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統法學對網絡安全法治建設的影響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系統法學對網絡安全法治建設的影響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正在萌發，為經濟社會發展注入了強勁動力，但互聯網的發展也給世界安全和發展利益帶來許多新的挑戰。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使得失衡的網絡結構亟待再平衡，而再平衡就需要進行利益衡量和價值判斷，法治的思維模式和方法就應運而生。通過梳理系統法學理論及其研究的層面和目標系統，提出網絡安全法治化需要注意的問題。運用現代科技去構筑國家的網絡安全法治體系，形成立體化的網絡控制系統，推動全球網絡治理，建構“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主張網絡安全法治化建設應確立系統法學的知識增長點，并探尋其知識生產規律。不斷加強對網絡安全法治的體系性優化，構建和完善網絡安全法治系統工程。

［關鍵詞］系統法學；網絡安全法治；啟示

美國學者諾伯特•維納《控制論—或關于在動物和機器中控制和通訊的科學》一書出版于1948年，書中所闡明的一些有關控制論的基本科學思想，一直在這門學科的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使得控制論的思想和方法幾乎滲透所有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而美籍奧地利理論生物學家貝塔朗菲在1932年發表了“抗體系統論”，提出了系統論的思想。又在1937年提出了一般系統論原理，從而奠定了這門科學的理論基礎。相比于協同論、耗散結構理論和突變論等新三論，系統論、信息論和控制論俗稱老三論。1979年，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將“法治系統工程”納入“系統工程體系”，助推系統法學的產生。系統法學誕生于上世紀80年代，是將現代系統科學方法引入法學研究而形成的新的法學流派。熊繼寧教授在《決策方式轉變與“經濟－科技－社會－環境－法律”系統協同發展》會議主題報告中指出了協同發展與擴大人的自由度的問題。這也使得在網絡安全領域，如何更好地踐行國家安全以及和個人、社會組織利益的平衡日益凸顯。系統法學理論在網絡安全法治化建設中如何重新確立知識增長點，并探尋其知識生產規律，成為極其重要的研究課題。按照系統科學的觀點，立法、司法和行政多種因素及其相互間的關系組成了法治系統，研究這個系統的組織和運轉就是系統法學的目的［1］。系統法學（legalsystemsscience）是運用以系統科學為代表的現代科學方法研究法制系統的調節機制及其演化的法律科學［2］。通過綜合運用系統科學、網絡科學技術以及相關法學理論，研究和解決法治系統的創建、運行和維護問題的法律實踐就是我們常說的法制系統工程，而對法制系統工程的理論提升、總結和指導就是系統法學。

一、系統法學的研究內容

（一）系統法學研究的三個層面系統法學作為法學科學，從社會哲學思想到具體法律條文的聯通和提供研究工具的作用，它從系統學、法系統技術學和法制系統工程三個層面上，形成了對法律大系統的研究體制［3］。在系統法學本體論層面，法系統學主要研究系統法學的一般原理、要素、價值、淵源和方法，著重考察系統法學最基本、最普遍和最抽象的理論和問題。在系統法學運行論層面，法系統技術學借助“大數據”和“云計算”等信息技術，提供了新的系統法學研究策略和工具。通過立法、執法、司法等進程設計，重新確立系統法學的知識增長點，并探尋其知識生產規律成為當下的重要任務。在系統法學演進和社會論層面，運用系統法學和法系統技術學的理論和方法技術，借助網絡信息技術方法，解決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監督等方面的實際法律問題。

（二）系統法學研究的目標系統系統法學研究從有機整體而非簡單組合出發，注重立體網絡式思維，綜合研究縱橫交錯的法律關系。只有整體的系統才是真正的系統，脫離系統的部分，不再完全具有系統原來的性質、特征和功能。除了查漏補缺，還需要協調并平衡系統各元素之間的利益關系，使其結構更加合理、嚴謹。只有加強系統的統一性和提高系統的整體性，才能使系統的功能充分發揮。從系統觀點出發，對法制系統的整體與要素之間，不同層次之間，強調法制系統在動態反饋中達到內平衡，以及與環境互動中的協調和適應。側重從發展趨勢方面進行綜合、全面的考察，在運動和發展中維持其穩定性，注重研究減少法制系統的不確定性、偶然性和復雜性，將運用系統工程的方法促使法制建設和法學研究的現代化作為系統法學研究的總目標。

二、網絡安全法治化

亞里士多德提出的良法之治，包括良好的立法和司法兩個維度。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四中全會報告中提出了“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這就將良法、善治的概念結合起來，準確表述了法治的內涵，描繪了法治建設的新藍圖。法治是依法治理，是一種與人治相對立的治國方略或良好法律秩序，法治本身不是法條之治，而是良法之治，良法不是道德層面的善良，而是價值、功能層面的優良。全民信法是法治運行的基礎，法治的核心不在于法，而在于權力。“法的統治”的核心要義是國家一切公權力都要受法律的制約，以此保障市場經濟中公民的權利和自由［4］。網絡安全法律的合法性來源于法律自身，即必須合乎自身創設規則的約束，而非政治權威的解釋、道德倫理的支撐、自發之道的驗證和經濟尺度的衡量。科學建立、健全信息網絡法制總體框架系統。《網絡安全法》為核心的網絡安全法律框架體系正逐步建立，配套的法規標準體系不斷制定和完善，網絡安全司法和執法實踐取得重大進展，國家網絡與信息安全法治化進程進入全面完善時期。應切實根據網絡自身運行的規律和特性，讓信息網絡進行自律自治，不能僅僅為了網絡管制方面的考慮而急于且大量進行信息網絡立法工作。與此同時，應科學制定一些具體操作的相關單行規范性文件，解決框架性法律規范的抽象性，以及“無法可依”的執法困境。作為基本權利和法律秩序的維護者，國家通過界定市場結構與合作規則來降低網絡主體的交往成本，通過公共產品供給的規模效應降低了執行成本，最終提升了網絡治理的有效性［5］。明確數據權屬和境內留存的合理界限。關于數據境內留存規定，我國《網絡安全法》第37條規定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運營者應當在境內存儲在境內收集和產生的個人信息和重要數據。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需要我們拿出數據境內留存的中國方案，與相關國家以及企業進行溝通，避免誤解，降低交易成本以及防范對等待遇行為。圍繞“數據本地化存儲合理界限理論”構建數據跨境傳輸安全評估辦法的最大好處在于，能將比例原則的精神貫穿于數據跨境的監管過程之中，也能使得國家在行使數據主權的過程中，在安全和發展之間取得平衡［6］。

三、啟示

開放性動態網絡系統為編制網絡安全法治的體系性優化提供了計算機程序工具。系統科學方法引進法學研究領域，為我們進行法學研究和有關法的實踐活動提供了現代思維方式和具體研究方法，拓展了新的研究領域，也為法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活動的現代化提供了橋梁。在信息時代，現代化的一個主要標志就是各項工作的數據化和計算機化。數理邏輯和數學方法在法學研究中的應用，為法學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和認知路徑。開放性動態網絡系統對網絡安全法治系統不斷優化，為我們提供了觀念抽象模型和數學模型，進而為編制網絡安全法治的體系性優化提供了計算機程序工具。利益衡量原則對運用計算機程序優化網絡安全法律體系的良性規范指引。在優化網絡安全法律體系的過程中，利益衡量原則在立法層面，要求立法者充分發揮社會利益的分配功能和調整功能，對各類主體的利益進行系統科學的評估和衡量，為利益的協調整合提供法律標準。而利益衡量原則在司法層面，要求法官尊重法條文字，兼顧立法者意旨，結合社會需要，借助層次分明、井然有序的價值體系序列，使人們形成與具體現實的生活方式無法分離的一種規范性秩序。運用計算機程序優化網絡安全法律體系時，要維護社會公眾對法律安定性的預期，對網絡安全立法不得進行實質性破壞和重大司法修改。堅決捍衛法律的尊嚴，培育公民對法律的信仰。我們不能把研究視野局限在難以重現的過去或未來的理想圖景中，進而來理解和適用法律，要回應社會公眾對網絡安全法律法規正當性的期盼，尋求社會情景與法律理念之間完美的契合。網絡安全法治體系性優化的社會因素構建。提高立法、執法和司法機關的法律運行能力，開展法治啟蒙教育，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識，因為全民信法是法治運行的基礎。同時應完善有效的多渠道信息反饋機制，不斷矯正網絡安全法治化進程中出現的問題。在通過系統法學理論對網絡安全法治化建設的過程中，不應把法律視為一種抽象的、理想化的價值或體現了這樣的價值的條文，而應立足于當今的社會生活、本土資源，在現實社會背景的語境下找到網絡安全法治體系的合理性。從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角度系統性的理解法律，把法律理解為與人們具體現實的生活方式無法分離的一種規范性秩序。互聯網需要培育與其交往潛能相適應的對話倫理。解決現代社會多元主體的交往規范問題，進而建設一個充盈程序理性、對話倫理的互聯網社會［7］。以價值、功能層面的優良之法來檢驗國家網絡安全治理中制定的規范性文件是否符合上位法的規定，并將一切公權力納入法律的制約。構建和完善網絡安全法治系統工程。經過一段時期的努力，我國網絡安全法治法律系統的網絡化和有序化已基本形成。互聯網治理體系進一步促進了經濟社會的有序發展，保障著社會的公平正義，網絡社會治理創新體系不斷推動著國家網絡空間安全立法和信息安全法治建設。網絡安全法治系統工程中的立法系統工程。立法者應樹立正確的系統觀，充分考量組織與環境互動因素。堅持結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科學立法，合理安排系統結構理論與網絡安全法治的銜接。為有效防止立法系統功能低能化，基于計算機網絡的綜合立法系統，通過對有效信息的收集、分類、存儲、分析和處理，從而增強立法決策的科學化和合理化水平。在安全防護機制中引入的隨機性因素，可有效對抗諸如基于固定內存地址的溢出攻擊、數據分組篡改偽造攻擊以及認證繞過等攻擊方式，增大攻擊者的攻擊實施難度，顯著提高系統或軟件的安全性［8］。收集未來發展趨勢的資料，模擬預測其實施以后可能產生的對社會各方面的聯動效應，尤其對公民和社會主體權益的影響，盡可能減少立法帶來的社會風險，發揮其預測預防功能。在網絡安全領域，協同發展與人的自由之間存在權利上的相互性。有序的實質就是自由度的減少，也就意味著原系統自由度的擴大［9］。在我國當下涉及網絡安全法治系統下的法律規范中，還未有國家利益的明確列舉式和排除式規定，因此在實踐操作中，極容易對人的自由度造成侵犯。從控制論的角度來分析，在通過立法活動進行網絡安全法治建設中，控制系統自身的資格瑕疵問題也需要予以切實的監督和保障。換言之，各級立法機關的網絡立法活動的權力界限也需要法律明晰，避免因自身瑕疵使法律在誕生之前就埋下了法律失靈的“禍根”，降低直至避免社會法治化帶來的風險，使其真正的反映出每個個體的真實意志和利益訴求。由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孔令彤開發的“輔助量刑系統”，專家系統的計算機自動量刑的輔助決策系統，根據罪責性相適應原則，借助計算機技術載體，基于微軟最新編程模型，以面向對象的程序設計方法開發，程序內部模擬刑事訴訟過程，以對刑事責任及其外圍數據為核心的處理，達到量刑的精確化和公正化，最大限度避免刑罰打擊的誤差，是一次很好的嘗試，為司法審判提供了一個較為可觀的尺度和標準。網絡安全法治系統工程中的網絡安全法治運行狀況。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計算機檢索法律法規實現了檢索的便捷化和高效化，通過分析工具的梳理，使得檢索者可以快速找到所需的法律法規。同時要利用科學技術不斷改進檢索系統的功能，查漏補缺并避免法律之間的沖突。司法案卷文書實體文件和程序文件的標準化指定，可以使網絡模擬系統的使用更為便捷，并使其運行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在我國司法實踐發展中，司法工作人員在日常的司法工作中加大了對高級檢索系統的運用，同時高級檢索系統的功能設置也愈加完善。隨著計算機軟件技術的發展，標準訴訟手冊模板和訴訟文書范例的推廣更具有可操作性，標準化的工作由自動化系統承擔，可有效解決法官、檢察官和書記員等司法工作者的一部分常規工作，使其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科學技術很難量化的領域。通過模擬系統的運用，實現司法活動的自動化和規范化，進而為法治社會、法治中國的構建提供技術和設備上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

［1］閆林海．中國系統法學研究［D］．華中科技大學，2009．

［2］熊繼寧．系統法學導論［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6．

［3］張文顯．良法善治：民主法治與國家治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4］方濱興，主編．論網絡空間主權［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

［5］道格拉斯•C．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6］黃志雄．網絡主權論———法理、政策與實踐［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7］張志安．網絡空間法治化———互聯網與國家治理年度報告（2015）［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8］楊林，于全．動態賦能網絡空間防御［M］．北京：中國工信出版集團，人民郵電出版社，2016．

［9］熊繼寧．“經濟－科技－社會－環境－法律”系統協同發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

［10］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第3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11］王利明．法治：良法與善治［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作者：王淵 張少鋒 李娟 單位：蘭州大學 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