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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強人工智能實體刑事責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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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強人工智能實體刑事責任

    摘要:當前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加劇了社會風險,作為社會最后一道“安全閥”的刑法有必要對此作出回應。刑法規制的最大爭議是人工智能是否具有刑事責任主體地位。立足強人智能時代的語境,引出強人工智能實體具備意志自由進而可能產生特殊的法益侵害,也具備刑事責任能力,即對其行為具有理性的辨認和控制能力。因而,強人工智能實體具備刑事責任能力。

    關鍵詞:強人工智能;實體;刑事責任;意志自由

    一、問題的提出

    當前人工智能的發展帶來了諸多利好,但是與其相伴相生的社會風險亦讓人踟躇。隨著全球范圍內人工智能產品嚴重危害社會的惡性事件頻發,刑法學界也愈加重視。刑法學界有關人工智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討其是否具有刑事責任主體地位,對此學者們各執一端。贊成人工智能具備刑事責任主體地位的學者,如王耀彬(2018)認為類人型人工智能實體具備理性、侵犯法益的可能性、認知控制能力及受刑能力而具有刑事責任主體資格。劉憲權(2018)認為當人工智能超越程序的設計和編制范圍,按照自主意識和意志實施犯罪行為,則完全可能成為行為主體而承擔刑事責任。反對人工智能具備刑事責任主體地位的學者,如龍文懋(2018)以拉康的欲望主體理論為視角,指出人工智能僅是技術理性,不具備欲望的機制,人工智能不具有法律主體地位。時方(2018)立足當前人工智能的工具性本質,比較人工智能與法人,認為人工智能不具備認識要素和意志要素,也難以達成刑罰目的,反證當前人工智能刑事主體認定的不必要性。綜上,學者圍繞人工智能的分歧主要源于研究語境的差異,是立足于當下還是不久的將來?筆者認為刑法是社會的最后一道安全閥,既不能太超前于技術時代,也不能落后于技術時代,刑法應與所處時代可能出現的技術風險、責任分配規則相適應。

    二、強人工智能實體的界定

    麥卡錫和明斯基在1956年達特茅斯會議上首次提出人工智能的概念,認為人工智能是研發、開發用于模擬、延伸和擴展人的智能的理論、方法、技術及應用系統的一門新的技術科學。人工智能的發展需要經歷弱、強、超三個階段,當前處于弱人工智能階段。強人工智能與之相較的突出特征是具備獨立思考能力、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強人工智能更像是人類。本文探討的主要是“強人工智能實體”,筆者在比較“人工智能”“機器人”“人工智能產品”“智能機器人”等概念后,認為“強人工智能實體”這一概念展現了人工智能發展階段,立足于即將到來的強人工智能時代。同時作為實體,具備刑法上實施犯罪的實質主體要件。因而,本文將強人工智能實體作為研究對象。

    三、強人工智能實體刑事責任之探討

    刑事責任是指行為人因其犯罪行為所應承受的,代表國家的司法機關根據刑事法律對該行為所作的否定評價和對行為人進行譴責的責任。

    (一)具有意志自由傳統理論認為人與行為的關系涉及意志自由,人能夠絕對地支配和控制自身的行為。因而,法律也是以規制人的行為為其內容的,刑罰的發動只能以犯罪行為的客觀存在為依據,而非未付諸行動的內心意識活動。由此,實踐中往往只能通過外在的犯罪行為來推測犯罪者犯罪時的心理活動。德國法學家威爾澤爾認為,人由于本身的意識及活動會受到素質和所處環境的制約且只能在素質和環境制約的范圍內自主地進行一定程度的選擇和決定,因而人并非完全的意志自由主體,而僅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意志自由。此外,統計學的研究揭示了人的意思活動是依自然的、社會環境的條件而存在的。綜上,人在行為時受到主觀與客觀因素的影響,并非完全的自由意志主體。從這一點來看,強人工智能實體具有與人類相當的意志自由。強人工智能實體一方面能夠按照預先設定的程序、指令做出行為,即相當人類行為時受到所處的環境的制約;另一方面,他能在深度學習的基礎上依照前期對輸入數據信息的加工、重構、理解,從而擺脫程序(人類)的控制,做出程序設定之外的行為。而這些行為卻是掙脫程序設計之外,由于強人工智能的意識覺醒發生的行為。在此情境下,強人工智能實體無異于人類,其僅受到程序制約作出的行為可以類比人類受到規則、法律、社會風俗等的制約作出的行為;而不僅受到程序制約還受到其自身的理解、社會他人等的制約作出的行為亦可以類比人類受到多重因素影響作出的行為。其中,后者存在異化的風險,即強人工智能實體可能在后者的行為模式下對社會造成風險。由此,強人工智能實體具有意志自由,那么就存在其依照有限的意志自由對自然人、法人等相關法律主體發生刑法法益侵害的可能性,這有別于自然人做出的一般法益侵害,在此稱為特殊法益侵害。而這種情況下,強人工智能實體具備有責地實施行為之場合,可以對其進行非難。而學界熱議的弱人工智能則僅僅只能被視為“犯罪工具”,追究研發者、使用者甚至監督者的刑事責任,筆者在此不作深入探討。

    (二)具有行為辨認和控制能力心理學意義上的責任能力的標準指以達到刑法所規定的心理狀態或心理狀態導致的結果作為判定行為人是否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標準;生物學意義上的責任能力標準是指以患者具有刑法所規定的精神障礙作為判定行為人是否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標準。刑事責任能力是指行為人構成犯罪和承擔刑事責任所必需的,行為人具備的刑法意義上的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那么強人工智能實體是否存在被擬制為法律主體的可能,關鍵還在于其是否具備刑法意義上的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即其對行為在刑法上的意義、性質、作用、后果的分辨認識能力以及選擇自己實施或不實施為刑法所禁止制裁的行為的能力。其一,強人工智能實體具有自主、深度學習的能力。機器學習是人工智能獲取信息的基礎。湯姆米切爾(1997)定義“機器學習”是對能通過經驗自動改進的計算機算法的研究。簡言之,機器學習是一門研究機器通過對數據的自動分析獲得規律、利用規律獲取新知識和新技能,并識別現有知識的學問。因而,深諳機器學習的強人工智能實體可以對法律規范、社會規范進行深度的自主學習。其二,強人工智能實體具有理解法律規范的能力。強人工智能實體通過機器學習進而產生認識,而其對法律規范的表述是否具備理解能力值得進一步商榷。筆者從兩個方面論證:一是強人工智能實體與人類相當,可能存在對某些法規范的表述、概念、適用情況理解模糊的問題。從語義學上分析,我們對于定義、概念的理解,即使排除了主觀情感因素的干擾,也難以做到唯一、格式化的解釋。人類通過各種情景學習、類比學習、歸納學習等,從而對一個概念的認識較為系統,進而遵守法律。因而,強人工智能實體即使不能完全理解法律的概念,筆者相信隨著實踐的深入,它能夠通過機器學習對法律規范有所理解。二是“缸中之腦”假說的深思。普特南假想人類是缸中之腦,而人工智能則是人類創造出的人工大腦。人類大腦偏向于神經學科和腦科學領域,而人工智能更多的是算法和數據。人類的認識來源于三個方面:個體的經驗性和體驗性認識、社會學習性認識、經過思維加工過的認識。同樣,人工智能的認識也來源于三個方面:通過復雜技術捕捉到的認識、人類預先輸入的認識、經過深度學習加工的認識。綜上,強人工智能既然也具備和人類相當的認識機理。其三,強人工智能實體具備理性的行為控制能力。法律的預設主體是理性主體,即能夠權衡利弊、作出自己的選擇,并且對該選擇負責。機器學習作為強人工智能實體的主要學習方式,在某種程度上體現的是一種完全排除了情感、欲望等影響,而只服從“必然律”的技術理性。倘若某一個智能準則被研發人員植入到人工智能系統,那么人工智能就會在深度學習的基礎上進行理性分析,并依照這樣的認知規律做出行為。在技術理性的基礎上,人工智能發出的獨立思維支配下的行為一定是可控的、不受情感、欲望等的支配,而完全是由存儲數據形成的意志決定的,具備刑法需要的理性的行為控制能力。因此,一方面,具備意志自由的強人工智能實體基于自由意志,具有擺脫程序控制進而產生法益侵害(該法益侵害不能簡單歸結于其生產、研發和使用者)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判斷其客觀違法行為與主觀犯罪意識的關系時,由于強人工智能具有行為辨認和控制能力,能夠自主學習、理解法律規范、理性控制行為,那么其行為與目的之間極有可能存在因果關系。

    四、強人工智能實體的刑罰模式

    強人工智能實體的刑事責任承擔方面有學者提出適用于強人工智能時代的刑罰模式可以包含以下三種:主刑——拘役+修改程序(刪除數據);死刑+永久銷毀;附加刑——罰金。但是,筆者認為仍可以對上述刑罰模式進行一定的調整和完善。刑罰的目的是一般預防與特殊預防,針對強人工智能實體的特殊預防方面,單就安撫被害人而言,人們在觀念上難以通過對機器施加刑罰措施而得到心靈上的慰藉。針對強人工智能實體的一般預防方面,拘役、刪除數據等的刑罰或許對其難以產生震懾作用,監禁難以達成禁錮的目的,而刪除數據更是讓其幡然一新。綜上,針對強人工刑事處遇應著重從死刑+永久銷毀和附加刑——罰金入手。其一是死刑+永久銷毀,這一刑罰適用于罪行較重的強人工智能實體犯,罪名可以參考當前刑法規定的八種暴力犯罪以及部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等。其二是罰金刑,罰金刑相應的適用于罪行相對較輕的犯罪,同時可以通過罰金來彌補受損法益的輕微犯罪,具體罪名也可以參考當前刑事領域簡易程序和速裁程序所涉罪名和刑罰范圍。綜上,筆者認為針對強人工智能實體,首先應承認其刑事責任地位,在此基礎上,制定與之相適應的刑罰措施。

    五、結語

    誠然,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社會風險,同時也為法學界拋出了難以回避的難題。在追究人工智能刑事責任時,應堅持類型化評價,即對于初級階段的弱人工智能,沿用“過失犯罪”“工具犯罪”等的追責路徑;對于具備意志自由、理性的辨認和控制行為能力的強人工智能實體,則具備被視為刑事責任主體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

    [1]王耀彬.類人型人工智能實體的刑事責任主體資格審視[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39(1):138-144.

    [2]劉憲權,胡荷佳.論人工智能時代智能機器人的刑事責任能力[J].法學,2018(1):40-47.

    [3]龍文懋.人工智能法律主體地位的法哲學思考[J].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8,36(5):26-33.

    [4]時方.人工智能刑事主體地位之否定[J].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8(6).

    [5]張明楷.刑法學(上)(第5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作者:馬恩萍 單位:南京工業大學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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