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智庫的理論前景與現實走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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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研究雜志》2015年第三期

從不同政治權力主體獲取合法性的需求角度來看，或至少從保障其政治議題來源的科學性邏輯向度來看，當下政治生活對理論知識或者學術話語的社會動員與科學佐證的輔助功能需求絕不是在減少，而是在日益增加。可以確定地說，整個世界處于信息爆炸、數據膨脹的全新時代。事實上，決策者缺乏的并不是足夠的信息存量規模，而是可靠、科學和權威知識的系統整合與理性解讀。智庫作為連接學術話語與政治議題之間的橋梁與中介，以偏好政策的理論研究為關注中心，而活動軌跡又相對獨立于正式政治領域，因此其在政治生活不同圈層的溝通傳導作用便凸顯出來。而在環境政治領域，專業聚焦環境議題的智庫或者說綠色智庫在環境政策制定過程中是否彰顯了特殊的效用，是值得深入探討和思考的問題。作為綠黨最早進入國家政治生活并影響深遠的德國，綠色智庫與環境政策演變之間發生了不少奇妙的“化學反應”。本文主要以德國綠色智庫為例，分析與解讀綠色智庫在何種程度上影響國家的環境政治軌跡，從而反思與探討其現實困境與未來走向。

一、綠色智庫：基本概念與內部分類

智庫是一個外來詞匯，在英文中為ThinkTank，即思想庫，德文則是Denkfab－rik，即思想工廠。作為為決策者提供政治思想資源的智囊組織，智庫事實上早已出現在人類的政治生活中，不過直到上個世紀70年代之后才逐漸開始得到重視。然而到目前為止，智庫實際上依然還是一個比較松散的概念，沒有明確的定義。較早涉及智庫研究領域的黛安•斯通（DianeStone）等認為，“智庫是以政策為導向，為政府部門提供信息產品與服務的相對自治的機構與組織”①。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研究中心主任詹姆斯•麥克甘（JamesMcGann）認為，智庫是以公共政策的研究、評估、解讀為學術研究的價值取向，以建議、引導國內國際層面的相關政策議題為現實的目標定位，通過多樣化的思想傳播渠道發揮對決策者與民眾的影響與教育，最終改變政策形成軌跡的研究組織或機構。②由此可見，作為智庫，與政府之間平行或相對獨立的關系以及非營利性是其區別于其他社會組織的根本特質。一般而言，智庫通過具有針對性的政治議題的學術研究與策略分析，在當代政治生活中成為連接知識與權力、溝通理論與政策的有效社會組織與思想動員渠道。智庫的這種“渠道”或者“橋梁”功能至少可以從兩個層面進行解讀：一方面，其以科學完備的知識儲備與縝密細致的學理論證把科學話語與現實問題緊密融合，而在另一方面又將這種知識與現實的具體結合通過廣泛的群眾動員、社會輿論塑造以及對權力中心主體全方位的政治游說等媒介進一步升級為真正意義上的政治議題。簡而言之，智庫把具有現實穿透力的知識儲備整合為政治思想資源，從而參與、貫穿甚至影響了政治議題的確定、塑造，以及最終化解掉幾乎完整的政治活動，它實際上成為了政府這部核心機器不可或缺的外部“擴展設備”。

當然，全部政治生活進一步分化與生成次級環境政治生活領域后，智庫的研究重點也相應地在具體專業領域內縱深延長與拓展。一些全面關注多樣性社會議題的綜合性智庫，尤其是那些自身偏好或以環境議題為研究興趣、定位于推進環境領域政治進步或政策問題解決進程的智庫，或是那些具有環境議題研究傳統、以環境議題研究見長的智庫，逐步獨立化并逐漸成長為專業化研究環境議題的智庫。與此同時，環境政治話語影響力的持續走強也催生了具有現代意義的專業環境議題智庫，這些環境智庫提供專門針對環境議題的建議咨詢，并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整個世界環境政策的具體走向。不能忽視的是，有部分綜合性智庫雖然沒有進一步專業化為環境智庫，卻因提出改變人類發展路向的環境議題而備受矚目，深刻影響與改變了環境政治發展的進程，也應該納入到環境智庫的總體框架。在這方面，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是因《增長的極限》報告而為人所知的羅馬俱樂部。羅馬俱樂部原本是以廣泛的社會問題為研究重點的綜合性智庫，議題涉及關系整個人類未來的社會、經濟、環境等多個領域。而《增長的極限》的對重構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產生了巨大影響，完全顛覆了整個世界對環境問題的傳統認知，也徹底改變了政治、經濟與社會生活與生態環境領域之間的相對格局與互動關系。從這個角度而言，羅馬俱樂部毋庸置疑是智庫成功影響環境議題的經典案例。盡管這些智庫走向環境領域的具體動因與路徑各有不同，但是根據其內部同質性的意識形態色彩，我們可以將其共同命名為———“綠色智庫”。在國內學術界，郇慶治教授最早提出并對綠色智庫（綠庫）的一般規定性或者特點進行了討論與闡釋，他認為：“‘綠庫’是指一個較為制度化的實體機構，通過一種綜合性的內容涉指對生態環境難題的理解與應對提出獨創性的科學見解和政策建議。”①實際上，我們可以根據智庫的這種一般規定性對綠色智庫的基本特質做大致界定：所謂綠色智庫，就是那些以環境等相關議題為重點研究領域卻又相對獨立于政府環境部門，運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與技術進行環境議題分析，以影響、推動與形成環境政策為研究價值導向與核心競爭力評價指標的制度化信息咨詢或政策研究機構。顯而易見的是，綠色智庫內在地匯合了理性主義的智庫決策方式與環境議題的綠色意識形態兩種不同的“基因”：來自智庫的理性主義成分使綠色智庫作為外在于政府的自治性政策咨詢與理論研究機構，最大化地使環境理論與環境現實之間互相契合，能夠為政策制定者提供符合其理性選擇標準的、“接地氣”的解決方案；而在另一方面，由于繼承了關照生態與環境的價值取向，綠色智庫擁有“綠色血液”，始終保持對環境議題的強烈關注。從控制碳排放到能源轉型，從綠色經濟到環保稅收與立法，綠色智庫基本涉足了環境政策的每個細節和方面。然而具體內觀，綠色智庫也在政治立場、組織結構、議題擴散以及最終對政策影響或結果轉化等環節或指標向度上存在著差別，這可以用哲學化的話語表達為：世界上沒有任何兩個運行模式完全相同的綠色智庫。麥克甘通過對不同智庫的研究，設計了較為縝密的智庫分類體系，即依據其機構組織形式、研究人員構成以及研究側重的不同大致歸結為四種基本模式：學術型智庫、項目型智庫、倡議型智庫以及政黨智庫①。根據他的觀察，任何智庫都是這四種模式中的某一種或多種混合的變體。我們可以把這四種模式基本分型移植到對綠色智庫的考察與詮釋中。

需要注意的是，為了更清晰地表現不同類型綠色智庫的特質，我們可以把四種分型進一步簡化為兩個相對平行的次級系統。其中一個系統包括學術型綠色智庫和項目型綠色智庫，或者可以稱之為“親學術性綠色智庫”，明顯具有強烈的學院派特點，它們更多地以學術機構或研究中心的形式存在，研究人員主要為具備高水平知識的環境理論精英（相關領域的教授、博士等），重視與強調嚴謹的環境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應用，并盡力保持其研究的客觀中立性，研究成果以研究報告、學術文章或者著作的形式呈現，其影響力的發揮也更多地遵從自下而上的自主化路徑，即更多依賴理論專家的學術興趣與意志。另一個系統里則包含了具有同質性特點的倡議型綠色智庫與綠黨智庫，可以稱之為“親政策性綠庫”。它們具有非常明顯的政策指向性或偏好，研究邏輯更多地是從影響和形成環境議題或者政策出發，而人員構成也更為復雜，既包括環境領域的科研人員，但更多的是綠黨成員或相關部門工作人員，研究成果以具體的環境政策建議為主，而其實際影響力則與其和政治權力之間的距離和緊密程度相關。通過以上對綠色智庫的內涵界定與類型區分，我們實際上可以對綠色智庫有了基本的認知與把握。不過，依然有必要澄清以下兩個比較容易被忽略或誤解的問題：首先，綠色智庫一般是獨立于政府的非營利性專業環境政策研究機構或者組織，但是在實際上，綠色智庫所保持的相對獨立性并不意味、也不等同于沒有意識形態性。這在本質上就和導致腐敗滋生的權力尋租現象十分類似，雖然綠色智庫是非營利性機構，但出于維持生存與運行的需要，首先必須獲取穩定的資助與經費來源，這也就注定了綠色智庫的具體政策偏向無法完全擺脫資助方的影響或左右。從這個意義上講，綠色智庫也會潛在地帶有左、中、右的意識形態區別，在本質上根源于環境政治及其理論自身所帶有的意識形態性。例如德國綠黨處于德國政治譜系的中左陣營，德國綠黨智庫作為綠黨的智囊團，其研究必然要為政黨的政治意識形態服務。其次，兩類綠色智庫的政策影響路徑與影響效果之間是一種復雜博弈的結果，政策偏好程度并不與影響結果呈完全正相關的關系，親學術性綠色智庫的影響力不一定弱于親政策性綠色智庫。也即是說，雖然與親政策性智庫相比，學術型綠色智庫的影響路徑并不易于被決策者直接采納，但是環境議題本身具有極易喚起大眾情感共鳴的特點，如果學術型綠色智庫的環境提議具有足夠理論穿透力，或者說，如果能夠充分地感染、教育和動員社會大眾，將通過自下而上的路向起到撼動環境政策的巨大效果。

二、不同類型綠色智庫的運行方式與影響路徑比較：以德國案例為中心

事實上，德國在環境與政治政策的結合方面一直保持國際先行者與領導者的姿態。特別是德國綠黨在1998年的大選中與社會實現了超越意識形態的“紅綠”聯盟，共同入主聯邦議院并實現聯合執政，更是將這種環境政策的比較優勢充分彰顯。即使在2005年大選之后，綠黨選舉失利淪為在野黨，綠色政治的傳統印記卻深刻保留在了德國政治生活中，并潛在影響和引導整個世界的環境政策走向。對綠色智庫與德國環境政治互動關系的考察，可以幫助我們分析與解答為何德國能在國際環境政策競賽中領跑。因此，筆者嘗試借助目標定位、組織結構、資助來源、政策側重與影響策略等幾個變量，分別以德國的綠黨智庫與學術型綠色智庫———柏林自由大學環境政策研究中心為例，盡可能全面地描述與勾勒德國這兩種不同類型的綠色智庫在運行方式的特點及其對環境政策影響的具體實現過程。首先，就兩種綠色智庫的目標定位而言，綠黨基金會實質上作為綠黨的政策理念傳播機構，雖然相對獨立于政治體系，但是仍然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而環境政策研究中心作為高校科研機構，定位則傾向于具有獨立性科研特質的政策研究組織。具體而言，德國綠黨是世界上較早成立的綠黨，同時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在國家層級大選取得成功的綠黨，其被公認為是目前世界上最為成功，同時也是影響最大的綠黨。可以確定的是，德國綠黨從議題選擇、學術佐證到社會動員，直到最終應用執行，在一定程度上都離不開綠黨自身智庫的理論塑造與思想支持。德國綠黨的智庫海因里希•伯爾基金會（HeinrichBllStiftung）是掛靠在德國綠黨旗下獨立合法的政治基金會①，成立于1987年9月19日。作為德國綠黨的智庫，基金會基本的目標定位是通過政治教育與影響促進國內外的生態民主決策和社會政治參與。基金會建立在生態、民主、團結和非暴力這四個基本政治價值原則之上，重點關注與推進全球化與可持續發展、歐洲的能源、外交與安全政策、德國的綠色新政等相關議題與領域的理論與政策研究。

不同于具有鮮明政治色彩的綠黨基金會，柏林自由大學的環境政策研究中心（ForschungszentrumfürUmweltpolitik，簡稱FFU）則試圖將環境政治領域的學術研究走向與實際的環境政策融合。它是德國綠色智庫的另一種模式———學術型綠色智庫的典型代表。始建于1986年的環境政策研究中心依托于政治與社會科學系的一個二級研究機構———奧托•蘇爾政治科學研究所（Otto－Suhr－InstitutfürPolitikwissenschaft），這是德國領先的政治學研究所之一②，因此繼承了自由大學在政治學科的傳統優勢，目前環境政策研究中心已經成為世界上在國際環境政策比較研究和可持續能源政策領域領先的研究中心之一。其二，就兩種不同綠色智庫的組織結構而言，綠黨基金會的人員主要由黨內的知識精英組成，而環境政策研究中心的成員構成則主要為環境政治學領域的專家學者，研究獨立且議題更為多樣。德國的政黨基金會的一個重要特質是成員與黨員制度化有密切關系①。因此從綠黨基金會成員的主要結構看，綠黨智庫大多數成員也是聯盟’90／綠黨的黨員，當然也包含一些認同基金會價值的政府官員、大學教授或者研究所研究員以及環境非政府組織成員。基金會的核心機構，也即最高決策機構是代表大會，每半年在柏林舉行。代表大會由基金會內的49名精英代表構成，這些代表在提名的基礎上由全體成員直接選舉產生，任期為四年。為彰顯基金會對男女平等的重視，基金會設置男女主席各一位。代表大會還選舉產生由9名常務委員構成的監督委員會，其職責是負責監督基金會的運行與資金使用狀況。綠黨基金會作為學術機構的表現是其特別設立了綠色學術專家委員會（GrüneAkademie），負責評審學術獎學金與參與生態議題、性別平等等跨學科的多種課題研究②。這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更多領域的學者參與基金會研究，擴大了智庫的知識與智力資源儲備，也拓寬了研究議題的領域。不過總體而言，綠黨基金會的議題選擇仍然與綠黨的政治訴求有非常緊密的關系。而環境政策研究中心由初創時僅有的寥寥幾名研究者發展到現在已經擁有40多名從事環境政治學領域專職研究學者、30多位榮譽或兼職教授的較為壯大的科研機構，并實現了研究路徑的進一步優化與再次轉換。歐美兩種研究范式的碰撞與融合，也在一定程度上開闊了環境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視野。屬于傳統優勢的生態現代化理論的研究更加強調先驅性市場在生態現代化國家，在具體環境政策擴散過程中的先導性地位及作用。而一些嶄新的研究領域———綠色經濟、環境政策的跨國比較、氣候能源政策等更具實證意義的議題越來越多地納入到環境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框架下。因此研究議題更為廣泛，涉及全面的環境政治議題。其三，就兩種智庫的資助來源而言，綠黨基金會的資助來源主要依靠官方財政預算，而以環境政策研究中心代表的學術型智庫的資金支持獲得渠道則更加多元。一般而言，德國智庫的資助來源主要都依賴于聯邦政府的財政支持。對于“準政治化”的政黨型智庫來說，這種特質就表現得尤為顯著。根據德國法律規定，政黨智庫可以根據在議會所占席位比例獲得一定的財政預算作為經費支持。綠黨目前是德國的第五大黨，海因里希•伯爾基金會每年大概能夠分配到4900萬歐元的公共財政預算①。來自政府的資助占基金會所獲資助的90％以上②，因而毋庸置疑成為其最大的資助保障。不僅如此，基金會依然擁有其他資助渠道，比如，一些認同基金會綠色政治價值的大型企業捐助，以及不少支持綠黨事業與綠色理論研究的公民個體通過私人捐助的方式支持基金會的發展，也成為其非常重要的資金來源。

而與高校的其他組織機構一樣，環境政策研究中心的資金主要來自于政府的教育資金，國家財政成為中心維持正常研究的財務保證。但是正如多麗絲•菲舍爾所言，盡管學術型智庫也是受政府資金資助的，但是“它們都希望在研究方面具有獨立性”③。因此，相對于綠黨智庫而言，作為學術型綠色智庫的環境政策研究中心希望獲得更加多元的資助方式，以盡可能保持學術研究的客觀中立性。鑒于此，科學家和研究人員同時承擔著多層次的科學研究課題項目，特別是部分學者承擔了多種合同型的研究課題。比如，包括聯邦政府自然保護局（BFN）、歐盟委員會等部門在內的傳統的政府部門的合同研究項目。同時還有不少學者獲得企業、基金會或者個人的研究項目資助，比如德國國際合作公司（GIZ）、大眾汽車公司等知名企業也對研究中心的相關研究項目進行資助。不僅如此，近些年環境政策研究中心的資助來源也日趨國際化，在研項目中有不少是在丹麥、捷克、奧地利和日本等國環境部和企業的資助下進行，在一定程度上也凸顯并提升了環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的國際水準。其四，如何把理論研究的最新成果向政策轉化對于綠色智庫來說是至關重要的環節。實質上，智庫的影響力發揮策略大致相似，都是在獻策提案的“上傳”、學界爭論的“對話”以及公眾動員的“下達”等三個層面或向度上，通過組合運用達成的。具體來看，不同類型的綠色智庫在不同影響策略的具體選擇與組合運用上，根據自身環境和在政策影響譜系的實際位置會有所不同。綠黨智庫作為政黨型智庫，與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有著得天獨厚的位置優勢。因此綠黨智庫最為有效的影響策略就是“上傳式”建言獻策。總體而言，國家的未來環境保護規劃與發展趨向對德國綠黨的政治主張及其智庫的研究取向會產生最直接的引導作用。在這個基礎上，海因里希•伯爾基金會實際上成為論證與檢驗綠黨改革提議提案的科學實驗場。目前，基金會特別關注經濟的綠色轉型研究，尤其是關鍵產業的可持續轉型計劃。一方面，近些年來，為了配合綠黨的競選策略，基金會特別注重對綠黨所主張的“綠色新政”議題領域的論證研究。而在另一方面，基金會主推的重大研究項目成果也通過綠黨議員直接向議會推介，這種直接、高效的影響方式是綠黨智庫得天獨厚的優勢。對大眾的宣傳教育也是綠黨智庫嘗試全面發揮影響力的重要路徑。它一方面，策劃與組織在生態民主、國際關系、性別民主等廣泛領域的交流活動和發行出版物，為方便民眾了解研究成果，把最新研究成果通過多樣化的媒介與平臺向社會展示與開放。自1992年起，海因里希•伯爾基金會向社會每年公開研究報告，基金會支持下發行的出版物基本都能夠從官方網站獲取電子版本。作為政黨智庫，還特別重視與媒體之間的關系，通過多種媒介發揮智庫的影響力。基金會不僅通過傳統的紙質媒體，比如德國《明鏡》周刊等平臺宣傳、刊布觀點，還借助當代互聯網快捷傳播的優勢，定期將學術會議、座談會實況整理上傳到國際視頻網站以及各類社交門戶網站以供大眾查閱。雖然基金會的學術對話并不是其優勢路徑，但是基金會也嘗試對于重點關注的環境教育、可持續發展和民主決策議題研究制定了學術遠景規劃，并應用多樣化的影響方式，比如通過定期舉辦環境領域學術會議、微型研討會等形式與環境學界的前沿直接對話。與此同時，它還特別鼓勵和支持高水平人才參與智庫重點支持領域的環境政策研究，并提供獎學金項目與國際調研機會。在關注和推動德國的政策之外，基金會試圖擴大自身的國際影響，通過舉辦國際研討會、跨國性的科研項目合作等形式在國際層面發揮影響力。不僅如此，基金會還在世界上很多國家和地區設立了辦事處，尤其在亞洲設立了北京辦事處。①伯爾基金會專門成立了國際交流促進基金會，定向服務于與其他國家研究機構的合作伙伴關系，特別是服務和促進在如生態民主、國際性別民主（男性和女性之間的平等）等議題方面的合作。相比于政黨型綠色智庫能將其研究成果與政黨和政府環境政策便利對接的條件而言，環境政策研究中心與政黨和政府的關系則不盡相同，因此其必須采用更多媒介或方式影響和參與政府決策。具體地說，即必須非常注意矯正理論研究政策應用的目標與軌道，確定理論研究的特色，并保證研究成果與政府環境政策趨向的實時動態的對接。定期的研究報告是環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智慧的理論凝聚成果，也是作為高校內部綠色智庫議題建議的學術話語呈現形式。自1986年到2014年間，環境政策研究中心的相關研究報告或學術文章達160多篇②。和其他綠色智庫相比，環境政策研究中心的區別在于其不僅負責面向環境政策的科研和咨政工作，同時也承擔著環境理論領域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的人才培養任務。聯邦政府提供豐厚的獎學金支持環境政策研究中心培養具備環境政治學專業知識的高級知識分子與學術專家，為100多名碩士和博士研究生開設英、德語雙語的國際環境理論課程。而且，研究中心還在本科、碩士和博士不同層次面向整個大學開設環境和能源政策通識性課程。通過高校內部的教學體系，培養現代人才的環境意識，充分發揮環境課程的教育影響力。另一方面，精英學者也通過個人在政府環保部門或其他部門的兼職，尋求建設性的政策轉化效果。中心主任耶內克曾在2000年到2007年間擔任政府環境專家委員會副主席。

2007年之后，新任主任接替耶內克繼續擔任環境顧問委員會成員，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證研究中心對德國環境政策影響的有效性與連續性。此外，環境政策研究中心更為追求學術研究的國際交流與影響，與其他國家或者地區開展常態化的對話交流。事實上，環境政策研究中心與歐洲、亞洲和美洲的眾多高校、科研機構和非政府組織都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系。它近期尤為重視同亞洲地區高校智庫之間在環境保護領域的學術對話與交流。比如，自2013年在亥姆霍茲研究聯合會能源轉型項目框架下，與日本部分高校的研究所每年舉辦德日能源轉型論壇；在左翼黨羅莎•盧森堡基金會的資助下，與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環境政策研究中心合作舉辦“多學科視野下的環境挑戰再闡釋”中德研討會等，發揮了重要的國際影響。需要指出的是，兩種智庫雖然在以上層面的特點不盡相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和塑造了德國環境議題的探討、評估以及政策的最終制定、實施與監管的過程。比如，綠黨本身就是反核、環保的議題倡導者，綠黨基金會不遺余力地推動能源轉型研究，在綠黨與社民黨主政時期，德國積極利用再生能源，成為代表可再生能源利用和發達節能科技的先行國家，它們以政策為導向的生態現代化理論也收獲了自身政治影響。其標志性事件是被寫入了1998－2002年的社民黨與綠黨“紅綠聯盟”的《聯合執政協議》①。柏林自由大學環境政策研究中心也憑借對生態現代化的研究躋身國際領先的知名環境政策特色研究中心，從此被稱為生態現代化理論創立者的柏林學派，學術影響力得到進一步提升。

三、綠色智庫的發展趨向與前景評價

通過本文對兩個具代表性的德國綠色智庫的具體考察可以發現，德國綠色智庫所采用的影響策略顯然從根本上取決于其與政治權力主體的實際距離。這在根本上也與綠色智庫的角色定位問題緊密相關。在郇慶治教授看來，“綠庫的目標取向與涉指內容，決定了它橫跨于學術、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多重角色地位。”②不難理解，綠色智庫存在價值的實現依賴于理論研究向政策轉換過程的完成。這就使綠色智庫的影響路徑基本上遵循了兩條互相平行的動態線路：一方面，為了更易于實現自身的影響和定位，綠色智庫的議題制定與理論探討必須更加趨近于權力中心所認同的生態價值，比如環境政策研究中心所倡導的生態現代化理論獲政府肯定，其中一個主要因素在于借助鼓勵和支持在環境技術創新和生態市場發展的投入，能夠為政府在國際上贏得生態先行和領導性地位提供便利。這樣一來，綠色智庫的議題實際上被政府意志所綁架，在理論上也就很難實現一種完全有效的環境政策議題，從而也沒有可能為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從生產方式轉型層面提供一種徹底和根本性的革新或者替代性解決方案。另一方面，從實際的影響力或者功能發揮路徑角度來看，不論是通過學術層面的對話，還是通過環境教育和社會動員，往往都沒有直接通過官方或半官方渠道的交流而更容易對政府政策施加影響。因此，德國綠色智庫往往借助于通過精英謀求體制內政治職位，形成話語影響力，從而將理論成果上升為國家政策。可以說，綠黨智庫和高校環境政策研究中心都試圖通過這種“向上”的路徑使研究成果獲得合法性，這不得不說是一種令人遺憾的景象。綠色智庫作為新社會運動的成果，本應該作為市民社會的補充性要素在國家與市場之間起彌合、溝通與協調的作用，但在實際上卻沒能有效發揮繼續動員大眾“自下而上”推動、影響和制定政策的功能。德國這兩種類型的綠色智庫都將籌碼過多地壓在通過精英成員獲得實際政治地位來實現政治影響上，其負面效應則是難以保證環境政策的連續性。就這個層面而言，德國綠黨智庫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在1998年到2005年綠黨由于與社民黨組成了紅綠聯合政府，綠色智庫的影響力得到增強；而綠黨在2005年大選中失利成為在野黨，綠色智庫對環境政策的影響力也大為削弱。不過即便如此，德國綠色智庫依然在國際上發揮著無可替代的榜樣作用或者說成為一種現實版本的綠色智庫發展范式。

當下我國政府對智庫推動科學決策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功能特別關注。在這種情境下，我國綠色智庫也在不斷涌現，似乎迎來了“發展的春天”。不過，綠色智庫的發展不僅要追求規模增量，更迫切的任務是要提升和優化政策影響力。不可回避的問題是，德國智庫的影響力渠道依賴“向上”路徑的問題在我國綠色智庫中也普遍存在，并且表現得更為明顯。對政府渠道的路徑依賴使“在學界研究、政府政策與社會公眾之間缺乏一種必要的張力或互動，而這本來是‘綠庫’扮演的最基本性功能之一。”①全方位疏通影響渠道，對于提升我國綠色智庫的影響力而言非常重要，具體而言，最實際和重要的問題是要把咨政建言、學術對話、群眾動員三個路向或基本功能全面協調地發揮起來。或許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綠色智庫將對我們的環境政策與大眾環保意識的培育產生更為深刻的影響。

作者：申森 單位：北京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