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創新與收入再分配的宏觀效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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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財經大學學報》2014年第四期

一、理論模型構建

為便于研究，本文首先構建一個包含家庭、中間產品生產者、最終產品生產者、央行與政府等多部門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DSGE)。家庭提供勞動力，稅后工資收入用于消費，剩余收入存于銀行以及購買國債。中間產品生產者利用自身積累資本存量、政府專項轉移支付及能源生產中間品，并將其出售給最終產品生產者，在此過程中，中間產品生產者需考慮企業生產所需投入的環境成本。最終產品生產者利用雇傭的勞動力加工生產最終產品，生產過程中引入技術變量，反映技術創新對經濟系統的影響。央行與政府部門則主要通過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對經濟實行宏觀調控?？紤]到我國盯住貨幣供應量中介的規則，本文以貨幣增速及利率規則反映貨幣政策取向。模型將引入技術沖擊、能源效率沖擊、排放成本沖擊、政府消費沖擊、轉移支付沖擊、稅率沖擊及凈出口沖擊。其中，政府消費沖擊、稅率沖擊、轉移支付沖擊代表收入再分配對宏觀經濟系統的影響。政府購買不是指政府投資而是指政府消費，政府消費增加(減少)意味著增加(減少)對家庭的征稅，因而其政策含義與政府投資支出不同。本文對技術變量作了進一步區分，能源效率與環境代價以獨立變量表示，技術沖擊不包涵能源使用效率提高和排放成本下降，排放成本代表單位排放污染程度。1．家庭家庭通過獲得最終消費產品與休閑得到效用，并通過跨期組合實現期望效用現值最大化。2．中間品生產部門(1)第一階段在此階段，中間產品生產者利用自身積累資本存量、政府專項轉移支付及能源生產中間品。根據Maciej和Pawel(2010)［6］及魏巍賢等(2012)的研究成果，假定廠商利用從家庭所借資本、政府專項轉移支付及購買能源生產中間產品，資本能源復合品的生產滿足CES生產函數①，每一期的中間品生產廠商面臨以下成本最小化問題:(2)第二階段在此階段，中間品生產者將所生產的中間產品出售給最終產品生產者，此時需考慮企業生產所需投入的環境成本。模型設定參考Maciej和Pawel(2010)［6］的研究成果，將企業生產排放過程引入模型。一般而言，企業外部成本的衡量會比較困難，因而傳統分析往往會忽略企業生產的外部性，從而低估了生產過程中企業和社會總成本。Pittman(1983)［16］第一次把非期望產出引入模型，而引入非期望產出的一種行之有效方法，是將非期望產出轉換為一種投入(Seiford和Zhu，2005;Hailu和Veeman，2001)［17－18］。為簡化模型分析，本文以污染排放量和單位排放成本之乘積作為廠商在該階段所需的資源投入，單位排放成本越高，說明其所使用的材料對環境污染程度越嚴重。由此，廠商面臨如下成本最小化問題:3．最終產品生產部門最終產品生產部門利用從中間品生產部門所購買的中間品以及雇傭勞動力生產差異化最終產品，在給定生產水平情況下最小化生產成本，其最優化問題如下:4．價格設定假定最終產品市場為壟斷競爭市場，廠商可以設定價格。根據Calvo和Buillermo(1983)［19］的定價策略，假設每期有ψ比例的中間廠商保持價格不變，只有1－ψ比例的廠商允許重新設定價格，這些廠商設定最優價格以實現利潤現值之和最大化。5．央行與政府假設央行執行利率規則和盯住貨幣供應量的貨幣政策，利率規則采用推廣的Taylor規則:本研究借鑒王文甫(2010)［14］的研究成果，政府通過稅收、發行債券和增發貨幣獲得財政收入，并假設政府對居民工資收入與企業資本收益征收相同稅率，其預算約束為:6．經濟總體資源約束考慮進出口的四部門經濟模型，其總體資源約束為:Yt=Ct+Gt+It+IXt7．外生沖擊本文構建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引入外生沖擊即技術沖擊、能源效率沖擊、排放成本沖擊、政府消費沖擊、稅率沖擊、轉移支付沖擊以及凈出口沖擊，參考經典DSGE模型文獻研究成果，假定各種沖擊對數形式均服從AR(1)一階自回歸過程。

二、數據選取及參數校準估計

(一)數據選取與處理本文選擇的數據區間為1990年～2012年，時間間隔為1年。以狹義貨幣余額M1表示貨幣供給(M)，以居民消費支出表示消費(C)，以政府消費支出表示政府消費(G)，以資本形成總額表示投資(I)，以貨物和服務凈出口表示凈出口(NX)，以政府轉移支付表示轉移支付(S)。由于本文所建立的模型為考慮凈出口的開放經濟模型，所以總產出(Y)即為支出法得到的國內生產總值。此外，以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年度環比值表示通貨膨脹率(pit)。實際貨幣供給、轉移支付、消費、政府支出、投資、凈出口、總產出等數據分別以1989年為基期的CPI指數換算成實際值。以上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財政年鑒》。以能源加工轉換效率代表能效(εE，t)，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紤]到環境污染治理投資比污染物收費標準更能體現社會總成本，而國內工業污染治理投資資金主要來源于污染排放收費，因此本文采用污染治理投資作為計算環境代價基礎數據，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本文參考譚亞榮和鄭少鋒(2007)［12］的觀點，將污染排放成本定義為環境污染治理投資與污染排放量之比除以補償度。數據處理方面，通過對實際產出、凈出口、實際消費、實際政府投資、能源價格及排放成本數據進行HP濾波以消除趨勢，得到周期性因素部分，并據此進行參數校準估計。

(二)參數校準估計需要校準估計的參數主要分為兩類:一類為刻畫模型內生變量間定量關系的結構性參數，另一類為模型內生變量的穩態值。具體參數及內生變量穩態值見表1和表2。

三、模型模擬結果及參數敏感性分析

(一)脈沖響應分析1．技術沖擊技術創新會導致總供給結構發生變化，并催生新的消費需求，進而帶動新一輪的產業更替。技術沖擊結果顯示，技術創新對改善居民收入和刺激新的消費需求有顯著作用，并能抑制通脹水平(見圖1)。2．能源效率沖擊能效波動對經濟系統不同變量的影響:一方面，能效提升會促使生產邊際成本下降，能源消費及工業排放減少，能提高資本利用率，促進產出增加，抑制通脹;另一方面，能效沖擊短期內對就業、收入與消費存在一定程度的負面效應(見圖2)。鑒于傳統產業可提供大量就業崗位，對國民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因而短期內不可能完全摒棄。3．排放成本沖擊沖擊響應分析結果顯示，污染加劇造成的環境破壞會對整個經濟系統產生負向沖擊，包括降低實際產出和居民消費等(見圖3)。排放成本上升首先會直接促使企業降低排放并減少能源消費，引起相關產業產出收縮并造成宏觀經濟衰退，社會邊際成本與通脹水平上升則會令經濟系統面臨滯脹風險。沖擊分析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波特假說，即環境破壞會對經濟造成負面影響，而適當的環境管制可減少費用，提高產品質量，使企業獲得競爭優勢，進而促進產出。4．政府消費沖擊政府消費支出增加會加重居民及企業稅負，間接造成社會稅負水平上升，對經濟系統中的消費、收入、產出等均構成負向沖擊(見圖4)。5．稅率沖擊減稅在刺激居民消費、增加勞動供給和企業投資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具有較長期的效應。對不同行業實行差別稅率政策，可起到資源再分配的作用，如可通過較高稅率淘汰落后產能，通過稅收優惠扶持新興產業，還可通過調整不同行業之間過大的利潤差異實現收入的二次分配(見圖5)。6．轉移支付沖擊沖擊響應分析顯示，政府專項轉移支付對于改善居民消費、提高居民收入及增加就業等均能起到較好拉動作用(見圖6)。目前我國專項轉移支付在資本存量中所占權重較小，對宏觀經濟影響能力有限，表明政府在分配制度改革方面存在較大空間。7．凈出口沖擊凈出口沖擊分析結果顯示，凈出口增加有利于實際產出及資本存量增加，可以促進相關出口導向型產業的發展，對增加就業也能起到積極作用，但在刺激內需、提高居民工資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等方面發揮的作用有限(見圖7)。因此，依靠出口拉動經濟增長不僅不能較好地改善居民收入與國內消費結構，甚至會抑制居民消費，加劇收入分配不平等問題。

(二)參數敏感性分析參數敏感性分析方法是在保持模型中其他參數不變而僅改變某個結構參數或政策參數的前提下，比較相同外生沖擊對系統的不同影響。下面假定其他參數不變，而將資本彈性系數降低至0.4(實際為0.651)，探討較低資本彈性系數下，能源效率沖擊、排放成本沖擊與政府消費沖擊對經濟系統的不同影響。1．能源效率沖擊能源效率沖擊對經濟系統所有變量的影響幾乎均在減弱;沖擊就業波動效應下降對消費、工資水平等的影響亦變得更加溫和，對資本存量影響亦在下降，對產出的短期影響由最初兩期內最大正向偏離0.1%變為最大負向偏離0.1%，對產出長期擾動程度變得更小。該結果表明，在一個資本彈性系數較小的經濟實體中，產出更多的是源于勞動貢獻，能效提高對產出的影響相對較低，甚至在短期內還存在負效應。2．排放成本沖擊排放成本沖擊對經濟系統中諸多變量的影響均在減小:對產出的影響由最大負向偏離0.17%收窄到0.08%，對資本存量的影響由最大向偏離0.045%收窄到0.025%，對消費的影響由最大負向偏離0.09%收窄到0.045%，對工資的影響由最大負向偏離0.035%收窄到0.01%，對通脹的影響由最大正向偏離0.11%收窄到0.07%。該結果說明，資本彈性系數較小的經濟實體，排放成本沖擊對經濟實體的負面影響相對較低。反之，經濟實體資本彈性系數越大，排放成本沖擊對經濟實體的負面影響亦越大。3．政府消費沖擊政府消費沖擊對能源消費及工業排放的影響均在減弱:兩者由最大負向偏離0.16%收窄到0.13%;對就業的影響則在上升，由原來的最大正向偏離0.14%上升到0.16%;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由最大負向偏離0.4%減少到0.36%;對邊際成本(MC)的影響由最大負向偏離0.09%擴大到0.15%;對通脹的影響則由最大正向偏離0.15%擴大到0.20%;對產出的影響則由最大負向偏離0.06%上升到正向偏離0.06%。綜合以上參數敏感性分析，可得出如下結論:(1)資本彈性系數較小時，能源效率和環境污染對經濟波動的影響相對微弱。能源效率提升與污染程度下降，前者可提高單位社會資本使用效率，而后者則會減少單位社會資本的折舊與損耗程度。因此，當社會資本對一國產出貢獻較少時，兩者沖擊對經濟系統產生的波動較小。即資本彈性系數越大，能源使用效率提高和環境污染程度下降對經濟所起的促進作用將會更大。(2)資本彈性系數較大時，政府消費支出增加對經濟發展作用較小，甚至會抑制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這可能是政府支出增加會導致企業稅負等上升，擠出效應加劇，降低社會資本形成，抵消消費增加對經濟的促進作用，進而對產出形成負效應。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首次將能源效率、排放成本以及收入分配等相關變量引入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豐富了國內有關節能減排、技術創新與收入再分配等方面研究成果，拓展了該領域研究范圍。本文運用脈沖響應和參數敏感性分析測度了上述外生沖擊的宏觀波動效應，得到如下結論及政策建議:一是中國目前所處階段，經濟增長和能源需求具有剛性特征(林伯強等，2010)［20］，決定了現階段中國經濟發展需要兼顧推進城鎮化與低碳轉型的共同要求。因此，施行主動型節能政策，引入新技術新材料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等，才更有助于實現經濟的長期穩健發展。二是技術創新、能效和排放成本變動會給經濟系統帶來較大波動，凈出口增加無益于改善居民收入及消費結構。在當前國內資源環境面臨瓶頸制約、國際經濟環境不斷惡化的情況下，政府更應大力推行技術革新、節能環保，使其成為我國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舉措。三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降低環境污染對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的正效應越來越大，降低資本邊際成本、淘汰傳統低效產能、實現產業轉型升級已勢在必行。政府可通過稅收優惠、轉移支付等收入再分配措施支持新興產業發展，但產業轉型可能會對舊有產業造成較大沖擊，導致一些傳統行業迅速沒落，引起就業與收入的較大波動。政府在推行產業轉型時，既要扶持新興產業，也需兼顧傳統產業，不能操之過急。四是現階段黨和政府大力推行降低“三公消費”等一系列舉措，實為一項利國利民之舉，政府應繼續推進機構“消腫”和職能轉換，盡早穩妥推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作者：鄒新月吳李淼單位：廣東財經大學金融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