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外交思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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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是當代世界偉大的政治家和戰略家，他高瞻遠矚，運籌帷幄，對于國際形勢的重要變化，始終洞若觀火，應付自如，善于從戰略高度和理論高度把國際關系的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形成了比較全面、系統、豐富、深刻的外交戰略理論和思想。鄧小平的外交戰略思想作為鄧小平理論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外交政策和原則，是新時期中國外交的指導思想和理論財富。

和平與發展是鄧小平外交思想的理論依據

對時代主題的認識是最高層次的戰略判斷，是國家制定對外政策的重要依據之一。十年動亂期間，由于我們黨對當時的國際形勢總體認識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把戰爭與革命作為時代的基本特征，認為不是戰爭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戰爭，這就夸大了戰爭的危險性，高估了世界革命形勢。根據這種時代觀，我們黨的工作重心是準備打仗，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戰爭。

當時，我國面臨蘇聯霸權主義的嚴重威脅，采取加強戰備的若干舉措，這是無可非議的。問題是我們過分夸大戰爭危險性。鄧小平說：“我們過去的觀點一直是戰爭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們好多的決策，包括

一、

二、三線的建設布局，‘山、散、洞’的方針在內，都是從這個觀點出發的。”（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26-127頁。）由此而采取的一系列內政外交方針政策，不僅制約了國民經濟的發展，也惡化了我國的國際環境，甚至干擾影響了我國發展戰略方向的決策。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深入開展，鄧小平用實事求是的思想對20世紀以來世界的變化作了通盤審視，得出了“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27頁。）的科學論斷，從而形成了和平與發展兩大主題的嶄新的時代觀。鄧小平從80年代以來，對和平與發展這一時代命題曾經集中作出多次的精辟論述，對當今世界基本態勢作了科學的高度的概括。早在1984年5月鄧小平會見巴西總統菲格雷多時就指出：“現在世界上問題很多，有兩個比較突出。一是和平問題。……二是南北問題。”（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56頁。）1989年10月，鄧小平在會見緬甸總統吳山友時強調了他的主題思想：和平問題和發展問題“這兩個問題關系全局，帶有全球性、戰略性的意義。”（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96頁。）1985年3月，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友人時進一步闡述了和平與發展的思想：“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南北問題是核心問題。”（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05頁。）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蘇東劇變，國際形勢發生了二戰以來最激烈、最復雜和最深刻的變化，世界處于天翻地覆的歷史大動蕩時期，中國亟需對世界局勢及時作出正確的判斷。在這種的劇變背景下，鄧小平的判斷并未過時，因為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和平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發展問題更加嚴重。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講話中指出：“世界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83頁。）這一思想既總結了此前國際局勢演變的狀況，又預測了此后國際局勢進一步發展的態勢。深刻揭示當今時代的基本特征，預見性地指明了世界局勢的發展方向。

鄧小平的上述觀點的提出，標志著在新的國際形勢下，我國對時代主題認識有了很大的突破，它改變了“戰爭與革命”的時代觀，樹立了“和平與發展”這個嶄新的時代觀，是對國際局勢作了具體、深入的觀察分析之后形成的一個重要思想。它為黨和國家的戰略方針的調整，工作重心的轉移，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為我國正確判斷國際形勢和進行科學外交決策提供了思想理論武器。和平與發展這一時代主題的新論斷的提出完成了我國外交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按照這一指導思想，我國政府逐步調整了國家的對外戰略，即改變了“一條線”的戰略，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和外交政策。鄧小平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有變化，對外政策也有變化，這是兩個重要的轉變。”（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26頁。）

通觀鄧小平以上論述，鄧小平把和平與發展這一時代的主要特征，是當作歷史目前提供給中國可以發展經濟的“機會”來看待。因此鄧小平反復告誡全黨：“要抓住機會，現在就是好機會。我就擔心喪失機會。不抓呀，看到的機會就丟掉了，時間一晃就過去了。”（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75頁。）鄧小平這些分析和判斷是我國調整戰略方針，確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的重要前提和依據，是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的。另一方面，鄧小平又提醒我們，戰爭的根源并未消除，世界戰爭的危險依然存在，天下并不太平，防止我們產生麻痹思想。他多次強調“當今世界不安寧來源于霸權主義的爭奪”，“現在威脅世界和平的主要是霸權主義，霸權主義是世界上最危險的戰爭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穩定的根源。”（注：《人民日報》1984年5月31日，5月18日，1987年3月12日。）鄧小平對國際形勢的基本估計是：“總起來說，世界和平的力量在發展，戰爭的危險還存在。”（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05頁。）鄧小平還告誡我們，“國際形勢有一個戰爭問題。美蘇兩家打不起來，就沒有世界大戰。小的戰爭不可避免，現在不發達國家之間的戰爭，實際上是發達國家的需要。發達國家欺侮落后國家的政策沒有變。”（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19頁。）為此他特別強調：“我們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面對敵對勢力的進攻，“要維護我們獨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們絕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勁頭就越大。”（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19—320頁。）此時我們回想美國為首的北約對南聯盟及對我駐南聯盟使館的野蠻行徑，深感鄧小平的這些至理名言是何等深刻。鄧小平作為杰出的戰略家用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能夠站在歷史的高度準確地把握時代的脈搏。

世界格局觀——鄧小平外交思想的戰略依據

鄧小平作為偉大的政治家和理論家，他以敏銳的眼光高瞻遠矚，洞察當代國際關系的發展態勢，科學地預測世界的新格局。鄧小平認為，政治多極化格局是一個動態發展過程的初步輪廓，從發展的眼光看，世界朝多極格局方向發展是國際格局變化的總趨勢。早在80年代鄧小平從美蘇控制能力下降和第三世界影響力上升的角度，揭示了多極化的實質。1985年3月，他認為“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國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發展的重要因素。”（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05頁。）1990年3月他更明確地講到：“美蘇壟斷一切的情況正在變化。世界格局將來是三極也好，四極也好，五極也好，蘇聯總還是多極中的一個，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幾個加盟共和國退出去。所謂多極，中國算一極。中國不要貶低自己，怎么樣也算一極。”（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53頁。）同時，鄧小平認為世界新格局的真正形成將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過程。他指出：以90年代為界，雖然兩極世界格局已經不復存在，“但實際上并沒有結束，新的格局還沒有形成。“（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53頁。）因為當前各種政治力量處于不斷變化和重新組合的狀態中，有些變化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東歐各國的前途不甚明朗，在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特別是在美、日、歐三大經濟政治中心之間，爭奪政治主導權、科技優勢和投資場所的斗爭將可能激化。

此外，鄧小平以一個政治家的現實眼光，立足于戰略高度，科學地預測了世界經濟一體化這一世界經濟關系發展的基本趨勢。他認為，由于現代科技發展使社會生產力發展到驚人程度，在現代化生產中，生產社會化日益成為國際化已是生產力發展的不可阻擋、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只要世界生產力繼續迅速發展，世界經濟一體化將成為世界歷史和國際關系的必然趨勢，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系是這種歷史趨勢的必然結果。鄧小平還認為聯系日益緊密的世界，逐漸成為一體，經濟和科技在國際政策、軍事和外交等方面發揮著日益重要甚至關鍵性的作用。世界經濟日益一體化，利益相互滲透，密不可分。所以，鄧小平指出：“對內經濟搞活，對外經濟開放，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個長期的政策，最少50年到70年不會變。……即使是變，也只能變得更加開放。”（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79頁。）鄧小平以宏觀的戰略眼光觀察世界，正確認識和把握世界政策多極化和世界經濟一體化兩種趨勢的關系，趨利避害，對于我們能否抓住機遇，加快發展，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宏偉事業順利推向21世紀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國家利益觀——鄧小平的外交思想的根本核心

通過總結歷史經驗和國家關系的實踐，80年代以后，鄧小平逐步形成一套比較系統的國家利益觀。國家利益成為他分析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指導對外政策的重要依據。首先，他認為維護國家利益是外交工作的根本。1982年鄧小平指出“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中國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損害社會主義祖國利益、尊嚴和榮譽為最大恥辱。”（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頁。）在鄧小平這一思想的指導下,中共十二大報告明確指出“我們是愛國主義者，絕不容忍中國的民族尊嚴和民族利益受到任何侵犯……中國絕不依附于任何大國或者國家集團，決不屈服于任何大國的壓力。”這一報告的通過，標志著以國家利益為對外政策出發點的思想，正式成為中國的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

鄧小平還認為中國作為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其國家利益的核心是主權。鄧小平深知沒有了主權，一個國家也就談不上維護國家利益了。而對發展中國家來講，主權就更加重要了。在國家交往中，要堅決維護國家領土和主權的完整，維護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在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上絲毫不作讓步。1982年，在會見撒切爾夫人時就曾義正嚴詞地宣示我們的基本立場：“關于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2頁。）1989年鄧小平在會見日本朋友時曾經說：“國家的主權、國家的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對這一點我們比過去更加清楚了。西方的一些國家拿什么人權、什么社會主義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實際上是要損害我們的國權。”（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48頁。）同年鄧小平在會見尼克松時也指出：“人們支持人權，但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國權。談到人格，但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國格。特別是像我們這樣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沒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獨立，國家是立不起來的。”（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31頁。）無論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要拿國家主權作交易，始終把國家利益堅定不移放在首位，“任何違反國際關系準則的行動，中國人民永遠不會接受，也不會在壓力下屈服。”（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48頁。）1989年六四風波后，面對西方國家的所謂制裁和“人權外交”壓力，鄧小平等領導人以威武不屈的凜然正氣維護祖國的主權與安全，最終使西方國家不得不取消制裁。此后，鄧小平深有感慨地說：“真正說起來，國權比人權重要得多。”（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頁。）正是將國家主權視為國家利益的核心，所以鄧小平堅決要求在1997年收回中國對香港的主權。

鄧小平以國家利益為對外政策出發點的思想不僅強調中國的外交政策應從國家利益出發，而且意味著中國完全清楚，其他國家也是以自身利益為目的來制訂對外政策的，所以中國和各國都不應傷害對方的國家利益。1989年，鄧小平在會見泰國總理差猜時說：“中國要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主權和領土完整，中國同樣認為，社會主義國家不能侵犯別國的利益、主權和領土。”（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329頁。）國家關系應該遵守一個原則，就是不要干涉別國的內政，一個國家和民族走何種道路或選擇何種社會制度，另國無權干涉。

其次，鄧小平認為國家之間的關系是利益的關系。“考慮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主要應該從國家自身的戰略利益出發。著眼于自身長遠的戰略利益，同時也尊重對方的利益，而不去計較歷史的恩怨，不去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別，并且國家不分大小強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我們都是以自己的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來談問題和處理問題的。”（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頁。）從國家自身的戰略利益出發處理國際關系中的各種復雜問題，這就為中國外交政策確定了明確的原則，而尊重對方的利益，也為中國外交的靈活性提供了可能。

第三，鄧小平認為在國際社會中，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是必然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沖突不可調和，解決沖突的方法也不一定非得使用武力方式。他以政治家的敏銳思維，提出尋求國與國之間的共國利益是和平解決國家利益沖突的關鍵，并在此基礎上積極探索新時期解決國際爭端的有效途徑，提出了許多具體的外交原則，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兩制”和“擱置爭議、共國開發”的戰略設想。鄧小平說，“世界上有許多爭端，總要找個解決問題的出路。”“否則始終頂著，僵持下去，總會爆發沖突，甚至武力沖突。”“找個什么辦法，不用戰爭手段而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這種問題。”“一個中國，兩種制度。……世界上的許多爭端用類似這樣的辦法解決，我認為是可取的。”“我還設想，有些國際上的領土爭端，可以先不談主權，先進行共同開發。”（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頁。）在鄧小平這種戰略設想的指導下，中國政府不僅提出“一國兩制”的主張，成功地解決了香港、澳門問題，而且提出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解決南沙群島和釣魚島領土爭端的倡議以及“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的中美關系正常化的政策，為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創造了有利的國際環境。鄧小平的國家利益觀反映了堅持國家利益為主的利益驅動原則和堅持“剛性”與“彈性”相統一的主權至上原則，體現了鄧小平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深厚愛國主義情懷，和國際戰略家恢弘的政治氣度。

獨立自主——鄧小平外交思想的根本原則

冷戰后世界多極化趨勢正在加強，冷戰思維并沒有被消除，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仍面臨嚴重挑戰，世界變得撲朔迷離。同時，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的深入發展，世界各國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相互依存度不斷加深，形成了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客觀現實。在這種國際大背景下，大國關系也出現了復雜多樣的新氣象。鄧小平以超凡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智慧，在總結40多年新中國外交實踐的基礎上，透視當代世界各種變幻莫測的現象，繼承和發展獨立自主的外交思想，并賦予新時期我國外交策略的新內涵，創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外交原則。

第一，堅持獨立自主，奉行不結盟原則。在改革開放前，由于特殊的國際因素及必要的戰略需要，中國曾經采取“一邊倒”和“一條線”的外交戰略。進入80年代以后，國際局勢發生新的變化，鄧小平及時調整外交戰略，確立不結盟外交原則，明確宣布：“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中國人民珍惜同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友誼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經過長期奮斗而得來的獨立自主權利。”（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頁。）中國絕不依附于任何一個超級大國，也不同他們任何一方結盟或建立戰略聯系。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就是：“中國的對外政策是獨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結盟。”（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57頁。）中國有自己獨特的地位和作用，我們堅持一個方針，同蘇聯繼續打交道，搞好關系；同美國繼續打交道，搞好關系；同日本、歐洲國家也繼續打交道，搞好關系。這一方針一天也沒有動搖過。中國不打美國牌，也不打蘇聯牌，中國也不允許別人打中國牌。這一戰略原則的外交表現形式是“三不政策”；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我們這種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56—78頁。）

第二，實行對外開放政策。鄧小平一方面強調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另一方面又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他認為：“中國長期處于停滯和落后狀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閉關自守。經驗證明，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21頁。）要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與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不斷擴大對外交流緊密結合起來，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現在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中國的對外開放是面向全世界的，是全方位的，“開放是對世界所有國家開放，對各種類型的國家開放。”（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26頁。）即對西方發達國家的開放，對蘇聯在歐國家的開放；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開放。要大膽借鑒和吸取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加速我國現代化建設，促進各國的共同繁榮發展。

第三，反對霸權主義，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建立國際新秩序。鄧小平明確指出；“我們對外政策還是兩條，第一條是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維護世界和平；第二條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和經濟新秩序。這兩條要反復講。”（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20頁。）反對霸權主義，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主張，是鄧小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過去我們反對霸權主義，主要是指“美帝”或者“蘇修”。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所反對的霸權主義，不是反對某個國家，而是反對某些國家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行徑。正如鄧小平所說的“我們奉行獨立自主的正確的外交路線和對外政策，高舉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旗幟，堅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邊，誰搞霸權就反對誰，誰搞戰爭就反對誰。”要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就必須徹底擯棄以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為特征的國際舊秩序，建立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國際新秩序。1988年9月，鄧小平就明確提出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他指出“世界上現在有兩件事情要同時做，一個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一個是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那末應當用什么原則來指導新的國際關系呢？……我認為，中印兩國共同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最經得住考驗的。……我們應當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國際關系的準則。”隨后中國政府根據這一思想多次聲明，中國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愿同世界各國一道，為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而不懈努力。1991年3月，中國七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決議正式提出以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作為中國外交政策重要的組成部分。鄧小平所倡導的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設想，雖然不能立即變成現實，但它反映了時代的潮流發展方向，必將為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所贊同。

第四，高超的外交策略——“28字方針”。即“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善于守拙，決不當頭，韜光養晦，有所作為。”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遇到了復雜的國內外環境，面臨巨大的困難和嚴峻考驗。鄧小平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審時度勢，以非凡的戰略膽識泰然處之。首先提出了“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的策略。他指出：“對于國際局勢，概括起來就是三句話：第一句話，冷靜觀察；第二句話，穩住陣腳；第三句話，沉著應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靜、冷靜、再冷靜，埋頭實干，做好一件事情我們自己的事。”為了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一心一意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鄧小平又提出了“善于守拙，決不當頭，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方針。告誡人們要善于守拙，“扎扎實實干自己的事”；要韜光養晦，避露鋒芒，“不隨便批評別人、指責別人，過頭的話不要講，過頭的事不要做。”鄧小平還強調：“別國的事，我們管不了”（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26頁。）“我們誰也不怕，但誰也不得罪，”“第三世界有一些國家希望中國當頭。但是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絕無好處，許多主動都失掉了。”“中國也永遠不當頭。”（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63頁。）“決不當頭”的方針體現了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原則。但是“決不當頭”絕不意味著消極退避，象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在國際問題上無所作為不可能，還是要有所作為。”“要積極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63頁。）這28字成為在國際舞臺上中國外交統攬全局的戰略指導方針，對于幫助中國度過冷戰結束后的困難時期起了重大作用，即使到了今天仍是正確的。在這樣的方針指導下使中國在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中始終處在有利地位。新晨

透析鄧小平的外交戰略思想，我們領略了鄧小平這位譽滿全球的政治家在國際風云變幻中縱橫馳騁的巨大魄力和超凡勇氣，特別是他把社會主義與愛國主義、理想與現實、世界現實與中國實際統一起來思考的能力和智慧。同時，我們也嘆服鄧小平的務實與創新相結合，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相統一的超凡的外交風格和藝術。

回顧近二十多年的外交風云，毫無疑問，鄧小平外交思想以其亮麗的光輝彪炳共和國的外交史冊。1995年，在外交部舉辦的鄧小平外交思想研討會上，總書記滿懷深情地說：“回憶新時期以來我國在國際舞臺上的風雨歷程和所取得的成就，我們這些過來人對鄧小平外交思想倍感親切。我們切身體會到，鄧小平外交思想是我國外交工作的指南針，是引導我們對外工作戰勝艱難險阻、不斷走向勝利的法寶。”（注：《在外交部鄧小平外交思想研討會開幕式上的講話》，《光明日報》1995年12月13日。）二十一世紀的到來，展望新時期的我國外交，向世界明確表示：“中國將繼續遵循鄧小平的外交思想，始終不渝地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時與各國積極發展友好合作關系，共創世界和平、繁榮的新世紀。”（注：《同葉利欽舉行會談》，《人民日報》1997年11月11日。）我們堅信，以為核心第三代領導集體一定能在鄧小平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外交思想與理論的指導下，開創二十一世紀外交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