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政視野下的新聞自由探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憲政視野下的新聞自由探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新聞自由是一把雙刃劍，它因反對專制統治而緣起，以保障人民的知情權為使命，又因其對政府特有的監督功能而被譽為憲政社會的第四種權力。作為言論出版自由延伸出來的一項集體人權，新聞自由既充實了憲政的內涵，又給現代憲政理論提出了新的課題。

關鍵詞：新聞自由；憲政；國家權力；公民權利

一、歷史的敘說及敘說的立場

從人類憲政史和新聞自由史來看，新聞自由與憲政是相伴而生并且隨著憲政的發展逐步得以完善。在民主憲政國家建立的前夜，人民已感受到封建專制對人民表達自由的粗暴踐踏。被學界公認為新聞自由先驅的17世紀的啟蒙思想家彌爾頓在反對封建制度對人民表達自由的限制的同時，第一次闡述了新聞自由的理念，并認為言論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并看作是新聞自由母源體。隨著憲政在英國的確立和報刊業的發展，新聞自由作為公民基本權利之憲法原則不僅被深深地根植于英國政治生活之中，而且對法國和美國的憲政革命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宣布自由傳達思想是人類最寶貴的權利之一；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禁止國會制定削減言論自由的任何法律。早期的立憲主義者之所以重視新聞自由，表面上看是因為新聞自由獨特的監督功能，實則是因為他們對分權理論存在的可能缺陷的深切憂慮所致。分權制約理論隱含的一個前提是：各個權力部門都能夠按照憲法的規定相互監督和制約，任何一個機關都不能徇私枉法。然而，這種分權與制衡機制并不能避免各個公權力部門結成利益共同體。于是，立憲主義者就需要解決監督監督者的原動力問題。從立憲主義的目的出發，這一責任必然最終落到構成公共利益主體的廣大公民身上。但是，如果以公民的個人權利去監督和對抗國家公權力無異于很難，于是新聞自由這種集體性權利對公權力的制約價值獲得了立憲主義者的青睞。以1919年魏瑪憲法為標志，自由本位的憲政理念被社會法治所代替，新聞自由的價值理念也從個人自由主義轉向社會責任學說。然而，隨著新聞自由的商業化，新聞自由的理想不斷與其他自由發生沖突，受憲法保護的新聞自由遭到媒介經營者的濫用，公眾的自身利益受到侵犯，人們因此對新聞自由產生懷疑，不信任，對媒介濫用新聞自由的批評接踵而至。霍姆斯法官在1919年申克訴聯邦政府案(Schenchv.U.S)中首次提出了“明顯和即刻的危險”標準開啟了對新聞自由限制的先河，隨后卻在德國走向了極端。在二戰期間，法西斯殘酷的暴行，公眾的自身利益遭到嚴重的損壞，人們感到新聞自由只是虛設，新聞自由再一次被剝奪的危害，公眾強烈要求還新聞以自由。聯合國大會在1946年宣布：“新聞自由當為基本人權之一，且屬聯合國所致力維護的一切自由的關鍵。”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戰后一系列有關人權的國際條約又重新確認了新聞自由的基本人權地位，但是也對新聞自由作了最低限度的限制。

二、新聞自由與公民權利的契合與乖離

作為公民言論、出版自由延伸出來的一項集體人權，新聞自由與公民權利在價值上是契合的。早期的新聞媒體也是以對政府的監督者和人民的保護神的面目而出現。但是，大眾化報紙產生后，商業化帶來了新聞媒體角色在一定程度上的變異，這種變異的“權利”無論從性質還是從效果上看都已大不同于公民的權利，本來是從個體言論、出版自由延伸而來的新聞自由，在實踐中成了一項“制度性的基本權利”和不可或缺的憲政制度并在一定程度上膨脹和異化為了“權力”。正是在此意義上，學界提出了“第四權力”理論，認為新聞自由權是憲法所設定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權之外的第四種國家權力。但是，由于傳統憲法對現代新聞自由價值認識的錯位而缺乏對這種“權力”的約束，因此相對于三種傳統國家權力而言，制度化的“新聞權力”濫用的可能性似乎更大。如果說這種準權力由于無強制力作后盾而在與傳統國家權力的對抗中處于劣勢的話，異化為“權力”的新聞自由由于其獲得了公共資源而在與“私域”中的公民權利的沖突中卻是強者。此時的新聞自由已經與公民權利在價值上發生了背離，新聞侵權勢必會越來越受到自由的人民的關注。新聞侵權的形式和種類以及如何處罰學界已論述頗豐，下面僅就對新聞侵權進行懲罰的憲政基礎做一分析。首先，新聞自由被憲法保護，是因為其有利于人們發現真理并監督國家權力被濫用。如果新聞自由被濫用，人們賴以信任的憲政秩序就會受到損害，從而導致其他合法自由也會最終喪失。其次，新聞自由的權利并不是沒有限制無限大的，它同其他憲法權利一樣也有必要的限度，當其權利超過了一定的限度就會構成對他人合法權利的侵害，這樣就稱之為新聞侵權。再次，“無救濟便無權利”，當某新聞媒體無制約濫用權力的同時，就應當讓其承擔侵權責任，這也是憲政限權的應盡的義務。貢斯當曾指出，“為了捍衛出版自由，我始終主張懲罰那些誹謗性和顛覆性的作品。”如果像對待國家權力那樣只重公權力層面的新聞媒體群體意義上的自由而忽視了作為個人意義上的公民自由權，在私權領域內也傾向于保護新聞自由而不對新聞侵權進行懲罰，損害的不僅是個人的利益，而且還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

參考文獻：

[1](英)丹寧.法律的界碑[M].北京：群眾出版社，1986：209.

[2](英)約翰•彌爾頓.為英國人民聲辯[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140.

[3](英)約翰•彌爾頓.論出版自由[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45.

作者：吳順安 單位：安徽師范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