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責任與政府問責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政府責任與政府問責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公共治理主體多元化視角下政府責任的提出；治理主體多元化視角下我國政府問責建設的理論基礎；治理主體多元化視角下我國政府問責問題及對策；公共治理主體多元化狀態下政府問責的路徑選擇，進行講述。其中，主要包括：民主政治理論、委托理論、加快關于政府問責的法律法規建設、大力培育具有中國特色的政府問責文化、全力推進問責主體的多元化、公眾在政府問責的參與過程中，要開創多元化問責渠道，建立問責激勵機制，激發公眾的公民意識，對政府問責產生要求、在我國絕大多數的政府問責事件中，發起問責的主要是黨的機關和上級行政機構，人大和司法機關表現出令人失望的集體失語，社會團體、媒體以及公眾由于程序、體制、利益和觀念等原因，缺乏問責意識、公共治理主體的多元化不是對傳統政府管理模式的否定，它體現的參與合作不是一般的民主機制理念中所包含的政府為主導、對社會多樣性成份的吸納與接收，而是一種平行的、各自以主體身份而出現的合作與對話機制；它不是某種整套規則或某種形式的活動，而是一個以協調為基礎的社會互動，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等。具體材料請詳見：

摘要：隨著新公共管理運動在西方國家的興起和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非政府部門參與到公共治理中。首先分析了公共治理主體多元化狀態下政府責任呈現的新特點，繼而從民主政治理論、委托理論、公共選擇理論、善治理論四個方面分析了我國政府問責建設的理論基礎，通過問題剖析，最后提出我國的政府問責應從問責法規建設、問責文化重塑、問責機制創新、問責主體多元等方面完善措施。

關鍵詞：政府責任；政府問責；多元治理主體

1公共治理主體多元化視角下政府責任的提出

在以傳統官僚制為核心的行政管理模式中，公共管理參與者被簡單的劃分為嚴重對立的管理主體與管理客體，強調主體相對于客體的優先性和至上性的思想。伴隨著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到來，傳統官僚制的外部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建立在“主體——客體”二分思維范式之上的權力監督問責機制失去了應有的價值。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新公共管理運動在西方國家的興起，許多政府轉向以“經濟、效率、效能”為目標的管理改革運動。為了提高政府部門的服務效率，本著由效率優位向績效優位轉移的原則，西方各國實行了將國有企業私營化、公共事務管理民營化和政府業務合同化的行政改革，使眾多非政府部門實體參與到公共事務的管理中來，形了公共治理主體多元化的局面。

公共治理主體的多元化不是對傳統政府管理模式的否定，它體現的參與合作不是一般的民主機制理念中所包含的政府為主導、對社會多樣性成份的吸納與接收，而是一種平行的、各自以主體身份而出現的合作與對話機制；它不是某種整套規則或某種形式的活動，而是一個以協調為基礎的社會互動，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所謂的公共治理主體多元化主要是指“依靠多元的主體互相發生影響的互動以實現公共管理目標的社會管理活動”的狀態。基于周亞越教授在行政問責制研究中提出的相關觀點，本文將擇取多元治理主體這一視角對政府問責展開探討。

2治理主體多元化視角下我國政府問責建設的理論基礎

2.1民主政治理論

人民擁有一切權力并不意味著全體人民直接行使公共權力，代議制下民意代表對人民利益的負責就是政府責任的最初起源。在這種間接民主之下，國家權力的所有者與行使者發生了分離，執掌權力的少數人運用權力時人民是要承擔交易風險的，誠如孟德斯鳩所言：“有權力的人們在運用權力時非走到極限絕不停止”，如果對權力運用者缺乏強有力的外部約束監督，權力的腐敗和人民利益的損害幾乎是必然的。所以，對權力運用者的監督是必須的。在公共治理主體多元化的狀態下，首先，權力的運用者除去政府之外，還包括由政府權力轉讓而成為治理主體的許多非政府部門實體，在政府承擔“無責任”前提下，責任主體多元化；其次，伴隨著責任主體的多元化，對政府的問責主體必須實現理論回歸，即只要是權力的讓渡者就享有對政府的問責權。在我國包括人大、司法、政協、人民團體、媒體以及公民個人都是政府問責的參與力量。這種參與式民主下的政府問責是民主政治原則的彰顯。

2.2委托理論

主權不能由所有公民行使，人們只能選出代表代為行使自己的權利，由此產生了民主政治領域的委托關系。標準的委托理論有兩個基本假設。即委托人對有隨機的產出沒有直接的貢獻，并且人的行為不易直接被委托人察覺。權力所有者的人民與權力行使者的政府在意志上不可能一致。矛盾沖突時有發生。委托關系下的政府基于兩個理論假設，加上自身的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會使人民付出相當的交易成本，而行為的不易察覺又為政府自由裁決量的恣意擴展提供了空間，造成人民權力的扭曲、公共治理效率低下以及腐敗滋生，公眾利益受到侵害。權力擁有者對權力運用者的監督是最有效的監督。

2.3公共選擇理論

政府不是萬能的，有其自身的缺陷和不足：進行政治決策的人和進行市場決策的人一樣，都受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影響；政府是由人來組成的，作為政府組成的官員以及政府自身也有自己的行為目標，這些行為目標與公眾利益之間存在的差異是政府責任得以存在的現實根源。政府決策時，以公共物品為決策對象，以公民選票為決策導向，然而由于政治市場交易雙方的群體性、交易過程的復雜性以及交易結果的間接性，使得政府決策容易出現失誤，并在一定程度上將根據公眾利益進行選擇的過程演化為特殊利益集團之間進行利益協調的過程，伴隨而來的是政府“尋租”活動的產生，對公眾利益的抵觸也會成為政府消極怠工，效率低下的一大原因。應當看出，公共選擇理論中所謂的政治領域“市場化”視角下，政府行為對一般公眾據有很強的隱蔽性，要加強對政府的問責，需要大眾監督與專業監督相結合，過程監督與重點監督相結合，擴大監督范圍，實現監督的專業化對約束政府行為極有必要。2.4善治理論

治理主體的多元化造成主體間責任界限的模糊性，并且權力之間不再是科層官僚制下的條塊分割，權力的扁平化與交叉性日益突出，這種自主自制的公共治理網絡體系對社會自治力有新的要求。社會實現了權利回歸，政府成為公共治理體系的協調者，公民與政府的關系由服從變為合作，公民自治成為常態，政府的作用趨向于政策輸出和公共產品提供。此時政府處在公共治理鏈條的上游，決策失誤和導向錯誤而引發的后果將更加嚴重。政府問責不僅是必須的，而且要突破原來的問責理念，將公民對政府的問責轉化為公民對政府的治理。

3治理主體多元化視角下我國政府問責問題及對策

隨著社會的發展，政府的行政環境較之于以前有了深刻變化。社會主體的參與使行政權力重新配置，但由于我國行政職位分類機制不健全，政務類和業務類公務人員職責不清，造成責任虛置或無法追究；我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統治使得“官本位”觀念影響至今，多元治理語境下政府的“主導”作用受此影響又被異化為“領導”作用；長期以來，由于政府官員升降選用的權力是由各級黨委組織部門，人大作為國家權力機關對政府官員沒有足夠的威懾力，加之人大代表的產生并不具有足夠的代表性和問責啟動機制的缺失，人大對于政府的問責或是流于形式，或是處于缺位狀態；政府內部的專門監督問責機構處于一種尷尬的境地，由于體制設計的缺陷，這些部門受同級行政機關和上級業務部門的雙重領導，雖然在程序和制度上都開創了相應渠道，但本部門的人事安排、財政撥款等事關個人利益的權力卻掌握在同級行政機關手里，缺乏監督問責的動力來源和激勵機制，獨立性和權威性受到限制。再者，基于以上原因，政府權力被過分集中，少數領導干部的專斷使集體領導流于形式。另外，信息公開機制、行政問責法律和績效評估機制的缺失使得政府問責問題愈加突出。概括來講，當前我國政府問責的主要問題集中在職責、職權和責任不清、問責文化落后、監督問責制度虛置和政府問責約束機制不健全四個方面。

4公共治理主體多元化狀態下政府問責的路徑選擇

4、1加快關于政府問責的法律法規建設

政府責任的高效實現需要有嚴格的行政問責制，為此，在立法過程中必須要明確監督主體和問責發起的主體。人大作為國家權力機關，對于政府問責的權力必須通過法律得到回歸和提升，政協以及各社會團體以及公眾對于政府監督的權限、程序以及溝通和互動機制都是立法需要解決的。其次，要通過立法來確定問責的客體，即行政責任承擔的主體。因為牽扯到不同治理主體之間職責權限的交叉和不明確，對于責任的認定是確定責任承擔者的關鍵。再次，要通過立法來確定問責事由。對政府官員的問責事由可以是出于個人行為或集體行為，直接行為或間接行為，不作為或亂作為，嚴格區分政府與其他主體之間責任發生的因果關系，從而使問責具有針對性。最后，要通過立法來消除問責過程中的體制性障礙，諸如問責的程序、方式等因為體制的缺陷而不能構建或是構建之后不能發揮作用確保多元主體對政府問責的立體化。

4、2大力培育具有中國特色的政府問責文化

政府問責法規的建設是實施政府問責的有力基礎，但是完全依賴剛性的法律條款并不能取得政府官員對于問責的心理認同，官員的引咎辭職或依法懲處不僅是基于具體的成文法規，更需要良好的問責文化和由此形成的外部壓力。加強政府問責文化的建設，要從政府與公民兩方面抓起。在政府方面，要加強對官員的道德教育，樹立“權力在民，行政為民”的思想，對人民的利益負責，履行職責與承擔責任相結合，從以民為本來的角度定政策、選干部，自身扮演的是主導者而非領導人，與其他治理主體之間是基于平等之上的引導，消除特權思想；公眾要樹立權利意識，應該意識到在多元治理主體中，一定程度上和政府是一種合作和監督的關系，敢于問責。

4、3全力推進問責主體的多元化

在我國絕大多數的政府問責事件中，發起問責的主要是黨的機關和上級行政機構，人大和司法機關表現出令人失望的集體失語，社會團體、媒體以及公眾由于程序、體制、利益和觀念等原因，缺乏問責意識。大力推動異體問責是問責主體多元化的關鍵所在。推動異體問責，首先要實現人大對政府問責的正常化。充分發揮人大在立法方面的優勢，強化政府問責立法建設，同時通過對政府的監督權，加強對政府行為的監督，通過對政府官員的選舉權，完善對政府官員的質詢和罷免力度。司法機關要強化對政府行為的司法監督，增強自身的獨立性，通過司法權制衡行政權，加強和其他享有實質性權利的政府監督機構的交流與合作。政協和人民團體是基于某種集體利益而形成的組織，治理主體的多元化為他們監督問責作用的發揮創造了有利條件，通過構筑與政府的問責平臺，監督政府的決策和執行活動。推進媒體的問責關鍵在于保證媒體的新聞自由和知情權，對公眾提供準確、實時的政府動態。公眾在政府問責的參與過程中，要開創多元化問責渠道，建立問責激勵機制，激發公眾的公民意識，對政府問責產生要求。

參考文獻

[1]錢海梅，關于多元治理主體責任界限模糊性的思考口]，改革與戰略，2007，(6)

[2]周亞越，行政問責制研究[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6

[3]俞可平，潔理與善治[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4](美)詹姆斯·N·羅西瑙，沒有政府的統治[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5) 新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