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辦醫盈利狀況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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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溫州市社會辦醫盈利狀況及原因，提出社會辦醫盈利率管控建議。方法：以杜邦財務分析為主，結合衛生經濟學理論從醫療服務信息、醫保在醫療服務運營中的作用，以及高盈利服務為主的角度探討了溫州市社會辦醫院盈利率狀況及原因。結果：醫療服務公益性不足，較高的信息搜尋成本和醫保監管不足是溫州市社會辦醫盈利率較高的主要原因。結論：提高社會辦醫公益性服務激勵，加強社會辦醫醫療服務價格監督，擴大社會辦醫與商業保險合作，有助于促進社會辦醫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統一。

［關鍵詞］社會辦醫；杜邦財務分析；盈利狀況

鼓勵社會力量提供醫療服務是滿足群眾多樣化、差異化、個性化健康需求的關鍵，也是改善民生，實現健康中國戰略實施的重要保證。自溫州市作為全國首個社會辦醫試點城市以來，社會辦醫院數量快速增長，2016年溫州社會辦醫院數量共97個，比2012年增長41%，占到醫院總數的70%。與全國社會辦醫院中營利性醫院占比較高相同，2016年營利性社會辦醫院占到溫州市社會辦醫的70%。社會辦營利性醫院借助其靈活的管理和以市場需求為主的經營方式，不僅獲得了較高的經營利潤，也提高了醫療資源使用效率［1］。然而，醫療服務的特殊性決定了社會辦醫應以社會效益為首。為了鼓勵社會資源在加快補齊醫療事業發展短板的同時實現社會辦醫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統一，2017年5月16日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支持社會力量提供多層次多樣化醫療服務的意見》中指出，要加強對社會辦營利性醫療機構盈利率管控和社會辦非營利性醫院收益分配監管。然而社會辦醫盈利率狀況究竟如何？應如何進行管控？作者正是基于上述思考，以國家批準的第一個社會辦醫試點城市溫州為樣本，以杜邦財務分析法為主，分析我國社會辦醫盈利狀況，探索社會辦醫盈利率管控的適宜策略，為我國社會辦醫健康發展提供理論和實踐指導。

1資料與方法

1.1資料來源

溫州市將社會辦醫按經濟性質分為有限責任公司、普通合伙、個人獨資、民辦非企業與公私合營（民營資本加公立醫院模式），截止2016年溫州市社會辦醫院共97個，除民辦非企業的社會辦醫12個外，其它均為社會辦營利性醫療機構。從服務范圍看，溫州市社會辦綜合性醫院40個，專科醫院共57個，涉及口腔、婦產、精神、美容、骨科等20個類別。因為非營利性醫院占比較少，本文剔除了非營利性社會辦醫，選取了截止2016年底持續經營的所有社會辦營利性醫院。選取的社會辦醫數據包括服務量、資本，及其醫療服務收支等關鍵變量，本文數據均來源于《溫州市衛生統計資料匯編》。

1.2研究方法

本文以杜邦分析法為主要的研究方法。杜邦分析法是用來評價企業盈利狀況的常用財務指標，基本思想是以凈資產收益率為核心，并逐級將凈資產收益率分解為多項財務比率乘積，以研究企業盈利的深層次原因［2］。其中凈資產收益率反映了企業運用自有資本獲得收益的能力，總資產收益率直接反映了企業競爭實力和發展能力，權益乘數則反映了企業利用財務杠桿進行經營活動的程度。為了有效反映社會辦醫營利性醫院收益狀況，本文借鑒楊智勇［3］，曲建睿［4］，曹雁冰［5］等人研究，采用業務收入計算社會辦醫業務收益率和總資產周轉率，并以醫院業務收益率替代銷售凈利率。

2結果

2.1溫州市社會辦醫發展狀況

自2013—2015年連續出臺多項措施鼓勵社會辦醫以來，我國社會辦醫政策效應持續釋放，促進了社會辦醫的快速增長，2016年溫州市社會辦醫院門急診人次和出院人數增長率分別為70.61%和14.91%。服務量的快速增長和醫療服務價格以市場調節為主提高了社會辦醫業務收入和資產積累，2016年社會辦醫業務收入和總資產分別比上年增長了27.12%和33.92%。綜合醫院服務量和業務收入增長低于專科醫院，專科醫院中精神科類業務收入和資產狀況均高于其它專科醫院。

2.2社會辦醫盈利狀況

2.2.1凈資產收益率。凈資產收益率是評價社會辦醫經營狀況的綜合指標，2012—2016年溫州市社會辦醫凈資產收益率均值為16.6%，綜合性醫院凈資產收益率均值高于專科醫院。2016年專科醫院中凈資產收益率最高為精神類專科醫院（28%），其次是骨科（14%），第三是婦產科（6%），最低的是康復醫院（-35%）。醫院凈資產收益率受總資產收益率和權益乘數影響，溫州市社會辦醫凈資產收益率較高的專科醫院對資產具有較強的管理能力，而且資產構成適宜，在有效利用資本杠桿作用同時也減少了醫院籌資成本和償債壓力，有助于醫院醫療服務業發展。而凈資產收益率較低的醫院不僅總資產收益率低，其債務資本也較高。

2.2.2總資產收益率。總資產收益率是反映社會辦醫利用總資產獲取收益的主要指標，2012—2016年溫州市社會辦醫總資產收益率均值為14.3%，綜合醫院總資產收益率高于專科醫院。2016年專科醫院中總資產收益率最高的仍是精神專科醫院（41%），其次是骨科醫院（19%），第三是婦產科醫院（15%），最低仍為康復醫院（-54%）。總資產收益率是醫院業務收益和總資產利用效率的綜合反映，總資產收益率較高的骨科、婦產醫院總資產周轉率也最高達到了2.38次和1.23次，總資產收益率最低的康復醫院總資產周轉率僅為0.82次。可見，社會辦醫較高的總資產收益率主要得益于較高的資產管理質量和利用效率。

2.2.3業務收益率。業務收益率是總資產收益率和凈資產收益率指標的構成基礎，也是反映社會辦醫實際運營收益的關鍵指標，2012—2016年溫州市社會辦醫平均業務收益率為23.02%，綜合醫院平均業務低于專科醫院業務收益率。2016年專科醫院中業務收益率最高是骨科醫院（55%），其次是婦產科（51%）和精神專科醫院（40%），康復醫院處于虧損狀態（-67%）。骨科和婦產科醫療收入雖低于精神類專科醫院，但因其醫療服務收支結余較高，從而業務收益率較高。社會辦醫業務收入較高的醫院一方面在于其提供的醫療服務價格略高于公立醫院，另一方面其醫療服務成本控制較好，所以醫療服務收支結余較高。總之，根據杜邦財務分析，溫州市不同社會辦醫盈利率存在較大差異，但總體上社會辦營利性醫院盈利率普遍高于行業平均利潤率（6.5%）。

3結論與建議

3.1社會辦醫盈利率分析

3.1.1盈利率較高的醫院多以高盈利類服務為主。從溫州市社會辦醫發展和盈利情況看，盈利率較高的社會辦醫均以高盈利的診療服務和項目為主，并與公立醫院展開錯位競爭。例如凈資產和總資產收益率均較高的精神、骨科、婦產專科醫院，其提供的服務是公立醫院鮮少關注的領域，因此給社會辦醫發展留下了一定空間，提高了社會辦醫的市場競爭力，雖然公立醫院也提供服務，但社會辦醫更關注差異化的服務，以更加便利的服務吸引了患者，而且這類服務本身盈利率就較高。

3.1.2醫療服務信息透明度不高。醫患信息不對稱一直以來被認為是醫療服務的主要特征，但隨著網絡和信息化的快速發展，患者可以掌握部分所需的醫療服務信息，并且其信息可以促使醫療服務供方降低醫療服務價格約10%~17%［6］。然而有些社會辦醫機構就診的患者對醫療服務信息的保密性要求高于其它專科醫療服務，導致醫療服務信息難以在患者中擴散，這不僅增加了患者醫療服務信息搜尋成本，也使得醫院在提供過度便利性服務的同時，減少醫療服務價格競爭激勵。另外在錯位競爭的發展模式下，溫州市社會辦醫以補充性醫療服務和患者的多元化服務需求為主，差異化的服務增加了部分社會辦醫的壟斷競爭優勢，因此在允許社會辦醫服務價格以市場調節為主的管理體制下，難免出現以操縱醫療服務價格來提高其盈利率。

3.1.3醫保對社會辦醫監管不足。與公立醫院醫療服務費用的第三方支付為主不同，絕大部分社會辦醫因為提供的服務以非基本醫療服務為主，因此沒有被納入溫州市醫保定點醫療機構。目前溫州市除了較大的連鎖性營利性口腔醫院外，溫州市社會辦醫與商業保險合作很少，患者醫療服務費以現金支付為主。實踐證明，在以現金支付為主醫療費用支付下，醫療服務供方不僅可以誘導患者增加醫療服務數量或技術需求，而且缺乏醫保的第三方支付監管，供方過度醫療的財務風險將被完全轉嫁給患者［7］。可見，醫療保險監管不足也是社會辦醫盈利率缺乏控制的原因之一。

3.2社會辦醫盈利率管控

從上述分析可知不同社會辦醫盈利率狀況存在較大差異，對社會辦醫盈利率管控應區別對待。對盈利率顯著高于社會平均利潤率的社會辦醫應實施重點監管，避免社會資本過于集中而造成醫療服務資源浪費。同時引導社會資本提供社會需要且社會效益較高的醫療服務，加強對社會辦醫事中、事后監管是促使其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統一的關鍵。

3.2.1提高社會辦醫公益性服務激勵。美國是醫療服務市場化發展較高的國家，2016年美國非公立醫院提供的社區公益性服務是政府給予的稅收優惠價值的6倍多［8］，為了促進非公立醫院公益性服務，美國以稅收監管代替對非公立醫院的直接管制。從我國社會辦醫發展實踐看，政策對社會辦醫發展具有重要的引導作用，因此當前政府在鼓勵社會辦醫以發展健康產業同時，應進一步完善公益性服務稅收優惠政策，鼓勵營利性醫院將盈余用于醫療救助和慈善醫療等公益性服務，對社會效益較高的康復、老年等社會辦醫應給予適當財政補助。這不僅有助于糾正社會辦醫過分注重股東利益而偏重高盈利服務，忽視患者的真正利益，也有利于提高社會辦醫社會效益。

3.2.2規范社會辦醫醫療服務價格。為了鼓勵和支持社會辦醫發展，我國允許社會辦醫按照市場需求調整醫療服務價格，但這并不等同于不需要醫療服務價格管制。尤其在當前我國社會化快速發展時期更需要完善對社會辦醫運營監管，對社會辦醫提供的具有較低需求彈性和較高社會效益的醫療服務價格實施重點監管。一方面，采用行業平均成本為標尺，對社會辦醫醫療服務成本進行監管，促使社會辦醫降低醫療服務成本同時，其醫療服務價格趨于長期平均成本，提高醫療服務價格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完善社會辦醫融資渠道，通過融資稅豁免或者優惠利率等形式降低醫院融資成本，進而降低其醫療服務生產成本，促使醫院盈利率合理化。

3.3.3促進社會辦醫與醫療保險合作。醫療保險不僅可以增加醫保對社會辦醫行為的約束，也可以提高社會辦醫市場信譽。鑒于我國社會醫療保險以基本醫療服務為主，社會辦專科醫院醫療服務多屬于基本醫療服務之外，可以鼓勵消費者在基本醫療保險基礎上購買商業健康保險，但對按照國家規定價格提供醫療服務的社會辦醫，政府也可以通過購買服務方式將其納入社會醫療保險業。促使醫療保險擴大與社會辦醫合作范圍，通過保險與醫院談判確定醫療服務價格，借助醫保的預付制手段規范社會辦醫行為，進而規范其盈利率。

總之，醫療服務信息不對稱性，醫療服務實際成本和質量的難以觀測性，要保證社會辦醫盈利性的經濟訴求與患者醫療服務效益相適應，僅靠市場調節難以實現。在當前我國社會辦醫社會效益主要靠醫院和醫生道德自律引導的情況下，加強對社會辦醫盈利率管控，促使醫院提供價格適宜的醫療服務，不僅可以提高社會辦醫的社會效益，也有助于社會辦醫服務質量的提升。

［參考文獻］

［1］金春林，王賢吉，何達，等.我國社會辦醫政策回顧與分析［J］.中國衛生政策研究，2014，7（4）：1-7.

［2］荊新，王化成.財務管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第六版），2016：110-113.

［3］楊智勇，李慧平，曹澤民，等.利用杜邦分析方法對三家大型綜合醫院經營狀況的評價［J］.中國衛生經濟，2010，29（5）：75-77.

［4］曲建睿，郭慧，王琨.基于杜邦分析法的非營利性醫院財務狀況分析［J］.中國醫院管理，2013，33（3）：63-64.

［5］曹雁冰，楊天嬌，錢奕帆，等.基于杜邦分析法的公立醫院財務管理實證研究［J］.中國衛生事業管理，2016，33（9）：671-674.

［7］顧昕.從“魏則西事件”看如何監管醫療服務［J］.中國社會保障，2016，22（6）：76-79.

作者：楊永梅1;王振宇2;王力男3 單位：1溫州醫科大學公共衛生與管理學院，2第一附屬醫院，3上海市衛生發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