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文學中憂患意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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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學的憂患意識,是作家對實現人生理想的深邃思考,是歷代進步作家對國家興亡、人民苦難深切關懷的藝術表現。丹麥文學史家勃蘭兌斯于《十九世紀文學主潮》一書中認為:“憂患意識普遍地存在于中國藝術之中,決定了中國詩詞的獨特基調。”而這種憂患意識,在中國近代文學中表現尤為突出,它始終貫穿于近代文學的方方面面。

近代文學史上的第一位詩人——龔自珍,早在嘉道年間就以敏銳的眼光,洞察到封建社會“日之將夕,悲風驟至”、“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為春”的衰世到來。他以飽含憂患的詩文抨擊時政,起到了“伐鼓撞鐘”般振聾發聵的作用,成為具有歷史路標式意義的詩人。繼龔自珍之后,一部分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相繼覺醒,涌現出魏源、林則徐、張維屏、張際亮、林昌彝、梁廷楠、周濟、湯鵬、魯一同、朱琦、姚瑩包世臣等一批具有遠見卓識的作家和文人學士,他們把審視的目光轉向動蕩與危機四伏的社會現實,倡言“經世致用”之學,為捍衛國家主權與民族尊嚴,以犀利的筆觸,寫下很多滿懷悲憤、飽含憂患的詩文。林則徐禁煙未果,雖遣戍伊犁,但仍憂患國事,“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2)充分表達了一位“封疆大臣”在民族危亡之際,以國事為重的赤誠愛國之心。中英鴉片戰爭在廣東燃起,英國侵略者的野蠻殘暴,廣東人民抗英斗爭的英雄事跡,激起年已60的詩人張維屏的義憤和愛國熱情,寫出《書憤》、《海門》等憂時憤懣之作,生動地展示了人民群眾反侵略斗爭的壯麗場面,盛贊三將軍英勇捐軀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道光二十一年,英國侵略者魔爪繼續伸向我國東南沿海,廈門被占,定海、寧波淪陷,鎮江失守,臺灣危急,侵略軍的殘暴,人民群眾慘遭蹂躪,引起閩籍詩人張際亮、臨桂作家朱琦、浙江鎮海詩人姚燮等的憂慮和憤慨。他們“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身之所閱歷,心之所喜怒哀樂,口之所戲笑訶罵,一皆托之于詩”⑶。朱琦抒寫的《老兵嘆》、《感事》、《關將軍挽歌》,姚燮的《聞定海城陷》、《北村婦》、《兵巡街》、《捉夫謠》,魏源的《江南吟》、《寰海十章》,龔自珍的《己亥雜詩》,金和的《圍城紀事六詠》,貝青喬的《咄咄吟》,林昌彝的《杞憂》等等詩篇,或揭露清朝統治者的腐敗和庸臣的卑怯投降,或暴露英國侵略軍淫掠中國人民的罪行,或描寫人民群眾奮起反侵略的斗爭,或悲憤國土淪喪,或歌頌愛國將領的凜然正氣。他們從血與火的現實斗爭生活中選取題材,多采用組詩或樂府詩體形式,透過白描和典型化手法,把自己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融化于具象描寫之中。

二

中國文學中的憂患意識源遠流長,并非稀見。從屈原到李、杜,從陸游、范仲淹、辛棄疾到吳偉業和清初三大思想家的詩文,無不滲透著安社稷、濟蒼生、建功立業、匡時濟世的憂國憂民、反侵略反壓迫的憂患意識,但是,只要我們拿古代文學與近代文學所表達的憂患意識加以比較,就不難發現,近代文學的憂患意識有以下鮮明特點:

1.反對封建統治的民主意識的覺醒。

在近代以前,作家們是站在“忠君”的立場,從維護封建統治階段利益出發而寄寓自己的憂患濟世之才的。如岳飛的《滿江紅》,“悲切”的是“靖康恥,猶未雪”,待從頭、收拾舊山河“為的是“朝天闕”。杜甫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詩句,但誰又能否認杜甫基于“忠君”的愛國思想的?屈原詩歌在表現其無限的憂患之時,不又在時刻盼望能得到楚懷王的重用呢?諸如此類的“愛國”、“憂患”都有一前提——忠君。

中國近代文學作品則發生了新的變化,作者目睹民族災難深重,憂患意識已沖破“忠君”和儒學倫理觀的束縛,而是站在全民族利益的高度,去洞察時局,關心民族,傾訴自身的憂憤和關切之情,近代作家均以自己的創作寄寓著強烈的憂患意識。作家開始抨擊清王朝統治者投降賣國的可恥行徑,表達了他們無比的憤慨和憂患意識?！把粗凵嚼俗鞫?羽書又報海南來。英雄效死偏無地,上相籌邊別有才。竟爾和戎曾地割,是誰揖盜把門開。從今敢笑陳濤敗,房官猶曾戰一回?！雹汝愄烊A在他的小說《獅子吼》里滿懷愛國熱情,尖銳地揭露了滿清王朝的殘暴統治和那拉氏的專橫侈糜,他向全國人民大聲疾呼,只有起來推翻這“洋人的朝廷’,才能驅逐帝國主義,挽救民族危亡。在第八回中作者借民主革命烈士審血誠怒斥最高統治者的話,表達自己對滿清統治的憤怒。

現在國家到了這樣,你們這一班狗奴才,只曉得賣國求榮,全不替國民出半點力,所以我打定主意,把你這一班狗奴才殺盡斬盡,為國民流血……?！?/p>

再看震旦女士的《自由結婚》,作者在揭露了“國家政權,都被盜賊霸持”之后,又以銳利的筆鋒,一針見血地戳穿了清王朝玩弄的“預備立案”的詭計:

他不立憲,我們還可以報仇,他立了憲,恩賜了幾十條狗彘不食的飲定憲法,再拿些小恩小惠,埋伏了人心,卻暗中箝制你,壓服你,使你不知不覺地服服貼貼地做他的奴隸。就是你要有什么舉動,也被他這條軟麻繩綁住,一點兒都不能做,于是他依歸盜竊神器,依舊江山安然無恙,盜子賊孫,萬世帝王,盜親盜戚,萬世官吏……”

這種鮮明的反封建、反君主的積極主題和先進思想,是古代作家作品所望塵莫及的,正是這一點形成了近代文學有別于古代文學的特征之一。

2.反對外國侵略的民族意識的覺醒。

古代作家表現強烈的民族意識、反對異族侵略的愛國主義作品并不鮮見。但嚴格意義上講,愛的更多的是本民族,作家常常是代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某一民族成員(主要是漢族)的利益而吶喊,因為自古以來我國就是一個以漢民族為中心而逐步形成的多民族國家。唐代王昌齡詩:“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5)這里的所謂“胡”指是匈奴(蒙族)?！扒嗪ｉL云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斬樓蘭終不還?！?6)這里的“樓蘭,’(西域國名)指的是新疆少數民族。

在鴉片戰爭以后出現的同類作品中,作家代表的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為抗擊外國侵略,保衛祖國領土完整而吶喊。如丘逢甲《送頌臣之臺灣》:“親友如相問,吾廬榜念臺。全輸非定局,已溺有燃灰。棄地原非策,呼天儻見哀。十年如未死,卷土定重來。”此詩寫于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當時隨同內渡的護臺抗日義軍壯字營統領謝道隆(字頌臣)重訪臺灣,作者以詩勉之,并表達了自己為國雪恥的決心。作者是漢族人,但并不因當時是清王朝統治而不愛國。此外,像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等一批憂國憂民的愛國志士,他們于國家遭難、民族垂危的年代,滿懷匡時濟世的遠大抱負,以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開始實現新型知識分子的雙向角色認同;他們既繼承發揚了我國歷史上士大夫的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的優良傳統,同時又面對現實,在反帝反封建的斗爭中“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擔當起以文藝為武器啟蒙和喚醒民眾的責任。他們是政治家,躬身投身變革現實的斗爭;同時又是詩人、文學家,積極從事文學創作實踐,從而在近代文化的歷史背景下,推進了“憂患意識”以及抗擊外侮侵略的民族斗爭精神內容。足涉英倫、學貫中西的嚴復,以其“自強保種”的愛國心,首先向國人介紹西方社會進化論,用以取代我國傳統的“變異說”和體用論,進一步催化了近代思想家、文學家的自覺民族意識,引發起以救亡圖存為目標的憂患意識的深化和觀念形態的更新。辛亥革命期間,孫中山明確地提出,中國是一個統一了數千年的多民族國家,“民族有統一之形,無分割之勢”,認定中華民族是一個多民族,即“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的國家,主張發揚中華優秀文明并“舉西人之文明而盡有之”的中西匯通之原則,把爭取民族獨立,重建國體與國家統一的目標緊緊結合在一起。所有這些變革求新、奮發自強、振興中華,以及睜眼看世界,堅持民族平等的新概念,于20世紀初,極大地開拓了文學創作的視野,增強了作家、思想家的歷史使命感、主權意識和凝聚全民族的團結抗爭意識,也深深影響到近代文學創作中的憂患意識和民族奮進精神。隨著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高漲,以柳亞子、陳去病、高旭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作家,繼承資產階級維新派文學革新傳統,成立了革命文學團體南社。盡管南社后期出現分化,但其“同人痛念時局淪胥;民智未迪,而下等社會猶如睡獅之未醒”的深沉憂患,提出“以改革惡俗,開通民智,提倡民族主義,喚起國家思想為唯一目的”的創作主旨,自覺地把小說戲曲納入啟蒙教育和政治鼓動的軌道。在新的歷史階段,我國近代文學正是為中華民族意識之覺醒,反對列強侵略,團結全民族共同戰斗而呼號、吶喊。新晨

總之,近代文學反對侵略斗爭、反對滿清統治,強調中華民族意識的覺醒為主題的作品與過去同類作品相比較,雖然二者都具有濃重的憂患意識,但近代文學作品不僅在主題意義方面深化了,而且具有不同的本質特征,那就是:過去的這一類作品,屬于封建文學的范疇,而近代文學中的這一類作品,則已帶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文學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