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與司法間的沖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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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媒與司法間的沖突

新聞自由不是無限制的自由，它并不是超越其他一切價值的絕對價值。現(xiàn)代社會的出版界大部分都有自身的倫理綱領，要求新聞自由不能有害于人道主義、兒童利益、社會風俗等。就傳媒與司法的關系而言，雖然傳媒對某些案件的監(jiān)督有助于司法權更公正地行使，特別是在當下中國司法常常受制于“領導批示”的情況下，傳媒的曝光有助于某些違法犯罪的“權貴者”得到應有的懲罰，從而伸張社會正義。但是，從近年來不少案件經(jīng)過傳媒的大力介入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判決結果來看，傳媒的新聞自由與法院的司法獨立價值，兩者存在一定的沖突。司法獨立是法治國家中一項重要的價值、制度。在政府三權中，司法權與立法權、行政權相比，既沒有財政力量，也沒有軍事力量，可以說是最弱小的權力，甚至法院判決的執(zhí)行也得依靠行政機關的執(zhí)行。那么，如何保證司法權在保障社會公正方面的作用呢?除了司法判決本身的權威性外，必須保證司法獨立。在國際社會中，司法獨立一般包括兩方面的內(nèi)容:首先是司法權的獨立，即司法權不受其他國家權力的干涉;其次從法官角度而言，法官應有權獨立地審理案件，不受法院以外的其他國家機關、社會力量和個人，以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員的干涉，通俗地講，法官除了法律之外再沒有其他的上司。那么，司法獨立究竟應該獨立于什么?對此，德國學者將司法獨立分為以下八個方面:獨立于國家和社會間的各種勢力;獨立于上級官署;獨立于政府;獨立于議會;獨立于政黨;獨立于新聞輿論;獨立于國民時尚與時好;獨立于自我偏好、偏見與激情。可見，學者們很早就認識到，司法必須對新聞輿論保持獨立，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為兩者的特性不同所致。（本文來自于《湖北函授大學學報》雜志。《湖北函授大學學報》雜志簡介詳見）

首先，媒體作為一種商業(yè)存在，其商業(yè)性質(zhì)決定了它必須以市場為導向，追求新聞的轟動效應，特別是時間效應，對于獲取的資料要第一時間進行報道;而司法過程則不然，講究程序性的特點，證據(jù)必須經(jīng)過質(zhì)證等環(huán)節(jié)才能認定，對于非法獲取的證據(jù)還必須依法排除，所以，客觀上存在新聞事實與法律事實不相契合的情況。其次，新聞媒體的受眾是廣大民眾，注重的是情感訴求，對事件的評價往往是道德評價，忽視理性作用;而司法則必須“以事實為根據(jù)，以法律為準繩”，經(jīng)過嚴密的論證才能得出對被追訴人的法律評價。再次，新聞媒體收集的信息可能會失真，出現(xiàn)證據(jù)不全、案情不清的失實報道，甚至帶有明顯的傾向性，支持一方而壓制另一方，使媒體淪為一方當事人的代言人;而司法權的行使必須公正中立，不偏袒任何一方當事人。最后，新聞媒體還可能會存在異化的情況，為了迎合受眾(廣大民眾)的心理，對事實進行夸大、歪曲，在仇富心理、仇官心理的作用下，炒作凡官必貪、為富不仁的片面觀點，綁架輿情，不利于民眾真正認清事實，導致了錯誤的、片面的、非理性的判斷。

傳媒對司法的干預，可能妨害無罪推定的原則，超越司法程序搶先對案件定性，更嚴重的可能會表現(xiàn)為“媒體審判”(tri-albymedia)的現(xiàn)象。通常所說的媒體審判一詞其實是舶來品，在新聞業(yè)發(fā)達、實行陪審團制度的英美國家曾多次出現(xiàn)，特別是在上世紀50年代著名的UnitedStatesv．Sheppard(美利堅合眾國訴謝潑德)案中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當時鋪天蓋地的媒體評論都直接將Sheppard指認為殺妻兇手，大量的報道、評論影響了非職業(yè)出身的陪審團的判斷，Sheppard被判為有罪。而在不實行陪審團制度的國家，通常認為，媒體審判是指媒體在報道、評論案件時，對任何審理前或審理中的案件，搶先對案件作出定性，或者超越司法程序對被追訴人先行“定罪”，對案件的報道或者評論形成“一邊倒”的局面，引導公眾對案件的理解，從而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案件的審判結果。究其實質(zhì)，媒體審判并不是指媒體本身擁有對案件進行定性的力量，而是媒體借助其力量，對其受眾(廣大民眾)施加影響，從而引導輿論的走向，故媒體的背后是強大的輿論力量，媒體審判的實質(zhì)是輿論審判。隨著我們傳媒業(yè)的發(fā)展，以及民眾對政治參與、社會參與的熱情漸高，傳媒業(yè)越來越關注司法案件的審理情況，從中挖掘新聞素材，特別是針對一些爭議較大的案件，更是不遺余力地追蹤報道，從而可能導致出現(xiàn)媒體審判的情形。

雖然對于中國是否存在“媒體審判”的現(xiàn)象，學者們觀點不一，但無可否認的是，媒體的聲音或者說輿論的聲音，直接或間接地會影響到判決結果。這種輿論的審判，從一定程度上可以監(jiān)督法院作出令人信服的判決，但它也可能會失去理性，從而綁架了法院判決的公正性。而它最大的弊端，莫過于民眾容易往往被一種樸素的激情所引導，即勒龐在《烏合之眾》書中所說的“群體的激情”，這種激情使得身處群體中的個體失去理性批判的能力，而淪為輕信群體聲音的“烏合之眾”。輿論審判也存在剝奪被告人申辯權利的嫌疑，因為相比于鋪天蓋地、狂熱的、一邊倒的主流輿論而言，被告人發(fā)聲的權利如石沉大海般被淹沒掉，這也有可能導致多數(shù)人對少數(shù)人的“民主的暴政”，剝奪了少數(shù)人應有的權利。特別值得我們警惕的是，在二千多年前的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就是在廣場在被希臘的民眾投票判處死刑的，盡管他為自己作了有力的辯解。所以，面對媒體審判，不能僅僅從“人民群眾有質(zhì)疑的權利”來掩蓋其可能不正當?shù)牡胤健?/p>

二、當下中國如何處理好傳媒與司法的沖突

傳媒與司法的沖突這幾年愈演愈烈，已經(jīng)成為不可回避的問題。應當承認，在當前我國，新聞自由與司法獨立都是非常珍貴的價值，對于我們建設民主社會與法治國家意義重大，不能簡單地認為其中一方的價值可以壓倒另一方。關于如何處理兩者的沖突，筆者試在平衡兩者利益的基礎在提出如下建議。

(一)司法機關特別是法院，應當加強“危機管理”。通過建立新聞發(fā)言人制度及時向媒體公布權威消息，破除偏見報道的影響。在判決書中，應當進行更加充分有力的說理，才能做出令當事人、其他民眾信服的判決，并將判決書等司法文書通過網(wǎng)絡途徑公開出來，消除民眾的疑慮與不信任。

(二)廣大媒體從業(yè)者應當加強自身的職業(yè)素養(yǎng)，在報道司法案件中做到客觀報道、公正評判，以理性引導輿論的導向，切忌違反“無罪推定”原則搶先對被追訴人定性，特別要警惕的是不能失去公正立場，完全淪為一方當事人的代言人。

(三)針對媒體惡意干擾司法公正的行為，設立“藐視法庭罪”處罰。藐視法庭罪在英國普通法上有著悠久的歷史，對于有故意干擾某一司法審判的惡意報道，如果對司法獨立造成了明顯且緊迫的危險，可用“藐視法庭罪”來處罰。

(四)對于可能對被追訴人形成嚴重偏見的報道，為了保護其得到公正審判的權利，可以事先限制媒體的報道。但是，這種做法有很大的嫌疑危及新聞自由，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能采納。

作者：陳少宏單位：中山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