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思想與法治問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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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的鴉片戰爭使中國被迫對外開放，參與國際社會交往，政治、經濟、法律、文化諸領域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自此中國社會進入了近代時期。“中國的變革和現代化肇端于19世紀西方列強四處擴張以建立西方為中心的世界秩序這樣一個背景”，[①]包括法制變革在內的社會變革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旋律，而司法改革亦為朝野矚目的焦點之一。本文試圖總結近代中國的司法改革思想，以期對當代中國的司法改革和法治建設有所啟迪。
一.鴉片戰爭前的幾十年間，清王朝的政治越來越腐敗，專制君權的發展，吏治的腐敗，刑獄的黑暗，進一步暴露了封建制度的各種弊病，加劇了社會矛盾的發展。鴉片戰爭之后，外國資本主義勢力逐步侵入中國，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又使中國賠款、割地，西方列強攫取協定關稅、領事裁判權、沿海自由航行權、片面最惠國待遇等特權。論文百事通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一部分地主階級的開明人士以及后來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為“匡時濟世”，要求進行社會改革，主張更法改圖。這些具有民族氣節和世界眼光的先進分子既從刑獄的腐敗和黑暗來闡述司法改革的必要性，也從收回領事裁判權，保障國家法權完整方面強調司法改革的緊迫性。
（一）刑獄的黑暗、腐敗與司法改革
近代中國的有識之士大多在鞭撻刑獄的黑暗與腐敗、揭露清朝司法弊端的基礎上探討司法改革問題，提出司法改革設想。
作為地主階級改革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和近代資產階級改良派思想前驅的龔自珍，對清朝的司法審判中官吏不親自審理、判決訴案，不顧案情實際主觀斷案、任意援引律例比附等弊端作了深刻的揭露：“古之書獄也以獄，今之書獄也不以獄”，即使“視獄自書獄，書獄者之言將不同”，“或成文章，語中律令，或不成文章，語不中律令”。[②]這就為官吏枉法裁判、貪贓賣直提供了方便，從而造成冤獄錯案。
在龔自珍看來，清朝的司法審判之所以黑暗，與清朝的選官制度、幕僚制度有著直接的關系。科舉、捐納、門蔭等出身的司法長官不具備刑名等方面的知識，因而有關判案事務，不得不依靠幕僚胥吏辦理。龔自珍指出：“是有書之者，其人語科目京官來者曰：京秩官未知外省事宜，宜聽我書，則唯唯。語入資來者曰：汝未知仁宦，宜聽我書，又唯唯。語門蔭來者曰：汝父兄且懾我，又唯唯。尤力持以文學名之官曰：汝之學求文義，曹不中當世用，無宜聽我書，又唯唯。今天下官之種類，盡此數者，既盡驅而師之矣。”[③]司法長官為幕僚胥吏所控制操縱，幕僚胥吏專擅司法權力，“豺踞而鳥視，蔓引而蠅孳”，刑獄自是弊端叢生，黑幕重重。因此，龔自珍提出：“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敦著自改革？”[④]
與龔自珍同為近代地主階級改革派的包世臣對清朝司法審判中的“市法鬻獄”進行了抨擊。他認為，辦案拖延，積案不清，貪枉受賄，玩忽職守是清代獄訟的一大弊端，“江浙各州縣均有積案千數，遠至十余年，近者亦三五年”，致使老百姓經常“廢時失業，橫貸利債，甚至變產典田，鬻妻賣子，疾苦壅蔽，非言可悉”。[⑤]同時，司法審判官吏“不問事理之虛實，唯以周旋寅誼為心”，[⑥]官官相護，周旋關照同僚，而嚴刑拷打，顛倒黑白，迫使無辜的受害人“甘心就枉”，成為刑獄黑暗的又一表現。清代司法審判的腐敗與幕僚胥吏操縱獄訟有很大關系，包世臣指出：“該幕等根深蒂固，招聚徒從，薦與府縣，管理刑錢重務。府縣知延其徙從，則公事順乎，并可借為關通，外省吏治之壞，多由于此。”[⑦]基于這樣的認識，包世臣較早的提出了司法改革的主張。
在近代中國社會，以“自強”、“求富”相號召，旨在挽救病入膏盲的封建統治的洋務運動，有較大影響，洋務運動的不少代表人物也揭露清朝司法審判的黑暗。曾國藩就曾指出，地方審案彼此推諉，“院仰司，司仰府，府仰縣”，“但求出門，不求了事”，踢皮球，把案件“支出來”便算結案；推諉不了，便“遷延時日，上月展下月，春季展夏季”，“擔遲不擔錯”[⑧]：“支”、“展”不脫，開堂審理，便“一概磨折洞喝”，造成“一家文訟，十家破產；一人沉冤，百人含痛”，不少人“老死囹圄”。[⑨]“冤獄太多，民氣難伸”自然成為百姓的“三難”之一。
資產階級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康有為揭露清朝司法審判的腐敗為小民有冤，呼號莫達，獄吏肆威，刑迫索賄，即使不死，也毀體破家，其凄慘酷毒，一言以蔽之“非人生所忍言也”。而西方各國“刑去繯首，獄囚頗潔，略乞苦境”，因此，中國的司法審判制度應加以改革，“非變通舊法，無以為治；變之之法，富國為先”。[⑩]
在近代中國主張司法改革的各派人士中，資產階級革命派對清朝司法審判的黑暗的揭露最為尖銳，“揭其真相”，乃司法改革的必由之路。[11]就指出，“中國之民，死于刑者，為數不可記”：一是死于法律，封建法律“以殘酷為主義”，故“民多濫死”；二是死于司法官吏的肆虐，清朝的“所謂裁判官，其吞噬人，甚于狼虎，寧殺無辜，不欲以之逢上吏之不悅；寧殺無辜，不欲以之傷同僚之感情；寧殺無辜，不欲以之益聽訟之勞”；三是死于胥吏差役之兇恣，胥吏差役“不殺人不足以自養”；四是死于監獄之兇穢，“今之監獄，慘不可道，大抵凡屬死囚轉得聊生，以其須俟秋決也，若其他囚犯，號為瘐斃，實則非死于獄卒，則死于飲食耳”。[12]
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深刻揭露了清朝司法的腐敗與黑暗，“其身為民牧者，操有審判之全權，人民身受冤抑，無所吁訴”；司法官吏之間“上下相蒙相結，有利則各飽其私囊，有害則各委其責任。婪索之風已成習慣，官以財得，政以賄成”。[13]司法官吏“不依照適當的法律程序而剝奪我們（被告）的各種權利”，[14]特別是“在審訊被指控為犯罪之人時，……使用最野蠻的酷刑拷打，逼取口供”。[15]他譴責清朝濫施刑訊的殘暴：“三木之下，何求不得……轉相師法，日糜吾民之血肉以快其淫威”[16].孫中山對于清朝包括司法審判制度在內的法律制度充滿了強烈的憎恨，主張進行徹底的改革。
（二）收回領事裁判權與司法改革
西方列強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攫取了領事裁判權，中國的司法主權受到了嚴重損害，因此，富有民族氣節和愛國思想的近代中國的各派人士孜孜以求的努力收回領事裁判權。而英國等西方列強的放棄領事裁判權的表示[17]，直接引發了各界人士對司法改革的重視和討論，收回領事裁判權；保障國家司法主權的獨立和完整成為近代中國司法改革的直接動因[18].
維新派代表人士康有為較早的將變革法律、司法改革與領事裁判權聯系起來分析。他指出，外國人以“我刑律太重”，因而要“自治其民，不與我平等之權利”，因此，“今宜采羅馬及英、美、德、法、日本之律，重訂施行”，[19]通過修改舊法，改善司法，建立新的法制。
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是改革清朝法制的倡導者，他強調“我中國介于列強之間，迫于交通之勢，蓋有萬難守舊者”，特別是“國家現有獨立體統，即有獨立法權，法權向隨領地以為范圍。……獨對于我國藉口司法制度未能完善，予領事以裁判之權，英規于前，德踵于后，日
本更大開法院于祖宗發祥之地，主權日削，后患方長。此毖于時局不能不改也。”[20]濃家本還指出：“中國之重法，西人每訾為不仁，其旅居中國者皆借口于此，不受中國之約束”，“方今改訂商約，英、美、日、葡四國，均允中國修訂法律，首先收回治外法權，實變法自強之樞紐。[21]”沈家本深信通過改革中國的法律和司法制度，會迫使西方列強無所借口而放棄領事裁判權，從而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和收回司法主權。
與沈家本同為清末禮法之爭中法理派代表人物的楊度也認為中國的舊律不合世界文明共同的原理、原則，外人籍此不受中國法律約束，因而確立了領事裁判權，使中國的司法主權不能獨立。現在西方列強同意在中國改良法律后，便撤去領事裁判權，我們就要“力盡人事，先由自己改變法律與審判制度”。[22]
作為禮教派的著名代表，勞乃宣在與沈家本辯論增入無夫奸治罪無妨收回治外法權時，從另一角度談到改革審判制度與收回治外法權的關系。勞乃宣針對沈家本提出的，增入無夫奸治罪條文，必受外人指摘，從而影響收回治外法權的觀點，認為中國能否收回治外法權，牽涉各方面因素，“非止刑律一端，更非止刑律中無夫奸治罪一端”；收回治外法權，在法律上“其首要莫重乎審判之文明”，關鍵的是要改革司法審判制度。[23]
資產階級民主派代表人物章太炎猛烈抨擊了西方列強通過不平等條約，強迫中國接受的領事裁判權，批判清政府實行的半殖民地的司法制度，提出進行法律和司法改革：“今宜與諸鄰國約，于通商之地，特定格令，參中西之律以制斷，而不以域中，此輕重互相革也”，[24]表達了資產階級革命派在司法制度方面的主權要求。
伍廷芳十分重視司法改革，將司法問題視為“中西交涉，時聞涉訟，而西人向無遵我法律者，中西會審，屢費周張，此時欲收回治外法權，終未能旦夕解決”，因此“中國改良律例，慎重法庭，自是切要之問題也”。[25]
在近代中國，盡管有個別人懷疑改革法律和司法后，西方列強能否放棄領事裁判權；也有一些人將收回領事裁判權放在增強國力基礎上，[26]但將司法改革與收回領事裁判權相聯系而分析、闡述的人士占絕對多數，成為社會的主流觀念，反映了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結。
二.在抨擊清代司法審判制度黑暗、腐敗的基礎上，近代中國的有識之士通過引進、介紹西方的司法制度，推崇西方的司法獨立，將司法與行政分離作為司法改革的核心，倡導三權分立，強調通過司法改革確立中國的司法獨立制度。
在近代中國，魏源是最早的倡導研究西方的人士之一，并且明確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在司法制度方面，魏源介紹了西方“主讞獄”的刑官由“推選充補”，若有“偏私不公”的，則“眾廢之”的制度，為近代中國的司法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參照范式。
資產階級維新派人士康有為認為要使國家富強，人民安樂，就必須實行君主立憲，三權分立。他在《上清帝第六書》中指出：“近泰西政論，皆言三權，有議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權立，然后政體備。”在他看來，司法獨立對于防止君主專制獨斷是非常必要的。梁啟超也有與此類似的思想。
嚴復強調變革法律，實行新法制，關鍵是實行三權分立制度。他主張進行中國司法改革，司法機關與行政機關分開，獨立地進行審判，在他看來，“所謂三權分立，而刑權之法庭無上者，法官裁判曲直時，非國中他權所得侵官而已。然刑權所有事者，論斷曲直，其罪于國家法典，所當何科，如是而止。”[27]嚴復關于司法獨立的闡述，比起康有為更詳明準確，發展了一步。
根據西方資產階級三權分立的原則，沈家本反對政刑“叢于一人之身”的專制制度，認為司法改革首要之處為政刑分離，實行司法獨立。他提出司法獨立不僅合于古，成周時政官與刑官的職守各不相侵，“故能各盡所長，政平論理，風俗休美”；而且也通于今，“近日歐洲制度，政型分離頗與周官上合”。[28]沈家本更進一步強調，“東西各國憲改之萌芽，俱本于司法之獨立”，故“司法獨立，為異日憲政之始基”。[29]為了用法律確認司法獨立的制度，沈家本“考古今之沿革，訂中外之異同”，[30]制定《法院編制法》，“凡機體之設備，審級之制度，官吏之職掌，監督之權限，一一賅載”，并專門規定行政主官及檢察官“不得干涉推事之審判”。
作為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著名代表，孫中山也根據資產階級三權分立的原則，強調“司法為獨立機關”，[31]并將這一思想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明確予以體現：“法官獨立審判，不受上級官廳之干涉”，“法官在任中不得減俸或轉職，非依法律受刑罰宣告，或應免職之懲戒處分，不得解職”。
章太炎也贊賞資產階級三權分立的體制，推崇司法獨立。他以為，“晚世之言治者，三分其立法行政司法而各守以有司，惟刑官獨與政府抗衡，茍傅于辟，雖達尊得行其罰”。[32]章太炎認為司法與行政分權，對限制元首權力、保障民權有重要作用，“總統惟主行政國防，于外交則為代表，他無得與，所以明分局也。司法不為元首陪屬，其長官與總統敵體，官府之處分，吏民之獄訟皆主之，雖總統有罪，得逮治罷黜”。[33]
熟悉中外法律的伍延芳，對于司法獨立十分重視，認為“視一國之文明與否，須視其司法能獨立與否”，將之視為“治國之第一要圖也”：“審判官為法律之代表，其司法之權君主總統莫能干預”。[34]他在憲綱大旨七條中，特別指出：“審判官所斷之案件，行政官不能過問，如有冤抑，得上訴于合格衙門。”[35]伍延芳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將確保司法獨立作為司法改革的首要步驟。
在近代中國，也有一些人反對司法獨立，如張之洞就認為司法獨立完全是“出自東洋學生二三人偏見，襲取日本成式，不問中國情形”；如果“堅持司法獨立之議”，則清政府統治的“大局危矣”。[36]在他看來，中國沒有暴君虐政，不需民權，所以司法無需獨立。
三.針對清王朝司法審判存在的弊端，以西方司法制度為參照，近代中國的有識之士就司法改革進行了具體的設計，在司法機構與司法審判人員、訴訟制度、審判制度、刑罰執行與獄政等方面提出了詳盡的變革建議，極大的推動了近代中國司法改革的進行，為新型司法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奠定了思想與理論基礎。
（一）司法官吏制度改革思想
近代中國的不少之士對司法官吏的素質、任免、待遇等提出了一些改革設想。
包世臣重視司法官吏的作用，認為治獄是“萬民托命于此”的關系百姓身家性命財產的大事，因此各級官吏要“明于律令”，在聽訟中要注意“恤民”、“明德慎罰”，對治獄進行考成。同時，他提出要改革幕僚制度。
基于“全變”的思想，康有為要求改革清王朝的司法制度。在司法官吏方面，他提出應精選“司法之刑曹”，“厚俸祿養廉，以勸吏恥”。
沈家本認為“有其法者，尤貴有其人”，[37]強調要有好的司法官吏。為此他主張，“治獄乃專門之學，非人人之所能為”，[38]司法官吏必須具有專門學識，要知法，才能勝任自己的工作。沈家本認為用法要“平恕”，執
法要“得中”，他十分贊賞郭躬懷著仁恕之心去審理案件：“恕心用三字，實為平刑審斷之本，酷虐殘暴之人，習焉則不察者，皆由其心不恕也。恕則人心自生，酷虐殘暴之為，即為不忍為之者矣。”[39]這表達了沈家本對司法官吏基本素質的見解。
張之洞，劉坤一則提出“禁訟累”，建議革除吏役，以消除胥吏的敲檔勒索、擾累百姓。
在章太炎看來，司法官吏制度應作較大的改革，“諸司法官由明習法令者自相推擇為之”；[40]同時以學官牽制司法，司法官吏審案不公不直，先由其長懲治，“長不治，民得請于學官，集法學者共治之”，[41]以防司法專斷。
任延芳強調對司法官吏培養的重要性，建議任命曾在東西洋接受高等法律教育的人，擔任地方審判或檢察官之職；并主張對審判官要“優給俸薪……務令司法俸薪高出于行政者，以示優厚養廉，尊重人格”，借以保持其“冰霜節操，免為利念所動也”。[42]
（二）訴訟制度改革思想
在近代中國，太平天國的訴訟制度與清王朝的訴訟制度有較大的不同，作了許多改革。為了便于受屈含冤的民眾申訴冤情，太平天國在官府“大門走廓內置大鼓兩面，凡受害申冤或要申訴的人均可自由擊鼓，要求官長主持公道”。[43]“市井中有以小事入告者，隨即坐堂，聽審頗明允，不索訟費，以致日問公事，觀之者如星。”[44]這是洪秀全樸素的平等思想的體現，表明太平天國試圖建立具有民主精神的訴訟制度。
張之洞、劉坤一在主張“整頓中法”時，建議“省文法”，“減寬例處”，以防止“拖延命案、諱飾盜案”的現象的發生，并倡導“恤相驗”，命案驗尸，仿行四川由紳民糧戶捐資立“三費局”的辦法，來解決相驗費、夫馬費、招解費。
孫中山主張建立律師制度，在他看來，“律師制度與司法獨立相輔為用，夙為文明各國所通行。現各處既紛紛設立律師公會，尤應亟定法律，俾資依據”。
（三）審判制度改革思想
在審判改革方面，近代人士主要在審判方式、審判程序、審判依據等方面進行了廣泛探討。
包世臣提出要改革審判制度，主張司法審判活動要利農而不要妨礙農事；為減少擾民，提高辦案效率，他認為地方官應下鄉辦案；從恤民慎刑出發，他反對刑訊逼供，要求斷獄“必之參驗而不誣”，[45]以免產生冤錯案。
作為洪秀全司法改革思想的反映，太平天國的審判不單純以口供定罪，更注意根據客觀事實，判斷是非曲直。呤利說：太平天國“所有的審判全都以是非曲直為準則，而不拘囿條文，因此得少發生歐洲法庭中因法律上的專門術語及詭辯經常所導致的顯然不公正的現象”。[46]而且，太平天國規定當事人有一定的上訴權利；對于重大案件的判決，常常召集群眾大會，“宣示于眾曰，某人現犯何罪，應得何罪，對眾行刑”。[47]有時，還讓犯罪分子向群眾坦白認罪。
基于“司法之審判官得以已意于律無正條之行為比附類似之條文，致人于罰，是非司法官直立法官”，和“若許審判官得據類似之例，即可肆意出入人罪，刑事裁判難期統一”的認識，[48]沈家本奏請改革，廢除臨事無所適從的比附斷案。
張之洞、劉坤一對審判制度改革提出了如下一些建議：“省刑責”，在審理案件時限制刑訊拷掠：“重眾證”，除了死罪應有輸服供詞之外，軍流以下各罪，如果眾證確鑿，又經上司層遞親提復理無疑，犯人雖無口供，仍可接律定罪，奏諮立案：“改罰鍰”，戶婚、田土、家務、錢債等案件，改刑責為罪鍰。[49]但張之洞反對律師制和陪審制，仍然堅持行政兼理司法。
孫中山提出徹底無條件地廢除刑訊體罰，下令“不論行政、司法官署，及何種案件，一概不準刑訊鞫獄”，審判只能“視證據之充實與否，不當偏重口供”；如官吏違令刑訊，除“褫奪官職外，付所司，治以應得之罪”。[50]孫中山此后還再次重申：“不論司法行政各官，審理及判決民刑案件，不準再用笞仗、枷號及他項不法刑具，其罪當笞仗、枷號者，悉改料罰金、拘留。”[51]在司法改革的其他方面，孫中山建議采用四級三審制，保護人民的上訴權。在孫中山的領導下，南京臨時政府對司法制度作了前所未有的改革。
擔任過南京臨時政府司法總長的任延芳也反對刑訊，強調要根據證據和情理來定案。為了杜絕禁而未止的刑訊現象，他在憲綱大旨七條中再次提出無論“審訊刑事民事各案，均不準用刑”。[52]
（四）刑罰執行和獄政改革思想
在刑罰執行上，孫中山徹底批判和否定非人道的方法，主張軍人犯死罰執行死刑只能用槍斃，一般人用絞。行刑時，用烈酒使犯罪者“飲至昏醉后始行執刑，并應收其頭面隱蔽；”“在獄中或法庭內”選定刑場，除監刑人和行刑人，“不論他人旁觀”：“妊婦受死刑宣告者須待至分娩后執行之”。[53]
獄政改革也一直受到不少人士的關注。近代中國的維新派人士康有為針對清朝刑獄的黑暗，提出了“潔監獄，免酷刑”的改革主張。
沈家本對監獄極為重視，力圖改良監獄，使之成為教養罪犯的場所。他認為，“設獄之宗旨，非以苦人辱人，將以感化人也”，[54]且西方立憲國家“監獄與司法、立法鼎峙而三，縱有完備之法典與明允之法官，無適當之監獄，以執行刑罰，則遷善感化，猶托空言”。基于這樣的認識，沈家本提出了以改建新式監獄、養成監獄官吏、頒布監獄規制、編輯監獄統計為基本內容的改良監獄方案。
張之洞和劉坤一在籌議“整頓中法”時，“恤刑獄”條下提出了獄政改革的一些建議：“修監羈”，即改善監獄羈所的居住和生產條件：“教工藝”，即讓犯人學習生產技能，“將來釋放者可以謀生改行，禁系者亦可自給衣履”：“派專官”，即有關監獄事務，派專官管理稽察。[55]
四.近代中國的司法改革思想反映了近代中國社會轉型期復雜的民族矛盾和社會矛盾。長期延續的封建制度的危機四伏，吏治的腐敗、刑獄的黑暗，使一部分清醒人士意識到清朝統治的由盛轉衰，因而他們強烈呼吁社會變革；而西方列強憑借堅船利炮的侵入，通過不平等條約加緊對中國的侵略和掠奪，更直接激發了人們變法自強的決心。封建制度的積弊在西方列強強力的觀照下更加明顯，在不少人的意識中，如果沒有西方列強的侵入，清王朝的腐朽也許不會顯現如此程度，因而強烈的愛國之心、鮮明的民族氣節、濃厚的民族主義情結支配著人們的司法改革思想，指導著司法改革的進程。近代中國的司法改革思想固然淵源于中國社會自然發展的現實狀況，更來自于外力的觸發，有著明顯的外力逼迫性，改革更多的著眼于解決民族矛盾而非自身的內部積弊，是為了反抗外來侵略而進行內部改革，因此司法改革中的民族主義因素突出。
近代中國的司法改革思想深受利益集團的影響。在法律制度、司法制度應不應該變革方面，除了極少數地主階級頑固派外，絕大部分人士都贊同改革，強調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但在如何進行司法改革方面，受自身利益集團的制約，卻大相徑庭。龔自珍、魏源這樣的地主階級改革派是在擁護清封建王朝的前提下為“補偏救弊”而進行司法改革；洋務派代表人物張之洞等主張中體西用，在保持孔孟圣道、綱常名教不變的前提下可改革司法制度
中非根本性的領域以應世變；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圍繞建立君主憲制，主張司法獨立，開始運用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法律學說來闡述改革清朝舊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作為資產階級革命派的代表，孫中山、章太炎等提出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方案，強調以法治國，主張按照資產階級的審判制度在中國實行“文明審判”。近代中國的各種司法改革主張大多從政治角度、利益角度考慮司法改革問題，司法改革成為政治的重要部分乃至政治的附屬部分，表現出明顯的政治傾向，鮮有從純粹的法律、法學角度探討司法改革問題的，學術層面的司法改革探討幾乎空白。在中國，有學術為工具的傳統，士大夫們又接受了“以天下為己任”的熏陶，于是很自然地把吸收外國的觀念、思想和知識同用以解決這些現實大問題的迫切要求混扯在一塊，這樣就很難有純凈的結晶，反而有礙問題的解決。[56]新晨
近代中國的司法改革思想涉及面較廣，包括中國現實司法制度的弊端，中國傳統制度與西方移植制度的關系，司法改革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和具體改革建議，等等。但總體上認識，由于時代、社會的局限，宏觀探討多、微觀設計少；理論闡述多，具操作性的少；批判、破的多，建設、立的少；分散、零碎的多，完整、系統的少；討論表層的多，觸及根本的少；贊美西方的多，重視國情的少；主觀色彩濃的多，客觀平允的少；激進猛烈的多，漸進溫和的少；圖功太急的多，循序求成的少。[57]
近代中國的司法改革思想盡管有其明顯的局限性，但對于推動司法改革的進行、促進新的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著重要的意義。歷史有其相似性，今天我們面臨的同樣是法制近代化或現代化問題。在我們討論司法腐敗與司法公正問題時，總結歷史上的這些司法改革思想無疑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后人唯有揚前人所長避前人所短，社會才能進步，善于總結才能日益提高。
注釋：
[①]R.沃拉：《中國：前現代化的陣痛》，遼寧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頁。
[②][③]《乙丙之際塾議三》，《龔自珍全集》第1輯。
[④]《乙丙之際箸議第七》，《龔自珍全集》第1輯。
[⑤]《齊尼民四術。刑一上》，《安吳四種》卷31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