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未來命運在于共享繁榮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改革未來命運在于共享繁榮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面臨嚴峻就業壓力要不要調整思路

目前城鎮失業率4％這個指標基本可以不看，統計口徑看來還需要反映現實。目前就城鎮來講，2001年城鎮登記失業人數與國企下崗職工共1400萬人，約相當于城鎮從業人口的5.8％。如果再加上非國有企業下崗職工600萬人，全國大概有2000萬下崗和失業人員，相當于城鎮從業人口的8.3％。但根據《中國的勞動和社會保障狀況》白皮書，從1998～2001年，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累計有2500萬人。應該注意到，這些下崗人數，還只是國有企業的下崗者，并不包含其他所有制企業的下崗者。目前中國城鎮至少有2500萬人等待飯碗，相當于城鎮中每10個人有一個人失業，這已經十分接近國際警戒線。比較令人警惕的是，現在不是工人失業，而是“企業失業”，就是某一類型某一行業的企業垮掉；甚至“城市失業”，就是基地型，資源型城市的垮掉，這對社會穩定的傷害相當大。如果考慮到中國農村尚有1.5億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需要另尋出路，那么我們計算的結果是中國城鎮失業率為10.2％，農村失業率為30.6％，全社會從業人員失業率為23.8％。并且這個狀況在未來20年不會有根本性好轉。更為嚴峻的是，國有企業工人的下崗通常是以強行買斷工齡的形式進行的，作為弱勢群體的工人在遭遇解除勞動合同時基本上不具備談判能力，只有默默忍受；而農村流動人口的就業不僅廣受歧視，辛勤勞作一年也并不一定會拿到工錢，沒有工作而帶來經濟壓力并同社會角色上的屈辱感。

在就業問題上，政府可能存在兩個失誤，一是重視再就業甚于重視就業。其實全面小康最主要的地區必然是農村的小康，目前城鄉間每年的人口流動次數已接近2億人次，不將就業的中心工作從再就業的視野中轉移出來，抓就業是失去了主線。二是重視正式就業甚于重視非正式就業。所謂非正式就業，就是用工合同不周全，用人時社會保險費用繳納不齊的雇傭方式。這一塊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呢？還是善意引導，保證起碼的勞工人身安全和薪酬發放？不去引導和重視非正式就業，在今天還僅僅是年末民工追討薪酬的集中潮，在明天就會演變成就業壓力而沒有泄洪口，并且黑工黑人的慘劇就會越嚴重。

農村稅費改革如何評價

農村稅費改革出現了強烈的反彈趨勢。人們一度期望稅費改革后，能將農業稅調整在600億左右，而三提五統調整在1200億左右。設置農業稅本身究竟有什么法理依據？若說是流轉稅，農業稅并非在貨物和服務流轉過程中征收，而是農作物收獲時征收。若說是所得稅，那么絕大部分中國農民的純收入水準根本不足以讓其成為所得稅的征收對象。若說是資源稅，恐怕也莫名其妙。農業稅是個和稅收常識相悖的“四不象”稅。從法理依據看，征收農業稅的法律依據是1954年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和199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頒布的《國務院關于對農業特產收入征收農業稅的規定》。前者是1958年實施嚴格的城鄉分割式戶籍管理制度的前奏，而后者不是通過人大認可的法律。至于目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依據以上“條例”、“規定”制訂的“細則”、“辦法”，更不足道。農業稅缺乏合法性依據，只能是攤丁入畝的延續思路，何況稅費改革本身就有加重糧食重點產區和產糧大戶的負擔之虞。

從歷史角度看，中國農村稅費改革無非就是將附屬在農業稅上的苛捐雜費規范化，以免民怨沸騰，不堪收拾，但并稅式改革千年來沒有成功的先例。例如在安徽進行的稅費改革的大體做法，就是把原有的多達數百項的各種收費，合并為農業稅和農產品特產稅，這兩者稱為“正稅”，上交給縣鄉兩級基層政府。此外還有一筆附加稅，實際上就是往年的村提留，這筆收入留在村里，用以維持村級財務的日常開支。歷史上類似改革也許可能在短期內使“向來叢弊為之一清”，然而它的結局卻毫無例外地與初哀相反。原因很簡單：“名目”之果雖減，“巧立”之因不絕。所以，再稅費改革難不在稅費，而在理順財政和整頓吏治。其實，稅費改革反映了財政本身的舉步維艱。2002年，農村稅費改革最終只是確定在安徽及其他新增的16個省份試行，就是因為國家拿不出更多的錢來資助地方財政，農民的稅費負擔暫時有所減輕了，可縣、鄉（鎮）兩級政府卻感受到了改革帶來的壓力。縣級財政保證鄉（鎮）、村不留資金缺口，過去由鄉村自行承擔的農村義務教育部分教師工資，改由縣級財政承擔；過去的“五統”被要求納入預算管理；對于“五保戶”、軍烈屬的補助也一律由縣級財政支持。此外，鄉以下編制名義上雖然縮減了，并不代表著財政供養的人員就減少了，縣鄉財政仍在或明或暗地供養著他們。縣財政支出因此出現了大幅的增長。鑒于稅費改革主要靠縣鄉村的基層干部推動，可是財政可支配收入劇減，既導致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能力大為下降，還直接影響到基層干部的可支配財力，有的縣鄉甚至連干部的工資也發不出來，這自然會影響他們推動改革的積極性。欲動稅費而吏治不改，既動稅費而上級財政轉移支付卻不足以彌補基層財政的缺口。

在我看來，出路有幾條。一是農村稅費改革不如一刀切。所謂一刀切就是省、直轄市、自治區根據地區經濟發展，制定農民的年均繳納農業稅總額并長期不變。例如，某省可以宣布省內農民人均繳納農業稅180元，一定20年不變，從村鄉到省乃至中央不再另外收取任何費用，就將農民作為繳納固定稅的小額納稅人來看待。這樣簡易行之，天下皆知，政府違之就視為行政搶劫。二是土地承包權的流轉市場要建立。十六大報告中也明確指出要建立包括土地流轉在內的多種要素市場，《土地承包法》是重要的，農民失地失業當然困苦不堪，但最為重要的是給予農民選擇權，森得諾獎的關于貧困的研究其實就是一句話：貧困往往是人禍甚于天災，農民貧困在于選擇權被剝奪。十六大報告中也說要通過市場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這就意味著農村自發的互助小組、農業協會都可以辦，村一級已經開始直選，在農民組織化程度漸進提高的同時，鄉以下其實最缺乏的是有效的合法暴力的提供，而不是鄉作為行政機構的存在。

中國公眾從社會經濟改革中共享繁榮程度是否不足

從日韓的經驗看，日本和韓國分別經過近20年的高速經濟成長期后，人均收入分別從數百美元達到了大約5000美元的水平。而中國經濟從1978～1996年間的年均GDP增幅為9.5％，1997～2002年間年均增幅達到了7.8％，較之當年的韓日并不遜色，但是人均收入僅僅上升到不足1000千美元。以全國工資總額看，目前大約僅在1～1.2萬億之間，改革開放24年來，全國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從17％下降到12％，其中有16年工資總額/CDP的比重是下降的，上升或持平的僅有8年。那么中國繁榮的巨大財富何在呢？至少從工資總額上不能看出來。更為令人驚訝的是，目前中國出現了居民儲蓄增長額超過了全國工資總額的情況，例如2002年工資總額大約是1.2萬億，而居民儲蓄卻增長了1.5萬億。

有統計局的同志說工資總額不能反映中國民眾的生活，如果按他的數據，2002年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6800多元，農村是2400多元。那么，城里4.5億人年可支配收入就有3.1萬億，城市就業人口不過2億多，這樣城鎮居民工資就差不多月均2000元了，這不大可能，現在全國范圍看，人均月工資1000元就不錯了。那么，工作外的其他形形色色的收入能和工資持平嗎？同樣是不可能。早在1997年，國家統計局、勞動部、全國總工會、民政部、衛生部、中國人民銀行聯合組織了“中國職工生活進步調查”，在這次民意調查中，81％的被調查者表示，近5年來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靠的是“工作單位”發的工資、獎金和福利，只有8％的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與兼職收入有關。如果城市居民主要還是由國有部門供養，那么這些城市中的“小康”就是政府發放的，而不是市場孕育的。現在一些缺乏活力的城市之所以能夠繼續維系其表面的穩定和繁榮，部分原因在于向農村“吸血”，所出現的結果自然就是一個相當繁華的城市和一個相對蕭條的農村。可以說，城市的繁華建立在國有部門的支撐之上，也是以農村的蕭條為條件的。目前這種趨勢在蔓延，1997年以前是農村邊緣化，成為財富沙漠，而城鎮是財富孤島；現在是小縣城在邊緣化，財富向大都市集中，那些燈紅酒綠的大城市成為令人驚訝的財富孤島，這些孤島會不會淹沒我們？所以，我同意中國社會需要“托底機制”。如果在城鎮大規模地推行社會保障體系，則這個體系85％的支出將被保障3億多的城鎮人口，這不行，必須救濟和保障并重以建設全國性的社會救濟為主，必須農村和城市社會保障并重以建設地市縣的社會保障為主。

為什么社會滿意程度急劇下降

在改革開放之初，實際上是中國放棄了命令經濟。行政約束了自己在經濟領域的瞎命令，因此從經濟角度上看，是一個明顯的帕累托改進，沒有人在經濟上吃虧但有人得到好處，所以改革的凝聚力很強。而蘇東原來是計劃經濟，因此休克療法損害了相當多的人的既得福利，而遭遇到改革的阻力。現在這一階段已經結束了，社會資源的分配進入你爭我奪的階段，社會中心群體和邊緣群體之間的隔閡加劇，但中間收入階層非常薄弱，不能共享繁榮的改革必然是動力不足的不穩定改革。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在2000年時進行的“社會分層、公眾心態與社會穩定”課題研究中，得出了這樣的調查結果。當問到“與1995年相比您現在的生活是變好了還是變壞了”時，回答“好了許多”的占42％，回答“好了一點”的占34％，回答“幾乎一樣”的占12％，回答“差了一點”的占7％，回答“差了許多”的占5％。當問到“您認為您5年后的生活會比現在好還是會不如現在”時，回答“會比現在好許多”的占40％，回答“會比現在好一點”的占39％，回答“幾乎一樣”的占13％，回答“會比現在差一點”的占6％，回答“會比現在差許多”的占2％。可見中國人對過去5年和未來5年的心態是謹慎樂觀，但不能忽略竟有高達20％的被訪者持悲觀態度。認為“醫療改革”“會有損失”的占36％，認為“會有好處”的占35％，認為“沒有好處或損失”的占29％。認為“勞動就業制度改革”“會有損失”的占14％，認為“會有好處”的占40％，認為“沒有好處或損失”的占46％。可見醫療改革和勞動就業改革，在相當程度上沒有得到公眾的支持。

為什么這些少有民意基礎的經常要碰壁的改革仍然會出臺？中心群體離邊緣群體太遙遠！另外，2001年度“零點生活指數”的研究結果表明，城市居民對未來生活的態度中，覺得未來生活“會變得很好”的樂觀群體比例明顯下降，預期“不會有什么變化”和“說不清”的群體也分別占到14.9％和18.4％，市民對未來生活的發展變化顯得更加難以預料。社會經濟改革應該讓更廣泛的群體在改革中受益，這是深化改革的起點和歸宿。不確定性氣氛濃重的社會，會使得很多改革措施出臺的效果打折扣甚至適得其反。

反行政壟斷的分拆熱令人困惑

近年來，千夫所指，使得壟斷部門不斷被分拆，電信、電力、航空等無一例外，反壟斷的本意是好的，但有個方法的問題。說到反壟斷，就是一招：拆！如果你承認有一些經濟部門是攸關國計民生的命脈行業，是需要國家獨資或控股的行業，那么某些企業集團出現壟斷利潤或者壟斷虧損就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因此石油石化行業有利潤不值得夸耀，關鍵要看企業的經營績效有沒有快速提高。反壟斷也不能僅僅一拆了之。例如電力改革就存在不奏效的憂慮，今明兩年可能會缺電嚴重，為什么？“十五”后三年能夠投產的機組只有6000多萬千瓦，而2002年一年的用電增長是1500億千瓦時，至少要吃掉3000多萬千瓦的容量。之所以出現這種嚴峻的局面，主要原因是1998年到2001年之間對電力供需形勢的判斷失誤造成的。當時有三個觀點：一是全國電力富余；二是今后的電力增長大概是3％到4％；三是三年不開新項目。此外可能和三峽的倉促上馬不無關系。電力體制改革至今，直接的收獲是干部增加了3倍，但國電的壟斷變成了電網的壟斷，問題依舊在那里，并且電價反而可能上升。再如農網改造，對農網的改造可能犯了和糧食流通體制一樣的錯誤，就是不補貼作為消費者的農民，不補貼作為生產者的電廠，而是補貼到流通環節中去，結果花幾百億改了若干省的農網，農民仍然一戶每月只用幾度電，為什么農網不能放開由民間資本來運作？另外，城鄉同網同價也是不大現實的，有長期用電合同的大戶是躉售自然電價低，單個農戶是零售自然電價高。回過頭來再看反壟斷：如果承認有需要行政壟斷的部門，那么就不要有分拆之名而無分拆之實，拆完了企業吸血者多了壟斷利潤沒了企業集團也垮了；如果不承認有需要行政壟斷的部門，那么重要的不是拆而是行業準入和競爭，壟斷利潤自然會攤薄。陷入現在一拆就靈的倉皇改革，已經到了必須反思的時候。

對房地產和汽車行業的政策是否恰當

回顧2002年的宏觀經濟，投資增長快速，出口主要是托美元走軟所賜，消費基本平穩，但對房地產和汽車行業的政策是否恰當？預期2003年經濟增長稍遜色于2002年，為什么？消費尚可，但外貿目前不穩，一是不能指望今年人民幣仍然會隨美元有如此大的貶值，除非美伊戰爭久拖不決，二是出口退稅情況不理想，2001年出口退稅未退余額為1600億，2002年出口退稅安排不充分，增加了未退余額500億，結果目前未退余額為2100億人民幣，給財政以巨大壓力。今年外貿可能較去年稍差。

面臨最大不確定性的是投資。2002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4.3萬億元，比上年增長16.1％，為1996年以來的最高增速。這當中呈現三個特色，一是國家引領的大項目紛紛上馬，去年基本建設投資1.7251萬億元，比上年增長16.4％；更新改造投資6584億元，增長11.1％，都很驚人。二是制造業投資空前激增。去年第一產業投資全年僅僅完成投資1106億元；但第二產業投資1.0703萬億元，增長22.9％，其中，原材料工業、機械電子工業、輕紡工業投資分別增長32％，33.3％和33.9％，這和中國在全球制造業中定位的清晰化有關系。三是房地產和汽車行業投資增長迅猛，例如房地產開發投資7736億元，增長21.9％。上述三塊中，大項目是不會再令人目瞪口呆了，人間奇跡已經不少。制造業投資應該是平穩的，而房地產投資，去年對有無泡沫之爭論非常激烈，今年宏觀調控下行業收縮難免；汽車行業，供求失衡已是定局。但對房地產和汽車行業的政策是否恰當？

汽車產業是被人為的行政政策嚴重延緩的行業。通常我們說汽車行業是支柱產業，通常我們又指責中國汽車行業散、亂、差，但從根本上說，中國汽車行業的投資不足、分散以及決策失誤是應反思的最重要原因。長期以來，我國汽車工業投資強度一直偏低。建國以來一直到“七五”結束，我國汽車工業的全部投資總共只有2322億元，汽車零部件行業的投資不足千億，如此可憐的投資不如投資一個水庫，且散布于數千家企業，中國如果能在這種狀況下形成有國際競爭力的汽車產業，無異于天方夜談。目前雖然汽車行業有所起色，但壁壘森嚴，外資有持股比例限制，民間資本進入往往一波三折，并且在汽車行業重引進甚于重自主開發。目前發達國家中，美日汽車業投資占制造業投資的8％左右，法國、巴西、韓國等需要鞏固或趕超其在全球汽車工業中地位的國家，其汽車業投資占制造業投資比重的15％左右，而中國不過百分之四五。如此漠視產業上下游帶動能力極強的汽車產業，豈非政策失誤？行業準入和價格管制的堡壘還準備延續到什么時候？至于房地產行業的泡沫之爭更是如此，你不在這個行業內，沒有拿自己的錢出來做房地產，那么關于房地產有沒有泡沫的任何論斷，都是不需要負責任的便宜話。

國有銀行業的改革近年來是否被大大延誤

比照一下1997年以來的多次金融工作會議報告的內容就可以看出，1997年時的問題現在仍然是問題，準備進行的改革也仍然在準備，國有銀行的改革被大大延誤了，它們存在被邊緣化的危險。

為什么中國銀行業的改革這么難？其一，通過國有銀行集中金融資源，以高度計劃化的方式進行配置迄今無退潮的跡象，銀行資金被作為準財政資金使用的巨大慣性，使得人們認為對銀行業的市場化改革取向將直接導致政府對資金直接調配能力的下降；其二，當初國有銀行業改革的推進者，很大程度上就是現在需要被改革的對象，因此“羅素悖論”再度浮現：誰為理發師來理發？誰能企望既存國有銀行體制的最大收益者去觸動和推進可能弱化其權力和收益的改革？如果不對銀行業進行改革，那么所有的改革成果就會面臨驟然間被危機洗掠得面目全非的可能；不正視問題的姿態并不意味著問題可以不存在。

就目前中國四大國有銀行而言，最緊迫者在三點：一是轉變以官本位為基礎的激勵約束機制，促使銀行內部黨政企分開，使銀行具備可能形成公司治理結構的基本上壤；二是吸收外部注資，這種外部注資既可以來源于民間也可來源于外資；三是強化內部風險管理機制，使得銀行的操作風險盡可能地降低。中國銀行業經過了20多年的風風雨雨，已經到了不能靠小修小補就能對付，中國銀行業的改革直接牽系到中國經濟能否享有長久的繁榮。新晨

順帶需要說明的是，傳說日盛的銀監會并非必然需要成立并且成立之后就可以必然奏效的方案。其一，根據中央銀行法，中央銀行具有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進行金融監管的雙重職能，因此要設獨立于央行的銀監會，需先修改法律。其二，理論上央行并不存在所謂執行貨幣和實施金融監管的“角色沖突”的問題，目前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論調，關鍵在于央行的獨立性不足，貨幣政策的制定權不在央行，一旦貨幣政策的基調被定為擴張、收縮或穩健，金融監管就淪落為配合這樣的貨幣政策的婢女，例如一說房地產有泡沫，就可能出現以監管為名干預商業銀行對房地產開發和消費的金融支持。在央行的獨立性問題得不到比較好的解決之前，即使有銀監會也不會給金融監管帶來突飛猛進的改觀。證監會就是先例，中美證監會就機構設置是相仿的，但效能大相徑庭，原因就在于美國SEC有監管中最為重要的懲罰權。其三，實踐上并不存在央行和金融監管必須分離，并且一分離就可以改善金融監管的充足的經驗分析。目前之所以變得呼之欲出，那無非是本來具有某種金融業干部監督權的上層，和資歷深厚的國有銀行干部的下層，共同希望謀得一個對自身而言更寬廣的發展舞臺。這也反映出近年來改革名實如何相副的問題，農民可以失業，工人可以下崗，對于沒有必要再存在下去的某些金融管理機構，為什么不能整體撤掉？

回顧改革開放的20多年和剛剛過去的2002年，我仍然深刻地覺得，經濟體制改革要能深入下去，就必須使得更多的人能夠參與進來，共享繁榮，從改革中切實地改善自己的生存狀態，否則改革就不可能獲得深厚的民意基礎。此外，經濟體制改革需要政治文明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