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下的工會力量與收入公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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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美國社會收入不公不斷加劇，窮人收入占全國總收入的比重持續下降，而富人所占據的份額卻急劇上升。與此同時，在新自由主義反工會政策的影響下，美國工會的實力也不斷降低。美國工會會員在職工總數中所占比例已從1954年的35%下降到1981年的不足19%。通過分析新自由主義政策實行前后，美國收入分配政策的變遷和工會力量的變化，總結出了1981年之前工會力量能夠有效抑制美國社會的收入不公。在新自由主義實行之后，政府的反工會政策使工會力量大大削弱，美國社會的收入不公不斷加劇。

一、美國收入分配政策變遷與工會力量

（一）里根之前時期里根之前，較溫和的戰后共和黨總統均接受羅斯福新政下的勞動和福利改革。他們認為需要加強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并實行“需求管理”，保障充分就業。在政府干預的過程中，保護弱勢原則是干預過程必須遵循的原則之一，在收入分配政策中，具體體現為保障工人權益和增大稅收調節力度兩方面。例如，1950年美國工資工時法生效，工人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到了75美分，同年國會通過了社會保險法，將退休工人養老金平均增加了77.5%。1953年聯邦養老保險受益范圍為4500萬人，失業保險覆蓋范圍達3500萬人。同時，二戰后美國政府加大了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力度，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一度高于70%。因此，這一時期被稱為“大壓縮”時代[1]。與此同時，在1950-1976年間美國的基尼系數從0.38降到0.365。相比之下，貧困率的變化更大，從1959年的23%下降到1978年的11.5%?？偟膩碚f，在里根之前時期，美國的收入分化狀況經歷了戰后初期收入差距狀況明顯緩和與20世紀五六十年代收入較為公平兩個時期。而這一時期也是美國工會發展的鼎盛時期。自1897年美國勞工部有統計記錄以來，美國工會會員一直在增加，曾在20世紀中期達到高峰。1897年美國工會會員僅44萬，到1901年和1920年分別增加到105.8萬和503.4萬。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工會會員占工人總數的比例最高，超過1/3的非農業雇員加入工會，占整個勞動力人口的1/4。從絕對數字看，1966年達到1790萬的最高紀錄[2]。如前所述，在里根之前，較溫和的戰后共和黨總統均接受羅斯福新政的理念。在羅斯福新政下，美國通過勞工立法和反托拉斯立法的制約關系，建立了勞方、資方和政府的三方合作機制，為美國工會的發展創造了適宜的制度環境。新政實施期間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初期，美國工會一直保持著興盛態勢，工會在政治體系中的影響力擴大，并運用自身影響力縮小了勞工同其他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3]。有資料顯示，美國工會會員數量由1920年的105.8萬上升到1966年的1790萬。這一期間美國各階層的收入分配差距是趨于縮小的。最富有的20%家庭占有全國總收入的比重由1947年的43.0%下降到1973年的41.0%；最貧窮的20%家庭收入占全國總收入的比重由5%上升到6%。貧富差距達到了二戰以來的最低水平[4]。此外，在里根政府主張的新自由主義到來之前，由于工會力量的強大，削弱工會力量的政治努力很少成功。工會力量的強大有效抑制了收入的不公平性，至少是減緩其生長。

（二）里根政府時期1981年，當羅納德•里根就任總統時，政治發生了一次逆轉[5-8]。與之前的共和黨總統不同的是，里根沒有延續羅斯福新政下的勞動和福利政策，而是致力于新自由主義準則的推行[7][9]；他堅信政府應盡一切力量避免與勞動力市場發生沖突。此外，他反對帶有政治性企圖的集體談判，以保護富裕的家庭免遭因勞動力市場波動而造成的傷害。1.里根政府時期的收入分配政策受新自由主義影響，里根政府時期收入分配政策體現在工資談判制度、減稅和削減社會保障津貼等方面，被稱作“劫貧濟富”的政策。里根-布什時代有一套系統的理論，試圖盡可能多地扭轉勞動法的準則。這一時期還出臺了打壓工會組織的政策[10]，使得美國社會的收入差距迅速擴大。里根政府時期的工資談判制度，從“集體談判”墮落為“讓步談判”。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由于美國經濟衰退和政府放松管制使得工人的失業率較高，工人們在談判中的地位下降，勞資雙方在工資談判中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美國企業的工資談判制度也由“集體談判”時代進入“讓步談判”時代。變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強迫工人接受“雙重工資定價”。新雇員的工資水平大大低于在職工人的工資水平，在幾年以后才有可能增加至全薪。第二，工資的經常性增長被“一次性總付”的方法所取代。這不僅避免了工資的持續性上漲，同時這種一次性“獎金”還包括了對加班、晚班、帶薪假期和養老金等的全部支付，大大減少了公司的勞動力成本[11]。在稅收方面，個人收入中利息和股息等非勞動收入的最高稅率從1982年的70%減到50%，資本利得稅自1981年6月起從80%減到20%。在1986年的改革中，利息和股息等非勞動收入的最高稅率再次從50%下調至28%。公司稅的最高邊際稅率從45％下降到34％[12]，與此同時，美國低收入階層的稅率卻從11%上漲到15%。減稅政策使得財富迅速向高收入人群和資本所有者移動。在里根執政期間，還通過了《經濟復興稅法》來支持商業精英，促使財富高度集中。廉價勞動力和低稅收通常是共和黨中富人群體支持者謀取利益的方式。在共和黨總統任職后，稅收政策更可能有利于富人，它至少間接地增加了貧窮民眾的負擔[13][14]。在削減社會保障津貼方面，美國于1981年8月13日頒布了《1981年綜合協調法案》，這一法案主張減少過早退休者的福利、減少福利項目等措施。此外，為避免財政赤字，里根政府提倡大力合并各種福利項目，要求福利方案把有勞動能力的成年人推向就業市場。2.里根時期的工會力量20世紀70年代美國工會力量持續衰落，工會會員的人數不斷下降，工會的組織影響力日益減弱。當時美國每年增加210萬新職工，而工會會員的總數沒有增加。到70年代末期,由于受到經濟增長放緩、經濟結構與就業結構方式轉型、國際競爭和技術進步等多重因素的影響，美國的工會密度持續下降。同其他發達國家相比，無論是在私人部門還是在公共部門，美國的工會密度都比較低。美國工會密度已從1954年的35%下降到1985年的14%[15][16]。自此，美國工會開始進入了持續的衰退期。里根政府堅決的反工會立場也嚴重削弱了工會的力量。1981年8月，聯邦航空管理人員舉行了持續3天的罷工以要求提高工資水平和縮短工作時間。這次罷工使得每天1.4萬多班次的航班中有大約一半停飛。里根政府采取經濟鎮壓的方式對空運管理人員的罷工進行干預，解雇了11301名罷工參與者[17]，使得整個80年代的美國工會發展受到巨大打擊，這也顯示了共和黨對工會的強硬態度[2]。在里根打破機場乘務人員的罷工后，雇主“開始強烈地反對新的組織，他們延遲工會認可的選舉。此外，他們與工會中的積極分子進行斗爭，并聘請反工會咨詢公司”。[18]

（三）后里根時期（克林頓時期）里根時期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實行有效地削弱了工會力量，并產生了持續性影響，具體表現為工會密度的持續下降和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1993年人克林頓上臺，克林頓任職期間(1993-2000年)大膽提出增稅計劃及公平負擔的原則，把增稅壓力主要放在富人身上。在此期間，個人所得稅大幅度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低薪工人的收入，但他反對集體談判和其他中間偏左政策[19]。因而，克林頓政府的勞工政策也損害了工會的利益。在福利改革方面，克林頓支持以市場為導向的福利改革，并在改革美國醫療保險制度上費盡心機。克林頓于1993年向國會提交了被稱為醫療保障法的醫療照顧改革法案，受到了共和黨人控制的國會的阻撓。在新自由主義政策實施中，由于共和黨在參議院和眾議院中的實力增加，使得共和黨獲得了更多的政治權力。他們對國會的控制促進共和黨獲得立法優勢，這是富人謀利的基礎，給窮人施加更大的經濟負擔。克林頓同樣支持全球化并放松對金融業的管制。作為總統，克林頓通過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區自由貿易協定的法律條款來支持全球化，并且制定其他政策以進一步放松對金融業的管制。這其中包括1993年的州際銀行法、1999年的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以及2000年商品期貨法案[20]。這些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實施造成了不公平的加速，在里根-布什任期的12年里，從1982到1993年收入不公平增長了11.2%，增長了2.5倍之多。窮人收入比重持續下降，富人收入份額卻快速上升。從1973至1995年的20多年中，最富有的20%家庭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從1973年的41.0%上升到1995年的48.7%。同期，最貧窮的20%家庭收入的比重從6.0%下降到3.7%。據世界銀行數據，2000年收入最低的20%家庭得到全部收入的3.6%，而收入最高的20%家庭得到全部收入的49.7%[4]。該時期美國工會會員率持續下降。1955年工會會員所占職工總數的比例達到39%的頂峰，1995年為15%，2000年降至13.4%，2006年更降至12.97%，為70年來的最低點[21]。罷工是美國工會維持其強大影響力的重要手段。就罷工方面看，次數也在減少。1960-1981年間，平均每年的大罷工達到275起，平均參加人數為130.6萬人。而1981-1992年間，平均每年的大罷工僅56起，美國平均參加人數減少到40.7萬人。在對每年參與人數在1000人以上的罷工次數的統計中發現，1980年為187起，2002年為19起。1980年罷工涉及人數是79.5萬，而2002年則是4.6萬名工人，這說明了罷工特別是眾多工人參加的罷工在美國越來越少。不僅僅罷工數量和參與度降低了，并且罷工的效力也降低了，導致了很多罷工以失敗告終。美國工人罷工進入了惡性循環，使工會的力量大大降低。

二、權力資源競爭：美國收入不公平問題的原因分析

對于美國社會收入不公現象產生的原因，有學者從比較政治學的角度進行了分析。但相較于比較政治學對這方面主要概念的基礎分析，運用權力資源理論解釋更為清晰。科皮(Korpi)認為，“不同階層的不同程度的政策資源波動導致了或多或少的不平等的發生，這也造成了經濟報酬分布的改變?！盵23]“假設在不同階層之間，權力資源的變動差異對分配政策有著顯著的影響。權力資源理論導致了一個假說的形成，即作為權力資源路徑是建立在權力分配會對政權運行造成偏差的基礎上，在這一過程中政治被期望在社會分配過程中起作用?！睆倪@個角度看，美國收入公平問題實質上是新自由主義下企業工薪階層政治資源的動態轉換的過程。新自由主義下，反工會政策、解禁金融的政策、宏觀經濟調控等具體的政策的獨立作用以合奏的方式擴大效果，導致了美國收入不平等的增加。

（一）美國工薪階層的政治資源匱乏不同階層的不同程度的政策資源多寡及波動，造成了社會或多或少的不平等，影響經濟報酬分布的改變。不像其他許多富裕的民主國家，美國近期沒有明顯地出現致力于為工人利益服務的政黨。政權主要由新自由主義下的反工會派別控制，而且政黨派別成為雇主重要的權力資源。在分配勞動成果過程中，他們犧牲工薪階層利益，為雇主利益服務。同時，美國工人階級的力量比較薄弱。美國工人多半心存通過個人奮斗成為資本家的幻想，對工人階級的階級斗爭不感興趣。其次，美國是移民國家，移民使美國工人因文化、宗教信仰不同等原因，難以團結一致。因此，美國工人階級的斗爭也就遠沒有歐洲國家激烈[24]。由于美國工人階級力量薄弱，使得社會主義運動在這里難以興起。長期以來，美國從未出現過較強大的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政黨或反映中、下層勞動者利益的左翼勢力。相反，保守勢力、右翼勢力則十分強大。作為壟斷資產階級主要代表者的共和黨、一直牢牢把持著政權，二百多年沒有改變。政權中，缺少強大的代表工薪階層利益的政黨，使工薪階層的工資待遇等各項利益很難得到保障。對于工薪階層而言，勞動關系和勞動力密切受到政治的控制，這些監管的做法往往被用來削弱勞工組織能力[8]。其次，里根時期的反工會政策使工會力量受到嚴重削弱，而在新自由主義被里根及其后的政府推行之前，工會可以影響不公平，維護工薪階層的利益。而在里根時代和后里根時代的工會密度減少下，新自由主義嚴重削弱了工薪族最重要的權力來源。權力資源理論表明，里根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推行增強了企業權力資源，而共和黨在參議院和眾議院中的實力的增加也加強了共和黨總統的政治資源。代表富人利益的共和黨對國會的控制會給不富裕的工薪階層施加很大的經濟負擔，這很可能是共和黨總統任職期間收入不公加速的原因。收入差距擴大的數據表明：1980年以后新自由主義轉換應該與收入差距呈正相關。新自由主義政策得到里根及隨后各屆政府的支持，這些政策包括反對集體談判、減稅等措施，導致了收入差距的增長。

（二）金融自由化提升了高收入階層的政策優勢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促進了里根時代的金融業發展，克林頓任期內的金融自由化，通過提高最高收入的方式也導致了不公平的增長[25]。在美國政府決定解禁金融活動，對其實行自由化政策以后，財富的杠桿向富裕階層傾斜。雖然里根政府在不公平性大范圍擴展時期，控制了重要的金融活動，但被隨后新自由主義行政部門放松管制，許多公司開始通過其他努力以從純粹財務項目中獲利。行業內收入差距的決定因素和金融化經濟層面的增長，是通過提高“業主談判能力和高管薪酬的制定的過程”實現的，金融化增加了所有者和高管所期望的更高獎勵的能力。在新自由主義下，代表工人階層利益的工會的力量被嚴重削弱，它導致不太富裕的家庭收入停滯不前。而此時受金融活動解禁的影響，富人的收入增加，這兩個因素的結合有力地解釋了前所未有的美國經濟中不公平膨脹的現象。

（三）工會對國家政策的影響力被削弱工會幫助低收入階層提高福利的能力主要源自工人集體的力量。1981年之前，工會在政治上有足夠的影響力去抑制不公平的增長。但在里根任職后及隨后的新自由主義總統任職期間，聯邦政策降低了工會的效力[8]。這意味著自1981年后，工會再也不能成功地反對復雜的政治結果，這也增加了不公平性[26]。工會政策影響力被削弱，主要是通過削除之前已有的國家勞動政策的方式實現。里根政府之前，當工會力量強大時，它們是游說再分配政策最強大的利益組織：他們除了給聯邦政府施加最低工資增加的壓力，其他例子包括對醫療聯盟的支持[29]，反對削減聯邦食品券計劃，工會大大壓縮著公司內盈利的差異，這一時期美國的貧富差距達到二戰以來的最低水平。然而里根時期的反勞工全國勞資關系委員會（NLRB）的合約以及隨后的新自由主義實施，對工會組織的作用具有直接的負面效應。政府的反勞工說辭也導致了工會在工作場所影響力的削減。這些行為給雇傭者傳遞了一個明顯的信號，那就是反勞工的全國勞資關系委員會以及政府幾乎不可能去處罰不平等勞動關系——雇主之后大量開始使用這種關系[18]。除了減少工會政策的影響，這些所謂的政策管理工會在公司里變得幾乎沒作用，因此它對于支付會費的成員幾乎沒有吸引力。加之工會力量削減導致了中等階層收入的停滯不前，接近于中層的收入與最富裕部分人的相當大的收入增長是不匹配的。工會力量的減弱導致了低收入者跟上高收入者步伐的失敗[30]。工會抑制貧富差距的能力被嚴重削弱。

（四）宏觀經濟波動轉換降低勞方經濟影響力在勞動力需求中，宏觀經濟的轉換影響著不公平，因為低收入者在經濟衰退時首先被解雇。在共和黨總統任期內，宏觀經濟政策也更青睞富人，它強調抑制通貨膨脹，而不是降低失業率，這樣的政策拉大了富人與不富裕者間的貧富差距，它使不富裕者在經濟衰退時損失巨大，而富人卻沒有受到同等的損失[31]。在經濟上行時，窮人未能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而經濟衰退時卻與富人共擔了損失，因此窮人比富人在經濟波動中損失大。當經濟衰退開始時，公司試圖保留其最具生產力的雇員——即那些給公司收入做出貢獻的人，而不是那些低技術、低薪的同伴。失業的增加將拉大收入差距[32]，因為失業將不同程度地傷害到不富裕的人[33]。同時，總產值也可能會影響不公平。當政治精英控制經濟增長中的較大的盈余時，這些精英將獲得更大規模的資源共享，這也會導致不公平的擴大[34]。在宏觀經濟的波動中，制造業的減少也會增加不公平。因為這些公司支付的工資通常接近普通雇員工資的中位數[35]。在競爭激烈的服務部門，大部分的工資是平穩的。然而，在這些行業中，勞動力在總成本中代表著很大的份額。服務行業的公司經常面對這種激烈的價格競爭，而他們通過更高的價格而推進更高成本的能力將會降低。由于這些公司一方面抵御工資上漲，另一方面又擴大在服務業的就業人數，這將引起更大的不公平。

三、經驗與啟示：工會促進收入公平的有效措施

美國工會在1932年到1945年期間得到了穩步的發展，在1945年到1954年間出現了一個長達十年的中斷。在隨后的五十年中持續衰落，這種趨勢極有可能會繼續下去。在對美國收入政策及工會力量分析后發現，在1981年之前，工會力量強大并且有足夠的影響力去抑制不公平的增長。而在1981之后，工會的持續衰弱使其對美國收入不公的抑制力減弱。因此，工會應從自身角度出發，不斷提高自身力量，從而促進收入公平。

（一）加強工會對工薪階層的吸引力工會的主要職能是增加其會員的工作安全，改進工作環境和條件，提高他們的工資和福利。因此，工會要增強自身對工薪階層的吸引力，必須完善工會內部的管理，并且盡力維護工薪階層的利益。工會只有增強對工薪階層的吸引力，才能增強工會自身力量。同樣，只有工會力量的強大才能在工會運動中為會員爭取更大的利益，進而提高社會收入的公平性。首先，工會應該把自己看成解決社會問題的主要方式，提升其社會動員能力。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美國工會在應該變革的時候選擇了沉默，選擇了沒有遠見的做法，即盡力保護會員現存的勞動合同，而不是組織新的會員。美國工人階級結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世界各地的移民越來越多地涌入美國，他們從事的行業涉及農業、工業、交通運輸等各個領域，他們工資很低，沒有醫療保險等福利政策，其實很需要工會來組織他們進行集體談判。工會在反對職場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排外主義、宗教偏見等方面的短時失聲，致使工會失去獲取權力資源的有利時機。其次，工會要加強內部民主，避免高度官僚主義結構的出現。內部民主包括傾聽成員的心聲和意見，讓成員發揮力量，促進他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Friedman(2004)指出，當工會失去他們的民主使命時，就會遇到障礙而無法前進[36]。美國工會的弱化一方面是由新自由主義政策造成的，另一方面也與工會組織逐漸喪失戰斗性有關。工會自身存在的官僚主義作風以及某些人的腐敗行為是工會衰落的原因。工會的民主不僅包括爭取工人在工作場所的民主，還包括工會內部民主。工會的組織結構和機構必須適應并服從于工會會員的利益，將工會內部團結起來，發揮成員的積極性。

（二）利用集體談判權抑制過度高薪集體談判是指由工會代表勞動者與單個或多個雇傭者就勞動環節各方面問題進行協商談判的過程。集體談判是市場經濟下協調勞資關系的重要手段，通過它能夠實現統一、平等的工資和勞動條件標準。因此，工會必須利用集體談判權維護工人利益，抑制過度高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全美汽車工人協會和全美鋼鐵工人協會的引領下，集體談判權在美國發揮了強有力的作用。集體談判權確保工資水平與經濟增長同步，提供一種利益增長機制，使工人可以分享到經濟發展中的生產力收益。但在里根時期，經濟衰退和政府放松管制使得企業以高失業率為主要工具，對工會施以壓力。企業的工資談判制度由“集體談判”時期進入“讓步談判”時代，工人在談判中的地位下降，使得美國貧富差距拉大。

（三）致力提高低收入者宏觀經濟風險的承受能力在勞動力需求過程中，宏觀經濟的波動影響著收入不公平。低收入者往往被最先解雇，因為他們大多從事的是技術含量低的工作，相較于那些高素質的人才，他們為企業創造的利潤較低。工會一方面要在工會運動中維護低收入者的利益，另一方面要及時了解工人的需求，加強對工人的職業培訓。工會在日常管理中要始終關注工人的工資和福利問題，在宏觀經濟波動過程中，通過法律等渠道降低工人的失業率。此外，工會要始終如一地保護其會員的利益，這需要工會長期的斗爭，最終提高所有人和整個社會的福利。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服務業中的工作崗位增加的越來越多，而服務業的工資較低，且主要的勞動力是移民、外來務工者和女性。他們承受著低工資和艱苦的工作環境，而且工作的內容技術含量相對較低，競爭力小。服務業的多樣化導致其會員組織工作與傳統方式不同，部分勞動者關心工作安全和工資，但是也有越來越多的勞動者更加關心教育、培訓和職業規劃等問題。因此，工會要積極組織對會員的職業培訓，增強會員自身的勞動技能，以提高他們在工作中的競爭力，從而增強低收入者對宏觀經濟風險的承受能力。

（四）深化工會對收入分配政策制定的參與工會在維護工人權益，平衡勞資力量、協調勞資關系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一個國家收入分配政策雖然不是決定該國經濟政策的首要因素，但這些經濟政策對調節社會的收入公平有著重要的作用，不可避免地會對社會分配格局產生影響，比如政府對社會保障事業的開支有效保障了社會下層人士的生活。而美國在戰后至70年代就是一個很好的范例。因此，工會應該深化對收入分配政策制定的參與，在收入分配政策制定中處于主動地位，運用自身所擁有的政治權力資源，使收入分配政策更有利于工人階級利益的實現，拉小社會的貧富差距，從而有效促進社會收入的公平。

作者：金世育 劉婷婷 單位：上海工會管理職業學院 華東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