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理念創新批判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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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舊法觀點的表現
關于舊法觀點，當時黨和國家法制戰線的許多領導人以及法學家們都作了理論概括。彭真指出：“舊法觀點就是從北洋軍閥到國民黨基本上一脈相傳的、統治人民的反動的法律觀點。”[6]沿此進路，有人作了更具體的描述：舊法觀點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六法全書及其一切反動的法律觀點，包括反動統治者所遺留的反人民的整套法律制度，從法律的思想體系到司法的組織制度以及許多統治、壓制人民的方法和作風。[7]在新中國建立初期，舊法觀點在社會各方面特別是在司法和法學教育領域影響廣泛而深刻。
(一)舊法觀點在司法領域的體現
舊法觀點在司法領域的各個方面和環節：無論是實體法還是程序法，無論是法律適用還是事實認定，無論是刑事審判還是民事審判，都影響很大。
1.“法律超階級、超政治論”。具有舊法觀點的人，違反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原則，用敵我不分的所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既往不究”等謬論來為人民的敵人服務。在中，有的司法人員把地主和農民同樣看待，采取了不分敵我的“一視同仁”態度，使地主在法庭上趾高氣揚，狡賴詭辯；而農民在講話時反而受到限制。皖北某縣某區人民法庭分庭在開庭審判時，嚴格宣布所謂“庭規”十二條，嚇得農民不敢講話，地主們卻侃侃而談。這些司法人員不懂得人民法庭就是要保障農民有秩序地進行反封建的斗爭，鎮壓地主的反抗，因而他們在實際上支持了地主。杭州市群眾三次檢舉漢奸特務分子徐雙林，人民法院卻以“被告犯罪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為理由，認為“已失時效”，而不予判罪。[8]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不少舊司法人員，在革命暴風雨時期，對那些作惡多端、人民痛恨入骨的敵人，卻以舊法觀點來曲解政策、法令，片面強調什么“未遂”、“時效”、“反革命是執行上級命令的職務上的行為”等等，有意無意地為反革命分子開脫。對待不法資本家時，不少舊司法人員也是以“契約關系”、“自由意志”、“私行為”、“私權關系”等等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舊民法上的概念來處理案件，而根本不談革命法制，不顧及勞動人民和國家公共的利益。[9]
2.“舊法可用論”。有的司法工作人員，不懂得人民的法律與反動的舊法律有著本質上的區別，不懂得從表現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意志的反動的國民黨舊法律中是不可能吸取任何東西來為人民司法工作服務的。因而就混淆了新舊法律界限，不知不覺地做了舊法的俘虜。[10]有的人甚至把歷代封建王朝以至國民黨的各種壓迫人民的反動法律看作中國法律的正統，奉為圭臬。他們看不見也看不起人民的法統，看不見也看不起人民從革命斗爭中創造出來的新法律，而硬說新中國“無可司之法”。[11]
3.“司法獨立論”。具有舊法觀點的人，熱衷于脫離政治的所謂“司法獨立”，他們不要政治領導，向政治“鬧獨立性”。[12]他們把資產階級所謂“三權鼎立”的“司法獨立”搬了過來，不適時宜地片面強調司法機關的垂直系統，認為縣、市長兼任法院院長違反了“司法獨立”的精神；院長掌握案件的判處，侵犯了審判員的權力。還有的人認為鎮壓反革命既是司法工作，就不應由軍法處辦，否則就會“妨礙”司法機關“獨立”行使職權。脫離群眾運動，脫離中心工作，孤立辦案，認為“搞運動不是法院的事”，“走群眾路線辦案有時對，有時就不見得”；認為走群眾路線是一般工作的路線和方法，而不是或不完全是司法工作的路線和方法；有人竟至提出所謂“司法路線”來和群眾路線相對立。這樣，有些法院就脫離了群眾，脫離了政治，脫離了黨政機關的領導，在半空孤懸起來。[13]
4.“程序至上論”。搬用國民黨束縛人民群眾的反動舊司法程序，不問案件內容如何，只要不合程序，一律駁回；于是說“沒有訴狀，就無法受理”。在發現下級審判錯誤而當事人未上訴的情況下，就根據“法律上原則”，“一事不再理”，明知道案子的經過詳情及其嚴重程度，也“不告不理”；當刑事中涉及民事或民事涉及刑事，甚至由此發現反革命事件時，也必須“另行起訴”，“另案處理”，否則，即置之不理。[14]為了維持法律的“尊嚴”和穩定性，法院即使發現案子判錯了，也不能改。[15]
5.“法律技術論”。受舊法觀點影響的人，是把法律當作與政治對立的“專門知識”、“獨行技術”來看待的，因而片面夸大法律的技術性，稱“不學舊法就不能立新法”，“不懂舊法就不能懂新法”，甚至認為“人民政府沒有幾個懂法律的”，以此來自詡“專家”，抬高身價。[16]有些司法部門的老干部(包括一部分領導干部)和新的知識分子干部，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舊法觀點的影響，無原則地倚重那些未經徹底思想改造的舊司法人員，認為他們熟悉業務；而對工農出身的干部則不重視，認為他們不懂業務。[17]
6.舊司法作風。嚴格說來，舊司法作風有別于舊法觀點，但兩者聯系非常緊密，大致也可將其歸入舊法觀點的范疇。1952年6月24日，彭真同志對舊司法作風作了描述：“就是脫離群眾、關起門來辦公事的衙門作風。舊法院的法官問案的時候，往往用大部分時間咬文嚼字，寫些并不真正根據案情、也不嚴格以法律作準繩的判決書，據說有些審判人員寫判決書的時間比辦案的時間還長。他們根本不考慮如何給群眾解決問題，根本沒有群眾觀點，更談不到走群眾路線。這種作風現在還在我們一些法院里存在著。有些案子本來是一點小事情，面對當事人，三言兩語就可以解決，他們卻一次次地傳，一堂堂地問，拖很長時間，搞了許多沒有必要的繁瑣程序。”[18]
(二)舊法觀點在法學教育領域的體現
舊法觀點主要體現在司法領域，同時在法學教育方面也有著很大影響。北京大學等四校政法學系教授對教學工作中存在的舊法觀點作了自我批判：解放初期，我們雖然堅決擁護黨和政府廢除國民黨“六法”的決定，并且在政法課程中廢除了有關“六法”的部分，但是我們沒認識到“六法”的廢除并不等于舊法觀點的肅清，更沒認識到舊法觀點對我們毒害的嚴重。三年來，一直受著舊法觀點的支配，理論脫離實際，是教條主義的，不能滿足學生要求和國家需要，甚至還有意無意地用自己的舊法觀點直接毒害學生，也等于危害了人民的政法工作。[19]中央政法干部學校政法教育工作者全體學員———全國各大學政法學系教師58人給《人民日報》去函，對當時法學教學內容和方法方面存在的舊法觀點進行揭露：訴訟法教師對“三段論法的判決”———主文、事實、理由的一套仍然津津有味；商事法教師把票據法認為是“世界性”的法律，而依據舊法條文講解；刑法教材中還有不分敵我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謬論；講授懲治反革命條例時強調“不究既往”；民法還講什么離開新民主主義政策的絕對的“契約自由原理”，甚至以日本法西斯分子我妻榮所著的民法教本為參考教材；有的則披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外衣，以“比較批判”為名，向學生灌輸資產階級的反動法學理論；更有不少人用舊法觀點從形式上來看待現行政策法令。這類反動的舊法理論，在教學中或多或少地作為教學內容的一部分，甚至在某些課程中占著統治地位。[20]由于法學院系的學生是未來的、預備的法官，所以，舊法觀點在法學教育的影響，實際上是它在司法領域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二、舊法觀點的危害
舊法觀點的主要危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失控，即“共產黨法院，國民黨掌握”。在革命根據地時期和新中國建立初期，我們黨和國家都非常重視司法工作，把它看作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是打擊敵人保護人民的“刀把子”。在1949年7月1日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指出：“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軍隊、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鞏固國防和保護人民利益。”“軍隊、警察、法庭等項國家機器，是階級壓迫階級的工具。對于敵對階級，它是壓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東西。”[21]司法是重要的專政工具，如果不牢固地掌握在無產階級手里，那么，這些“刀把子”就會被敵人奪去，就會變質，勞動人民就會有人頭落地的危險，無產階級政權即有被顛覆的可能。
建國初期，由于司法干部短缺，司法機關吸收了一小部分舊的司法人員。在“三反”中發現舊司法人員的問題是“極為復雜與嚴重的”，“多數是很少進步的，甚至有些還是反動的”。中國人民所深惡痛絕的并且早已宣布廢除了的國民黨的舊法律，在全國各地的不少人民法院里，仍被一些舊司法人員奉為至寶，并以之來抗拒和篡改革命法制。[22]司法改革前，全國各級人民法院干部共約28000人，其中有舊司法人員約6000名，約占總人數的22%，他們大部分充任審判工作；特別是不少大、中城市及省以上人民法院的審判人員中，舊司法人員更占多數，人民民主專政機關政治上和組織上嚴重不純。國民黨法院貪贓枉法的丑惡作風，被這批人帶進人民法院中。據上海、南京、杭州三個市法院和蘇南全區統計，在法院系統的貪污分子中有59.52%是舊司法人員，而在全體舊司法人員中有50.09%有貪污行為。他們包庇反革命分子，包庇不法資產階級分子，寬縱罪犯、欺詐群眾、吸毒販毒、奸淫婦女等，在人民中造成極壞的影響。此外，舊司法人員中還有很多存在著嚴重的舊法思想和舊司法作風，在處理案件時，沒有革命立場和群眾觀點，敵我不分，按舊法判案，有推拖作風，在辦案中給人民群眾造成重大損失。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在人民法院中有些老干部在思想上被舊司法人員、舊法觀點所俘虜與侵蝕，甚而墮落蛻化。有些地方人民法院負責人階級立場模糊，舊法觀點濃厚，對舊司法人員中的壞分子和舊法觀點的危害性毫無警覺。甚至有一法院竟讓一個反革命分子作鎮壓反革命工作的總結，讓一個有三個老婆的舊司法人員主持宣傳婚姻法。還有一些人民法院的老干部雖然自己并未學過舊法，但對人民司法建設有很大的盲目性，誤以為舊司法人員是“專家”、“懂業務”，甚至要他們帶徒弟，號召青年干部向他們學習，過高地估計這些舊司法人員的作用。加之上級司法機關對下級法院領導不夠，各級人民政府對人民法院的領導抓得不夠緊，致使一些人民法院未能獲得改造，不能真正成為人民民主專政的有力武器。由于上述情況，致使不少人民法院在歷次的群眾運動中，未能積極地為國家的中心政治任務服務，孤立辦案，脫離群眾，以致年年清案，年年積案。因此，群眾很不滿意，特別是對那些腐爛不堪的舊法觀點和作風占主導的人民法院，群眾已有憤怨，甚至指責為“偽法院”，有的說是“共產黨法院，國民黨掌握”。[23]時任北京市人民法院院長的王斐然曾對自己所受舊法觀點的負面影響作了檢討：“在市人民法院的工作中，不但用了舊法，而且宣傳了舊法，并重用了舊司法人員，把人民革命勝利所奪取過來的掌握生殺予奪大權的刀把子交給了不可靠的人，甚至交給了敵人。”[24]如果司法權的行使受舊法觀點支配，也就意味著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會被敵人奪去，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權就可能被推翻。
還有人將舊法觀點的具體危害概括為“四幫”、“五不”。“四幫”是：(1)幫助反革命危害人民；(2)幫助地主壓迫農民；(3)幫助不法資本家壓迫工人；(4)幫助違法分子開脫罪責。“五不”是：(1)不理：強調不合司法程序，不受理人民群眾的控告；(2)不傳：雖然理了，但又延續很久，不發傳票；(3)不問：當事人傳來了又拖延不問；(4)不判：問了以后也許久不判；(5)不行：判后又不執行。[25]當時的媒體也披露了司法工作由于舊法觀點的影響，而使人民利益遭受侵害的許多事例。[26]上述情況都說明，舊法觀點對司法工作危害甚深，嚴重地損害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威脅到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權，必須徹底地予以批判和清除。
三、舊法觀點的清除
司法觀念決定著裁判行為，舊法觀點勢必對人民司法工作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彭真認為，“國家工作人員，特別是政法部門的工作人員，從思想上徹底批判與肅清舊法觀點，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不批判不丟掉舊法觀點，那就很危險，是不利于革命，不利于人民大眾的”。[27]舊法觀點、舊司法作風的存在，主要有這樣幾種情況：一是還有一些混入人民司法機關中的反革命分子沒有肅清。二是有一部分人雖然已經參加革命，但中舊法觀點的毒太深，舊法觀點在他們腦子里已經成為比較凝固的東西，他們自己沒有加以系統地批判，我們又沒有來得及系統地進行批判，于是他們就繼續沿用甚至傳播這些毒素。三是有一部分老干部和青年知識分子雖然沒有學過舊法，也沒做過舊司法工作，但思想上缺乏抗毒素，當了舊法觀點的俘虜。[28]針對前兩種情況，解決問題的辦法是通過組織整頓的方式，將司法隊伍中的舊司法人員清除出司法機關；對后一種情況來說，應當加強思想教育，排除他們頭腦中的舊法觀點。
(一)舊司法人員不得擔任審判工作
1952年6月1日，董必武明確提出“舊司法人員不準擔任法院審判工作”。“三反運動中暴露出舊司法人員的罪惡不少，這批壞家伙當然可以清洗或懲辦。舊司法人員中縱有‘三反’過了關的，也不應再讓他們擔任審判工作，我們必須找較適當的人去接替，而使他們轉業。其中有政治上未發現問題，能擔任審判工作者，亦應調離他原來工作的地點，到新地區去工作。法院中的技術性的工作，是可以讓舊司法人員做的，但他們的思想必須改造，也以調離他以前做過工作的地區為好。”[29]“清除舊司法人員出司法機關，是我們必須解決的一個嚴重問題。人民革命勝利果實之一———人民的法律，是便利維護自身的權益和對敵斗爭的武器，這種銳利的武器，不應操在不可信賴的人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30]舊司法人員“過去長期學過、做過或教過舊法，舊法觀點在他們的思想中已根深蒂固，經常自覺或不自覺地以舊法觀點認識問題和處理問題”。[31]舊司法人員滿腦子都充斥著舊法觀點、沾染上濃厚的舊司法作風，其反動的法律觀念很難徹底轉變。
1952年8月30日，《中共中央關于進行司法改革工作應注意的幾個問題的批示》對肅清舊法觀點、做好法院組織整頓工作作了具體的部署：“各級人民法院機構的改造和反對舊法觀點是相互聯系的，應將二者結合起來進行。但肅清資產階級的舊法觀點，乃是長期的思想斗爭，而對法院的組織整頓，特別是清除那些壞的無可救藥的舊司法人員，調換那些舊審檢人員，代之以真正的革命工作者，則是可以在一次短期的運動中基本解決問題的。所以這次司法改革運動，必須是從清算舊法觀點入手，最后達到組織整頓之目的。法院的改革不宜用改造一般舊人員的辦法來逐步地改進和提高，而必須采取一些必要的組織辦法，以徹底改變各級人民法院的組織處分。對于法院中罪行重大且有民憤的壞分子，還須給以刑事處分，以嚴肅法紀，教育干部和群眾。但在組織處理中，必須嚴防草率從事，輕易開除的毛病，以免造成新的失業或難于轉業安插。因此，除了應受刑事處分者外，即使對于那些惡習較深的分子，也必須妥善安置，給以生活出路。現在司法機關的舊人員，原則上由司法部門盡可能地留用，將原任審檢工作的舊司法人員調做技術性的工作，將不宜做重要工作的調做次要工作。其不能留在司法部門的，也必須經由當地黨政領導機關審查，或分配其他工作，或給以勞動就業機會，或資送還鄉生產，務使各得其所。”[32]
(二)所有司法人員都須思想改造
舊法觀點不僅在舊司法人員的思想中占據支配地位，在整個法院系統都有著重要的影響。除了對于罪惡嚴重、必須依法給予應得的處分者外，對于沒有罪惡或罪惡輕微的人，應以治病救人、歡迎改造的態度來進行這個思想斗爭。沒有干過舊司法工作，沒有學過舊法的司法工作者，同樣會有舊法觀點和舊司法作風。所有的司法工作人員，不要自以為沒有沾染舊法觀點和舊司法作風而關起門來，應該認真地檢查、批判自己，以求得到更好的改造。[33]在司法改革前，有些并未做過舊司法工作的同志也傳染了舊法觀點，就是因為缺乏理論學習，因而缺少識別能力。例如，遼東省西安縣人民法院雖然沒有一個人做過舊司法工作，但受舊法觀點的影響卻很大。[34]經過司法改革，舊法觀點受到了極沉重的打擊，但還沒有被徹底肅清。要徹底肅清舊法觀點，使司法機關真正成為純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有力武器，就必須認真提高干部的理論水平；而加強對新民主主義各項政策的學習，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政策是法律的靈魂，法律就是條文化了的政策。只有完全熟悉和深刻地理解國家的政策，審判工作才可能有明確的服務對象和政治目的，才不會是盲目的。[35]
總的說來，司法改革運動是反對舊法觀點和改革整個司法機關的運動。“片面地強調思想教育而忽視組織整頓，對于那些違法亂紀和惡習甚深不堪改造的分子不加清除，忽視人民司法機關應有的純潔性，顯然是不對的；反之，片面強調組織整頓而不認識思想改造是司法改革的基本內容，把司法改革只看作是司法機關內部的人事調整，顯然也是不對的。”[36]批判、肅清舊法觀點，必須與司法機關的組織整頓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取得成效。美國法學家夏皮羅也發現：“在最初的革命時期，共產主義政權意識到如果建立職業化的法庭，那么必然會導致由革命前的法官任職并適用革命前的法律的法院模式。”[37]就此而言，通過法院的組織整頓，是實現肅清舊法觀點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
四、新法觀點的確立
各地根據中央思想改造與組織整頓相結合的方針，首先學習司法改革的有關文件，而后帶頭進行檢討，檢查總結工作，從上到下，內外夾攻，集中地暴露并尖銳地批判了反動的舊法觀點，明確了人民司法工作應該依靠什么人、對誰專政，應該保護什么、反對什么，以及法律必須為政治服務的思想，從而進一步在司法工作中劃清了敵我思想界限及新舊法律的思想界限，確定了以馬列主義、思想的國家觀和法律觀及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導思想。
(一)新法觀點的主要內容
1952年司法改革運動在對舊法觀點進行批判、否定的基礎上，也確立了一系列以馬列主義、思想為指導的新法觀點，形成了新的司法作風、審判方式。
1.方便群眾訴訟。在司法改革結束不久召開的第二屆全國司法會議上，董必武指出：“總結我們三年以來的經驗，就是：確認人民司法是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一種武器；人民司法工作者必須站穩人民的立場，全心全意地運用人民司法這個武器；盡可能采取最便利于人民的方法解決人民所要求我們解決的問題。”[38]在司法改革運動中，不少法院采取了各種有效方法方便群眾訴訟。例如，河北省河間縣人民法院設立的“問事處”，就是綜合了“問事處”、“人民接待室”、“審判員值日制”、“簡易法庭”的一攬子“鄰街法庭”。它既無門崗，也不要狀子，還可以代書，群眾來此詢問、起訴，能得到及時處理。問事處在調解案件時，群眾可以參加旁聽，讓他們從中受到教育。[39]
2.依靠群眾辦案。謝覺哉早就指出：“我們的法律是人民大眾的，人民大眾已在實際上掌握了。法庭是人民的工具，法律是群眾自己創造出來的，掌握在自己手里，群眾自己也必須執行。”[40]人民司法工作“必須緊緊依靠人民的支持和監督，必須吸引人民與司法機關一道來維護國家政策法令的執行并與一切犯罪行為進行斗爭”。[41]在司法改革運動中，有的法院采取了公開的當眾審判新方式，建立公開審判制度，把法院所受理的民事、刑事案件，除少數不便公開審判以外，大部分都放在臨街法庭上公開審判。群眾可以自由到法庭旁聽，并對審判員及其所審理的案件提出問題和意見。[42]還有許多司法機關實行人民陪審制，保證人民群眾能夠選派自己的代表去參加掌握“刀把子”的工作。[43]
3.服務中心工作。在司法改革運動中，司法干部通過對脫離群眾、脫離政治、脫離黨政機關的“司法獨立”的舊法觀點的批判，認識到司法工作不關心形勢的發展變化及黨和國家的中心任務是錯誤的。司法干部要使司法工作能與整個工作緊密地結合起來。在司法工作配合中心工作的問題上，應以法律審判為武器，從司法工作的角度來配合中心工作，發揮其特有的作用，并經過中心工作進一步加強司法工作。[44]
4.有錯誤即改正。通過對“官無悔判”的舊法觀點的批判，司法干部們樹立了“實事求是，有錯就改”的新法觀點。廣大司法干部認識到人民的司法機關要為人民服務，只有對人民嚴肅負責，有錯就改，才能在人民群眾中樹立威信。最高人民法院以及沈陽、西安、太原等地方人民法院采取各種方式，改判過去處理不當的案件，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贊揚。[45]
(二)新法觀點的確立方式
1952年司法改革運動中，舉國上下、司法機關內外采用多種方式，批評舊法觀點、樹立新法觀點。其中，選拔政治可靠者擔任司法干部、經由群眾運動而進行，是確保新法觀點指導人民司法工作的兩種主要方式。
1.選拔政治可靠者擔任司法干部。舊司法人員具有濃厚的舊法觀點，將舊司法人員清除出司法機關，也是清除舊法觀點的有效措施；相應地，廣大工農群眾有著明確的革命觀點，由他們從事司法工作就是確立新法觀點的重要途徑。1952年6月24日，董必武指出：“今天我們應該開辟新的司法干部來源，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一)骨干干部，應選派一部分較老的同志到法院擔任領導骨干；(二)青年積極分子；(三)五反運動中的工人店員積極分子；(四)工作隊和農民中的積極分子；(五)轉業建設的革命軍人(包括一部分適于作司法工作的輕殘廢軍人)；(六)各種人民法庭的干部，工會、農會、婦聯、青年團等人民團體還可幫助選拔一批適宜于做司法工作的干部和群眾運動中涌現出并經過一些鍛煉的群眾積極分子。只要我們面向群眾、依靠群眾，那么我們不僅不會感覺到司法干部來源少，相反倒會使我們獲得豐富的干部源泉，并更加純化我們的司法機關。”[46]在司法改革運動中，全國各地把大批優秀的干部和工人、農民、青年、婦女調配到人民法院中工作。據華東區的不完全統計，新補充到司法機關中的即有2100多人。這些從人民群眾中直接提升起來或從其他工作崗位調來的人民司法干部，大部分都有明確的立場、觀點，對工作積極熱情，善于聯系群眾。[47]因此，選拔政治可靠者擔任司法干部，也就意味著讓新法觀點來指導、支配人民司法工作。
2.經由群眾運動而進行。在這次司法改革運動中，全國各地有計劃地發動群眾，并在司法系統中采取自上而下的檢查和自下而上的揭發相結合，抓住典型推動全盤，有步驟、有計劃、有重點地進行，同時還進行系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觀和法律觀的教育，總結人民司法工作特別是人民法庭工作已有的經驗，在群眾中進行廣泛的宣傳。[48]例如，安徽省蚌埠市人民法院首先召開了全體工作人員的大會，由司法改革工作辦公室主任作學習動員報告，法院院長作檢討性的發言，然后各小組進行學習，聯系文件精神進行自我檢討。以后該市又召開了全市基層干部、宣傳員和群眾團體代表大會以及工人、婦女、青年和訴訟當事人的小型會議，共有27000多人參加，收集到許多有關司法人員違法瀆職的材料。這樣不但充分暴露了人民法院的各種嚴重問題，還使司法改革工作形成了群眾性的運動。[49]福建省人民法院召開了一次400多人的群眾大會。大會由法院全體人員參加，也邀請各界人士和各派代表參加。400多個代表帶來了2萬多群眾所提的2000多條意見，其中要求清除與撤換舊司法人員中壞分子的意見有700多件，約占41%；要求法院為廣大群眾辦案、整頓司法作風的意見占41%。省人民法院根據具體情況及群眾意見，對法院的壞分子作了分別處理，同時增加了一批忠實于人民利益的工農及知識分子的審判員。[50]新晨
結語
關于1952年司法改革運動對舊法觀點的批判，時任司法部部長的史良作了總結：它不僅清除了一批違法亂紀和惡習甚深不堪改造的壞分子，選派了在各種群眾運動中涌現出來的大批工農婦女優秀分子，充實到各級人民司法機關；而且教育了全體人民司法干部進一步深刻地認識了國民黨反動的舊法觀點與舊司法作風對于國家和人民的危害性，初步樹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國家觀和法律觀，加強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觀點，從而劃清了新舊法律的思想界限；同時，通過這一偉大的運動更大大地發揚了人民法庭的人民法治精神，創造了密切聯系群眾并吸收人民群眾參加人民司法建設的新制度與新作風，為更進一步鞏固新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和健全人民司法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51]在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新的歷史背景下，我們有必要對1952年司法改革對舊法觀點的批判作進一步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