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創新與政府自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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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指中國的社會主義還是初步的、不發達的、不完全的、不完善的或“不夠格”的社會主義。其現實的歷史進程很難說比現實的資本主義歷史進程要高。這說明，中國社會主義的不成熟性和非社會主義因素的存在和發展的合理、合法性。這種“二重性”進一步證明中國現處在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時期，具有“多質性”。這種多質性主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及狀況參差不齊的多層次性；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且相互作用；人對人的依賴關系、人對物的依賴關系與人的自主性全面發展關系要素并存且相互作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一定程度社會化的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與一定程度社會化產品經濟要素并存且相互作用；農業社會的技術形態、工業社會的技術形態、與信息社會的技術形態要素并存且相互作用，等等。對此，我們曾把現階段的中國比喻為一座大“熔爐”或活的“博物館”，幾乎人類社會形態的不同階段、不同領域的各種要素都共存于中國現實的社會之中。這種多質性的社會，它既含有作為過去遺跡的前資本主義的因素、又包含作為現實基礎的社會主義的因素和非社會主義因素，還包括未來社會主義的因素。在這些因素當中，現實的社會主義因素與非社會主義的因素相比，前者應當占主導面，這是由中國社會發展的質的規定性決定的。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把中國國情的質理解為“社會主義定向性”（注：喬耀章：《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縱橫談》，蘇州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246頁；《略論作為社會主義定向的政治發展》，《江蘇社會科學》2002年第2期。）。這種作為定向的社會主義同非社會主義的成份或因素長期共存與競爭、互動與互補，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共存共榮，達成“命運共同體”。正因為如此，中國國情與政府創新存在著內在的本質的關聯性。政府創新是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始階段政治、經濟、文化的“多質性”發展規律使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始階段的政治、經濟、文化不能不決定著、制約著、影響著中國的政府創新。從“應然”層面說，中國的政府創新應該是社會主義的或社會主義定向的政府創新；從“實然”層面說，中國的政府創新只能是社會主義初始階段的政府創新。

何為政府、何為中國政府呢？中外學者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與討論。中國學者一般從廣義和狹義上理解和使用政府概念。如中國改革開放恢復重建政治學以后，由趙寶煦先生主編的第一本政治學教科書《政治學概論》中就明確地指出：“政府一詞，歷來就有廣義和狹義兩種不同的解釋。在資本主義世界，實行總統制的國家，政府通常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全部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機關。這就是所謂廣義的解釋；在實行議會內閣制的國家，政府通常是指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機關。這就是所謂狹義的解釋。”（注：趙寶煦：《政治學概念》，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頁。）趙先生關于政府的這個界定在中國政治學界產生了比較廣泛的共識和影響。但同時也提出一個值得商討的問題，即政府是否只同國家相聯系？我們帶著這個問題，在廣泛閱讀學習借鑒中外學者研究政府問題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礎上，提出和初步論證了“非國家機構的政府”問題（注：喬耀章：《政府理論》，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12頁。）。在國內，關于中國政府的法定含義有兩種：一是建國初年“共同綱領”規定的集立法、行政、軍事、司法于一體的廣義的政府，一是始于1954年憲法規定的狹義的政府，即指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或國家行政機關。（注：陳紅太：《當代中國政府體系與政治研究法》，經濟日報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頁。）值得一提的是，國內學者關于中國政府的狹義解釋幾乎沒有大的分歧，而對于廣義政府的解釋則存在著較大分歧，主要表現在：一些學者將對政府概念的界定從國家機關的立法、司法、行政機關擴大到所有國家機關，包括軍隊、警察等暴力機構，如芮明春主編的《政府學》，高民政主編的《中國政府與政治》等就是持這種解釋；另一些學者則將對政府的概念界定從國家機關擴大到國家機構以外的社會領域，這里又有三種情形：一種是把政府＝國家＋社團＋民間組織＋社區政治機構，如辛向陽在其著《紅墻決策：中國政府機構改革深層起因》一書中關于政府的五級定義的前兩級定義就是如此；另一種是把中國共產黨納入中國政府定義之中，如王敬松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政治》一書中就基于中國政府的特殊結構，把中國共產黨放在了廣義的政府之中；胡偉著《政府過程》一書認為，共產黨組織是當代中國政府機構的核心，無論就廣義的政府還是狹義的政府都是如此；朱光磊著《當代中國政府過程》一書主張政府等于國家機構的總體與執政黨之和，認為這反映了當代中國的實質；第三種是提出更大的政府概念，它超越了國家機構的總體與執政黨之和，而提出“政府體系”概念，并主張用“政府體系”概念等同或取代政府概念，如由曹沛霖、林尚立教授等編著的《當代中國政府理論研究叢書》在總論中就使用了“政府體系”概念，作者把政府體系優化的基本組成概括為10個方面；陳紅太研究員認為“政府體系”這一概念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它是對當代中國政治組織及其相互關系、或制度、體制的極高度的邏輯概括，認為應該用“政府體系”的概念替代“政府”概念（注：陳紅太：《當代中國政府體系》，華文出版社2001年版；《當代中國政府體系與政治研究法》，經濟日報出版社2002年版。）。

以上對政府概念所作出的“超國家”機構的解釋不同于我們提出的“非國家機構的政府”概念，把政黨等納入政府的研究對象雖有事實根據，但是值得商榷。我們既不能簡單地認為將政府概念的解釋限定國家機構范圍內就是受西方學者的影響而不能自拔，也不能簡單地認為如果不把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納入政府概念就是無視當代中國政府的實質，就是不可想象的。事實上，“政府”與“政府體系”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概念，不能簡單等同。非國家機構的執政黨、政協和“單位”也不能同政府相提并論，它們只構成政府的生態環境和履行職能的工作對象，雖然過去和現在仍然在一定范圍和程度上還存在著“黨政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等現象，但是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向縱深發展，這些現象會逐步淡出政府，做到各自相對獨立，各就各位，各司其職，各務正業，逐步理順黨政關系。通過政府創新逐步達到“解放政府”，這也應是政府創新的內容和基本走勢之一。由此可見，作為政府創新中的“政府”，應當是指同國家機構相聯系的政府，首先和主要的是指狹義的政府。

創新，是人類智慧之樹上最為璀璨的花朵，也是當今知識經濟時代人們大力弘揚的理念。然而，“創新”是一個很嚴肅的大字眼，人們不要輕易言“創新”。因為創新是很不容易的，它對創新者的素質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么，何為創新呢？在這里，我們有必要對“發現”(disc-overy)“發明”(invention)“創造”(creation)“創新”(innovation)等幾個概念進行辨析。

有學者研究證明，如果沒有發現，便不會有人類的發明。人類的每項發明都是建立在發明者對某種特定自然規律的發現性認識的基礎之上的。發現可以分為自發性發現與自覺性發現。前者是人類對自然規律現象外在性的首次感性認識，后者亦即通常所說的科學發現，是人類對自然規律內在性的首次理性認識。如果溯人類文明之河而上，就會發現古代社會時期的發明大都是在自發發現的基礎上獲得的，而近代的發明則多是自覺的發現。然而我們也應看到，對于理性的科學發現來說，發明起著極其重要的決定性作用，科學發展史也同樣證明發明亦為發現之母。從這個意義上說，發現與發現是互相促進、互相發展、緊密聯系的兩種過程。發現引發新的發明，發明同時導致新的科學發現。發明是科學發現的基礎（注：郭成安：《發明與發現》，《新華文摘》2001年第9期。）。至于創造與創新，學者們有兩種不同看法，一種看法是，創造和創新在本質上沒有什么區別，都是指通過革新、發明、產生新的思想、技術和產品，另一種看法是，創造的意思是原來沒有的，通過創造，產生出新的可稱為“無中生有”；而創新則是指對現有的東西進行變革，使其更新，成為新的東西，可稱為“有中生新”。創造與創新的聯系在于，創造性最重要的表征是創新，亦即創造概念包含著創新。既然創造具備了新穎、獨特的屬性，那么，表征創造核心價值的創新，就更應該表現出“首創”和“前所未有”的特點，這是不言而喻的。與創造的詞源不同，創新是一個外來詞，創新的含義有兩點：引入新的概念、新東西和革新，亦即“革故鼎新”（前所未有）與“此入”（并非前所未有）都屬于創新。熊彼德曾給創新下過定義，他把“新的或重新組合的或再次發現的知識被引入經濟系統的過程”稱之為創新。這種定義要比“首創”“前所未有”的創造指稱更寬泛，它包容了前所未有，也包容著對原有的重新組合和再次發現。并且把新知識“引入經濟系統”才算完成，才能使發明者成為創新者（注：葉平：《“創新教育”解析》，《新華文摘》2000第3期。）。我們可以對“發現”“發明”“創造”“創新”這些概念不作嚴格的區分，而只需注重它們的共性：非教條性、非守舊性、非封閉性、非片面性和狹隘性。我們認為創新的基本內涵可包括：其一，創新應當表征出自覺地合規律性，以免創新主體的自發性、盲目性和隨意性；其二，創意雖無窮，資源則有限，創新應當擁有原創性或首創性即前所未有，這是創新的原義或本義；其三，與合規律性和原創性相適應，創新應當努力站在前人的肩上，具有文明、健康、進步和發展性或不可逆性、傳承文明與開拓進取的統一性，不可庸俗地將任何“新”都賦予“創新”字眼；其四，創新應當立足在梯度發展的現實基礎上有條件地將已有的創新進行重組或再現，萬事不必另起爐灶，從頭做起，這是合規律性的一種具體體現，對于后來者來說也是一種創新，但不等于簡單的“拿來主義”；其五，創新應當將創新精神與創新能力有機地結合起來，使任何一種創新都能夠進入可操作性的過程，并使之轉化為現實的社會生產力。這五個方面是我們對創新的初步理解。

政府“綜合創新”淺析

政府創新是政府改革、政府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或是政府改革、政府發展的合歷史邏輯的引申。根據上文對中國國情、政府和創新的理解，我們認為政府創新是一項艱巨的系統工程，無論是從狹義的或廣義的抑或是“政府體系”的角度看，政府都需要辯證的“綜合創新”，而不能孤軍奮戰，搞“單一創新”，也不能“畢其功于一役”。本文所指的政府綜合創新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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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史性與共時性相統一的政府綜合創新

歷時性與共時性相統一的政府綜合創新同上文論及到的中國國情的“二重性”、“多質性”相關聯。一方面，歷時性的政府創新是一種綜合性、縱向整體性的政府創新。從生產關系角度或“五種社會形態”角度看，就是要處理好作為社會主義定向性的政府創新與資本主義的政府傳統（在中國還有封建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即舊中國的政府傳統）和未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高發展階段政府創新的關系。從生產力角度或“三大社會形態”角度看，我國社會發展基本上還處于第一大社會形態，即人對人依賴關系的社會向第二大社會形態即人對物依賴關系的社會轉變過程之中，商品經濟、市場經濟仍然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旋律。我國的政府創新就是要建立在這一歷史發展的真實進程基礎之上，處理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府創新與繼承計劃經濟的政府傳統的關系。這種歷時性政府創新具有寬廣深厚的歷史基礎的優點，基本屬于“重組”性、“引入”性、“有中生新”性創新，但這一優點也可能蛻化為一種惰性力量從而成為制約政府新的創新的阻力。另一方面，共時性的政府創新，是一種綜合性、橫向整體性的政府創新，其實質就在于開創未來，創造新的“傳統”，從而把社會歷史推向前進。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創新既不能教條主義地對待計劃經濟條件下的政府傳統，也不能教條主義地對待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傳統，而只能是“革故鼎新”的“無中生有”的原創性創新。共時性政府創新涉及到中外政府創新之綜合，國內不同層次如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不同區域如東部、中部、西部等，不同領域如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的政府創新之綜合。無論是歷時性的政府創新，還是共時性政府創新，都不能孤立地進行，只有把歷時性政府創新與共時性政府創新相結合，才能實現政府綜合創新。通過歷時態和共時態的政府綜合創新，逐步形成古今中外優勢互補的政府創新機制，以保障政府不竭的生機與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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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廣義與狹義及“政府體系”的綜合創新

為了敘述的方便起見，我們把這個問題分為三個層次。首先，作為狹義政府的綜合創新。如上文所述，對于狹義的政府，學術界沒有大的爭議，一般是指各級人民政府。狹義政府的綜合創新可以從多方面來論證，大體上可分為縱橫“十字”型創新和政治與行政統一性創新這兩個方面。縱橫“十字”型創新，主要是指縱向的政府層級及其行政區劃方面的創新，如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我國設立特別行政區，建立海南省和重慶直轄市，地市合并，撤縣建市，撤鄉建鎮，以及調整中央和地方關系等等就屬于這方面的創新；橫向的各級政府部門的機構設置、改革和調整，轉變政府職能，改革政府人事制度等等就屬于這方面的創新。縱橫“十字”型創新是政府創新統一過程的兩個方面。政治與行政統一性創新，主要是指隨著社會和政府的發展、擴延，政府的“雙重性”日益凸現出來。一是政府的政治性，一是政府的行政性，即政府是政治性和行政性的統一。如西方的政務類公務員和業務類公務員；我國的領導職務和非領導職務公務員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政治與行政的統一。有必要指出的是，自伍德羅·威邇遜創立現代行政學以后，特別是古德諾提出著名的政治與行政“二分法”以后，似乎政府只與行政相關，而與政治無關，這是一種有著廣泛而且深遠影響的誤解。事實上政府中的政治與行政是不可分割的。中國政府的政治與行政不分由來已久。“政府”的政治表現為是非、善惡，而行政則表現為效率、優劣。隨著現代化的進程，在政府中政治和行政之間的聯系更為密切，它們日益顯現出相互支持的趨勢（注：陳紅太：《當代中國政府體系與政治研究法》，經濟時報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260頁。）。既然如此，中國政府的創新就不能局限于政治創新（計劃經濟時代）或行政創新（市場經濟時代），而只能將政府的政治創新與政府的行政創新并舉，顯示政府綜合創新特征。如目前中國政府貫徹落實主席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引進新公共管理、治理理念等就是政府綜合創新的重要舉措。其次，作為廣義政府的綜合創新。廣義的政府一般是指所有國家機關，主要包括國家的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和行政機關。所謂廣義政府的綜合創新從理論上講是指政府立法創新、政府司法創新和政府行政創新（狹義政府創新）三者之間的“同步”創新，三者之間相互作用，相互促進。但是，廣義政府的諸方面發展是不平衡的，它們的改革和創新將分輕、重、緩、急進行。實踐證明，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首先對政府改革和創新的呼聲最大的是作為狹義政府的改革和創新，正因為如此，人們往往對政府改革、創新問題最為關注的就是狹義政府的改革和創新，很少聯想到廣義政府的改革和創新，這是帶有片面性的。事實上，如果沒有廣義政府的配套改革和創新，狹義政府的改革和創新就很難順利進行并卓有成效。在中國，人大的創新、司法的創新與政府的創新同等重要，一個都不能或缺。再次，作為“政府體系”的綜合創新。前文已述及，學界提出“政府體系”概念，這也是一種創新，并有學者主張用“政府體系”替換“政府”概念，這是值得商榷的。不過，使用“政府體系”概念，旨在將“政府”概念擴大到國家機構以外，把政黨，尤其是執政黨，把企業，把社團、群眾自治組織等，也包括在“政府”之內，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下的中國國情。目前，被學者們列入“政府體系”的各主體無一不面臨改革創新的歷史性選擇，尤其是政黨、執政黨、企業等等的改革和創新，其中，執政黨的改革和創新最為核心和關鍵。通過它們的創新，一方面，借此理順它們同國家、政府的關系，另一方面，也作為政府（狹義和廣義的）創新的生態環境創新來同政府（狹義和廣義的）創新產生互動效應，將政府綜合創新推向新階段。以上三個層次的政府綜合創新，自然形成三個同心圓，最中心的圓是狹義政府綜合創新，其他兩個圓都是它的生態環境的綜合創新。這三者之間互動互補，任何一方面的創新都不可或缺，由此構成當代中國政府綜合創新體系的全景式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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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理論、制度、技術、實踐的綜合創新

中國國家主席2000年6月在寧夏、甘肅考察工作時，提出了“體制創新”、“科技創新”、“理論創新”的概念。6月30日，在為美國《科學》雜志撰寫的社論中提出要“推進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和體制創新，提高全社會創新意識和國家創新能力，這是中國實現跨世紀發展的必由之路。”2001年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他又用“制度創新”替換了“體制創新”的提法。國家副主席在有關講話中，還與理論創新相適應，提出了“實踐創新”的概念，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充分發揮歷史主動性和革命創造性，不斷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創造新經驗，努力推進黨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根據國家領導人的講話精神，我們擬把政府綜合創新的具體內容概括為：政府理論創新、政府制度創新、政府技術創新和政府實踐創新。只有將這四方面創新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較完整地構成政府綜合創新。其中，政府理論創新，主要是關于政府起源、政府性質、政府目的、政府規范、政府環境、政府結構、政府功能以及政府發展等等方面的知識、觀念的創新；政府制度創新，主要是關于政府民主制度、政府法律制度、政府經濟制度、政府文化制度以及政府體制、政府運行機制等方面的創新；政府技術創新，主要是關于政府現代化的工具、技術、網絡、手段、方式、方法方面的創新；政府實踐創新，主要是關于政府公共管理活動中對國家事務、社會事務以及自身內部事務進行治理，解決公共問題、提供公共服務、取得公共收益最大化的行為創新。這四個方面的政府創新是一個有機的整體，缺一不可。相對于政府理論創新來說，政府的制度創新、技術創新和實踐創新可歸結為實踐創新范疇。政府理論創新源于政府實踐創新，而政府實踐創新又有賴于政府理論創新先行，政府實踐創新檢驗政府理論創新，推動和發展政府理論創新。政府理論創新的實現程度，取決于政府實踐對于政府理論創新的需要程度。既然政府制度創新和政府技術創新屬于政府實踐創新范疇，那么，為什么又將它們從政府實踐創新中凸顯出來呢？這是因為相對于政府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而言，政府制度創新和政府技術創新是介乎其中的橋梁或紐帶。一方面，政府理論創新不能直接作用于政府實踐創新，而只能通過政府制度和技術創新的中介間接地作用于政府實踐創新。同樣的政府理論創新可以作用于各種不同的政府制度創新和政府技術創新，進而作用于不同的政府實踐創新。另一方面，政府制度和技術及其創新的缺失或不完善（體制性障礙）可能誤導或反向作用于政府的實踐及其創新，產生消極的負面影響，導致偏離政府公共管理實踐的價值取向。因此，一旦政府理論創新問題解決之后，能否有政府制度，政府技術創新及時跟上去就是起決定性的因素，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倡導和盡可能實現政府理論創新層面，還要努力通過政府制度和技術創新將政府理論創新貫徹到政府實踐中去，進而實現政府實踐創新。除了政府理論創新和政府實踐創新的關系、政府制度和技術創新中介于政府理論和實踐創新的關系外，還有政府制度創新和政府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簡言之，政府制度創新（選擇）不能超越政府技術創新、變遷內在規律，政府技術創新依賴于政府制度創新。總之，一方面政府理論創新不能超越政府制度創新內在規律，政府制度創新不能超越政府技術創新內在規律，政府技術創新不能超越政府實踐創新內在規律，這體現著唯物論；另一方面，政府實踐及其創新依賴于政府技術創新，政府技術創新依賴于政府制度創新，政府制度創新依賴于政府理論創新，這體現著辯證法。政府理論創新、政府制度創新、政府技術創新的出發點和歸宿點都在于政府實踐創新。政府理論創新領先，政府實踐創新第一，做唯物論和辯證法的統一論者，這是我們研討政府創新問題必須確立的一個基本理念。

政府創新有賴于“政府自覺”

在中國，政府綜合創新勢在必行，但是，政府綜合創新是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實現的，而只能有賴于“政府自覺”。如果我們不刻意思考一下“政府創新”與“創新政府”這兩個漢語詞匯有什么不同，還以為這兩個詞義很相近或相同，其實不然。“創新政府”屬于被動態概念，它置政府于被創新客體地位，誰來創新政府，創新主體不一定是政府；而“政府創新”則屬于主動態概念，它置政府于創新的主體地位，內含政府自創，發揮政府自覺的主觀能動性。事實上，政府創新動力來自內外兩方面。外部動力有政黨特別是執政黨、有國家、有社會、有公眾等等，內部動力則主要來自政府主體能動作用的發揮，來自政府自覺，這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政府創新的外動力只有通過政府創新內部動力才能發揮作用。如果沒有政府主體能動作用的正確發揮，如果沒有政府自覺，政府綜合創新就難以實現。

費孝通先生在《經濟全球化和中國“三級兩跳”中的文化思考》一文中明確提出“文化自覺”概念。費老認為“文化自覺”是當今時代的要求，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對其發展歷程和未來有充分的認識。也許可以說，文化自覺就是在全球范圍內提供“和而不同”的文化觀的一種具體體現（注：費孝通：《經濟全球化和中國“三級兩跳”中的文化思考》，《光明日報》，2000年11月7日。）。費老的“文化自覺”概念對我們思考政府創新問題，進而引申并提出“政府自覺”具有重要的啟迪作用。在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府創新，代表著當代中華民族對于自身的創造性潛能的一種深度發展和自覺運用，古老的中華民族正在創新中逐步找回自信，醞釀著偉大的復興。自政府被創造發明以后，創造力、創新力就是政府特有的能力，它直接地是以潛能的方式存在的，必經通過政府的自覺開發和積極運用才能發揮作用，政府在開發和運用自身創造、創新能力的自覺程度、廣泛程度和深刻程度與政府的創造性潛能的實現程度之間呈正比遞進關系。是因循守舊，還是銳意創新，對政府來說，則表明其自覺性水平，特別表明其公共精神和對于未來的責任和態度。

政府創新本質上是對社會、國情認知的結果，必須基于對社會、國情發展規律的認識和再認識。社會、國情發展規律決定著政府創新的基本性質。有什么樣的社會，國情發展規律就產生什么樣性質的政府創新。社會、國情發展規律作用的好壞，決定著政府創新效能的高低。但這并不等于說政府創新總是消極被動地適應社會、國情發展規律。事實上，政府創新具有相對獨立性，它對社會、國情發展規律能夠起到巨大的能動作用，這種能動作用的大小及其作用力的方向，取決于政府創新是自發還是自覺的及其自發性和自覺性的程度。所謂“自發”是同“自覺”相對的，原指人們未認識、未掌握客觀規律的一種活動，在這種活動中，人們無遠大目的，盲目地為客觀必然過程所支配，往往不能預見其活動的后果；而“自覺”則是指人們認識并掌握一定客觀規律時的一種活動，這是人們有計劃的有遠大目的的活動，在這種活動中，人們一般能預見其活動的后果。同理，政府創新也可分為“自發的政府創新”和“自覺的政府創新”。前者是指政府在未認識和掌握社會、國情發展規律時的一種創新活動，其創新成本往往比較高；后者則是指政府在已經認識并掌握了社會、國情發展規律時的一種創新活動，其創新成本往往比較低。前者或遲或早必然向后者發展，后者則必須以前者為歷史前提和基礎。因為政府創新也必然是一個不斷從自發走向自覺的自然歷史過程，從“自發”的政府走向“自覺”的政府，從“自在”的政府走向“自為”的政府。一般說來，與公有制社會相聯系的政府創新比私有制社會的政府創新更具有自覺性，因為政府有領先的理論指導，通曉歷史發展規律。但是在中國，由于特殊的歷史條件，選擇了以社會主義為定向的發展道路，由于缺乏其成長發展的自然歷史前提和基礎，從而使這種“自覺”大打折扣。如何使“政府自覺”立足于現實的科學的基礎之上并發揮得適度，這是擺在我們理論工作者和實踐工作者面前的一項重大課程（注：喬耀章：《公共行政與公共哲學》，《江海學刊》1999年第3期，第49-53頁。在該文中作者提出并初步論證了“自發的公共行政”與“自覺的公共行政”問題。）。

在現代社會、國家和市場經濟條件下，現代政府的主體能動性有不斷增長上升的趨勢，這是必然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中國政府的一個突出特點就在于它特別強調政府的主體能動性。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決定的，如有亞細亞生產方式及歷史傳統的影響，有人民革命方式的影響，有蘇聯模式的影響，還有因為落后而追趕發達國家的后發需要等等。在中國人民革命勝利后，由于落后，急于改變“一窮二白”的面貌，自然就訴諸政府主體能動作用，運用國家政權的力量，選擇了政府主導型發展模式，以高度組織化方式進行社會動員和管理社會生產，實現國民經濟超常規的跳躍式發展，盡快消滅貧窮，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這正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生動體現，本無可指責，人們應當歷史地公正地評價中國計劃經濟時代的政府主導作用，不應當全盤否定。從歷史的角度看，這也是一種有歷史責任感的自發的“自覺性”。但是，問題在于當時政府的主體能動性作用或自發的“自覺性”發揮得失度，產生了影響廣泛又深遠的負面效應。隨著經濟全球化、產業微軟化、IT化的逐步發展，政府主導型發展模式注定會漸顯極限，中國不可能永遠超然自得地維持舊的發展模式。目前中國正在進行的政府改革，就是在調適政府主體能動性作用的力度，規范政府主體能動性作用的方向和價值坐標，實現由政府推動型向社會自主型轉變，由“自發政府”到“自覺政府”、積極政府的轉變（注：喬耀章：《政府理論》，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喬耀章，孫枝俏：《論積極政府——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模式比較研究》，《江南社會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

在既定的歷史條件下，提倡“政府自覺”對于實現政府綜合創新非常重要，它意味著對于政府創造、創新本性的深度發掘和自覺運用，將對中國產生極為現實和深刻的積極影響。要使可能的“政府自覺”成為現實的“政府自覺”，我們以為有許多工作要做。其中，最為緊要的是要積極處理好政府與政黨、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國家、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政府與公民的關系；確立政府“獨立人格”，即政府必須從某種依附性的從屬性的地位中解放出來，獨立依法行使屬于自己的職能和行政權力，做到政府“自立”和“自治”；弘揚政府“公共精神”——相對于傳統意義上的效率觀念和價值目標的一種多元化的“公共精神”：民主行政的精神，公平、公正、正義的精神，為最廣大人民利益和公共利益服務的精神；增強政府責任感、使命感，積極回應社會，包括對執政黨負政治責任，對國家權力機關負執行責任，對司法機關負法律責任，對自身系統負行政責任，對公民和社會負公仆責任；提升政府能力，主要表現為政府能否制定切合實際的現代化公共政策，能否有效地推行和貫徹這種公共政策，以及能否持續穩定地將這種公共政策引向深入的能力（注：喬耀章：《政府理論》，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政府職能轉變滯后的表現和成因》，《社會科學戰線》，1996年第6期。張成福：《論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中國行政管理》，1995年第5期。施雪華：《政府權能理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限于篇幅，這些問題不在此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