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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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財經大學學報》2014年第四期

一、司法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及最近研究成果

根據偵查和量化隱藏行為方法的不同，可將司法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分為以下四類:

(一)直接觀察法直接觀察是偵查和識別隱藏行為最簡單的方法，即研究者通過直接觀察以往的統計數據或利用審計方法來確定不法交易背后的隱藏行為。這一研究方法雖然簡單，但在實踐中研究者很難獲得第一手的原始統計資料，因此很少有研究僅通過直接觀察的方法獲得想要的結果。即便研究者能夠獲得比較有價值的統計數據，直接觀察也只是第一步，接著通常需要利用更復雜的研究方法如統計回歸分析法，以進行更深入的數據挖掘。Christie和Schultz(1994)［4］的研究是具有代表性的利用直接觀察方法進行研究的例子。通過直接觀察納斯達克提供的交易數據，Christie和Schultz發現以1/8美元為最小報價單位的股價，實際上是以1/4美元為最小變動單位，因此結尾為1/8、3/8、5/8和7/8的報價非常少見。經過統計分析，Christie和Schultz發現這可能是做市的投資銀行相互串通的表現，這樣做是為了保持一個較高的最小報價單位(TickSize)，從而增加做市商的利潤。這一研究成果發表后，美國證交會(SEC)對其展開了調查，投資者對納斯達克提起集體訴訟，最終雙方達成庭外和解，納斯達克股市才逐漸恢復正常(Christie等，1994)［5］。Fisman和Miguel(2007)［6］通過分析紐約市違規停車罰單的數據發現，駐扎在聯合國的部分外交官并沒有按時繳納罰款，通過進一步觀察，他們發現這些外交官大多來自腐敗比較嚴重的國家。因此，他們推測平時生活中一些可以忽略的不道德行為可能與更嚴重的不道德行為(腐敗)密切相關。Levitt(2006)［7］也發現部分人群對生活中的“小惡”毫不在乎，但它們很有可能在日后演變成更為嚴重的“大惡”①。Edelman和Larkin(2009)［8］提供了另一個通過直接觀察發現不道德行為的例子，他們的研究對象是學術研究人員。社會科學研究網(SocialScienceResearchNetwork，SSRN)每隔60天就會根據論文下載數量分專業編制一份下載次數最多的論文目錄。這份目錄可以增加那些少有名氣或馬上要評職稱的學者的知名度，也是美國部分研究機構評估其研究者的重要指標。由于SSRN在計算下載數量時沒有剔除來自同一個IP的重復下載，因此部分學者有動力通過重復下載來增加自己論文的排名。Edelman和Larkin通過觀察論文下載數據，發現這種現象的確大量存在。他們還發現重復下載論文的現象在不同學科有所不同，其中金融、法律、管理以及會計領域最為嚴重，并且這種重復下載論文的沖動并不會由于拿到終身教職而有所減少，因此Edelman和Larkin認為這種不道德的學術行為是一種逐漸養成的習慣，與研究者所在的學術環境密切相關。

(二)衡量對比法當研究者無法通過直接觀察達到研究目的時，會嘗試利用衡量對比的研究方法。具體而言，研究者將試圖找到或構建衡量同一經濟活動的兩種指標，從理論上講，這兩種指標在數量上應該非常接近，如果上述經濟活動中存在影響其中某一個指標的不法行為，那么這兩種指標的數量將產生顯著差異，通過分析這些差異，研究者就可以將隱藏行為從該經濟活動中剝離出來。根據指標不同，衡量對比研究方法還可以進一步細分為:比較兩種不同渠道的官方數據;比較投入—產出數據;比較官方數據與研究者自己收集的數據等。1．比較兩種不同渠道的官方數據。司法經濟學家通常利用該方法研究走私等違法行為。Fisman和Wei(2004)［9］利用該方法考察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大陸的走私貿易。他們首先從香港海關獲得香港出口到大陸的商品貿易數據，然后又從大陸海關獲得大陸從香港進口的商品貿易數據，由于數據描述的是同一貿易活動，理論上商品的種類和數量應大致相同。但通過比較這兩組數據，作者發現大陸進口貿易額要明顯小于香港出口貿易額，這說明當時可能存在走私現象，不過，統計誤差也有可能是導致這兩組數據存在差異的原因。為了排除這一可能性，他們對商品種類與貿易差額的關系進行了分析，結果發現進出口貿易差額越大的商品恰恰是進口關稅較高的商品，而低稅商品的進出口貿易額卻相差不大。這一結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證明當時確實存在走私現象。其他類似的研究同樣發現一些國家也存在進口稅率與進出口貿易差額呈正向關系的現象(Mishra等，2007;Fisman和Wei，2007)［10－11］。Zinman和Zitzewitz(2012)［12］利用衡量對比的方法發現美國滑雪勝地的宣傳廣告具有一定的欺騙性。在該研究中，他們獲得了兩組關于滑雪勝地降雪量的數據:一組來自滑雪景區的廣告宣傳單(自報數據)，另一組來自離滑雪景區最近的政府氣象臺。通過比較這兩組數據，作者發現滑雪景區自報的降雪量普遍比政府氣象臺公布的數據高，特別是在周末或節假日，那些離市區較近的滑雪場通常虛報降雪量，其虛報程度最高達到23%。這樣做無疑是為了吸引游客、增加滑雪景區的收入。2．比較投入—產出數據。司法經濟學家有時也通過比較企業的投入—產出數據來識別企業的隱藏行為。Sukhtankar(2012)［13］曾利用印度白糖制造企業的投入—產出數據揭露其背后的腐敗交易。一般而言，白糖企業的產出投入比(一單位投入所帶來的產出)為固定比例，但Sukhtankar發現在印度大選期間，這些制糖企業的產出投入比有較大幅度的下降，特別是那些由政客控制的制糖企業，其產出投入比下降幅度最大。這說明部分甘蔗被壓榨后并沒有生產白糖，而被用于其他用途。Sukhtankar發現用于生產白糖的資源被政客挪用去支持他們的競選，這些政客競選成功后會制定一系列支持制糖企業的政策，比如提高白糖價格來報答制糖企業當初的資金支持。比較投入—產出數據的方法也常被應用于金融領域的研究，比如通過比較共同基金(MutualFund)的回報率來揭露股市中的內幕交易(Morey和O’Neal，2006;Kacperczyk等，2008)［14－15］。還有部分學者將其運用于財政領域的研究(Baicker和Staiger，2005)［16］。3．比較官方數據與研究者自己收集的數據。司法經濟學家在研究某一隱藏行為時，自己可能會先收集一些數據，然后再與官方公布的數據進行對比，從而找出不公平交易背后的隱藏行為。Reini-kka和Svensson(2004)［17］利用該方法考察了烏干達政府對學校進行財政撥款過程中可能存在的腐敗問題。他們首先收集并估計了各個學校應該獲得的財政撥款，然后將其與政府公布的數據進行比較，結果發現在1991年～1995年之間，只有13%的政府撥款到達指定學校，由此認定在撥款過程中存在腐敗現象。他們的這一推斷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證實，因為在隨后的幾年，政府和學校加強監管力度后，91%的政府撥款到達指定學校。Olken(2006)［18］對印度尼西亞政府的轉移支付項目進行了研究。首先對接受補助的人群進行調查，然后將調查數據與官方公布的數據進行比較，發現部分資金或實物并沒有到達接受補助者手中，比如18%的大米不知去向，特別是在人口稀少的地區該現象更為嚴重，由此推出失蹤的資金或實物可能被挪用甚至被貪污的結論。

(三)激勵因素分析法在大部分司法經濟學研究中，研究者只能觀察到一種衡量不公平交易的指標或數據，因此無法使用衡量對比研究方法。激勵因素分析法可有效克服此缺陷。激勵因素分析法考察的是隱藏行為背后的激勵因素，當這些激勵因素由于某些原因(如政策改變、技術改變等)而發生改變時，隱藏行為也會相應發生變化，通過分析比較變化前后的隱藏行為，就可找出不公平交易背后的運行機制。該方法也可進一步細分為:斷點分析法和實驗分析法。1．斷點分析法。該方法假定隱藏行為背后的激勵因素由于某些原因發生了不連續的變化，從而形成了一個斷點。在此情況下，隱藏行為也會在斷點前后發生不連續變化。通過比較隱藏行為在斷點前后的變化，估計出隱藏行為對經濟活動的影響程度。政府政策的改變、新技術的引入或管制力度的突然加強等都會導致激勵因素發生突變，從而形成斷點。Jin和Leslie(2003)［19］考察了洛杉磯餐館的衛生條件問題，是解釋如何使用斷點分析法的一個很好例子。在1998年之前，洛杉磯餐館的衛生條件普遍很差，1998年當地政府要求每個餐館必須接受衛生檢查，并要求將載有質量評分的衛生質量等級證掛放在餐館門口，以便消費者了解該餐館的衛生條件。在該研究中，衛生監管力度的突然加強使得餐館對衛生條件改善的激勵發生了突變，形成了一個斷點，同時衛生條件改善這一隱藏行為也發生了相應的改變。通過分析比較1998年前后的餐館衛生條件，發現引入衛生質量評分后，絕大部分餐館的衛生條件得到明顯改善，顧客明顯增多，銷售收入也隨之增加。不僅如此，這些餐館附近的醫院接收的食物中毒病人數也有所下降。Lin等(2008)［20］考察了臺灣墮胎政策的放開對其男女嬰比例及女嬰死亡率的影響。在該研究中，父母的隱藏行為表現為對嬰兒性別的選擇。當墮胎政策放開后，父母用產前選擇(墮胎)代替了產后選擇(殺嬰)，這一改變表現為到醫院進行胎兒性別檢測的父母大幅增加以及出生一個月女嬰死亡率的下降。該研究發現墮胎政策的放開導致男嬰的比例有較大幅度的上升。Qian(2008)［21］發現經濟方面的激勵也會影響性別比例，其研究指出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農作物的價格大幅上升，這一現象導致盛產水果地區(男性勞動力有比較優勢)的男性比例有所上升，而盛產茶葉地區(女性勞動力有比較優勢)的男性比例有所下降。2．實驗分析法。當無法觀測到政策或技術變化時，研究者可以用實驗的方法改變隱藏行為的激勵因素。這一方法多被應用于研究逃稅問題。Slemrod等(2001)［22］為研究逃稅問題，隨機挑選了一部分納稅人并告訴他們稅務局將對其收入進行審查。結果發現，中低收入家庭特別是單身人士有逃稅的傾向。其他一些學者也利用實驗分析法考察了逃稅問題(Kleven等，2010;Pomeranz，2010)［23－24］。Olken(2007)［25］利用類似稅收審查的方法考察了印度尼西亞公路建設的質量問題。在該研究中，政府相關部門隨機挑選了一些路段，然后告知要進行質量檢測。研究發現，與那些沒有告知要進行質量檢測的道路相比，事先被告知的道路的質量要好得多。Duflo和Hanna(2008)［26］利用實驗分析法考察了老師缺勤對學生成績的影響。他們隨機挑選了一些學校，然后進行實驗:如果老師每天都能按時上課(通過與學生合照來證明其確實有來上課)，他們將獲得額外獎勵。與那些沒有被挑選進行實驗的學校相比，實驗學校的老師曠課率下降至21%，學生考試的平均成績明顯提高。因而，他們得出缺乏一套有效的教師監督機制將嚴重影響學生考試成績的結論。

(四)模型分析法在司法經濟學的眾多分析方法中，模型分析法是最常用的一種方法。與其他領域的經濟學家一樣，司法經濟學家首先會根據經濟理論構建實證模型，然后利用該模型進行回歸分析。唯一的區別在于，司法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經濟社會中的不公平交易或現象，其目的是揭露這些交易或現象背后的隱藏行為。因此在進行回歸分析時，為了使回歸結果更加準確可靠，研究者通常假定隱藏行為背后的激勵因素與其他影響該經濟活動衡量指標的因素不相關。用計量經濟學術語表示就是模型的誤差項與解釋變量無關，這一假定可保證回歸系數的無偏性。司法經濟學家常利用模型分析法研究商品市場上廠商的共謀行為。在這類研究中，研究者首先假定廠商利潤最大化的一階條件為:其中，c為廠商的邊際成本，Q為整個行業的商品數量，P(Q)為該商品的價格水平。θ是衡量廠商行為的參數，稱為行為參數(ConductParameter)。當θ=0時，邊際成本等于價格(或邊際收入)，此時為完全競爭市場，廠商之間完全沒有共謀;當θ等于廠商的市場份額時，廠商之間形成古諾均衡;當θ=1時，市場上只有一個廠商，形成完全壟斷。Genesove和Mullin(2001)［27］通過估計θ的大小考察了1890年～1914年期間美國白糖制造業的廠商行為。他們發現，當制糖業形成卡特爾(Cartel)市場結構時，θ的估計值達到最大，隨著進入壁壘的逐漸消失，越來越多的企業進入該行業，θ的估計值逐漸變小。Wolfram(1999)［28］對英國電力行業進行了類似研究，其結論大致相似。不難看出，這些實證結論與上述理論模型基本吻合。部分司法經濟學家還利用模型分析法研究拍賣過程中的共謀行為(Por-ter和Zona，1993，1999;Pesendorfer，2000;ker，2010)［29－32］。比如，Porter和Zona(1993)［29］通過構建實證模型研究了政府采購拍賣過程中的共謀行為。具體而言，他們首先利用Logistic模型估計了拍賣過程中的最低報價，然后再利用Orderedlogit模型估計了所有競標者報價的順序，最后比較這兩個模型的回歸系數是否相同，從而判斷拍賣過程中是否存在共謀行為。還有一些司法經濟學家利用模型分析法研究一些非經濟領域的不法現象。Jacob和Levitt(2003a)［33］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發現芝加哥某些學校的老師通過特殊的作弊方式來幫助學生提高考試成績(業績考核指標之一)，如私下修改學生的錯誤答案。為了掩蓋其作弊行為，這些老師通常只修改部分簡單考題的答案。盡管如此，Jacob和Levitt通過分析學生的考試試卷還發現了一些按照常理不可能出現的現象。比如，他們發現考生試卷中存在一系列“可疑的答案串”(SuspiciousAn-swerStrings)，即同一個班的所有學生對某一些問題的答案(不一定正確)完全相同。為了證實某些老師確實存在作弊行為，作者進一步考察了這些不可能出現的現象是否與學生的成績提高有關。結果發現，存在“可疑答案串”的班級其學生成績提高幅度較大，但當學校加強監管后，這些班級學生的考試成績又出現下降趨勢。因此，作者認為這些學校的某些老師確實存在作弊行為。Jacob和Levitt(2003a)的研究為隨后Jacob和Levitt(2003b)［34］、Beber和Scacco(2008)［35］研究其他領域的欺騙行為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可以說，模型分析法是司法經濟學家最常用的方法。相對于前面三種方法，模型分析法對數據質量要求更高，而且需要研究者掌握更加高級的計量經濟學方法。該方法的困難之處在于構建能夠反映經濟行為指標與其隱藏行為關系的實證模型。其實，本文所提到的四種研究方法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也是司法經濟學家研究思路的一種體現。具體而言，研究者首先會觀察數據，試圖找到一些可以證實不公平交易存在的證據，然后利用衡量比較法或圖形描述這些數據的變化趨勢(注意政策變化引起的斷點)，最后根據上述信息建立實證模型并進行回歸分析。

二、司法經濟學研究面臨的困境及對策

(一)數據收集困難高質量的數據是經濟學實證研究的基礎，對司法經濟學的研究尤其如此。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司法經濟學研究的是不公平交易背后的隱藏行為，因此要收集衡量這些隱藏行為的數據非常困難。當然，某些司法經濟學研究的數據也不是很難收集，比如關于納斯達克是否存在做市行為的研究，其數據的獲取就較為容易，但是對于一些敏感性或具有爭議性的問題，比如腐敗問題就很難獲得高質量的數據。著名司法經濟學家StevenLevitt為了撰寫《魔鬼經濟學》，不僅調查房地產經紀人的買賣記錄，還翻查黑社會臥底的秘密日記，甚至通過與毒販打交道以獲得販毒集團的某些數據，其過程是何等艱難。此外，因數據講究時效性，所以要獲得有研究意義的、有時效性的數據更為困難。有些司法經濟學家雖然獲得了一些機密數據(比如政府解密的數據)，但是由于年代久遠，基于這些數據所做研究的實踐意義可能要大打折扣。比如《商業帝國?———冷戰期間政治對貿易的影響》揭露了美國CIA在冷戰時期的丑陋行為，但由于這些行為大約發生在三四十年前，該研究的實踐意義需打一定的折扣。因此，當司法經濟學無法收集到某些數據時，他們也會嘗試利用實驗方法自己創造數據。比如Slemrod等(2001)［22］為研究逃稅問題，隨機挑選了一部分納稅人并告訴他們，稅務局將對他們的收入進行審查，進而觀察這些納稅人的反應。通過這一實驗，研究者收集到足夠的證據證明了美國中低收入家庭具有逃稅傾向。由于并不是每個實驗都能使研究者獲得想要的數據，所以設計一個合理的實驗需要研究者具有豐富的想象力。為了獲得具有研究價值的、具有時效性的數據，近年來司法經濟學界正致力尋求與政府的合作。比如，他們擬建立一個國際性的“環球司法經濟學實驗室”(GlobalForensicEconomicsLaboratory)，以作為與政府合作的橋梁。通過這一平臺，司法經濟學家希望獲得更多時效性數據，而政府則希望利用他們的研究成果逐步解決官商勾結、腐敗等問題。

(二)缺乏媒體支持依據司法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及研究目的，僅僅依靠專業學術雜志無法達到快速傳播、及時阻止不法行為的目的①。因此，司法經濟學家需要尋找其他傳播渠道。互聯網的快速發展為司法經濟學家快速傳播研究成果提供了可能。除此之外，專家論壇等電視節目也是一條有效的傳播渠道。然而，Zitze-witz(2012)［2］指出，近年來各種媒體的表現無法令人滿意，特別是當司法經濟學家研究的問題與媒體贊助商或所有者的利益相沖突時，后者往往不愿意讓研究者公布其研究結果，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研究成果的快速傳播。司法經濟學家通常會研究一些敏感性問題，如政府腐敗現象，但這些問題常常會觸及政府的根本利益，所以由政府控制的宣傳媒介(如電視、報刊等)通常會對這些研究成果進行嚴格審查，以過濾那些可能會影響政府形象的言論。從某種程度上講，該現象體現出政府缺乏處理某些問題的決心和信心。因此，司法經濟學家呼吁言論自由，希望得到相關部門的更多支持，讓司法經濟學真正成為阻止不公平交易的“戰士”。

三、司法經濟學研究的理論價值與啟示

司法經濟學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為傳統的司法思維方式提供了有益的補充。作為一種重要的定量分析和實證分析的手段，經濟學分析方法逐漸被引入到法律及司法體系。具體而言，司法經濟學將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移植到法律體系，以法律為分析對象，重新審視法律的價值和具體制度。而傳統的司法思維方式，無論是歸納推理、演繹推理還是法律解釋都是立足于法律規范，以公平、秩序、自由等價值目標評判是非曲直，主要是一種規范性分析的方法，具有較大的主觀性，法官在法律的空隙內有相當的自由裁量權。司法經濟學則是運用一種與傳統司法思維方法截然不同的實證分析方法，具有明顯的技術性和具體性，能將具體法律問題模型化、數量化，使法律的目標分析和效果分析更加精確，體現出一定的實用價值和可操作性，不失為傳統司法思維方式的創新和突破。司法經濟學以其獨特的實證分析方法為傳統法律思維注入了活力，拓展了立法者和司法者的思維空間，并以其新穎的視角賦予了包含公平正義在內的現代司法理念時代氣息的內涵。司法經濟學在法律分析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在司法思維體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已成為傳統司法思維方式的有益補充。不公平交易大多是由政府失靈或市場失靈引起的。司法經濟學家研究這些不公平交易的目的是為了揭示其背后的隱藏行為，為政策制定者完善現有政策或制定新政策提供理論依據［2］。前文介紹的大部分研究成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意義，能為政策制定者解決政府失靈或市場失靈提供理論和現實依據。當前，我國正處于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經濟轉型時期，在這一過程中，不公平交易現象也普遍存在，甚至更加嚴重。因此，探討司法經濟學研究的對象及方法為中國司法經濟學本土化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鑒。部分國內學者也嘗試在司法經濟學領域進行了一些探索，如國內有不少學者研究過腐敗問題(周黎安和陶婧，2009;陳剛和李樹，2010;劉勇政和馮海波，2011)［36－38］。但由于這些研究大多利用宏觀數據(省級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無法深入解釋微觀個體的腐敗動機，因而其研究并未給出具體的政策建議，只是提出諸如加強新聞媒體監督力度等措施。鑒此，本文詳細介紹西方司法經濟學如上最新研究成果，其目的是使國內學者了解司法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為未來深入進行司法經濟學研究提供借鑒。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司法經濟學研究的是成熟市場經濟中的不公平交易，而中國目前還處于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轉型時期，一些研究方法可能在中國行不通，這就需要中國學者以批判的態度，借鑒西方司法經濟學中可行的研究方法，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不公平交易，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司法經濟學。

作者：郝君富文學單位：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保險經濟學院首都師范大學政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