神權和等級特權。在西方，爭取人權的斗爭是在人民同代表封建統治者的國家之間展開的，所以從實現人權的角度來看，個人與國家是對立的關系。這種對立思想在西方的人權觀念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影響，所以在西方人權觀念中對于國家和政府具有一種天然的懷疑態度，認為只有約束政府，限制政府，才能實現人權，保障人權。在這方面我們國家與西方國家有很大的不同。我們的人權意識誕生于近代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反殖民的斗爭當中，產生在整個中國、整個中華民族都處于危亡關頭的特殊歷史背景之下。所以個人與國家在爭取人權的斗爭中立場是一致的，我們的人權觀念所注重的也是全體中國人民的集體人權，是整個中華民族的獨立、生存和發展。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進而發展每一個個體的人權。這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和回避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推翻三座大山，讓人民翻身做主，這些都是充分尊重我們國家人權的本質特征和發展規律所取得的巨大勝利。

2．文化傳統不同。

在引發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啟蒙運動當中，所強調的是個體人性的解放，個人對命運的主宰。所以在此之后的西方主流文化所宣揚的、關注的是人的自然性、個人性和利己性。在討論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時候，所關注的是彼此之間的相互獨立。再加上長期受市場經濟熏陶，個體的權利與私有財產的保護是被特別強調的。所以西方的人權觀，可稱為“個體本位”的人權觀。而中國傳統文化在關注個體人的同時，較多地關注人的社會性、道德性以及個人對他人的依存性，是一種“集體本位”。它強調人與人的相互聯系，崇尚扶貧濟弱、尊老愛幼、以天下為己任的集體人道主義，把個人成全他人、集體和社會視為美德。那么這種人權觀對個體人權的保護程度看似不如西方，但實則不然。因為人是社會性的動物，特別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人與人之間的聯系空前緊密，過于強調個體的人權，往往會傷害到集體的人權，最終導致每個人的個體人權都會受到傷害。

3．側重點不同。

西方的人權觀是在資產階級革命當中逐漸形成的。而資產階級革命首先是一場政治斗爭，所以在政治斗爭中形成的人權觀，側重點也集中在政治權利，像選舉權、被選舉權、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還有游行示威自由等等。而我們國家的情況不同。我們國家的人權觀是在為了國家、民族和個人的生存而戰的背景下產生的，所關注的是民族的生存，民族的獨立和民族的平等。解放初期我們還比較貧窮落后，人民吃不飽，穿不暖，所以我們比較重視人民的生存權、發展權，主要精力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所以比起政治權利，我們國家的人權發展更側重于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的實現。以上這些不同之處，都是客觀存在的，并且其影響是決定性的。存在如此巨大的差異，如果我們選擇與西方國家同樣的人權發展道路，那才是無異于緣木求魚。因此，我們必須找到屬于自己的人權道路，并且堅定地走下去。雖然新中國成立以后，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我們對人權的認識出現了偏差，走過彎路，造成過惡劣的影響。但是縱觀新中國六十多年的發展歷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多年時間，我們國家人權事業總體上是在不斷進步的，是成績顯著的，是值得我們感到驕傲和自豪的。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們對人權保障的認識不斷地加深。1997年在黨的十五大上，我們首次把人權寫入大會的主題報告。2002年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尊重和發展人權”是新世紀新階段黨和國家發展的重要目標。2004年“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被寫入憲法，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將人權從一個政治概念上升為法律概念，并且是體現在國家的根本大法中。以習為總書記的新一代黨中央領導集體上任以來，更加重視人權的保障問題，并且強調司法在人權保障方面的重要作用。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提出“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的改革目標，在四中全會的決定中又一次強調“加強人權司法保障”。這種不斷提升，層層推進的發展態勢，讓我們對人權保障在中國的發展前景充滿了信心。事實上，人權保障的重要程度已經關系到我們國家未來的生存和發展。無法保障公民權利的國家是沒有生命力的，也無法保持其正當性的基礎。

二、司法是實現人權的終極保障，人權是完善司法的檢驗標準

對人權的保障，主要來自兩個領域：社會的道德保障和國家的權力保障。社會道德保障對人權來說是土壤，人權的孕育發展來自于社會倫理道德的滋養。但社會道德所界定的人權范圍是寬泛而模糊的，對于行為的規范和約束是柔性的，對于破壞人權的制裁是輕微的。所以社會道德對于人權保障來說是基礎性的，雖然必要但不夠充分。對人權的充分保障，來自于國家的權力。按照西方傳統的社會契約理論：人民讓渡了自己的部分權利，簽訂契約，建立起一個國家，并由此產生了國家權力。而國家行使權力的目的和意義就在于保障人民的權利，為人民謀取幸福和安全。保障公民的權利，增進社會的福祉的功能已經成為現代文明國家的一個重要標志。因此保障人權正是國家權力的一項重要職責。而國家權力對于人權的保障又可以劃分為立法保障、執法保障和司法保障三個方面。從三個方面的各自地位來看，立法保障是前提。沒有立法保障，執法保障和司法保障缺乏依據，也無從談起。執法保障是基礎，是落實人權保障的基本形式，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否體現出對人權的保障，主要依靠執法環節。而司法保障是保障的保障，它按照立法保障所制定的規則和標準，監督執法環節對人權的保障，并且對所有侵犯人權的行為進行懲罰，對所有受侵犯的人權提供救濟。西方有一句著名的法諺叫作“沒有救濟就沒有權利”。道理很淺顯又很重要。權利對于其主體來說是一種利益，這種利益可以是牢固的，也可以是脆弱的，可以是現實的，也可以是虛幻的。而決定它的狀態的最重要因素就在于當這種利益受到侵害妨礙時，是否有充分的救濟來排除侵害，保障利益。能夠為人權提供最充分、最有力，同時也是最終救濟的只有司法。說的好，司法是社會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我們要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要做到這兩點，保障人權都是出發點和最終的落腳點。從更深層次的意義上來說，完善人權的司法保障更是我們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根本保證，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必由之路。我們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作為我們社會發展的總目標之一，十八屆四中全會又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國家治理的現代化脫不開平衡各個社會主體之間的利益訴求，解決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讓國家在和諧的氛圍下健康發展。但是如果公民的人權訴求得不到司法的有力保障，那么人民群眾必然訴諸于法律以外的救濟途徑，或者上訪上告，或者采取暴力，甚至于報復社會。社會將因此陷入混亂和無序，國家治理現代化更是無從談起。而對于法治國家的建設而言，法治國家建設的基本目標都是圍繞著人展開的，人是一切規則和公共政策的出發點，凸顯人的價值和尊嚴是法治的底線。完善的人權司法保障體制為每個公民尋求正義提供了公開、公平、公正的途徑。這正是法治社會實現的基本途徑。正是由于司法保障是人權保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保證，是建設法治社會的途徑，所以我們要不斷完善人權的司法保障措施，發揮好司法保障的重要作用。

三、完善人權的司法保障，關鍵在于具體措施的完善

關于完善人權司法保障的措施，涉及的面比較廣，很多都是細節方面的工作，按照不同的標準也可以劃分為不同的類型。筆者在此僅選取禁止刑訊逼供制度、完善社區矯正制度和減少適用死刑罪名這三項比較有代表性的舉措，來談一談如何完善人權的司法保障。

1．禁止刑訊逼供制度。

禁止刑訊逼供制度可以說是一項基礎性的人權司法保障措施。在整個法律體系當中，刑法是最為嚴厲的一個分支。它運用國家公權力對犯罪人進行懲罰，剝奪犯罪人的財產、人身自由，甚至是生命。正因為這種特別的嚴厲性，所以給一個人定罪需要特別的謹慎。在刑事審判當中，犯罪嫌疑人在被證明有罪之前是應被推定為無罪的，而且證明其有罪的責任在公訴機關，犯罪嫌疑人無需自證其無罪。證據確鑿是判定一個人有罪的前提條件。倘若證據模糊、案件存在重大疑點就應該宣告這個人無罪。這就是刑事審判當中的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的基本原則。公訴機關，包括偵查機關如何獲取證據是上述刑法原則能否真正落實的關鍵所在，這也是司法文明、司法人權保障的關鍵所在。在古代沒有人權司法保障的情況下，各種刑具五花八門，各種手段殘忍血腥，屈打成招比比皆是。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意味著要強判人罪，捏造證據、刑訊逼供在技術上都是不難做到的，因而草菅人命的事情不絕于史。刑訊逼供對人的肉體和精神造成雙重傷害，手段往往殘忍、極不人道，這種獲取證據的方式在本質上是一種罪惡，不論能取得何種司法利益，都毫無正義性可言。并且，與個人的犯罪行為相比，權力行使的罪惡性更不可原諒。因此，刑訊逼供應從文明的、以公正為追求的司法體系中清除出去。近年以來，我們國家在禁止刑訊逼供方面采取了許多有力措施。比如，我們切實落實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師在偵查階段的申訴、控告的權利，讓犯罪嫌疑人能夠有途徑、有手段對抗刑訊逼供的行為。再比如，我們嚴格了對于偵查、訊問全過程的錄音錄像規定，以技術手段防止刑訊逼供的發生。我們現在正在逐漸加強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適用和完善。對于能夠證明系通過刑訊逼供所取得的證據，在審判環節一律予以排除。這等于從根源上杜絕了因為發生刑訊逼供而導致的冤假錯案。

2．完善社區矯正制度。

社區矯正制度是刑罰思想領域一項重大的進步，也是人權保障方面的一項突破。它改變了過去以懲罰為目的的刑罰思想，把關注犯罪行為人的重點放在幫助他們回歸社會上。對于人權保障來說，雖然對社會矯正的對象還需要進行管理，對他們的人身自由還有輕微的限制，但比起冰冷的監獄，社區矯正提供的是家庭的溫暖、社區的幫助和全社會的關愛，這將更有利于犯罪行為人改正錯誤，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這是人權保障的極大進步。社區矯正近年來在我國發展很快，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對社區矯正事業的重視和實施是人權司法保障制度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它包含著兩方面的意義。首先，社區矯正取代了過去的勞教制度，等于堵住了侵犯人權的一個巨大黑洞。勞教制度是我們國家所特有的一種授權行政機關可以未經審判對公民長期限制人身自由的制度。如果允許勞教制度繼續存在，那么我們國家在完善人權保障方面始終會存在巨大的缺陷。其次，社區矯正制度不但取代了勞教制度，杜絕了勞教制度所引發的對人身自由權利的侵犯，而且更進一步保障了輕微違法犯罪分子接受人道待遇的權利，還有回歸社會的權利。因為社區矯正的最大特點是發揮社區在教育、改造違法犯罪分子方面的特殊作用，用社區大家庭的溫暖關懷來感化違法犯罪分子，使他們發自內心的認識到自己的錯誤，生發出痛改前非的決心和力量，這樣才能夠真正把他們改造好，使他們能夠順利回歸社會，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目前，我們國家的社區矯正事業正在蓬勃地開展，但是還處于起步階段，還非常不完善。缺乏一部系統全面的專門法律對社區矯正進行規范。而且也缺少專門的機構和人員執行社區矯正，保證社區矯正的質量。所以社區矯正作為一項重要的人權司法保障措施需要我們下大力氣進行完善，以發揮其巨大的作用。

3．減少死刑適用。

減少死刑適用在我國一直是一個比較有爭議性的話題。因為死刑是直接剝奪犯罪行為人生命權的刑罰措施，而生命權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人權，失去了生命權就失去了實現一切人權的可能性。如何看待和適用死刑能夠反映出一個國家對人權的基本態度。過去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對于死刑有一種依賴心理，認為增加適用死刑能夠有效地威懾犯罪分子，抑制惡性犯罪行為的發生，而且適用死刑能夠平息人民群眾對于某些犯罪行為的憤怒情緒。在這種思想下，我們適用死刑的罪名一增再增，從1979年第一部刑法時的38項罪名，到1997年新刑法頒布前增加到了71項。這在世界范圍內，都是不常見的。而從實踐來看，增加適用死刑，短時間內或許能降低犯罪率，但并不能夠長期發揮有效的作用。而且從法律的引導作用這個角度來看，過去許多死刑罪名屬于財產型犯罪或者經濟性犯罪，比如盜竊罪、受賄罪等。這給人民群眾的心理暗示是“生命的價值是小于物質價值的”。比如過去即使是盜竊罪最高都可以判處死刑。所以如果一個犯罪分子所盜竊的財物達到10萬元，屬于金額特別巨大，然后被判處死刑。它所傳遞的信息就是人生命的價值是低于10萬元財產的。這非常不利于我們提高全社會對于人權的尊重和保障。事實上，減少直至廢除死刑是當今世界的一種發展趨勢，比如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提倡廢除死刑的同時，要求那些尚未廢除死刑的國家“判處死刑只能是對最嚴重犯罪的懲罰”。它的內在邏輯絕不是對犯罪行為的姑息，而是對人權的尊重和保障。我們國家從1997年新刑法頒布以來，逐漸認識到減少適用死刑的重要意義。2007年全國人大通過修改刑法，將死刑核準權收歸最高人民法院統一行使。2012年，我國首次發表《中國的司法改革》白皮書，指出死刑直接關系到公民生命權的剝奪，適用死刑必須慎之又慎。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逐步減少適用死刑罪名。通過歷次的刑法修正案，我們的適用死刑的罪名已經減少到46個。我們也完全可以期待我國適用死刑的罪名將會進一步減少，我們對人權的尊重和保障將會進一步地提高。

作者：張巍 單位：中共葫蘆島市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