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亞太”背景下的對日政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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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全球戰略重心東移

2009年11月14日美國新一任總統奧巴馬在東京發表演講，全面闡述了其亞太政策。奧巴馬稱：“作為美國第一位太平洋總統，我承諾，這個太平洋國家（美國）將加強和維護我們在這個世界至關重要的一部分領導。”①顯然，兩極格局解體后，美國是世界唯一的霸主，而美國在亞太的利益與主導權是根深蒂固的。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也曾全面闡述了美國新時期的亞太政策，她表示，美國曾于20世紀在大西洋地區建立合作網，鞏固了歐美同盟關系。現在美國則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強化與亞太各國的關系。她稱21世紀是“太平洋地區的世紀”，表示“美國希望亞太地區構建強有力且長期存在的安保與經濟體制”，并強調這一點“至關重要”。②正如其所講，隨著2007年8月開始席卷美國金融業的次貸危機，導致其投資基金被迫關閉，股市劇烈震蕩最終引起金融風暴，失業率大幅上升，至今經濟復蘇緩慢。反觀亞太地區經濟體，盡管受到了危機沖擊，但保持了良好的經濟基本面，亞太區域經濟體延續經濟增長活力，是推動全球經濟復蘇的力量。因此，美國的亞太戰略重新平衡政策，從經濟角度上來講，想登上亞洲經濟蓬勃發展的高速列車，為美國復蘇緩慢的經濟打一針強心劑。從戰略角度講，伴隨著中國經濟總量迅速上漲，軍隊高科技化速度加快，我國在亞太地區政治影響力迅速提高，區域內主導權逐漸加重。這樣一個擁有巨大人口基數，地域極為遼闊，崛起如此迅速的地緣政治大國，稀釋了美國的地區主導權并是其全球霸權的潛在威脅，美國急需“重返亞太”并采用多種途徑制衡這個崛起的大國。其中最主要的兩個途徑便是以TPP談判為經濟抓手、以軍事部署為戰略支撐以實現其“重返亞太”的戰略目標。

二、加快TPP談判，結成更緊密政治經濟同盟

TPP協定③是美國“重返亞太”的重要舉措與經濟抓手。2009年11月14日，奧巴馬宣布美國將參加TPP協定，使其一躍成為亞太各國關注的焦點。此后，美國主導TPP談判迅速進行，并于本年7月23日促使日本重回TPP談判。美國企圖利用TPP協定謀求其政治、經濟利益，修復與日本之間的關系，并進一步阻止日本“脫歐入亞”以及抗衡中日韓三國進行的自由貿易協定（FTA）談判。從美日關系角度來看，美國加快TPP談判首先可以有效地阻止日本在中日韓FTA談判中產生實質性的進展，并修復美日關系。日本作為外向型經濟國家，急需擴大出口提升本國經濟實力。自2002年日本—新加坡EPA④正式簽署以來，雖然日本對于雙邊自由貿易采取了越來越積極的態度，并與泰國、馬來西亞、文萊、智利等多個國家簽署了EPA，但締約國不是與日本貿易規模不大就是經濟總量很小，日本與其主要的貿易對象國中國、美國等的EPA談判卻沒有實質性的進展。故日本欲利用中日韓FTA談判為依托，為本國經濟謀求利益。三國FTA組成之后，“預計將為日本帶來216．68億美元的消費者福利改善以及2．24％的GDP增長率。”〔1〕作為盟友的美國對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談判極為敏感，害怕三國FTA協定所導致的一系列區域經濟體系將美國排除在外。可以說“中日韓自由貿易區一旦建立，不僅會拉動三國的經濟貿易增長，給三國各自的比較優勢產業帶來機遇，而且也將對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乃至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產生深遠的影響。”〔2〕故美國急需要加快TPP談判，將日本拉入自身貿易體系之中，改善與日本的經貿關系，調整美日經貿框架。其次，美國加快TPP談判，可以減少與日本貿易摩擦，并與其結成更緊密政治經濟同盟。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美日之間經常在經濟領域發生摩擦，美國曾強迫日元升值以及逼迫日企提高對美汽車零配件的采購，從國家經濟戰略上要求日本擴大內需，但時至今日日本的外向型經濟并沒有發生本質上的轉變。而美國主導的TPP談判實際上是美日之間更高水平的自由貿易協定，由于多邊參與更為日本擴大海外市場提供了良好的平臺。“現今，TPP成員國的平均關稅水平均高于日本。”〔3〕加入TPP之后，對日本最具國際競爭力的運輸機械和電子機器等產業的出口將會起到積極地作用。對于日本意圖重點保護的農產品市場，美國政府承諾“日本參加TPP談判無需事先承諾取消所有關稅”〔4〕，從而避免了美日經濟之間關于農產品等問題的進一步摩擦。美國通過加快TPP談判，為美日之間組成更緊密的政治經濟同盟提供了保障，深化了美日之間的政治經濟互信。再次，美國加快TPP談判，得到了日本政府的積極響應，代表了日本政府對日美同盟經濟領域緊密加強聯系的訴求。從現實經濟角度看，日本加入TPP后，如實行百分之百貿易自由化，“GDP將增加2．4～3．2萬億日元，年增長率可提高0．48％～0．65％”。如不參加TPP，“到2020年汽車和電氣機器等主要產業的生產額將減少10．5萬億日元，就業人數將減少81．2萬人，實際GDP也會因此而下降1．53％”〔5〕。從國家戰略角度看，以日美同盟作為外交基軸的日本政府，需要利用加入TPP談判修復因普天間基地搬遷問題而導致的日美關系裂痕，并借此表明支持美國的“重返亞太”戰略，以換取更深遠的政治互信，幫助安倍政府實行日元貶值等經濟政策。日本政府還謀求在加入TPP談判之后可以擴大出口以振興本國經濟，并改變貿易自由化落后的局面，最終爭取在推進亞太自由貿易區建設方面發揮其主導作用，在今后數十年的自由貿易中掌握制定規則的話語權。

三、松綁日本，強化軍事合作

美國極其同盟軍事力量的加強是“重返亞太”的根本保障。根據規劃，“到2020年美國60％的海軍力量將集中到亞太地區，太平洋地區日常執勤艦只數目也將增加20％，從目前的50艘增加到60艘；美國空軍近60％的F－22戰斗機也將部署在亞太地區”〔6〕。雖然美國的軍事部署氣勢洶洶，但卻是在削減全球其他地區軍事部署的基礎上所做出的舉措。“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1月26日宣布美國2013年度國防預算，為5250億美元，比2012財政年度減少了60億美元。預計在今后五年，五角大樓將會削減2590億美元軍費，今后十年的削減目標為4870億美元。并將削減9．2萬名軍人，以及撤銷一個航母戰斗群。”〔7〕由于次貸危機的影響，美國國力衰退，至今經濟復蘇緩慢。美國不得不精簡軍事編制，削減軍費開支，軍力從全球部署逐漸轉變為重點部署。雖然美國的亞太軍力不降反升，但面對中國軍力的爆發式增長以及擁有的戰略武器區域遏制能力，美國仍顯應付不及。從另一角度看，美國的當前主要任務是加快經濟復蘇、提升國力，無意與中國進行全面軍備競賽乃至對抗。故為了遏制中國的快速崛起，美國對日本進行松綁，慫恿其修改“和平憲法”，放手發展軍力，并把更多的軍事防衛任務交付給了同盟國日本，強化與之的政治軍事合作。對于日本來講，美國對其松綁既是機遇又是挑戰。首先，作為機遇，美國對其松綁可以實現其政治大國訴求。日本戰敗后一直被“和平憲法”等法律框架束縛，無法放手發展軍事力量，不擁有交戰權。冷戰結束后舊的國際政治格局崩潰，新的國際政治格局尚未形成，日本經濟飛速發展并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日本表露出爭做世界一極的意圖。急于擺脫戰后國際社會對其的束縛，走“正常國家”之路，放手發展軍事力量。美國的松綁實質上幫助了日本在國際社會不斷向政治大國邁進。其次，作為挑戰，美國對其松綁使之必須加強自主安全防衛力量。隨著“遼寧號”航母裝備部隊、第五代戰斗機殲20試飛、多艘新型水面艦艇形成戰斗力，先進技術帶動下的中國軍力快速增長，在釣魚島問題上面對日方的武力挑釁表現越來越強硬，并于11月23日劃設包括釣魚島在內的東海防空識別區。除此之外，朝鮮半島的有核化以及中俄的戰略互動也對日本構成了安全威脅。雖然美日之間近年來加強了軍演的質量與次數，但美國軍事部署向第二、三島鏈后移是不爭的事實，據悉“美國決定在關島和澳大利亞的達爾文增加和部署兵力，從沖繩撤走8000名海軍陸戰隊”。〔8〕對美國能夠承擔多少盟友責任的不確定性更增加了日本對于自身安保力量的憂慮之情。作為美國實際軍事介入出入口的《日美安保條約》第五條關于共同防衛的日本施政領域是否適用于釣魚島的界定，美方的態度也一直搖擺不定、出爾反爾。實際上我們看到美方的主要意圖以遏制為主，威懾的意味大于現實的沖突決斷力。美軍的綜合作戰能力明顯優于中國，但卻不足以應付中國的不對稱作戰能力，即中國的戰略導彈部隊和中國的核潛艇力量，這使中國軍隊擁有了足夠的區域遏制能力。〔9〕且在日本追求地緣政治主導權的道路上，中、美、日三國之間的矛盾極其復雜。美日的矛盾主要體現在地區主導權的問題，美國不希望中國分享其的地緣政治主導權，同樣也不希望日本染指其中。這就與日本謀求的政治大國之路相矛盾。隨著近年來中日由于海權、安全因素等方面的矛盾升級，美國在二戰后構筑的雅爾塔體系之中為日本有限松綁，但其在戰略上卻不希望一個擁有強大軍力的和政治影響力的日本稀釋其在亞太地區的主導權，同盟之間的“主從關系”不會有實質性的改變。

四、日本在美國“重返亞太”戰略中的作用

日本作為美國在亞太地區最重要的盟友，并將在美國“重返亞太”戰略中起到顯著的作用。首先，日本在美國“重返亞太”戰略中起到重要的支撐作用。正如美國副國務卿威廉•伯恩斯所說，“毫無疑問，我們與日本的條約聯盟是我們戰略轉向亞太地區的支點。”〔10〕經濟上，日本加入TPP談判可以擴大美國的出口市場，幫助美國推進對亞太地區國家經濟主導權的介入進程。軍事上，日本軍事部署的調整可以承擔更多的安全防衛任務，幫助美國穩固防線，共同遏制中國。其次，日本在美國“重返亞太”戰略中起到重要的中介功能。“日本的中介功能體現在投送、防衛等方面。投送，指的是美國以駐日美軍基地為中繼，向亞太各個地區投送軍力。防衛，指的是美國以駐日美軍基地為中轉，向日本及其他盟友提供保護。”〔10〕日本一定程度的積極支持，為美國保持力量投送行動在亞太地區、尤其是在東北亞區域的生存能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且日本擁有的戰略縱深，將會利于美國軍事上的防衛。如果沒有日本的支持，海空協同作戰的執行效果將大大減弱。再次，日本在美國“重返亞太”戰略中發揮重要的平衡作用。中國的崛起使亞太力量結構對比發生巨大的變化。美國“重返亞太”在一定程度上為了應對中國崛起對其亞太地區主導權的沖擊與挑戰。在自身財政捉襟見肘狀況下，美國需要盟友的幫助配合。日本的經濟與軍事力量成為了美國平衡亞太新興國家崛起的重要力量。最后，日本在美國“重返亞太”戰略中發揮重要的輻射功能。作為重要同盟國，美國正在積極推動美日與他國的多邊合作進程，謀求“同盟＋X”模式，以實現同盟體系結構的拓展以及同盟力量的倍增。使日本通過與韓國及其他國家的雙邊關系可以拓展出更多的防御能力。

五、中國的對策

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實施必然使美日關系更為緊密，美日同盟得到進一步強化，對我國在亞太戰略布局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沖擊和深遠的挑戰，對此，我國要從戰略上、軍事上、經濟上著手應對。戰略上：我們要抱有戰略自信，中國的崛起是勢不可擋的。中國的和平崛起是維護亞太地區乃至全球正義、和平、穩定的重要力量，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將會惠及周邊及亞太國家，是拉動亞太經濟增長的著力點。此外，我們在紛繁錯綜的國際環境中謹慎前行，正確處理好國內民生、周邊主權糾紛等問題，在戰略機遇期內緊抓經濟建設，增強綜合國力，以應對美日及周邊國家的挑戰。并加強與美國方面溝通，避免戰略誤判，以解決朝鮮“核問題”為契機逼迫美方讓步。經濟上：在對外方面，繼續同日韓及其他國家深化FTA談判，加緊融入到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之中，并爭取領導地位。此外繼續加強同東盟各國的經濟聯系，深化彼此之間的貿易合作。在我國內部，加快經濟體制結構的調整，加強市場導向功能，重點扶持高新技術、綠色能源產業，擴大出口的同時著重擴大內需，以增強中國經濟的抗沖擊性。軍事上：面對美國“重返亞太”背景下隨之而來的錯綜復雜的亞太局勢以及日本社會內部的集體右轉和不斷挑釁，我國要加大軍事投入，加快軍事轉型。在保證戰略導彈部隊區域遏制能力的基礎上加強海空軍建設，加強海空協同作戰效能，以威懾美日及其他心懷不軌的周邊國家，并做好應對高科技局部戰爭的準備。

作者：陳蘊智 單位：內蒙古民族大學 政法與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