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法治思維的研究及意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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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學者的研究，筆者認為:法治思維就是在法治理念支配下，在法律規范指引下的一種法治邏輯思維方式,這一含義包含了法治思維的以下三個要素：第一，法治理念。因為法治思維只有在法治理念支配下才能形成。法治理念是法治思維的基礎，法治思維是建立在法治理念的基礎上所形成的思維方式。“法治的核心是嚴格依法辦事,”“法治的關鍵在于制約權力”。法治思維必然體現出法律至上、保障人權、制約權力、保障權利、程序正義的五大法治理念。第二，法律規范。法治思維是在法律規范指引下的一種邏輯思維方式。這是因為法律思維本身就是規范性思維,這種規范性思維具體體現在法律規則、法律原則、法律精神的特征，這種規范性思維可以指引和規范人們的行為方向,從而引導人們在法律框架內活動,做到守法而不逾越法律,用法而不規避法律,這也是法治社會的客觀要求。第三，法治邏輯。法治思維應該是沿著這樣的邏輯思維思考問題：在法治理念支配下，在法律規范、法律原則、法律精神的指引下，對現實問題進行分析、綜合、判斷、思考。在這種過程中，首先要從法治理念出發，確定法律依據(包括法律規范、原則、精神)，然后通過判斷、推理，形成認識和解決相應問題的結論、決定。法治思維就是依這樣的法治邏輯思考、認識乃至解決問題的過程。

“法律思維方式作為一種獨立的思維方式的地位在中國并未真正確立。幾千年來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泛倫理化的思維方式和革命戰爭時期所形成的泛政治化的思維方式依然阻礙著法律思維方式的形成和普及”對法治思維的研究不僅從理論上有著積極意義，更重要的是對領導干部法治思維的形成具有以下指導意義：一是弄清法治思維的內在含義，使各級領導干部能夠搞清法律思維的要素和思維途徑，從而對領導干部法治思維的形成開辟了道路，指明了發展方向。二是通過人們學習了解法法治思維，并由其直接作用于人的理智和心靈，從而為社會及各級領導干部提供了法律知識和法律價值觀念。而這些知識和價值觀又在在一定程度上可提升社會及領導干部的法治思維，增強社會及領導干部抵御“人治”思維的能力；從而提高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的能力。三是當法治思維成為習慣性思維后，法律規范的指引作用為領導干部思維方式及行為提供了標準。當這種法律思維成為思維定式，領導干部就會在日常生活中時時以法律規范來衡量自己的行為。時時以法治邏輯來思考、認識乃至解決問題。那么，法治社會的實現也就為期不遠了。四是法治思維方式有利于領導干部對法律價值的重新認識，形成對法律的信仰，它對領導干部的世界觀、人生觀會發生很大影響，使廣大領導干部懂得法律不僅僅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公民權利的保障。

一、領導干部應具備的法治思維

關于領導干部應具備哪些法治思維，目前，在這方面研究的理論成果寥寥無幾，也沒有一個權威定論。有人認為：“領導干部應具備法律至上的現代法治思維、依法行政的法律思維、權力有限的法律思維、程序公正優先于實體公正的法律思維。”有人認為領導干部法治思維主要包含了五個方面的思維內容，即合法性思維、權利義務思維、公平正義思維、責任后果思維和治官治權思維等。姜明安認為為了讓政府官員切實遵循和運用“法治思維”，需要做到以下五個方面合法：“目的合法”、“權限合法”、“內容合法”、“手段合法”。“程序合法”。筆者認為領導干部應具備的法治思維必然體現出法律至上、制約權力、保障權利、程序正義、權責一致的五大法治理念。在這樣法治理念的支配下，形成以下法治思維：

（一）法律支配權力的法治思維它要求領導干部：一是在行使公權力時，必須樹立職權法定原則，無論是決策，還是執行，無論是解決社會矛盾、糾紛，還是推動發展、深化改革，都應以是否符合法律的規定為自己的思維方式，包括目的、權限、內容、手段及其程序都要以法律規范審視其是否合法。對于法律賦予的職權，要正確行使，用足用好用到位，做到不錯位；對于法律要求應當履行的職責，要勇于承擔起來，做到不缺位；對于法律沒有賦予的職權，堅決不去行使，做到不越位。二是要強化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的觀念，強化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盡快從習慣于以權辦事轉變到依法辦事上來。三是破除以下二個觀念：一要破除以權代法觀念。比如：遇到問題想領導是怎么講的多，想法律法規是怎么要求的少。二要破除以情代法的觀念。講交情、重友情的意識已經成為部分領導干部辦事情的一種思維模式。要破除這種以情代法的觀念，根本的一條就是領導干部要按照十八大報告提出的：要按制度辦事，用制度管事管人管權，這是法律支配權力思維的有力體現。

（二）權責一致的法治思維權責一致的法治思維要求領導干部依法享有多大的權力，就應當承擔多大的責任，不應當有無責任的權力，也不應當有無權力的責任。它要求權力與責任緊密掛鉤，與利益徹底脫鉤的原則。實現權責一致的思維必須做到：一是授權明責：授予權力，明確責任；二是受權受責：接受權力，接受責任；三是履權履責：履行權力，履行責任；四是用權負責：使用權力，擔負責任；五是怠權問責：懈怠權力，拷問責任；六是瀆權追責：褻瀆權力，追究責任；七是弄權查責：以權謀私，依法查處。

(三）“權利”制約“權力”的法治思維法治理念的一個重要精神就是要制約權力、保障權利。法治社會的理想就是要使“權力”服從于“權利”，并使“權利”有效地制約“權力”。而目前我國的權利(力)狀況是公權力強、私權利弱、公權力經常侵犯私權利。這種無限制的、被濫用的公權力，有悖于憲政原則和法治理念有損于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勢必導致對私權利的恣意侵犯。因此，要想實現“權力”服從于“權利”的法治理念，要想實現憲法的核心和最高價值，領導干部就必須將“權利”制約“權力”的法治思維縈繞腦際。時時刻刻不忘規范、約束自己的公權力，知悉權力范圍，嚴格在法律范圍內行使權力。認真接受“權利”對“權力”的有效監督。

（四）應具備程序正義的法律思維沒有程序的民主，就沒有實質的民主；沒有程序的公正，就很難保證實體公正和結果公正。程序正義是法治理念的生命線。因為存在著個人的情感在內，所以人們對于法律結果的接受具有很大的主觀性。即使已經非常公平、正義的一個決定，不同立場的人也就有不同的認可度。只有完全按照法律的程序走，讓當事人充分的參與到每個程序中來，其所作的決定才能更讓人信服，才更有說服力，才能更好的維護法律的尊嚴。因此，領導干部要具備程序正義的法律思維，在行使職權中不僅要按照法定權限辦事，還要按照遵循程序正當的原則，嚴格按照法定程序辦事。注意聽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意見；要嚴格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對人、利害關系人的知情權、參與權和救濟權。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履行職責，與行政管理相對人存在利害關系時，應當回避。

二、領導干部法治思維形成路徑

關于領導干部法治思維形成的途徑，主流觀點無外乎在于內在法治理念的形成與外在法治環境的培育。筆者也是遵循這樣的一條路徑進行以下探討。

(一)培育領導干部的常態化法治思維

“由于幾千年封建社會深入人心的道德思維和建國前后幾十年一貫的政治思維作崇,我們常常有意或無意間用道德思維或政治思維來代替法律思維。”法律一直是以維護統治秩序的工具而出現,并沒有內化為人們心中的信仰和思維的慣性，特別是在領導干部的思維慣性中，法律成為裝飾門面的工具，需要就用，不需要就不用，甚至需要時也不用。因而，法律思維被排斥在常態思維之外，因此，領導干部法治思維形成路徑首先要解決思維慣性問題，使法治思維成為領導干部自發的一種心理需求。領導干部不管是決策、還是執行；不管是思考問題、還是解決問題都要養成以法治理念支配、以法律規范指引、按照法治邏輯去思維的慣性，養成依法履職、依規辦事的習慣，讓法治思維真正成為領導干部的常態思維。

（二）建立領導干部常態化的法律學習制度

讓法治思維成為領導干部常態思維就必須建立常態化的法律學習制度。實現學法常態化是提升各級領導干部法律思維的重要基礎。這種常態化的法律學習制度包括各級黨委中心組領導集體學法制度，新入職的、在職的的公務人員學法制度，領導干部提拔前和重任前的學法制度，領導干部犯錯誤被責任追究后的的學法制度、行政執法人員的學法制度，司法工作人員的學法制度、領導干部自學制度、領導帶頭講法制度等等。其中，中心組集體學法是各級領導干部學法經常化的保證，學法的時間每月應不少于一個法律學習日。規定領導干部、領導干部提拔前和重任前、公務員、行政執法人員、司法工作人員每年接受法律知識培訓的時間和內容，特別是針對領導干部犯錯誤被責任追究后的學法時間和內容做出嚴格的規定。另外，將學法內容納入理論學習計劃之中，學法的內容要有針對性，應重點包括：歷屆黨代會工作報告中關于民主法治建設方面的內容、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學習、人類政治文明法治建設的有益成果、依法治國理論學習、憲法和法學基礎理論的學習、我國基本法律的學習、行政執法方面的內容、新出臺的法律以及現實案例等，不斷強化法治思維，不斷提高依法行政、依法辦事的水平。

(三)培育領導干部常態化的法律實踐

讓法治思維成為領導干部常態思維，除了必須建立常態化的法律學習制度外，更重要的是培育領導干部常態化的法律實踐。重視法治思維的實踐運用。法治實踐是法治思維的歸宿，只有強化法治實踐，才能檢驗、鞏固法治思維。要多主動實踐。第一，對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問題，在眾多的解決方式中，要首選法治方式或者以法治為主要方式去解決。第二，在遇到權力與權利沖突、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沖突時，要牢固樹立“權利”制約“權力”的法治思維，堅持依法辦事，“權利本位”的思想。第三，領導干部要積極支持行政訴訟，通過積極出庭應訴、積極旁聽法院庭審、調查研究分析案例、談判等實踐活動，強化法治意識，提高運用法治思維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的能力。第四，領導干部要多咨詢法律專家。領導干部不可能都是法律方面的專家，在解決問題時也會遇到法律難題，應當將行為的性質、解決問題的途徑、法律后果、風險預測與防范等問題，積極咨詢有關法律專家。

（四）培育領導干部常態化的法治思維，必須擯棄“官本位”思想

“官本位”思想，其實就是“官崇拜”，其實質是“權崇拜”，是對權力運用、濫用、享用的崇拜。因此要規范權力的運用、監督、制約，使為官者不想、不便、不敢、不能濫用權力，樹立對“民”之敬畏，對“法”之敬畏。同時，要明確權力的來源，圍繞“權力是誰給的”這個根本問題實現觀念變革，樹立“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賦的“民本位”思想。實現從權力本位向“民本位”、責任本位的轉變。從而淡化領導干部長期內心形成的“人治”的思維，有利于培育領導干部常態化的法治思維。

（五）培育領導干部常態化的法治思維必須建立和完善常態化的外部法治環境

領導干部法治思維的形成除了內在理念的培育外，建立和完善常態化的外部法治環境也尤為重要。

第一，要不斷建立健全依法決策、依法行政、依法履職的權力常態化的監督制約機制,加強問責制度的完善與落實工作,不斷健全質詢、問責、經濟責任審計、引咎辭職、罷免等制度,保證對各級領導干部“法治能力”的監督有力、有效。

第二，要將“法治思維的應用”作為干部政績考核和選拔任用機制的一個常態化要求。領導干部法治思維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與當前對領導干部的評價激勵機制密切相關。衡量各項工作的優劣、成敗都是圍繞著各種硬性的、具體的發展指標、任務，很少審視干部的法治思維和法治能力及其所領導的地區、部門的法治生態和法治環境。為此，當務之急是建立適應法治社會要求的干部績效考核評價機制，建立對領導干部的法治意識、運用法治思維解決問題的績效考核和選拔任用評價標準。用一些具體量化、可操作、可測量的指標(如組織學習法律的次數，法制機構的健全情況、行政復議和訴訟案件的受理數量及裁決狀況等等)來評價政府的工作和考核領導干部的工作實績，從而才能讓法治思維成為領導干部主動、自覺的慣性思維方式。

第三，大力選拔任用有法律背景的人擔任領導干部成為常態。目前，我國正處于國家建設階段向管理階段轉型時期，從世界范圍看，管理階段的領導人具有法學背景的人居多，這是因為，現代管理主要是法治管理，法治是調整社會各階層利益及社會矛盾最基本的手段和方式，因此，大力選拔任用有法律背景、具有法治思維的人擔任領導干部，對培育領導干部常態化的法治思維有著正向積極的激勵引導作用。

第四，借鑒反思要常態化，創造“典型”環境。一方面樹正面“典型”激勵，自覺學習那些主動、自覺和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處理和解決問題和矛盾的干部和事跡，另一方面以反面“典型”警示，對于那些堅持“人治”思維，在決策、執法和其他行使公權力過程中違法行政、有法不依、濫用職權，給國家、社會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權益造成重大損害、損失而受到追究的反面典型與以鞭撻。從而，形成學法、用法、依法的良好氛圍和環境。

第五，建立和完善常態化的政府法律顧問制度，搭建領導干部與法律專家溝通的平臺。據了解，河北省從今年開始，利用三年時間，準備在全省、各地市及鄉級三級政府建立和完善政府法律顧問制度。這是培育領導干部常態化法治思維的重要舉措，值得借鑒和推廣。總之，領導干部具備何種法治思維？觀點各異，但，在法治社會里，領導干部法治思維的培育應該是常態化的機制與路徑，這樣，才能讓法治思維真正成為領導干部的常態思維。

作者：閻瑋董亞娟霍科單位：中共張家口市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