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肝癌自殺未遂危險因素探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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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神經精神疾病雜志》2015年第十一期

【摘要】

目的探討晚期肝癌患者自殺未遂行為的危險因素。方法納入50例自殺未遂的晚期肝癌（Ⅳ期）患者及50例相匹配且無自殺史的晚期肝癌（Ⅳ期）患者，患者出院后8~10周時，分別采用抑郁評定量表（Hamil⁃tondepressionscale，HAMD）、卡氏評分（Karnofskyperformancestatus，KPS）和社會支持評定量表（socialsupportquestionnaire，SSQ）調查患者抑郁情緒、生活質量和社會支持度。結果自殺未遂組中，中重度抑郁情緒者和生活質量低者多于對照組（P<0.05），且SSQ得分低于對照組（P<0.05）。條件logistic回歸示，社會支持度少（OR=14.02，95%CI：3.05~24.03）、中重度抑郁情緒（OR=7.04，95%CI：4.03~14.32）、生活質量低（OR=2.05，95%CI：1.43~3.97）與自殺未遂相關聯。結論抑郁程度高、生活質量低、社會支持少是晚期肝癌患者自殺未遂的獨立危險因素。

【關鍵詞】

晚期肝癌；自殺未遂；危險因素

肝癌因起病隱匿、高度惡性、進展快、預后差等特點，被絕大多數患者視為“不治之癥”。隨著病情加重，以及治療效果越來越差，晚期肝癌患者生活質量急劇下降，患者表現出抑郁等負性情緒[1]。研究顯示，腫瘤患者自殺意念是普通人群的3倍[2]；腫瘤患者中食管癌和胰腺癌男性患者自殺率較高[3]；晚期患者具有較高的自殺意念和較低的社會支持度，并存在較為嚴重的抑郁情緒[4]。但目前關于肝癌患者自殺的研究較少。因此，本文將針對50例曾發生自殺未遂的晚期肝癌患者和50例相匹配且無自殺史的晚期肝癌患者展開調查分析。

1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來自2012年1月至2014年11月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肝膽科住院的晚期肝癌患者。納入標準：①年齡18~75歲；②符合肝癌診斷標準，并經高級職稱醫師確診為肝癌晚期（Ⅳ期）；③經問卷調查，診斷肝癌晚期后有過自殺未遂史（指各種有意威脅和/或殘害自己生命，但未導致死亡的行為，包括服藥、服毒、割腕、上吊或其他自殺方式）。排除標準：①伴有其他原發腫瘤或病史；②孕婦或乳母；③有精神病史或診斷前曾有自殺行為。共收集患者54例，其中因患者不配合或信息不全等失訪4例。對照組為同期在我科住院的晚期肝癌患者。入組標準：①年齡18~75歲；②符合肝癌診斷標準，并經高級職稱醫師確診為肝癌晚期（Ⅳ期）；③與自殺未遂組患者年齡匹配（±5歲），性別、居住地、婚姻狀況、文化程度、經濟情況類似，入院時間相隔不超過30d；④無自殺史。排除標準：①伴有其他原發腫瘤或病史；②孕婦或乳母；③有精神病史。共收集患者324例，選取其中符合配對標準的50例為對照組。

1.2調查內容

1.2.1一般情況問卷內容包括性別、年齡、居住地（農村或城鎮）、文化程度、婚姻狀況（已婚或未婚）、經濟狀況（家庭人均月收入>3000元或≤3000元），以及診斷肝癌晚期后是否有過自殺未遂行為。

1.2.2漢密頓抑郁量表（Hamiltondepressionscale，HAMD）評估患者抑郁情緒。HAMD總分>24分為嚴重抑郁，17~24分為中度抑郁，8~16分為輕度抑郁，<8分為正常[5]。本研究以16分作為界值，將抑郁情緒分為中重度抑郁情緒（HAMD>16分）和無/輕度抑郁情緒（HAMD≤16分）兩種情況。

1.2.3卡氏評分（Karnofskyperformancestatus，KPS）評估患者的生理狀況，以反映生活質量。KPS評定標準為：100分為正常，無癥狀及體征；90分為能進行正常活動，有輕微癥狀及體征；80分勉強可進行正常活動，有一些癥狀或體征；70分生活可自理，但不能維持正常活動或工作；60分生活有時需人協助，但大多數時間可自理；50分生活常需人照料；40分生活不能自理，需特別照顧；30分生活嚴重不能自理；20分為病重，需住院積極支持治療；10分為病危，臨近死亡；0分死亡[6]。本研究取60分為界值，將KPS評分轉換為生活質量高（KPS>60分）與生活質量低（KPS≤60分）的二分類變量。

1.2.4社會支持評定量表（socialsupportquestion⁃naire，SSQ）該量表共有10個條目，包括客觀支持、主觀支持和對社會支持的利用度3個維度，用于評價個體的社會支持度。各維度得分為所含條目計分之和，總分為所有條目計分之和，得分越高表明社會支持度越高[7]。本研究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時，以實驗組和對照組全部人的總分數的均值26.05作為分界線，分別支持度高和支持度低的二分類變量。

1.3調查方法問卷調查由我院經過培訓的護士負責，在患者出院后8~10周時進行隨訪，隨訪時根據患者或家屬提供的情況，對患者進行問卷調查和量表評估。

1.4統計學方法采用SPSS20.0進行統計分析。自殺未遂患者與對照患者根據HAMD和KPS評價的抑郁情緒和生活質量情況的組間比較采用配對χ2檢驗，SSQ得分的比較采用配對t檢驗。采用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自殺未遂與抑郁情緒、生活質量和社會支持的關系，探索自殺未遂的危險因素。其中抑郁情緒賦值為中重度=1，無/輕度=0；生活質量賦值低=1，高=0；以所有被試SSQ總分的均值為界值，將社會支持分為低=1，高=0。檢驗水準α為0.05，雙側檢驗。

2結果

2.1社會人口學資料自殺未遂組患者年齡（45.89±12.52）歲；男41例，女9例；已婚45例，未婚5例；來自城鎮30例，農村20例；大學及以上文化程度13例，中學及以下37例；月平均收入>3000元15例，≤3000元35例。對照組年齡（46.03±13.12）歲；男40例，女10例；已婚45例，未婚5例；來自城鎮28例，農村22例；大學及以上文化15例，中學及以下35例；人均月收入>3000元16例，≤3000元34例。兩組間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居住地、文化程度、人均月收入水平差異均不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

2.2量表評分自殺未遂組與對照組抑郁情況見表1，自殺未遂組中重度抑郁情緒（HAMD>16分）者多于對照組（χ2=4.00，P=0.04）。表2為兩組患者生活質量情況，自殺未遂組生活質量低（KPS≤60分）者多于對照組（χ2=4.08，P=0.04）。兩組SSQ得分見表3，自殺未遂組總分（t=5.75，P<0.01）、客觀支持（t=3.26，P<0.01）、主觀支持（t=3.97，P<0.01）、對支持的利用度（t=3.66，P<0.01）得分低于對照組。2.3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與自殺未遂有關聯的因素為社會支持度少（OR=14.02，P<0.01）、中重度抑郁情緒（OR=7.04，P=0.01）和生活質量低（OR=2.05，P=0.02）。見表4。

3討論

自殺仍然是我國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8]，研究顯示，自殺未遂者再次出現自殺行為的可能性極高[9]。肝癌具有惡性程度高、治療困難、惡化速度快、生存時間短等特點，在我國死亡率僅次于肺癌而居惡性腫瘤死因第2位[10]，因此患者容易產生自殺的念頭。本研究針對晚期肝癌患者，采用1:1配對的方法來探討自殺與抑郁、生活質量和社會支持的關系。結果發現，社會支持少、生活質量低、抑郁程度高是自殺未遂的相關危險因素。研究顯示，患者出院后3個月內是自殺危險的高峰期，尤其是出院后第1周自殺風險最高[11]。作為醫護人員，需給予患者必要的心理疏導和支持。KPS較客觀地反映患者的生活質量，一些常年需要家屬照顧的患者，覺得拖累家人，而產生自殺念頭，所以家庭對患者的支持是必需的，可以指導患者家屬一些簡單的護理知識，如飲食、大小便護理等，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增加其自尊心。社會支持既包括客觀、實際或可見支持，如物質上的直接援助和社會網絡，也包括主觀體驗到的支持，即個體感到在社會中被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情緒體驗和滿意程度，還應包括個體對支持的利用情況。有研究顯示，社會支持是預防自殺的重要因素，良好的社會支持是社會心理刺激的緩沖體系[12-13]。因此，除建立良好的醫患關系外，我們也需要指導家屬給予患者適當精神支持，呼吁社會關愛腫瘤患者并建立一定的保障，讓患者發現自己存在的價值以及大家的幫助。

本研究的不足之處：自殺未遂是社會、生物、精神、心理等多種因素影響的結果，本文許多自殺未遂因素未涉及到，如酒藥濫用、躁狂、焦慮等其他精神癥狀；本研究的對象僅為本中心肝癌晚期患者，可能存在選擇偏倚。將來可以本研究為基礎，納入更多因素，并對自殺意念展開研究。此外，也可開展隊列研究，入院時對晚期肝癌患者進行評分，比較自殺低危組和高危組的自殺率等。

作者：何鳳英 何敏柯 林雪英 石明 單位：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