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變科學預見與經營東北戰略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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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戰爭臨近勝利的關鍵時刻,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七大制定了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
一、富強的新中國的政治路線。而此時召開的國民黨六大卻堅持獨裁統治,提出中心工作在于消滅共產黨。正如在七大的結論報告中所指出的:在抗日戰爭快要勝利的時候,各個階級都在那里準備打敗日本以后干什么。國民黨六大和中共七大就是這種準備的體現。
在七大上強調了預見的重要性。他認為,預見就是預先看到前途趨向。沒有預見就沒有領導,沒有領導就沒有勝利。七大政治路線確立的基本依據,是黨對抗戰勝利后時局發展變化的科學預見。正如所指出的:“我們的文章,我們的大會文件,根據我們的預見,指出了中國人民將要走什么道路,并規定了我們的政策。”(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頁。)
七大準備“轉變”的預見,內容極其豐富。
關于軍事方面的轉變,包括作戰方式、軍事力量、地域狀況三個方面的內容。這三位一體的轉變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發展的時局密切相關。1945年5月2日,蘇聯紅軍攻克柏林,8日德國法西斯戰敗投降。這表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即將取得最后勝利。由此,中國共產黨預見到,中國抗日戰爭戰略反攻的日期已經臨近,并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從5月開始發動大規模夏季攻勢,逐步實現由游擊戰向運動戰的轉變,為抗戰轉入全面大反攻創造條件。
關于作戰方式的轉變,指出,將“由分散的游擊戰逐漸轉變到正規的運動戰,由游擊戰為主逐漸轉變到以運動戰為主”(注:《文集》第3卷,第330頁。)。也認為:“八路軍、新四軍要準備在抗戰后期實行從抗日游擊戰爭到抗日正規戰爭的戰略轉變。現在已臨到在實際工作上逐漸地去準備實現的時機了。”(注:《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1頁。)軍事力量的轉變與作戰方式的轉變緊密相連。總結我軍由小變大的歷史經驗說:抗戰初始階段,我們力量弱小,只能“靠打麻雀戰,打游擊戰”。但經過八年抗戰,人民軍隊發展到91萬人,就不能永遠甘做麻雀。“客觀事實完全證明了,我們這個麻雀與別的麻雀不同,可以長大變成鵬鳥。”“我們要做好準備,由小麻雀變成大鵬鳥,一個翅膀掃遍全中國,讓日本帝國主義滾蛋。”(注:《文集》第3卷,第330—332頁。)軍事力量和作戰方式的轉變要求在作戰區域上去攻打被敵占領的城市,創建包括大城市在內大塊的連成一片的根據地。指出:我們有九十多萬軍隊,但不是集中的;我們根據地有九千多萬人口,但也不是一整塊,被敵人分割得相當分散,各個根據地都是不鞏固的。所以,我們要爭城市,使大城市和根據地在地域上連成一片。七大強調,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軍隊要不斷擴大解放區,縮小敵占區;凡是敵人占領的地方,都要去占領,收復一切失地。
七大關于軍事轉變預見的重要意義在于,它認定黨領導中國人民爭取光明前途是不可逆轉的,并在這個基礎上全面籌劃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
一、富強的新中國。
在七大上闡明了確立準備轉變的戰略方針的歷史意義:“如果我們對于工業問題,對于大城市問題,對于經濟問題,對于軍隊正規化問題,不能解決,那共產黨就要滅亡。”(注:《文集》第3卷,第396頁。)七大在形成軍事轉變預見的同時,明確提出在全局上準備由戰爭轉向建設;在工作重心上準備由鄉村轉向城市;在發展方向上準備使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
如何準備由戰爭向建設的轉變?七大的中央領導層有一個共識,就是要保護現有資源和生產力。任弼時在發言中提出:“我們要有由戰爭破壞轉到和平建設之思想準備,要認識革命的兩方面的任務,即破壞舊的建設新的。”建設新的比破壞舊的更為復雜困難。“全黨必須認識建設的重要,特別在我們進到大城市后,如果不能在這方面表示我們的能干,必定會失去國內國際上的許多同情。”(注:《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0—391頁。)他強調:“到大城市后,要反對不保護器械財產,隨意破壞和浪費的現象。”“北方有豐富的地面上和地下的資源,我們要善于組織合作經濟和公營生產,同時使私人資本能獲得正常合理的發展。要在建設上比倒國民黨,充實我們的軍事和政治力量。”任弼時得出的結論是:“由戰爭轉到建設的思想的建立,現在已很重要。”(注:《任弼時選集》,第392頁。)陳云在發言時也提出:“現在我們快由鄉村轉到城市”,“同志們一到城市里面,千萬不要把機器搞壞了,那時候機器是我們恢復經濟的本錢。”(注:《陳云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398頁。)多次稱贊“保護城市機器”的主張,并再一次重申“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政策。
如何準備工作重心由鄉村向城市的轉變?認為,首先要解決思想認識問題。他在七大口頭政治報告中指出:“現在要最后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轉到城市,準備奪取大城市,準備到大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鐵路、工廠、銀行。”把工作重心轉到城市去,必須做好準備。提出:“城市工作要提到與根據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這不是口頭上講講的,而是要實際上去做的,要派干部,要轉變思想。”(注:《文集》第3卷,第332-333頁。)后來,他又指出:“到城市去是一個極大的問題,我們七大現在只能提出這樣的問題,要在精神上作準備。”準備工作重心由鄉村向城市轉變時,鄉村工作也有一個準備轉變的問題。七大提出:“由減租減息轉變到耕者有其田。”(注:《文集》第3卷,第410頁。)這實際上提出了抗日戰爭勝利后要進行的任務。
關于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七大提出:“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必須發展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七大設想未來發展的目標是:“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七大強調發展經濟特別是發展工業的極端重要性:“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如無鞏固的經濟做它的基礎,如無進步的比較現時發達得多的農業,如無大規模的在全國經濟比重上占極大優勢的工業以及與此相適應的交通、貿易、金融等事業做它的基礎,是不能鞏固的。”(注:《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1081頁。)
早在七大之前,就提出要加強城市工作、經濟工作,努力于中國的工業化。1944年4月12日,指出:七大“將要討論加強城市工作和爭取全國勝利的問題”。“我們要在根據地內學習好如何管理大城市的工商業和交通機關,否則到了那時將無所措手足。”(注:《選集》第3卷,第946頁。)5月22日,寫道:“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必需有工業;要中國的民族獨立有鞏固的保障,就必需工業化。”“如果我們不能解決經濟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建立新式工業,如果我們不能發展生產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擁護我們。”6月5日,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局各委必須把城市工作與根據地工作作為自己同等重要的兩大任務,而負起準備奪取所屬一切大、中、小城市與交通要道的責任來”。(注:《文集》第3卷,第146-147、158頁。)
以上三個轉變,最為根本的一點便是要解放生產力,努力發展生產力。七大政治報告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注:《選集》第3卷,第1079頁。)這表明黨已明確把生產力要素與對政黨在歷史發展進程中所起作用大小、好壞等價值判斷聯系起來,并把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的解放與發展確立為價值判斷的根本標準。
七大準備轉變的科學預見是有理論依據的。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就是具體地分析具體情況。形勢和條件變了,就應當從新的實際出發作出決策。在七大談準備轉變的問題時說:我們所要的“是活的馬克思主義,不是死的馬克思主義”。“現在情況變了,我們的方針也要變,要來一個完全徹底的馬克思主義。”(注:《文集》第3卷,第332、331頁。)
二、黨對東北戰略地位的認識和關注
七大準備轉變的科學預見,同黨對東北戰略地位的認識和關注緊密相連。為實現軍事上由小變大、由弱變強,由分散的游擊戰逐漸轉變為正規的運動戰,創建包括大城市在內大塊的連成一片的根據地,黨中央首先想到的區域是東北。在準備戰爭向建設轉變,準備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向城市轉變,準備將來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時,黨中央首先想到的區域也是東北。
東北西接蒙古、北靠蘇聯、東連朝鮮,戰略地位極為重要。如果中國共產黨控制了東北,就可以從根本上改變長期以來被國民黨軍隊四面包圍的狀態。
中國共產黨很早便注意在東北發展力量。九一八事變后,中國的局部抗戰正是從東北地區開始的。黨領導的東北抗日武裝同日本侵略者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中國共產黨實行逼蔣抗日和爭取張學良東北軍的工作,是西安事變發生的重要原因,而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變的樞紐。日本把東北視作侵略全中國的后方基地,因而對東北的統治比其他淪陷區更為暴虐。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日軍加緊對東北抗聯的軍事討伐和經濟封鎖,使東北抗聯的處境越來越惡化。客觀環境的極端險惡,以及沒有鞏固的抗日根據地做依托,是東北抗聯屢遭挫折的重要原因。
抗戰中后期,中國共產黨已籌謀收復東北,創建根據地。1942年7月,就提出戰后爭取同國民黨合作建國,把八路軍、新四軍集中到東三省的問題。他指出:“須估計日本戰敗從中國撤退時,新四軍及黃河以南部隊須集中到華北去,甚或整個八路、新四須集中到東三省去。”“山東實為轉移的樞紐”,“掌握山東及山東的一切部隊(一一五師、山縱、楊蘇縱隊)造成新四向北轉移的安全條件,實有預先計及之必要。”(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4—435頁。)委托劉少奇在山東進行領導和部署。
七大深刻闡明了在準備轉變中加強東北工作、創建包括大城市在內的整塊東北根據地的戰略意義。在論述準備轉變問題時指出:東北是極其重要的戰略區域,將來有可能在我們的領導下。它對中國革命的意義在于:有了東北,“我們的勝利就有了基礎,也就是說確定了我們的勝利”。在大會上講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選舉問題時建議:“這次要有東北地區的同志當選才好。”他再次強調:“東北是很重要的,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末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注:《文集》第3卷,第410—411、426頁。)
所強調的建立東北根據地的特別重要性,首先是指它在軍事轉變上的區位優勢:“現在我們這樣一點根據地,被敵人分割得相當分散,各個山頭、各個根據地都是不鞏固的。”“如果我們有了東北,大城市和根據地打成一片,那末,我們在全國的勝利,就有了鞏固的基礎了。”(注:《文集》第3卷,第411頁。)其次是指東北在準備戰爭向建設轉變、準備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向城市轉變、準備將來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中,具有特別的重要的經濟地位。
東北是中國重工業基地。據1949年12月中財委統計,中國基本工業大部在東北,按原有設備全國年可煉鐵300萬噸,東北占75%;年可煉鋼100萬噸,東北占88%;年可軋鋼45萬噸,東北占71%;全國發電量210萬千瓦,東北占30.1%。(注:《1949—1952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綜合卷,中國城市經濟社會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頁。)另外,東北鐵路占全國鐵路的46%。這大抵也是抗戰勝利前東北工業及鐵路在全國所占的比例,說明東北工業和經濟發展在全國所處的重要地位。在七大作結論時說:“沒有工業,就有滅亡的危險。所以,我們要爭城市,要爭那么一個整塊的地方。如果我們有了一大塊整個的根據地,包括東北在內,就全國范圍來說,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有了基礎,有了堅固的基礎。現在有沒有基礎呢?有基礎,但是還不鞏固,因為我們沒有工業,沒有重工業,沒有機械化的軍隊。”為什么說有了東北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現在沒有東北,我們的基礎是不鞏固的呢?除了東北的區位優勢能建立地域上連成一片的根據地,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東北有大工業的基礎。
三、黨對東北工作的精心部署
根據準備轉變和對東北戰略地位的認識,黨在實踐上對東北工作進行了精心部署。
中共中央早就在延安設立過東北工作委員會,以搜集、了解、研究日偽統治下的東北情況,設法了解東北抗聯的活動情況。
抗戰中后期,中共中央在晉察冀分局和山東分局分別成立專門的東北工作委員會,利用這兩地毗鄰東北的條件去做東北工作。中央指定程子華(時任晉察冀中央分局書記)兼設在晉察冀分局的東北工作委員會(簡稱東委)書記,劉仁(時任晉察冀中央分局組織部長)和韓光為副書記;由韓光組建東委機關,主持日常工作。當時,中央組織部從延安各機關單位抽調14名干部給東委,在延安舉辦短期訓練班,學習3個月,一是研究、熟悉東北(偽滿)情況;二是學習中央對敵占區工作的任務、方針政策和工作方法;三是搞清楚在東北做地下工作應具備的條件和應注意的問題。短訓后由韓光帶隊去晉察冀邊區。1942年7月東委開始工作。(注:《韓光黨史工作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頁。)
1944年夏秋,中共中央成立城市工作委員會和城市工作部之后,更加強了對東北工作的領導。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多次研究開展東北工作問題。劉少奇提出:成立城市工作部,“現在主要準備一批干部做滿洲工作”(注:《劉少奇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519頁。);要求“準備幾千干部到滿洲去”(注:《彭真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55頁。)。這年9月4日,中共中央致電晉察冀分局,發出關于開展滿洲工作的指示:“滿洲工作之開展,不但關系未來中國之局面至巨,而且已成刻不容緩之緊急任務”,并就如何開展滿洲工作作出具體部署。(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78頁。)同日,中央就開展滿洲工作還向山東分局并膠東區黨委發出內容基本相同的指示。
從1942年秋到1945年夏,晉察冀分局東北工作委員會派到東北的干部,以及他們在敵占區新發展來東委(晉察冀邊區)的黨員,約有80人。膠東區委也多次向東北派遣干部,在大連、沈陽等城市發展黨員,建立起多個支部。這些到東北的和通過他們在東北新發展的黨員通過各種關系,打入偽滿軍、政、憲等要害部門,獲取了大量情報。這些情報為配合全國抗戰和以后配合蘇聯紅軍殲滅日本關東軍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國共產黨在晉察冀和山東抗日力量的發展,為日本投降后八路軍、新四軍先機到東北建立了基礎,提供了部隊轉移的便捷條件。
1945年8月中下旬,受延安八路軍總部電令,晉察冀軍區所屬的冀熱遼軍區部隊在李運昌率領下,以8個多團的兵力會同地方干部共1.3萬余人,率先從關內挺進東北。
奉中共中央9月11日電令,蕭華率領的八路軍山東軍區的3萬大軍分散渡海北進,9月下旬先后在遼東一帶登陸。這是從海上率先挺進東北的一支重要的武裝力量。他們根據中共中央東北局的部署,立即開展控制海口迎接大部隊登陸和建立南滿根據地的工作。
中共中央在1942年就開始籌謀造就山東成為黨的武裝力量向東北進行戰略轉移的樞紐。此時,已發揮出山東作為戰略轉移樞紐的重大作用,展現出對此“預先計及”的重大意義。
蕭華部像一把尖刀直插遼東后,立即接應從山東渡渤海經遼東進入東北的大部隊。他們大部分屬八路軍山東軍區。
繼李運昌部之后,從陸上經遼西進入東北的,也有一部分是八路軍山東軍區的部隊。如山東軍區所屬渤海軍區第七師楊國夫、劉其人部約1.2萬人,山東軍區第一師梁興初部7500人,就是從山東經河北進入遼西的。還有一部分是從蘇北戰略轉移到山東再經河北進入遼西的,如新四軍第三師黃克誠部3.2萬人。
蘇聯紅軍出兵東北前夕,留在蘇聯境內的原東北抗聯抽調指戰員組成先遣小分隊,空降到東北各地執行戰前偵察和配合蘇軍作戰的任務。原東北抗聯干部配合蘇聯紅軍進駐東北57座大中城市后,分別擔任57座城市的城防副司令。這為迎接中共中央派往東北的大批干部的到來及開展工作帶來了便利條件。
總之,中國共產黨所以能夠得東北之先機,主要得益于抗戰中后期黨對東北工作的四個方面的部署:一是在晉察冀和山東成立東北工作委員會,從這兩地派干部到東北,在搜集情報、發展和積蓄黨的力量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二是在山東發展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并籌謀造就山東成為黨的武裝力量向東北進行戰略轉移的樞紐,為抓住時機進軍東北奠定了重要基礎;三是在晉察冀發展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造就了在時機成熟時又一個進軍東北的毗鄰陣地;四是黨領導的一部分東北抗聯部隊撤到蘇聯境內休整,對后來配合蘇聯紅軍進入東北作戰,溝通蘇聯紅軍與中國共產黨的聯系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蘇聯紅軍進入東北打敗日本關東軍,并幫助中國共產黨,這是中國共產黨能得東北之先機的外部條件。 新晨
七大前后,黨對準備“轉變”的科學預見和經營東北的戰略籌謀,充分證明了思想的日臻成熟和黨已經成為“最有覺悟,最有預見,能夠看清前途”(注:《文集》第3卷,第397頁。)、能夠指引中國走向光明前途的領導者。抗戰勝利后,黨關于“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發展并爭取控制東北”的戰略決策,是對此前經營東北戰略籌謀的進一步展開。解放戰爭的勝利,從一定意義上說就是經營東北戰略籌謀的勝利,也是實施“向北發展,向南防御”戰略決策的勝利。
不僅如此,當有著3000萬人口、有眾多大中城市、有雄厚的工業基礎、連成一片的東北解放區出現后,七大提出的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到城市等準備轉變問題,在東北已成為直接的實踐活動。東北在這方面的實踐,為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確立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向城市轉變的方針積累了重要經驗,并為此后全國性的這一轉變發揮了重要的先導作用。
【內容提要】七大前后,中國共產黨形成了系統的準備“轉變”的預見,將東北視為準備“轉變”的關鍵區域,從戰略上高度關注,在實踐上精心部署。這是抗戰勝利后中國共產黨在與國民黨爭奪東北的較量中得到先機的重要原因。
【摘要題】中共黨史研究
【關鍵詞】中共七大/準備“轉變”/關注東北/部署東北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