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法律憲法性與對啟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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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在德國，呂特案以來，德國憲法學界通說認為基本權利構成了客觀價值秩序，其效力及于民法、刑法和行政法等所有部門法領域。根據這一理論，法律的解釋必須符合憲法，通過這一路徑，德國的法律已經完成了全面的憲法化。在我國，對合憲解釋的討論方興未艾，理論上，與德國情況一樣，法律的合憲解釋在理論上是成立的，但是，中國目前不存在保障法律解釋合憲的機構；此外，合憲性解釋，意味著對法官法律解釋權限的限制，也是對部門法學者所作學理解釋的約束，因此不會為部門法法官以及學者所支持。因此，在理論上能夠自洽的合憲解釋，在中國當下尚無法踐行。
引言
國內憲法學界對于憲法適用的實踐途徑，持續進行探討。最近幾年來的一個熱門話題，是所謂的合憲解釋，持有相關論點的學者主張，法律的解釋必須符合憲法的規定。這種觀點的支持者以張翔[1]、上官丕亮[2]為代表。然而，在憲法學者中對此尚未形成共識，例如姚國建[3]就對此提出過質疑。本文梳理德國的相關理論和經驗，以期對我國的憲法實施路徑的探討有所啟發。
一、德國融合理論對憲法裁判的影響：呂特案二戰以后，德國魏瑪時期國家法學者魯道夫？斯門德(RudolfSmend)的融合學說（Integrationslehre）對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產生了重大影響。斯門德認為，憲法不僅僅是應當由法院予以適用的法律規則，同時構成了一個價值系統。其中，特別是基本權利充分體現了這些價值，指引所有國家機關的行為。在基本權利的基礎上，公民得以融合進國家生活。[4]斯門德這一學說對于聯邦憲法法院的影響，全面展現在呂特案判決中。
呂特是漢堡州的新聞官員，曾經遭受納粹迫害。1951年，一名曾在第三帝國時期拍攝多部反猶太電影的納粹導演參與德國電影周的活動。呂特以私人身份對此提出批評，呼吁電影院和公眾對此予以抵制。根據《德國民法典》第826條[5]的規定，呼吁進行商業抵制活動違反良俗（diegutenSitten），構成可訴的、對于他人權益的侵犯。因此，有關電影發行者對呂特提起民事訴訟，要求法院禁止其呼吁公眾參與抵制。呂特在所有審級的民事訴訟中敗訴，之后向新成立的聯邦憲法法院提起憲法訴愿。
按照當時的主流理論，基本權利僅僅具有針對國家的防御功能，不適用于私人之間的爭議。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聯邦憲法法院援引斯門德關于憲法為價值系統的理論。在判決中，聯邦憲法法院指出，基本權利首要保障公民的自由不受公權力的侵犯。然后，憲法法官們轉而指出：“《基本法》…在其基本權利部分確立了一個客觀價值秩序，而這…強化了基本權利的效力。這個價值系統以在社會共同體中自由發展的人的個性與尊嚴為核心，作為憲法上的根本性決定(Grundentscheidung)，必須對全部法律領域有效…因此，它當然也影響民法。沒有任何民法規范可以違背這一價值系統，所有民法規范都要按照這一價值系統的精神來解釋。”[6]按照這一思路，在探討某一行為是否構成《德國民法典》第826條所禁止的侵害行為的時候，民事法院必須考慮到《基本法》第5條保障的意見自由，由這項基本權利指導“良俗”概念的解釋。如果在民事訴訟中有關法官考慮到了這一點，則他們不會得出呂特的行為違反《德國民法典》第826條的結論。由于沒有適當考慮到憲法上的規定，民事法院的行為侵犯了呂特的基本權利，呂特的憲法訴愿得到了聯邦憲法法院的支持。
從此以后，德國主流觀點，法律的解釋必須符合基本權利所體現的價值。在這種意義上，法律的解釋應當符合憲法。從憲法解釋方法的角度而言，這種做法被稱為“合憲解釋”（verfassungskonformeAuslegung）。
二、各法律部門的全面憲法化在呂特案之后，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一貫堅持基本權利作為客觀價值的理論，促進了各個法律部門的憲法化。
（一）民法的憲法化在私法上，呂特案之后主要有兩個典型案件極大地推動了民法的憲法化，它們分別涉及婚姻家庭關系中的男女平等以及合同法上的社會公正問題。
1、基本權利對民法的影響：以男女平等條款為例在一個憲法案件[7]中，聯邦憲法法院探討了憲法對于民事法院的拘束力問題。《基本法》第3條第2款規定了男女平等鑒于《基本法》制定時一些民事法律規范仍然體現了傳統的父權思想，與《基本法》第3條第2款規定的男女平等原則存在沖突，《基本法》第117條規定，最晚到1953年3月31日之前，與男女平等條款相沖突的法律應當予以修改，在修改之前有關法律仍然有效。然而，在規定的期限來臨之時，立法者沒有完成這方面的法律修改工作，截止期限之后，仍然存在一些違反男女平等的民事法律規范。根據《基本法》第117條的規定，這些法律規范應當是無效的。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在具體案件中，民事法官是否應當直接適用男女平等的憲法條款，還是繼續適用沒有被及時修改的法律？如果民事法官必須直接適用憲法上的男女平等條款，這意味著憲法直接適用于民事訴訟，在這個領域，民法被徹底地憲法化。或者，借用中國憲法學界使用的一個概念，在這種情況下，就實現了憲法在民事領域的司法化。
有關案件涉及夫妻財產方面的民事法律。根據1953年4月1日前的相關法律，如果結婚時沒有其他約定，妻子的全部財產，包括婚姻存續期間取得的財產，都由丈夫管理和享用（VerwaltungundNutznie？ungdesMannes）。夫妻雙方財產的孳息也歸丈夫管理。到1953年4月1日，立法者并沒有修改這些明顯違反男女平等的法律規定。民事法院在法律適用上面臨一個選擇難題：或者仍然依據與男女平等原則相沖突的法律來判案，或者直接適用憲法上的男女平等條款來審判案件。這又取決于男女平等條款的性質，對此存在兩種理解：一種觀點認為，男女平等條款是一個沒有具體法律規范內涵的綱領性規定、政治概念或者空洞的口號，因此，不可能通過涵攝（Subsumtion）、解釋和填補空隙等司法手段來適用這一條款。如果硬是要適用這一條款的話，其最后結果是法官根據自己的政治觀念作出一個決策，最終受制于法官的個人觀念，這無疑將導致法律上的混亂[8]；相反，根據第二種觀點，男女平等條款是一個可以適用于解決具體法律爭議的法律規范（Rechtssatz），完全可以直接適用。對于這一爭議，聯邦憲法法院指出，雖然男女平等條款是一般性的條款，但是可以直接適用，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法律規范，它是對《基本法》第3條第1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具體化。[9]的確，平等條款是一個抽象的法律規則，和特殊的規范相比，這一規范的司法適用更為困難。法官在解釋和進行法官造法填補空隙方面，需要更高的技藝。然而，到了現代，這種填補法律空隙的活動已經越來越成為法官的任務。[10]歷史已經表明，法律不可能窮盡生活中的各種情況，現代的立法者不可避免地要經常使用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和較為抽象的規則，從而確保一定的靈活性和開放性。[11]抽象規則的司法適用，不存在任何障礙。例如，民法上的誠實信用原則高度抽象，但這并不影響其司法適用。相反，德國的民事法官對這一原則進行了解釋，在審判中發展出來許多法律制度（如權利失效制度、交易基礎喪失制度、締約過失責任制度）。男女平等條款和誠實信用等一般性條款一樣，都可以直接被適用，在不存在法律規定的時候作為填補法律漏洞的依據。[12]
就私法和憲法的關系而言，這個案例所凸顯的幾個問題都具有原則性意義。首先，《基本法》的制定者針對體現傳統大男子主義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在基本權利部分明確規定了男女權利平等原則。而男女平等的基本權利不僅可以對抗國家的歧視行為，也要求私法規定男女平等的權利，從而改變了婚姻家庭制度。這表明當時德國立憲者認為憲法不僅可以對公法領域的事項作出規定，也可以調整典型的私法領域的事項，并且其效力當然高于原有私法規范。其次，在立法者沒有在規定期限之前按照男女平等原則修改原有法律的情況下，聯邦憲法法院認為，男女平等條款和誠實信用原則等抽象原則一樣，在沒有相關法律規定的時候，可以在民事訴訟中適用。當然，這一問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立法者沒有按照《基本法》第117條的規定及時完成法律的修改工作，從而導致了有關法律失效后無法可依的狀況，而此類狀況是比較罕見的。當然，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觀點不一定正確。但是，如果我們認同這一觀點，則在民事法律沒有作出相關規定、而憲法上存在有關規范的時候，適用憲法規范，是完全可行的。從這個角度來看，齊玉苓案的批復，是符合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觀點的。換言之，按照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這個案件中的觀點，則憲法在民事領域的司法化是完全可行的。
2、憲法原則對民法的影響：以社會國家原則為例前述案件表明了基本權利條款對于私法的影響。除了基本權利以外，憲法原則也能夠對民法產生影響。在德國憲法上，社會國家原則（Sozialstaasprinzip）是《基本法》第20條第1款規定的一個重要原則。它要求國家平衡社會矛盾對立，保障社會公正。[13]在這方面的一個典型案件中，一個葡萄酒和香檳生產商雇用一位商業人（Handelsvertreter）經銷其產品，并在合同中約定商業人在合同終止之后兩年內不得從事競爭行為，而生產商無需向商業人提供補償。后來，商業人在合同終止兩年內，接受另外一個生產商的聘任，原雇主對其提起民事訴訟，主張被告違反了原雇傭合同中規定的禁止從事競爭行為的約定。商業人在所有審級中均敗訴，最后向聯邦憲法法院提起憲法訴愿。[14]
在該案中，問題的關鍵，在于合同雙方根據私人自治原則約定的禁止競爭的合同條款是否有約束力。對此，聯邦憲法法院指出，私人自治的前提，是私人能夠真正自由地作出決定。如果合同一方的優勢地位使其能夠單方面規定合同內容，而另一方除了被動接受對方提出的合同條件以外別無選擇，則該處于弱勢地位的合同方并不能夠實現自治，而是受制于他人，民法上的私人自治已經名存實亡。因此，如果雙方之間不存在大致的力量對比關系，則合同法并不能夠保障合同雙方之間的利益達到平衡。如果實際地位不平等的合同雙方所簽訂的合同限制了較弱一方的基本權利，則國家必須進行干預，保障弱者基本權利以及《基本法》規定的社會國家原則。[15]鑒于這些考慮，合同中的規定過分限制了商業人的根據《基本法》第12條第1款享有的職業自由，同時違反了社會國家原則。
（二）刑法的憲法化：以法治國原則為例除了民法，刑法也受到憲法的影響。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聯邦憲法法院第二庭于1966年10月25日在一個憲法訴愿程序中作出的一個判決（Beschluss）。[16]訴愿人出于商業目的，組織讀者團體（Lesering），這個團體內部相互交換書籍、雜志，并且共同購買或者出借書籍雜志。訴愿人委托多個廣告公司為其發展新會員。其中一個廣告公司采取了向路人發入場券的方式，促使他們到指定餐館參加活動，從而在餐館發展新會員。對此，一個出版公司作為訴愿人的競爭對手，提起異議，哥廷根州法院（Landgericht）于1961年2月21日裁定其不得通過與路人攀談或者發放入場券的方式發展新會員。二審法院維持了這一裁定。一二審法院都認為有關廣告公司所采用的方法違反了《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條的規定。前述出版公司后來又提起多個根據《民事訴訟法》第890條進行的訴訟程序，審查訴愿人違反裁定的行為。在三個訴訟案件中，訴愿人被判處罰金（Geldstrafe）。1963年6月14日，哥廷根州中級法院又因為新的違反裁定行為而判處訴愿人15000馬克罰金。出版公司提起上訴，州高級法院對訴愿人就兩次違反裁定行為將罰金改為25000馬克。在判決中，州高級法院指出：
法院對訴愿人發出了禁令一事，訴愿人已經告知采取違規方法的廣告公司，并要求該廣告公司不要再運用原先的發展會員方法。后來，訴愿人書面通知接受委托的所有廣告公司，訴愿人已經要求有過錯、采取違規方法的有關廣告公司承擔第三次的一萬馬克罰款，并且表示其在將來也會要求具有違規行為的廣告公司承擔罰款。因此，對于該廣告公司后來繼續違規采用原有方法發展會員的行為，訴愿人沒有過錯。[17]然而，州中級法院仍然對訴愿人有判處了罰金。其理由是，企業的職工或者受托人的行為違反《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3條第3款的，也可以要求法人終止違法行為。這也適用于《民事訴訟法》第890條規定的強制執行程序。《民事訴訟法》第890條以過錯為前提，在邏輯上，該過錯必須是終止損害請求權所針對的主體的過錯。然而，既然《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3條第3款規定企業主對其員工或者受托人的行為負責，則在民事強制執行程序中，也應當如此，即企業主應當對自己、其員工或者受托人的過錯負責。如果對《民事訴訟法》第890條的規定作出不同的解釋，認為根據該條規定作出的處罰必須以企業主的過錯為要件，則無法對債權人提供充分保護。
這個案件中的一個關鍵點，在于憲法訴愿人已經明確告知廣告公司不要采取被禁止的方法為其發展會員，而有一個廣告公司卻繼續采取被禁止的方法發展會員，因此憲法訴愿人沒有過錯。在這種情況下，是否可以根據《民事訴訟法》第890條第1款的規定對其處以罰金呢？對此，聯邦憲法法院首先指出，《民事訴訟法》第890條第1款雖然規范民事訴訟程序中強制執行程序，但由于并不僅僅構成強制手段，而是同時對違法行為的制裁，因此也包含了刑法因素[18]。換言之，這方面的問題，屬于刑法領域；而在這一領域，包括刑事處罰在內的任何處罰都以過錯為前提，這是一個憲法層面的原則，它的基礎是法治國原則。[19]法治國原則作為德國憲法上的一個根本原則[20]，不僅包含法律的安定性，還涵蓋了實體正義[21]。實體正義要求刑法上的事實要件的法律后果之間要存在合理的關系。在該案中，按照州高級法院的觀點，根據《民事訴訟法》第890條第1款的規定作出處罰，不以行為人的過錯為前提，這就違反了法治國原則。[22]出于這些原因，憲法訴愿得到聯邦憲法法院的支持。這個案例充分說明了憲法上的法治國原則在刑法領域的效力。除此以外，刑法則必須貫徹罪刑相當的憲法原則[23]，刑罰制度必須建立在罪犯也是享有權利的公民的觀念之上[24]，等等。總之，刑法也實現了全面的憲法化。
（三）行政法的憲法化：從“憲法消逝，行政法長存”到行政法作為“具體化的憲法”
行政法和憲法之間的關系，更是經歷了戲劇性變革。1924年，奧托？梅耶的教科書《德國行政法》第三版出版。自其第二版出版以來，歷史風云變幻，德國人民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取消君主制、進行了革命，并且制定了《魏瑪憲法》。盡管發生了這么大的變化，作者卻寫道：“從1914年、1917年以來，并沒有什么重大的新情況。‘憲法消逝，行政法長存’；這種情況向來如此。”這種看法體現了當時的行政法學者對于憲法的看法：無論憲法如何變化，它對行政法基本上沒有什么影響。
在《基本法》確立的憲政體制之下，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行政權遵守憲法的義務，是不言而喻的。就基本權利而言，《基本法》第1條第3款還直接規定了立法、行政、司法都受其約束。因此，在行政法領域，無論是立法還是法律解釋，都受到聯邦憲法法院判決的影響。憲法的約束不僅意味著立法和行政不得違反憲法，還意味著它們必須盡量促進憲法規范的實現。[25]從這個角度來看，1959年時任聯邦行政法院的院長提出行政法是“具體化的憲法”[26]，是完全正確的。[27]出于這一原因，如果一個行政法規范具有多種解釋，則應當采取合憲解釋。[28]由此可見，或許是出于同屬于公法的原因，相對于民法和刑法，行政法的憲法化更加明顯，在此無須贅述。
三、德國理論的啟示上文表明，在德國，在私法、刑法和行政法領域，都必須遵守憲法原則和基本權利，在這種意義上，各個法律部門實現了全面的憲法化。反思我國各法律部門和憲法之間的關系，或許德國的經驗能夠給我們如下啟示。
（一）合憲解釋的理論基礎
1、憲法原則的效力及于各個法律部門在德國，包括社會國家原則、法治國原則在內的憲法原則當然地在各個法律部門都具有效力。對此，聯邦憲法法院并沒有提出什么理由，換言之，這在德國被認為是一個無需論證、顯而易見的問題。理論上，憲法作為一個國家法律體系內部的最高規范，無疑具有最高效力，因此，憲法原則當然拘束各個法律部門。在我國，憲法作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大法，其規定的原則也應當適用于各個法律領域，因此法官的法律解釋應當符合憲法原則。
2、基本權利在私法關系中的效力傳統上，基本權利的功能在于對抗國家侵害，因此，原則上不能對抗來自第三人的侵犯。要肯定基本權利的第三人效力，存在一定的理論障礙。對此，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呂特案中援引斯門德的理論，認為基本權利構建了憲法上的價值體系，這些價值能夠指導各個法律部門。因此，對于法律的解釋，特別是對不確定法律概念和抽象條款的解釋，應當符合基本權利所體現的精神。通過這一方式，基本權利也就取得了間接的對第三人效力。
在我國，法官在審判中是否應當遵守基本權利，或者說他們在解釋法律的時候是否應當符合基本權利條款，取決于我們是否接受基本權利為憲法價值的觀點。所謂價值，也就是被認為重要的事物。我國憲法規定基本權利，正是因為基本權利具有重要性。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國憲法上的基本權利也構成了憲法上的價值，否則就很難解釋為什么需要在憲法上花費筆墨去規定這些基本權利。因此，初步看來，在我國的語境下，基本權利作為憲法上的價值是可以證成的。如果這一點能夠為學術界接受，則法官對于法律的解釋，當然也應當與基本權利所體現的價值保持一致。
（二）合憲解釋的現實可行性如果法律的解釋必須符合憲法，那么，對于在實踐中解釋法律的民事、刑事和行政法官而言，他們的權限無疑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在德國，合憲解釋的背后，實際上涉及普通法官和憲法法官之間的關系：由于憲法法官對憲法的解釋具有最后的發言權，合憲解釋也就意味著憲法法官能夠以普通法官對法律的解釋不符合憲法為由，否定普通法官的裁判。可以想象，這一點無疑會遭到普通法官的強烈反對。事實上，不僅普通法官、甚至部門法的學者都具有排斥憲法的傾向。然而，在德國建立聯邦憲法法院之初，該法院中的很多法官之前都是納粹的反對者，與希特勒進行堅決的斗爭。相比之下，其他法院的運行不得不依賴原有的法官，而這些法官在第三帝國時期對于納粹的抵制和反抗，遠遠不如憲法法官那么堅決，甚至這些法官中不乏與納粹政權合作者。在這一背景之下，聯邦憲法法院在公共生活中具有崇高的威望，聯邦憲法法院的觀點在社會中也就具有很高的威信，其他法院無法不予以重視、遵從，否則會面臨巨大的社會輿論和道義壓力。[29]
相比之下，中國目前的情況非常棘手。即使我們明顯能夠在理論上證成法律解釋應當合憲，但是，我國并沒有一個類似于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機構來監督、審查普通法院對于法律的解釋是否合憲。換言之，中國憲法缺少一個制度層面的代言人。當然，在尚未建立違憲審查機構的情況下[30]，憲法學者也可以對憲法進行解釋，然而，這種解釋即使再有說服力，它對于普通法院的約束力只是一種軟性的約束。也就是說，憲法學者對于憲法的解釋即使能夠得到法律共同體、甚至社會上大多數人的認同，普通法院違反這一解釋的話，只是違背多數人對于憲法的理解，但是在制度層面并不會被確認為違反憲法。當然，普通法院在裁判的時候，不可能不考慮到多數人對于憲法的理解，否則其判決的說服力、在社會上被接受的程度就會打折扣。然而，其不利后果，也就僅限于此，有關判決不可能在制度上被認為違憲。而且，在目前法院判決基本不對社會公開的情況下，除了引起媒體關注的案件以外，大部分案件都無法進入公眾視野，從而并不接受這一強度很小的公眾輿論監督，這就更是使得法院在裁判的時候無需顧及其裁判是否符合社會大眾所理解的憲法。
（三）結論：理論和現實的緊張關系通過以上分析可知，法官對于憲法的解釋應當符合憲法，或者說法官應當對法律進行合憲解釋，這在一個將憲法作為最高規范的國家制度之下，是理所當然的做法，在理論上沒有任何困難。然而，在現實中，并不存在任何保障法律解釋合憲的制度。此外，要求法律的解釋必須合憲，意味著在法律的解釋中，憲法學者就合憲性問題而享有發言權，相對于法官在審判中、部門法學者在學理上壟斷法律解釋的現狀，無疑是對法官和部門法學者不利的，因此，從學術政治的角度來看，合憲解釋的主張也會遭遇強烈抵制。在這一背景之下，目前一些憲法學者在憲法司法化希望渺茫的情況下，轉而主張合憲解釋，認為其構成了目前可行的憲法實施方式，用心良苦，但是未免顯得一廂情愿、不切實際。
注釋:
[1]張翔：《兩種憲法案件：從合憲性解釋看憲法對司法的可能影響》，《中國法學》2008年第3期，頁110以下。
[2]上官丕亮：《當下中國憲法司法化的路徑與方法》，《現代法學》2008年第2期，頁3以下。
[3]姚國建，《另辟蹊徑還是舍本逐末？——也論合憲性解釋對憲法實施的意義》，《法哲學與法社會學論叢》第14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頁215以下。
[4]RudolfSmend，VerfassungundVerfassungsrecht(1928).
[5]§826WerineinergegendiegutenSittenversto？endenWeiseeinemanderenvors？tzlichSchadenzufügt，istdemanderenzumErsatzdesSchadensverpflichtet.（參考譯文：故意以違反良俗的方式導致他人損害的，應當賠償他人損失。）
[6]BVerfGE7，198，205（《聯邦憲法法院判決集》第7卷，第198頁開始的判決，第205頁。下同）。
[7]BVerfGE3，225ff.
[8]BVerfGE3，225，239.
[9]BVerfGE3，225，239f.
[10]BVerfGE3，225，242.
[11]BVerfGE3，225，243.
[12]BVerfGE3，225，243f.
[13]BVerfGE22，180，204.
[14]BVerfGE81，242ff.
[15]BVerfGE81，242，255.
[16]BVerfGE20，323ff.
[17]BVerfGE20，323，324f.
[18]BVerfGE20，323，332.
[19]BVerfGE20，323，331.
[20]BVerfGE1，14，Leitsatz28.
[21]BVerfGE.7，89，92；7，194，196；4，52，58.
[22]BVerfGE20，323，330.
[23]BVerfGE20，323，331.
[24]BVerfGE33，1，1.
[25]DirkEhlers，VerwaltungundVerwaltungsrechtimdemokratischenundsozialenRechtsstaat，in：Hans-UweErichsen/DirkEhlers(hrsg.)，AllgemeinesVerwaltungsrecht，12.Aufl.，S.120f.
[26]FritzWerner，VerwaltungsrechtalsKonkretisiertesVerfassungsrecht，DVBl1959，527ff.
[27]DirkEhlers，a.a.O.，S.121.
[28]Ebenda.
[29]Brun-OttoBryde，FundamentalRightsasGuidelinesandInspiration：GermanConstitutionalisminInternationalPerspective，in：25WisconsinInternationalLawJournal194.
[30]值得一提的是，即使中國有朝一日建立了憲法法院，也不一定意味著中國的違憲審查制度就能夠良好運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制度的成功，一方面固然歸功于德國的守法傳統，另外一方面，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建國之初首批憲法法官具有與納粹進行堅決斗爭的背景，因此具有很高的社會威望，這有助于聯邦憲法法院相對于政府、議會、（其他）法院維護自己的獨立的憲法地位。在中國，一則不存在守法傳統，二則未來的憲法法院似乎無從享有崇高的、有助于維護其超脫地位的權威。目前，俄羅斯以及一些南美州國家憲法法院就出現了這種情況，即在政治生活中，其地位遠遠不能夠和德國憲法法院或者美國最高法院相提并論。因此，很多憲法學者專注于違憲審查制度的研究，將憲政的希望寄托在違憲審查制度之上，顯得過于簡單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