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族文化先驅巴克什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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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世紀末至十六世紀初,隨著后金政權的建立,滿族的初步形成,一批滿族(女真)知識分子—巴克什應運而生。他們是滿族文化的先驅,也是滿漢文化交流的使者,同時又身兼軍事,披甲出征,建樹軍功,在后金政權中發揮過重要作用,為清朝開國史寫下了重要的一頁。巴克什是不應該被遺忘的一個處于特殊歷史時期的特殊群體。在前人和今人的著述中,對巴克什或作為名詞,或作為一種制度,只給以簡單解釋或敘述,尚無深入研究。本文擬將巴克什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一個文化群體,就其產生的背景、作用以及消亡的原因等問題做一論述,敬請專家指教。

一、巴克什群體的產生及其特點

巴克什,亦作榜式、把式、榜什等,其緣于蒙語。《清文鑒》釋為“儒”,或為漢語“博士”一詞的借音。《清文總匯》釋為:前輩賢哲之先生,乃尊稱;讀書人。清人筆記《聽雨叢談》說:“巴克什……乃清語文儒諳悉事體之稱”1。從上述解釋看,巴克什,乃有知識之人,即文人。但有關巴克什的具體情況,史籍中未見明確記載,僅見“巴克什”一詞在《滿文老檔》中曾頻繁出現。如:乙卯年(1615)十一月,“為記錄倉庫糧食的出入分配,任命了十六名大人和八個巴克什”2。天命六年(1621)七月,努爾哈赤下令在八旗中設立學校,選出八位巴克什分別為各旗師傅,他在下達的指令中說:“鐘堆、博布黑、薩哈連、吳巴泰、雅興噶、闊貝、扎海、洪岱,選為這八旗的師傅的八巴克什。對在你們之下的徒弟和入學的兒童們,能認真地教書,使之通文理,這就是功”3。七年二月,他派“備御三人、巴克什四人隨方吉納去清查新來的戶、人口、男人的數”4。八年四月,努爾哈赤諭:“管糧的巴克什庫里、納泰、達揚阿、羅濟由千總升為備御”5。同年五月,努爾哈赤又命巴克什把他賞賜的檔子分寫成八部,給每旗一部,他說:“要把一部檔子寫成八部。革職時,八部檔子一齊注革。登記官職時,八部檔子同時登記。如果那樣,你們巴克什是好的”6。可見太祖時,巴克什并非官名,而是對文職人員的通呼。這些人讀書識字,能寫會算,充斥于后金政權各個機構中,例如,負責管理帳目、記錄檔冊、教授兒童等事宜。巴克什地位不高,天命八年(1623)正月二十六日,努爾哈赤下達指示:“……受命工作的巴克什、工匠、臺的的哨探、養豬的人、……這些人僅限自身免于納糧”7。努爾哈赤把巴克什與工匠、哨探、養豬人等相提并論,可見其地位不過是后金的最下層小吏,只有當他們建功立業時才能晉升官階。

此外,“巴克什”還是一種賜號。天命時,努爾哈赤對漠南蒙古實行綏撫政策,滿族(女真)中一些兼通滿、蒙、漢語之臣,頻頻出使,傳宣汗諭,招納降服,被賜號“巴克什”,如武臣賜號“巴圖魯”,乃屬榮譽稱號。據不完全統計,太祖、太宗時,賜號“巴克什”:有額爾德尼8、達海9、武納格10、額克星額11、希福12、庫爾纏13、庫拜14、碩色15、尼堪16、達雅齊塔布囊17、龍什18。

天聰五年(1631)七月,皇太極設六部并諭令:“文臣稱巴克什者,俱停止,稱為筆帖式,如本賜名巴克什者,仍其名”19。

顯然,天聰五年之前,巴克什具有兩種含義,一是對一般文臣的稱呼。二是作為榮譽稱號,賞賜給有突出貢獻之文人。無論一般文臣還是賜號巴克什,他們都是在后金政權建立和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共同構成了滿族形成初期的知識分子群體。只不過他們所發揮的作用不盡相同。一般文職人員,由于職級低下,故史不見經傳,但不能否認,他們承擔著后金(清)政權各部門中繁雜具體的文職工作,是職能部門正常運行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環節。賜號巴克什,因其擔當的職責重要,其業績和作用突出,所以受到重視,尤其是達海、額爾德尼、希福、庫爾纏、碩色等人對后金(清)時期的文化及政治有過重要建樹,成為這一群體的代表性人物。

賜號巴克什具有共同特點。除政治上可靠外,都兼通滿、蒙、漢語,是后金(清)在處理與蒙古、朝鮮、明朝諸多事務中亟需的人才。如:額爾德尼“納喇氏,世居都英額,少明敏,兼通蒙古、漢文。太祖時來歸,隸正黃旗滿洲。從伐蒙古諸部,能因其土俗、語言、文字宣示意旨,招納降附。賜號‘巴克什’”20。希福也“世居都英額,再遷哈達。太祖高皇帝既滅哈達,希福從其兄碩色率所屬來歸。以通滿、漢、蒙古文字,召直文館。屢奉使諸蒙古部,賜號‘巴克什’”21。達海“先世居覺爾察,太祖時來歸。……達海幼慧,九歲即通滿、漢文義。弱冠,太祖召直左右,與明通使命,若蒙古、朝鮮聘問往還,皆使屬草;……天聰五年七月,賜號‘巴克什’”22。

兼通滿、蒙、漢語的巴克什大多是海西女真人。歷史上,海西女真與蒙古人有著錯綜復雜的關系。16世紀中期,居住在呼蘭河、湯旺河流域的海西女真人分別遷到烏拉、輝發、葉赫、哈達河畔,他們與當地金代女真人后裔,以及蒙古土默特姓人雜居共處,分別形成烏拉、輝發、葉赫、哈達四部。其中葉赫部,據《清太祖武皇帝實錄》記載:其始祖為蒙古人,本為土默特氏,14世紀中期滅掉原居住扈倫地區的納喇部,占據其地,遂改為納喇氏,并受當地納喇氏女真人風俗的熏陶,使用女真語。16世紀后期,哈達部沿哈達河(今遼寧省西豐縣小清河)一帶居住,南與遼東地區漢族相鄰,西與蒙古科爾沁部接壤,在日常交往中,哈達部女真人逐漸學會使用漢語和蒙古語。前文中提到的都英額地方,據《盛京通志》載:都英額在興京(遼寧新賓永陵)東北一百五十里、開原東南二百一十里。據此,可知都英額應屬哈達部。由于歷史、地理等多種原因,一些海西女真人兼通滿、蒙、漢三種語言。太祖時,賜號“巴克什”,除女真人(滿族)外,還有蒙古族人,如武納格,“姓博爾濟吉特氏,其先居葉赫,后隸蒙古正白旗。太祖高皇帝創業興京,諸蒙古向化,武納格率七十二人來歸。有勇略,通蒙古文及漢文,賜‘巴克什’號”23。

賜號“巴克什”在天命年間居多,以后漸少。根據筆者所掌握的資料,在順治五年(1649),原國史院大學士剛林,“以贊理機務忠勤懋著,授三等男,賜‘巴克什’號”24。以后則未見。

巴克什是特殊歷史時期的產物。明代東北地區女真人善騎射,尚勇武,但文化落后。明萬歷十一年(1583)努爾哈赤起兵為父祖復仇,隨后兼并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權,攻占遼東,定都沈陽。在幾十年征戰中,努爾哈赤意識到,武將們馳騁疆場,南征北戰,同時,儒臣也必不可少。他需要他們參與謀劃、記錄檔冊和史事、政令、軍令及公文、開展

教育,培養人才。特別是后金政權建立后,處于三大敵對勢力包圍之中:南有明朝,東有朝鮮,西有蒙古。后金為剪除進攻明朝的后顧之憂,先后征服了漠南蒙古和朝鮮。在與蒙古及朝鮮的頻繁交往中,后金政權亟需一批兼通滿、蒙、漢語的儒臣。當時努爾哈赤身邊不乏漢儒生,如龔正陸、寧完我、范文程等。但努爾哈赤不信任漢人,尤其到了晚年,其仇視漢族知識分子的心理日益加重,認為“種種可惡,皆在此輩,遂悉誅之”25,于是,一批滿族文人受到努爾哈赤的提拔和重用。

就是在這種特殊歷史時期、特殊歷史背景下,巴克什應運而生。他們是滿族早期文化的代表,是滿族文化的先驅。他們不負眾望,用其知識和智慧在清開國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業績。

二、巴克什的歷史功績

后金時期,凡繕寫對明朝、蒙古、朝鮮文書,奉使周邊地區和鄰國,登記檔冊,收納章奏以及聯絡汗與諸貝勒事務等文職工作,均由巴克什負責。除上述日常工作之外,賜號“巴克什”更承擔了艱巨而重要的任務,對滿族文化的崛起及后金政權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滿族文化的先驅。努爾哈赤興起前,東北各部女真人處于相對獨立狀態,文化落后,沒有文字,沒有教育,更無典籍。隨著努爾哈赤統一女真事業的發展,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正在形成,對文化的需求也日益迫切。發展民族文化首先要解決語言文字問題,其“時滿洲未有文字,文移往來,必須習蒙古書、譯蒙古語通之”26。操女真語而書蒙古字,這種語言和文字的矛盾給努爾哈赤內政外交帶來諸多不便,也是發展民族文化不可逾越的巨大障礙。

女真人原有文字即女真字,它始創于金朝初年,有女真大字和小字兩種。隨著金亡元興,在女真地區,先是蒙古文和女真文并行,爾后女真文衰落,至明朝中期已漸失傳,臨近蒙古地區的女真人改用蒙古文。努爾哈赤興起后,對內,向女真人軍令、政令、記注政事使用蒙古文;對外,與明朝、朝鮮的文移往來也使用蒙古文。創制與自己母語相和諧的文字迫在眉睫。于是,努爾哈赤于已亥年(明萬歷二十七年,1599)二月,命巴克什額爾德尼和扎爾固齊噶蓋仿蒙古文創制文字,于是,一種新文字—滿文誕生了。初創滿文沒有圈點,故后人稱之為“無圈點滿文”,或“老滿文”。老滿文在女真地區推行33年,發揮了巨大作用。由于初創,缺乏經驗,老滿文存在一些亟待改進的問題。天聰六年(1632)三月,皇太極命巴克什達海改進老滿文,指示:“國書十二頭字,向無圈點,上下字雷同無別。幼學習之,遇書中尋常語言,視其文義,猶易通曉,若人名、地名必致錯誤。爾可酌加圈點,以分析之,則音義明曉,于字學更有裨益矣”27。達海受命對老滿文“酌加圈點,分別語氣。又以國書(滿文)與漢字對音未全者,于十二字頭正字之外,增添外字。猶有不能盡葉者,則以兩字連寫切成,其切音較漢字更為精當。由是,國書之用益備”28。改制后的滿文稱為“新滿文”,或“有圈點滿文”。巴克什額爾德尼、扎爾固齊噶蓋及巴克什達海用智慧和心血創制和完善了滿文,達海尤其“以增定國書,滿洲群推為圣人”29。達海是太宗時文館領袖,改進滿文后不久病逝,年僅38歲。這位“圣人”死殮時“求靴無完者”,找一雙完好的靴子都沒有!其一生可謂勤敏清廉。

滿文自創制之日起,即在女真地區廣泛推廣使用。巴克什又承擔起傳授滿文的責任。天命六年(1621)七月十一日,努爾哈赤指示:作為八旗師傅的八位巴克什,無須涉足他事,專心教習子弟,使之通曉書文便是功30。滿文的推廣和學習很快取得了成效,《滿文老檔》天命六年(1621)七月十九日條載,“每牛錄各派十人寫檔子”31。若按照《滿文老檔》天命六年(1621)二月記載的230個牛錄計算32,八旗應有2300人寫檔子。可見,從已亥年(1599)創制滿文,到天命六年(1621)僅20年時間里,已有相當一部分女真人掌握了老滿文。至太宗時,更以行政手段強化滿文的使用,使滿文功效得以充分發揮。太宗命巴克什翻譯漢文典籍,用滿文記注政事,撰寫詔令、慶賀表文及其它文移等。設立八旗學校,令八旗子弟學習滿文。

滿文的創制與頒行,促進了滿族文化事業的大發展。對一個民族而言,沒有文字,就不可能形成本民族文化,更不可能推動文化向前發展,只能永遠停留在原始的口碑階段。所以,巴克什額爾德尼、達海等人創制滿文為滿族文化興起和發展開拓了道路。滿文之創制解決了滿族人學習文化的文字障礙問題,推動了滿族教育事業的發展。同時巴克什用滿文譯書、記錄政事、編寫歷史,又是滿族文化崛起和發展的突出標志之一。至天聰六年(1632),達海等人已譯成的漢文典籍有:《刑部會典》、《素書》、《三略》、《萬寶全書》。天聰十年已完成的《清太祖武皇帝弩兒哈奇實錄》,應是滿族文化史上第一部史學的開山之作。盡管有漢儒臣參與編修,卻是以滿洲巴克什希福、筆貼式剛林等人為主,以巴克什額爾德尼、達海、庫爾纏所修《老滿文檔冊》為藍本,用滿漢文寫成,具有重大的社會價值。這時期,用滿文記事的檔子、各種文件,匯編成后來的《滿文老檔》,記述了自明萬歷三十五年(1607)至清崇德元年(1636),共30年間,太祖、太宗兩代人艱難創業的歷史。它是滿文化的重要遺存,是我們研究這一時期歷史的珍貴史料。

巴克什創制滿文、傳授滿文、翻譯典籍、記述歷史,實具開創滿族文化新紀元的意義,開滿文化發展之先河,成為滿文化之先驅。

滿漢文化交流的使者。巴克什兼通滿、蒙、漢語,與漢人交往頻繁,翻譯漢文典籍,為滿漢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貢獻。太祖時期,巴克什職司尚未明確劃定,只是在實踐中逐漸形成了不成文的分工:達海負責翻譯漢文典籍、繕寫對明朝及朝鮮方面的文書,辦理交涉。額爾德尼、庫爾纏等記注國家軍政大事。

太宗即位后更定官制,天聰三年(1629)四月,設文館,分定文臣職司:“儒臣分為兩直,巴克什達海同筆帖式剛林、蘇開、顧爾馬渾、托布戚等四人翻譯漢文典籍;巴克什庫爾纏同筆帖式吳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等四人記注本朝政事,以昭信史”33。太宗置文館,其主要目的有二:一是通過翻譯漢文典籍,借鑒漢族的政治、軍事經驗。二是記注本朝政事,總結執政之得失。至天聰六年七月,達海等人已譯成《刑部會典》、《素書》、《三略》、《萬寶全書》,正在翻譯的有《通鑒》、《六韜》、《孟子》、《三國志》、《大乘經》。

巴克什翻譯漢文典籍為在滿族社會傳播漢文化做出了貢獻。首先。清(后金)統治者從漢文典籍中吸取統治經驗。皇太極執政時,一面力圖維護滿族傳統文化,一面倡導漢文化,仿明制建政;崇儒家而求思想劃一,接受并宣揚“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的思想;按儒家的倫理道德變易滿族的陋規惡俗。其次,漢文典籍也是滿族人學習文化的教材,這使得漢文化在滿族社會得以廣泛傳播并產生影響。如忠孝節義觀念在滿族人思想中打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他們喜歡《三國演義》中的關羽,視其為神加以崇拜,廣建關帝廟。同時,一部《三國演義》也成了滿族人的軍事教科書,從中汲取軍事營養,指導戰爭。清初,巴克什譯漢文典籍,其意義之重大,正如《清太宗實錄》中所說:“初,我國未深諳典故,諸事皆以意創行,達海始用滿文譯歷代史書,頒行國中,人盡知曉。……達海與額爾德尼應運而生,實佐一代文明之治”34。

通使蒙古、朝鮮。太祖太宗時期,巴克什除在文化上做出突出貢獻外,還充當了聯絡漠南蒙古諸部及朝鮮的使者,他們主要是額爾德尼、碩色、希福、索尼、庫爾纏、達海等。后金興起后,位于后金右翼的漠南蒙古林丹汗等,與明朝締結了共同抵御后金的盟約,只有征服漠南蒙古,才能解除后金進入遼沈地區的后顧之憂。努爾哈赤與皇太極決意征服漠南蒙古。此時一批長于蒙語之人來歸,自然受到器重,他們奉命出使蒙古諸部,傳遞書信、宣布汗諭,綏服蒙古王公貝勒,與他們談判,和他們盟誓,成為后金實行對蒙古諸部政策的得力人物。如天命初年,經過對漠南蒙古喀爾喀五部的籠絡、瓦解、聯姻、軍事等手段,終于使其在政策上發生重大變化:由聯合明朝抵御后金,轉變為聯合后金(清)對抗明朝。天命四年(1619)十一月,努爾哈赤派巴克什額爾德尼、庫爾纏、希福和大臣綽護爾、雅希禪五人攜帶書信和誓詞與之會盟。雙方在岡干塞忒勒黑處,殺白馬、黑牛,燒誓詞,對天盟誓:“合謀并力,與明修怨”,違背盟誓者“濺血、蒙土、暴骨以死”35。

皇太極即位之初,形勢嚴峻,明軍堅守遼西走廊一線,固若金湯,能否徹底解決漠南蒙古,就成為打開局面的關鍵。巴克什們為綏服蒙古,奔走于長城內外。天聰二年(1628)九月,皇太極率軍西征蒙古察哈爾部林丹汗,命希福前往科爾沁部征調軍隊。然而科爾沁諸貝勒俱不奉召,土謝圖額附奧巴雖率兵啟程,卻擅自擄掠,未遵約與后金軍會合。希福返回向皇太極匯報,皇太極大怒,復令希福率壯士8人前去邀奧巴,而奧巴率所部侵掠察哈爾邊境,掠畢即回,又不來會36。十二月,皇太極派巴克什索尼等攜帶他的信赴科爾沁譴責奧巴。索尼至科爾沁,秉承皇太極旨意行事,待奧巴表示服罪并欲親往沈陽,袒肉以謝時,索尼等隨機應變,對奧巴溫言撫慰說:“汝果引咎往朝,即弗獲免罪,以遠來故,當必憫憐,加以禮貌”37。翌年正月,奧巴至沈陽謝罪,皇太極又令希福、庫爾纏重申原信中責問之意,奧巴“俱服罪”,自請處分38。從此,奧巴聞令即至,再未發生違約之事。科爾沁諸貝勒的馴服之難,從上述曲折,可概見一斑。同時,也可見巴克什們在通使蒙古的途中不辱使命,奔走勞碌的身影。在蒙古衙門建立以前,文館中的部分巴克什獨自承擔出使蒙古,具體執行最高統治者對蒙古政策的各項任務。其后,他們仍以嫻于蒙語和豐富的經驗會同蒙古衙門(后改稱理藩院)、都察院的官員同赴蒙古處理重大問題。崇德元年(1636)十月,內弘文院大學士巴克什希福、蒙古衙門承政巴克什尼堪,會同都察院承政阿什達爾漢等前往察哈爾、喀爾喀、科爾沁等地,清查戶口,編制牛錄,同蒙古王公一起審理罪犯,頒布法律,禁止奸盜39。

經過太祖、太宗兩代人的經營,漠南蒙古各部列為清之外藩,完成了從北方對明朝的包圍。滿洲巴克什們為此殫心竭力、出生入死,做了大量繁劇的工作,立下了汗馬功勞。

朝鮮是中國近鄰,與明朝友好。在明清(后金)斗爭中,朝鮮堅定不移地站在明朝一邊。萬歷四十七年(天命三年,1619),在薩爾滸戰役中,朝鮮派兵協同明軍進攻后金,結果明朝慘敗,全部朝鮮援軍包括都元帥姜弘立等將官投降后金。太祖、太宗十分清楚朝鮮是后金(清)征明的又一后顧之憂。太祖曾多次派使者投書,希望以政治手段改變兩者間的關系。至太宗,先后兩次伐朝鮮,分別與之訂“兄弟之盟”、“君臣之盟”,徹底征服了朝鮮。在后金(清)與朝鮮關系發生變化的過程中,巴克什們也立下了不小的功勞。《沈陽狀啟》是朝鮮王世子一行做為清朝的人質,在滯留沈陽期間,由隨行的侍講院宰臣、講官等向本國承政院呈遞的情報的謄錄。在崇德二年(1637)到順治元年(1644)的“狀啟”中,皮牌(希福)、匿漢(尼堪)、加利(剛林)、盧時(羅碩)等巴克什及漢大學士范文程的名字頻繁出現。他們到世子館所或傳宣意旨或辦理交涉事宜,承擔起清對朝鮮的外交事務40。他們忠實地履行職責,為鞏固中朝和平友好關系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在軍事上的功績。巴克什不僅是儒臣,又是武將。他們文武兼備,因文才受到重視,也積極參加后金(清)的軍事實踐活動,屢立戰功,因武功得到提拔。天命八年(1623)四月,(管)糧的巴克什庫里、納泰、達揚阿、羅濟由千總升為備御41;天命十年(1625),武納格因“勤勉治政,能管轄兵”而升為三等總兵官42;庫爾纏和尼堪因“能完成任務,不違背指示”而為備御43;額克星額則提拔為副將44。太宗時期一些巴克什更是身居要職。巴克什在軍事活動中,一是隨軍出征,利用他們兼通多種語言的特長,做溝通交流、安撫招降等工作。以達海為例:天聰四年(1630)正月,他隨軍征明,至沙河驛,以漢語諭降其眾;至永平(今河北盧龍),乘夜攻其城,克之,太宗命達海執黃旗登城,諭官軍百姓薙發來降;時貝勒阿巴泰等率明朝投誠副將孟喬芳等自永平入見,達海承旨慰勞之;先是,三屯營、漢兒莊俱已歸順,既而明兵襲三屯營,太宗慮漢兒莊降人復叛,令達海與啟心郎穆成格等率兵前往偵查,仍以漢語諭之,遂撫定漢兒莊45。二是巴克什帶兵作戰,又是戰場上的悍將與勇士。天命七年(1622)二月初八日,額爾德尼和達海迫使戚家堡投降,帶來400人,牛馬70頭、驢40頭46。三月二十二,額克星額出征鎮江(今遼寧省丹東市附近),俘虜了700人47。天聰七年(1633),武納格同貝勒阿巴泰等攻山海關,俘獲人、馬、牛以歸,明軍追擊,武納格力戰卻之。事后太宗對諸貝勒大臣稱贊說:“武納格所在建功,今又為殿敗敵。人臣為國,當如是也。”48庫爾纏、尼堪等人還跟隨太宗和諸貝勒出兵朝鮮。崇德二年(1637)正月,清軍克朝鮮國都,尼堪和參領吉思哈等奉旨率部分清軍退出朝鮮,途中有朝鮮兵于吉木海列營抗拒,尼堪率師進擊,大破之,斬其平壤巡撫49。

清朝以武功定天下,這其中也有巴克什的一份功勞。

巴克什們由于忠誠和杰出的貢獻,受到太祖、太宗的重用和信任,君臣之間也結下了深厚的感情。太祖時,巴克什額克星額官至副將,他在立誓中說:“我父在(我)年幼時拋棄離去。汗愛養了。如果不勤勉汗委任的公正的事務,邪惡地管轄禁令,在汗知道前,天先知道,將身死。”50額克星額的誓言表達了他對太祖的感激之情和對汗的忠誠之心。天聰六年(1632)達海病逝,其病危時,太宗對侍臣垂淚說:“朕以達海偶爾疾病,猶冀其痊愈。今聞病篤,深軫朕懷。”51太宗時,巴克什尼堪官至理藩院承政,希福官至內弘文院大學士,都躋身顯貴。

三、巴克什的消亡

巴克什是在清太祖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創建后金政權的歷程中,逐步登上了歷史舞臺。至清入關前,尤其是后金時期,巴克什們獨當一面,承擔起全部文職工作。他們撰制滿文、翻譯漢文典籍、記注政事、編寫歷史,對傳播漢文化,促進滿文化的發展,做出了驕人的業績。同時又能披甲執銳,或單槍匹馬或帶領屬員出使蒙古、朝鮮,傳宣圣諭,招撫降眾,責任重大而繁難,甚至是出生入死。這一時期舞臺上的巴克什,亦文亦武,顯盡英雄本色。然而,隨著清(后金)政權的蓬勃發展,到天聰末年,在政治或軍事舞臺上巴克什的身影日漸減少。至清入關后,作為第一個滿族文人群體—巴克什銷聲匿跡了。這是為什么?迄今,這個問題被忽略,沒有人作出回答。應當指出,巴克什的消亡同其出現一樣,是滿族文化初創時期的一個重要問題,這里,試作如下論證。

剖析巴克什消亡的原因,概括地說,主要有內在與外在兩個方面的因素。

其內在原因,是巴克什自身文化底蘊不足,不能適應滿族文化發展的需要。巴克什是滿族早期文化的代表。他們及其先人世代生活在東北廣袤的平原和崇山峻嶺之間,以漁獵經濟為主,后過渡到農業,比之漢人,仍欠發達。民族習性,善騎射,尚勇武,但文化落后。在滿族形成前,散居東北各地的女真人沒有文字,沒有教育,更無文化典籍,有的只是口碑傳承文化。在這種社會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巴克什,其自身文化水準自然不會高。在文獻中多記賜號巴克什“兼通滿蒙漢文字”,所謂“兼通”不如說“兼懂”更準確些。巴克什懂漢文,對漢文化有所接觸,但了解不深。巴克什中應以達海的漢文化水平最高。在朝鮮人李民寏著《柵中日錄》中,把大海(達海)注為“華人”52。李民寏誤認達海是漢人,可見達海漢語水平很高。而有些巴克什漢文水平則很差。天聰六年(1632)九月,內三院漢儒臣王文奎在《條陳時宜奏》中稱:“自大海棄世,龍識革職以來,五榜什(巴克什)不通漢字”53。可見巴克什總體文化素質不高。太祖時期,后金政權是滿族的單一政權,這一政權的文化含量很低,努爾哈赤諸子及眾將都是不識字的文盲,唯有皇太極“僅識字”54。在這樣一個重武輕文的民族里,兼通滿蒙漢語的巴克什為數很少,也算是難能可貴了。他們應運而生,承擔起后金政權的全部文職工作,輝煌一時,對后金政權的建設尤其是滿文化的崛起做出了重大貢獻。至太宗時,社會形勢巨變。清政權已由后金時單一的滿族政權改建成滿蒙漢聯合政體,整個東北地區以及內外蒙古“遠邇諸國,在在臣服”55。此時,太宗皇太極需要的是,能為他建立封建國家政體和入關奪取全國政權獻計獻策的人才,并且是大量的優秀人才。而巴克什由于自身文化水平低,不具備謀劃軍國大政的素質,其人數又少,所以,無論是巴克什的數量和質量,都已經不能滿足皇太極的需求,而逐漸被漢儒臣所取代,致使巴克什在舞臺上的身影日漸減少,至清入關后,則基本消失。唯有順治五年(1649),大學士剛林被賜以“巴克什”號56。剛林之后,巴克什遂告絕跡。自身文化水平低下,終被漢儒臣和新型滿文化代表所取代是巴克什消亡的根本原因。

其外在原因是,后金(清)政權的文化內涵發生重大變化及大量漢族儒臣加入后金(清)政權。太祖時,后金是滿族的單一政權,文化也是由女真向滿族過渡的單一的粗俗文化,巴克什正是這種文化的代表,此時,歷史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大顯身手的廣闊空間。太宗即位后,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創建漢軍八旗和蒙古八旗,變單一的滿族政權為以滿族貴族為核心、滿蒙漢貴族地主聯盟的多民族政權。他一改其父努爾哈赤排斥甚至敵視漢族知識分子的政策57,廣泛吸納大批漢官、漢將及其知識分子加入清政權。在這一政策的感召下,明朝的士大夫與儒生即知識分子紛紛棄明歸清。特別是在明清(后金)戰爭中,更有一批又一批漢官漢將自愿投誠投降,有的被俘而后降。太宗一律接納,授予官職,給以特殊待遇。如,天聰五年(1631),后金攻取了大凌河城(今遼寧錦縣),收降漢官達150余人58。七年,明將孔有德、耿仲明率一萬余人、各級將官100余人,航海歸降59;第二年,又有明將尚可喜率領近萬人歸附后金60。崇德六年—七年(1641——1642),明清于松山、錦州一帶展開戰略決戰,攻取了塔山4城,前后有數百名漢官漢將降清61。清入關前,加入清政權的漢官及知識分子以千計,而其降清(后金)的士卒則以萬計、數萬計;從戰爭中及從關內掠來的與投降的漢人(其中也有儒士),則以十萬、數十萬計!凡降清(后金)者,太宗皆量才錄用,原在明朝有職務的,一律按原官原職甚至超過原級別授予新職務。其中,有不少是高級人才、高職務的漢官,被選拔到中央機構,進入統治集團,直接參與國家軍政決策。如天聰十年(1636)三月,太宗改文館為內三院,范文程、寧完我、馬光遠、高鴻中、鮑承先、王文奎、高士俊、李棲鳳等一批漢官、儒臣被選入內三院任職,成為統治集團的成員62。他們以深厚的儒學修養和杰出的才干而受到太宗的寵信,充當了他的心腹和可靠的謀臣。漢官儒臣大批加入清政權,產生了兩個重大的歷史后果:其一,從民族成份上說,打破了滿族貴族一統天下的政治格局,促使清(后金)政權的體制發生重大變化;其二,從思想與文化的意義上說,又打破了滿族巴克什(后改稱筆貼式)在清(后金)政權中的主導地位。漢官們既是官員,又是熟讀經書,具有高深文化修養的知識分子,至于沒有任官職的儒生,亦出身于知識階層,稱讀書人,具備相當的文化水平。他們加入清政權,同時改變了該政權的文化構成成份,把漢文化帶進政權內部,并進入滿族社會。當后金政權進據遼沈地區即遼東地區,置身于廣大漢人的生活環境,亦推動漢文化逐漸起到主導作用。于是,滿族文化與漢文化開始融合,形成滿族文化的“漢化”趨勢,這在滿族社會中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來。上自滿族王公貴族,下至滿族平民,普遍講漢語,仿效明朝服飾,喜穿漢人服裝,而滿語、滿族服飾漸被本族人輕視。就連巴克什達海、庫爾纏這樣著名的滿文化的代表人物,也一心向往漢文化,甚至屢次勸太宗改變滿族衣冠,效法漢人服飾。可見滿文化“漢化”已成一種時尚,表明其發展趨向大有不可逆轉之勢。這一文化現象,生動地證明漢文化不僅在清政權內部,也在滿族社會生活中逐漸取得優勢,占據文化的主導地位。

做為最高統治者,太宗比其父努爾哈赤更向往漢文化。他深知漢文化博大精深,蘊藏著強大的精神力量,欲建立對漢人的鞏固統治,特別是將來入主中原,一統天下,必須依賴漢族地主階級與士大夫階層及其漢文化,否則,就難以立足。因此,他確立了“以漢治漢”的戰略思想,如上已指出,他大量招收漢官儒臣,壯大其政治實力;同時,他倡導漢文化,令達海等翻譯漢文典籍,頒行國中,做為治國的準則和學習文化的教科書,仿明制建政,舉行科舉考試,錄取成績合格的滿、蒙、漢生員;接受儒家重本抑末的思想,以農為本,發展農業經濟。他還用漢族的傳統文化,倡導移風易俗,改革滿族的陋習惡俗等等。太宗的這些主張和政策及具體措施,大大加快了滿族的“漢化”進程,也推進了滿文化的改造,將其提升到一個新水平。當漢文化有取代滿文化之勢時,太宗又極力維護滿族的民族傳統文化。他命達海改制滿文,不遺余力地推行滿語的實際應用。天聰八年(1634)四月,他下令:“嗣后我國官名及城邑名俱當易以滿語。”按他的說法,如“一等總兵官為一等昂邦章京、二等總兵官為二等昂邦章京”等等,他要求今后“毋得仍襲漢語舊名,俱照我國新定者稱之。若不遵新定之名,仍稱漢字舊名者,是不奉國法,恣行悖亂者也,察出決不輕恕”63。他又特別強調民族服飾、騎射亦不得廢,亦不能更改。他力圖維護本民族的獨立性,不致被漢族同化,同時,又倡導漢文化,將這兩個方面有機地結合起來,各自發揮其作用。他的主導思想,是在保持民族傳統文化的前提下,適當吸收漢文化,用以促進本民族的發展與進步。主觀意圖如此,但事物發展的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他制定并實施上述各項民族政策與文化政策,從形式上看,確是維護并保持滿族文化的諸多特色,而其內涵卻包容了漢文化的內容。漢文化以其博大精深的強大的穿透力,向滿族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滲透,顯示出她的影響無處不在。

太宗時期,是滿漢文化合流,滿文化漸趨“漢化”的時期。巴克什在接受漢文化的過程中,仍有發揮其作用的空間。然而,涌入清政權的大批漢官儒臣已經取代了他們的部分職責,如起草國書、皇帝諭旨、詔令等,已改由漢官負責,尤其是對明的具體政策、策略,以及相關的文移往來,非漢官莫屬。至太宗后期,巴克什不再占主導地位,已顯示出讓位漢儒臣的明顯趨勢。清軍入關后,滿族文化轉型,確立了以儒家為指歸的統治思想。在轉型的大潮中,滿族文化早期的代表—巴克什終被歷史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以漢文化為主體的新一代滿族文化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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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重譯滿文老檔·太祖朝》卷49,第三分冊,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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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滿漢名臣傳》卷2,頁20。

11《重譯滿文老檔·太祖朝》卷49,第三分冊,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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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清太宗實錄》卷20,頁19。

18《清太宗實錄》卷17,頁10。

19《清太宗實錄》卷9,頁12。

20《清史稿·額爾德尼傳》卷228,頁9253。

21《滿漢名臣傳》卷3,頁53。

22《清史稿·達海傳》卷228,頁9256。

23《滿漢名臣傳》卷2,頁20。

24《滿漢名臣傳》卷1,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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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2,頁1,臺灣華文書局版。

27《清太宗實錄》卷11,頁19。

28《欽

定八旗通志》第5冊,頁3059,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29《清史稿·達海傳》卷228,頁9257—9258。

31《重譯滿文老檔·太祖朝》卷24,第二分冊,頁42。

32《重譯滿文老檔·太祖朝》卷24,第二分冊,頁7—8。

33《清太宗實錄》卷5,頁11—12。

3451《清太宗實錄》卷12,頁15。

35《清太祖高皇帝實錄》卷6,頁33—35,參見《清太宗實錄》卷12,頁15。

36《清太宗實錄》卷4,頁20—21。

37《清太宗實錄》卷4,頁31。

38《清太宗實錄》卷5,頁2。

39《滿漢名臣傳》卷3,頁53、69。

40《沈陽狀啟》,遼寧大學歷史系編印。

42《重譯滿文老檔·太祖朝》卷49,第三分冊,頁153。

4450《重譯滿文老檔·太祖朝》卷49,第三分冊,頁228。

45《滿漢名臣傳》卷3,頁57。

46《重譯滿文老檔·太祖朝》卷36,第二分冊,頁114。

47《重譯滿文老檔·太祖朝》卷40,第二分冊,頁139。

48《清史稿·武納格傳》卷230,頁9305。

49《滿漢名臣傳》卷5,頁125。

52《柵中日錄校譯》頁27,遼寧大學歷史系編印。

53《天聰朝臣工奏議》頁22,遼寧大學歷史系編印。

54《建州聞見錄校譯》頁44,遼寧大學歷史系編印。

55《清太宗實錄》卷61,頁30。

56《滿漢名臣傳》卷1,頁17。

57《清太宗實錄》卷1,頁10;卷22,頁22。

58《清太宗實錄》卷17,頁29—30。

59《清太宗實錄》卷14,頁16—17。

60《清太宗實錄》卷16,頁8—16;參見《尚氏宗譜》“先王實跡”。

61《清太宗實錄》卷59,頁7、11;卷60,頁17。

62《清太宗實錄》卷28,頁2。

63《清太宗實錄》卷1,頁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