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科制度主義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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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制度主義，是我國近幾年來最受青睞的研究方法之一。但人們對制度主義方法的運用，基本上是沿襲西方新制度經濟學中的制度主義。實際上，在西方學術界，制度主義不僅是經濟學的專利。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它在政治學（含國際政治）界和社會學（含組織理論）界也十分流行。不過，由于不同學科研究對象的差異性，制度主義在不同學科有著不同的方法論特征。

關鍵詞：制度分析，制度主義，方法論，學科

近幾年，最普遍被社會科學界贊賞、采納和運用的研究方法，莫過于制度分析方法，即制度主義的研究方法。但最具多樣性和最容易被誤解的，也是這種研究方法。正如保羅•J.迪馬喬（PaulJ.DiMaggio）和瓦爾特•W.鮑威爾（WalterW.Powell）指出的：“制度主義被當作是一種研究社會、經濟和政治現象的獨特方法，但與回答‘是什么’相比，這一方法更容易在回答‘不是什么’取得一致意見。造成這種模糊性的原因是：研究制度的學者們隨意地給它下定義；在不同的學科中，甚至同在組織理論中，制度主義也有不同的涵義；‘制度主義者’在有關制度的微觀與宏觀、制度的認知與規范等方面所強調的重點是不同的，他們對制度的創新與傳播及其相關網絡方面所關注的興趣點也是變化的?！盵1]（p.1）所以，我們必須先梳理一下不同學科領域以及不同學派的制度主義。本文先就不同學科領域的制度主義方法論特征作一番比較。在西方學術界，奉行制度主義方法的學科主要是經濟學、政治學（含國際政治）和社會學（含組織理論）。

一、經濟學的制度主義

根據W.理查德•司考特（W.RichardScott）的研究，作為經濟學方法論的制度主義，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晚期的德國。當時的制度主義，是作為科學方法爭論的副產品而出現的。一些經濟學家從早期的文藝復興運動以及康德、黑格爾等先哲那里獲取靈感，并公開向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學可以簡化為一套通用規則”的傳統觀點提出挑戰。他們堅持認為，經濟是在由一系列文化和歷史因素構成的社會框架下運行的。共同的觀點使他們形成為德國經濟學的歷史學派。后來，德國歷史學派的主要觀點被當時在德國接受培訓的美國經濟學家所發展。在美國發展了經濟學制度主義的學者主要有三位，他們是索爾斯坦•凡勃倫（ThorsteinVeblen）、約翰•康芒斯（JohnCommons）和威斯理•米切爾（WestleyMitchell）。盡管三位制度經濟學家的觀點存在很多分歧，但在批判傳統經濟學研究方法中不切實際的假設和對歷史性變遷的疏忽這一點上，他們則是高度一致的。[2]（Pp.2-4）凡勃倫擁有開創性的見解，他堅持認為，有效的經濟學應當強調技術變遷的重要作用，重視追蹤經濟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同樣，康芒斯也強調變遷的重要性，認為經濟是一個不斷變動的過程。米切爾相信傳統經濟學是理解經濟周期特性的障礙，因而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去研究經濟變遷。

就方法論而言，制度主義在四個方面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學派的觀點：[2]（Pp.3-4）

一是市場不確定性與確定性（Indeterminacyversusdeterminacy）的區別。與“完全競爭和均衡”的模式相反，制度主義者指出即使在競爭中也存在普遍的市場不確定性。

二是個人偏好的內生性與外生性（Endogenousversusexogenousdeterminationofpreferences）的區別。新古典主義假定個人偏好是內生的，而制度主義者認為個人偏好是在社會制度中形成的，因而強調把社會制度作為經濟分析的基本工具。

三是行為真實性與簡單假設（Behavioralrealismversussimplifyingassumptions）的區別。制度主義認為，經濟學家應當運用反映經濟動機的現實模式來研究問題，反對簡單地運用與生俱來的功利主義假設。

四是分析的歷史與非歷史（Diachronicversussynchronicanalysis）的區別。與新古典主義“不講時間、地點”不同，制度主義強調經濟學家應該探求經濟發展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的不同特征和不同情況。

早期的制度主義研究并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只有到了20世紀，制度主義才逐漸得到重視。20世紀60年代后期，西方經濟學界出現了“新古典復活”（NeoclassicalResurgence）現象，新古典主義再次成為經濟發展理論的主流學派。但新古典主義在研究方法上具有致命的弱點，如：就經濟論經濟，不考慮政治、法律、人口、制度、歷史等因素對經濟的影響；把個人行為絕對孤立化，不重視制度和組織對個人行為的制約，忽略制度變遷和國家的作用；等等。這些研究方法方面的弱點，在很大程度上阻礙著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科斯（RonaldCoase）、諾思（DouglassC.North）等經濟學家在早期制度主義主張的基礎上，進一步強調制度與組織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并通過修正與拓展新古典主義的研究前提和理論假設，提出新的方法論主張，發展為新制度主義經濟學。

新制度經濟學的方法論具有區別于舊制度經濟學的一些新特點：（1）新制度主義并不完全否認最大化的經濟人假設，而是否定其抽象的經濟人假設，主張要從組織制度出發來探究是什么樣的經濟人在追求什么利益的最大化。正如科斯所言：“瘋子也在計算，但不能因此說他是理智的。”[3]（第348頁）（2）吸收西蒙的“有限理性”的假設，提出有必要發展有規則的人類相互作用模式（即制度安排）來克服理性有界問題的主張。[4]（第34-35頁）（3）在舊制度主義的“市場不確定性”假設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制度資源稀缺”、“信息不完全”、“制度市場”競爭不完全等環境假設。（4）否定新古典主義的“零交易費用”的假定，提出“正交易費用”的假定。新制度主義者認為，新古典經濟學忽略了“正交易費用”對于交換的約束，必然導致其忽略制度作用的理論傾向。

二、政治學的制度主義

與經濟學領域不同，在政治學領域，自古希臘以來，制度就一直既是政治學理論的主要研究對象，又是政治學的主要研究工具。繼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和《雅典政制》開創從制度入手研究政治現象的先河之后，歷代西方政治思想家無不重視對人類的政治關系和政治現象進行制度性研究。17世紀英國學者霍布斯的《利維坦》、洛克的《政府論》，以及18世紀法國學者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等，皆可看作是制度主義政治學的杰作。

從19世紀后半葉到20世紀前幾十年，制度主義研究方法在歐洲和美國的政治學研究中也一直占據主導地位。伍德羅·威爾遜（WoodWilson）、F.J.古德諾（FrankJ.Goodnow）、L.D.懷特（LeonardD.White）、W.魏勞畢（W.F.Willoughby）等學者，都在他們的學術著作中，給予了制度結構、法律框架和行政制度安排以高度的關注，涉及到對制度的歷史起源、戰爭、妥協等的歷史考察。尤其是伍德羅·威爾遜（WoodWilson），他是19世紀80年代美國最早的政治學會會長之一，曾擔任普林斯頓大學的校長，后來當選為美國總統。他的學術研究主要關注的是制度在美國與其他國家中的作用。當時幾乎所有重要的政治學者都認為，政治學是研究國家及其制度的一門規范學科。

可見，政治學是以制度研究為其傳統根基的。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由于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出現，制度分析在政治學中的地位似乎黯然失色。尤其是在美國，政治學曾一度摒棄了制度主義的傳統，轉而推崇以個人主義假設為基點的研究方法，即行為主義與理性選擇。兩種研究方法都假定，個體僅僅是作為個體而自由地行動，其行為或以社會心理特征為基礎，或建立在對個人效用的理性計算上。個體不僅不會受到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限制，相反，個體能夠根據個人的偏好做出自己的選擇。[5]（p.1）這種方法，與注重制度研究的傳統政治學格格不入，反對政治學只對法律框架、制度、政黨組織等進行靜態的研究和簡單的價值推斷，強調人的行為和心理研究在政治學和行政學中的重要地位，主張把“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分開，強調實證研究和事實判斷的作用?？梢哉f，從二戰結束后到20世紀70年代初期，行為主義和邏輯實證主義是歐洲和美國政治學的主導方法。

行為主義方法雖然看到了傳統政治學只重視制度而忽略個體行為的局限性，并對克服這種局限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同時也把政治學的研究推到另一個極端，即否定制度、組織、政治價值觀、歷史文化等因素在政治學研究中的基本分析單元的地位。在行為主義的影響下，政治學界出現了“反國家主義”（Anti-statism）、“簡約主義”（Reductionism）、“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和“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等研究傾向?！胺磭抑髁x”，主張減少、限制甚至排斥國家制度尤其是中央政府制度和組織的作用；[6]（p.16）“簡約主義”把政治現象的集體行為簡約為個體行為結果；“功利主義”反對從責任、義務來研究人的政治追求，因為在它看來，一切政治活動不過是個人利益的自我算計；“功能主義”只把歷史看成是一個有效的過程，而忽略了政治過程的艱巨性；“工具主義”則把政治活動視為使決策合法化的一種利己行為，沒有看到符號、價值、情緒、認同感在政治過程中的復雜關系。[5]（Pp.16-17）

行為主義的上述研究傾向，阻礙著政治學的深入發展，因而從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開始，就有學者起來批評。行為主義者也接受批評，并逐步發展為后行為主義。后行為主義重新提出要重視制度、價值等基本單元的作用。隨著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和成果的日益突出，新制度經濟學家諾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殊榮，制度主義也在政治學得到高度的重視，迅速形成為政治學的新制度主義。最早在政治學界倡導新制度主義運動的學者，是美國的瞻姆斯·馬奇(JamesMarch)和約翰·奧爾森(JohanOlsen)。[5]（p.15）他們合作撰寫了《新制度主義：政治生活中的組織因素》一文，發表在《美國政治科學評論》1984年的第78卷上，揭開了政治學新制度主義的序幕。1989年，他們倆再度合作，出版《重新發現制度：政治的組織基礎》一書。這本新制度主義的政治學成果，被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艾森塔德特（S.N.Eisenstadt）教授評價為“將是政治制度和動力研究文獻中的一個里程碑（Landmark）”[7]（精裝本，封底）。

但是，政治學中的新制度主義，既不是對行為主義的反叛，也不是傳統政治學中制度主義的歷史輪廓式（configurationallyhistory）的復歸，而是重新強調尋求政治行為的導向、約束、強化的規范框架和規則體制的重要性。[2]（Pp.7-8）與傳統的制度主義相比，政治學的新制度主義有如下特點：

第一，力圖把舊制度主義重視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行為主義關注個體政治行為結合起來。注意吸收行為主義的動態、過程、定量化的研究方法，克服舊制度主義只重視憲法、內閣、議會、法院和官僚機構等，忽略個人行為和心理偏好，只用靜態的眼光看待制度，忽視制度的動態運作過程，只注意制度的過去，忽略制度的未來等弱點。正如蓋·彼德斯所言：“新制度主義的形成與發展，不僅僅是對以前的分析方法的優點的再肯定，而更是對政治學傳統研究中的失誤所作的評判與修正。”[5]（p.11）

第二，吸收了20世紀70年代以后發展起來的政治和社會理論，如，“回歸國家學派”(bringingthestatebackin)、“團隊理論”(grouptheory)、“學習理論”(learningtheory)、“符號互動論”(symbolicinteractiontheory)等，以及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使政治學的新制度主義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來（后面將論述“不同流派的制度主義”）。

第三，關注個體行為、政黨、利益集團對制度的影響作用；注意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之間的相互制約性；重視習慣、符號、價值觀、意識形態等“軟”制度或非正式制度的地位和作用；強調制度框架中人的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以及人的有限理性對制度的約束。

三、社會學的制度主義

社會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是由法國實證主義哲學家奧古斯特·孔德在《實證哲學教程》中首先提出的?？椎轮荚趧摻ㄒ环N自然主義的社會學，將自然科學的方法模式運用于社會學。所以，從方法論上看，社會學主要是在實證主義影響下產生的。但與其他學科不同，社會學較早引入制度分析范式（Paradigm），并一直保持這一發展趨勢。被稱為早期社會學制度主義先驅的帕森斯（TalcottParsons），在1934年就撰寫了“社會制度理論緒論”，提出把對制度理論的解釋作為社會學研究的中心項目的主張。他提出的制度理論大綱奠定了后來的新制度主義的基本框架。[8]（p.1and7）馬克斯·韋伯（MaxWeber）則是更早從制度范式來研究經濟與社會的相互關系的先驅者。他的《經濟與社會》一書，可以看作是制度社會學的經典著作，它實際就是韋伯在20世紀初期完成的論文和著作的集成。[9]（各版前言）20世紀50、60年代以來，盡管行為主義盛行，但社會學界仍然比較注意從制度分析的角度來研究人的行為習慣，探討個人與制度、個人與社會結構的相互依賴關系，并較早研究制度的初始起源形式——風俗習慣，以及習慣化和制度化及其相互關系等問題。其代表人物是柯利（Cooley）、彼得·L.伯格（PeterL.Berger）、托馬斯.魯克曼（ThomasLuckmann）、帕森斯（Parsons）等人。[2]（p.8）[1]（p.44）尤其是彼得·L.伯格和托馬斯.魯克曼，他們倆在1966年合作出版了《現實的社會結構：關于認知社會學的論述》。這本書重點從人類行為的習慣化來考察制度化的起源以及兩者的相互關系。他們認為，所有人類行為服從于習慣，而習慣化的步驟先于任何的制度化，人類習慣化（habitualization）的行為越重要，后面相應形成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就越重要。當習慣化行為典型化（typification）時，就發生制度化。[10]（Pp.50-51.）這本著作對后來的制度社會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正如瓦爾特•W•鮑威爾（WalterW.Powell）、保羅•J•迪馬喬（PaulJ.DiMaggio）所言：“毫無疑問，這本著作對從制度來思考組織的學者產生更直接的影響，因為它認為制度在保證社會秩序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盵1]（p.44）

但社會學和組織理論的新制度主義的出現，與經濟學和政治學一樣，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的事情。其標志是1977年,也就是約翰·梅耶（JohnMeyer）發表兩篇論文的那年。這兩篇論文的題目分別是：《教育作為制度的影響》和《制度化的組織：神話和儀式的正式結構》（與布萊恩·羅恩合作）。接著，約翰·梅耶又與里查德·司考特合作，發展了新制度主義的基本原則。不過，正式以新制度主義社會學命名的時間是1985年。這一年，林恩·祖科（LynneZucker）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機分校（UCLA）召集一個小型會議，與會學者認為社會學的研究已經到了以新制度主義理論命名和加以具體化的時候了。[1]（Pp.11-12）

不過，由于社會學的制度主義范式的一貫性，社會學新制度主義，比經濟學和政治學的新制度主義，對制度的研究更為嚴格，也更為廣泛。在他們的眼里，“每一個地方都有制度”。[1]（p.9）然而，社會學制度主義的高度連續性，并不意味社會學的新制度主義與舊制度主義沒有區別。相反，新舊制度主義的區別非常明顯。歸納起來，主要有：（1）在群體沖突和組織戰略上，舊制度主義直接從政治上來探討問題；而新制度主義則不大注意組織之間的沖突，而注重研究組織如何對沖突作出反映。（2）在制度化對組織理性的約束方面，舊制度主義強調作為政治交易和聯盟的組織利益的投入；而新制度主義突出穩定性、合法性以及相互理解的動力之間的關系。（3）在對待非正式組織上，舊制度主義注重其理性的一面；而新制度主義強調其非理性的一面。（4）在組織環境方面，舊制度主義注意從當地社區來研究環境；而新制度主義注重從工業化的邊界以及民族、社會的更大范圍來探討環境。（5）在制度化的環境上，舊制度主義認為組織就是制度化的單元，組織的變遷是組織適應地方環境的一個部分；而新制度主義認為制度化的發生是社會層面的事件，并不是一個特殊組織的制度化。（6）在組織行為和個人行為方面，兩者都反對把組織行為看成是個人行為的總和，但舊制度主義強調個人為追求個人利益的自我選擇性；而新制度主義拒絕個人行動的選擇理論，主張人類行為和利益受制度的制約。[1]（Pp.11-15）

上述的歸納僅僅是社會學新舊制度主義的主要區別，考慮到為我國學術界加深制度主義研究提供方便，這里將瓦爾特•W•鮑威爾、保羅•J•迪馬喬在《組織分析的新制度主義》一書中新舊制度主義的對比表格翻譯如下：[1]（p.13）

表3.1舊制度主義和新制度主義（之比較）

Old舊制度主義New新制度主義

ConflictsofinterestVestedinterestsLegitimacyimperative

利益沖突既得利益合法的需要

SourceofinertiaCentralPeripheral

習慣的來源中心的外圍的

StructuralemphasisInformalstructureSymbolicroleofformalstructure

結構重點非正式結構正式結構的象征作用

OrganizationembeddedinLocalcommunityField,sector,orsociety

包含的組織當地社區領域、部門或社會

NatureofembeddednessCo-optationConstitutive

內在性質協同憲政

LocusofinstitutionalizationOrganizationFieldorsociety

制度化場所組織領域或社會

OrganizationaldynamicsChangePersistence

組織動力變化持久

BasisofcritiqueofTheoryofinterestTheoryofaction

Utilitarianismaggregation

批評功利主義的基礎利益聚集理論行為理論

EvidenceforcritiqueofUnanticipatedconsequencesUnreflectiveactivity

utilitarianism

批評功利主義的依據不可測的后果草率行動

KeyformsofcognitionValues,norms,attitudesClassifications,routines,

Scripts,schema

認知的關鍵價值、標準、態度分層、慣例、原型、體制

SocialpsychologySocializationtheoryAttributiontheory

社會心理學社會化理論歸因理論

CognitivebasisoforderCommitmentHabit,practicalaction

秩序認知基礎承諾習慣、實踐行動

GoalsDisplacedAmbiguous

目標置換含糊不清

AgendaPolicyrelevanceDisciplinary

議程相關政策紀律

上述可見，由于不同學科的研究對象不同，制度主義分析方法在這些不同學科的運用具有不同的特征。但是，作為一種方法論，其共性也是十分明顯的，那就是：在保持西方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個體主義的同時，強調集體行動、制度對個體的影響和制約作用，尤其是突出習慣化、制度化的文化環境在人類的經濟活動、政治活動以及社會組織中的地位。這可以說是制度主義方法比西方傳統個體主義方法進步的地方，對此，我們將另撰文論述。

參考文獻：

[1]EditedbyWalterW.PowellandPaulJ.DiMaggio.TheNewInstitutionalismInOrganizationalAnalysis.[M]ChicagoandLondon: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1.

[2]W.RichardScott.InstitutionsandOrganizations.[M]California:SagePublications,1995

[3][美]科斯著：《論生產的制度結構》[M]，盛洪等譯，上海：三聯書店，1994

[4][美]諾思著：《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M]，陳郁、羅華平等譯，上海：三聯書店，1994

[5]B.GuyPeters.InstitutionalTheoryinPoliticalScience:theNewInstitutionalism.[M]LondonandNewYork:Pinter,1999.

[6]RichardJ.StillmanII.PublicAdministration:ConceptsandCases.[M]NewYork:HoughtonMifflinCompany,2000.

[7]JamesG.March&JohanP.Olsen.RediscoveringInstitutions:theOrganizationalBasisofPolitics.[M]NewYork:TheFreePress,1989.

[8]EditedbyMaryC.BrintonandVictorNee.TheNewInstitutionalisminSociology.[M]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8.

[9][德]馬克斯·韋伯著：《經濟與社會》[M]，林榮遠譯，商務印書館，1997

[10]PeterL.BergerandThomasLuckmann.TheSocialConstructionofReality:atreatiesinthesociologyofknowledge.[M]NewYork:Doubleday&Company,Inc.,GardenCity,1966.

ComparingtotheMethodologyofInstitutionalism

AmongDifferentSubjects

GUOXiao-cong

(TheCenterforResearchofPA,SunYat-senUniversity,Guangzhou510275,Guangdong,China)

Biography:GUOXiao-cong(1957-),male,Ph.D.,Professor,TheCenterforResearchofPA,SchoolofGovernment,SunYat-senUniversity,majoringinthetheoryofgovernmentinstitutionalevolvement,comparingtotheinstitutionofpublicadministration,andtheeconomicsofgovernment.

Abstract:Theinstitutionalismisoneofpopularmethodologyinthestudyofsocialscience.InChina,mostofscholarsmakeuseofthismethodologyinsubjectofeconomics.InWesternacademiccommunity,manyscholarsusethemethodologyofinstitutionalanalysisnotonlyineconomics,butalsoinpoliticalscienceandsociology.Therearedifferentcharactersofmethodologyamongdifferentsubjects,duetotheirdifferentobjectsofresearch.

Keywords:Institutionalanalysis,Institutionalism,Methodology,Subje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