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民生性支出滿意度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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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財經大學學報》2014年第四期

一、文獻回顧

關于政府支出與私人消費關系的研究國內外相關文獻成果豐碩，但結論卻是見仁見智。近年來，隨著社會各界對民生問題關注程度的提高，民生財政應運而生，各級政府對民生領域的財政投入也在不斷增加，財政民生性支出與居民消費的關系日益引起學者的關注。“民生財政”是中國語境下的一種表達，國外鮮有學者專門研究財政民生性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但近年來西方學者開始關注特定類型政府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如Chou等(2006)［3］基于中國臺北相關數據的研究發現，政府在健康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重每上升1個百分點，當期增加的家庭消費為GDP的0.4%～0.6%。Bar-nett和Brooks(2010)［4］利用來自CEIC數據有限公司的中國省級數據研究發現，政府用于居民健康方面的支出每增加1元，城鎮家庭消費相應增加2元。Emanuele等(2010)［5］分析了政府社會性支出對家庭消費的作用渠道，同時以中國為例實證檢驗了政府社會性支出與家庭消費的關系。其研究顯示，政府在健康、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支出與家庭消費呈現正相關，如果社會性支出占GDP的比例增加1個百分點，則由此增加的家庭消費會占到GDP的1.2%;從對家庭消費的影響程度來看，社會保障支出的影響最大，其次為健康支出和教育支出，并且，政府社會性支出對城鎮居民和低收入群體消費的影響分別大于農村居民和高收入群體。BaldiGuido(2013)［6］運用校準的兩部門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研究發現，生產性政府支出和非生產性政府支出對私人消費的影響存在差異。事實上，由于政府用于教育、社會保障、公共衛生保健等方面的支出即是財政民生性支出的典型代表，因此，國外學者的研究其實已從某個側面刻畫出了財政民生性支出對私人消費的影響。相比之下，國內有關財政民生性支出與居民消費關系研究的文獻更加豐富，但結論并不完全一致。如洪源(2009)［7］、李普亮和鄭旭東(2014)［8］研究發現，政府民生性支出擠占了居民消費。易行健等(2013)［9］利用中國1996年～2009年間的省際面板數據，使用固定效應模型研究地方政府民生性財政支出占比對居民消費率的影響，結果表明，在存在預期消費支出不確定性的前提下，增加民生性財政支出有利于促進居民消費。李建強(2010)［10］將政府民生支出引入最優消費函數進行理論分析，并利用1978年～2008年的相關數據對政府民生支出與居民消費需求的動態關系進行實證檢驗，發現政府民生支出對居民消費產生倒V字形影響。另外還有不少實證文獻發現，財政民生性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存在著城鄉之間和區域之間的差異。如魏向杰(2012)［11］基于1997年～2009年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發現，政府民生支出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大于對城鎮居民消費的影響。劉志忠等(2012)［12］采用1995年～2010年中國內地31個省(市)面板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發現人均民生性財政支出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為正，但對城鎮居民消費的擠入效應并不顯著。劉沁清(2012)［13］的實證研究結果顯示，財政民生支出對居民消費影響的地區差異較大，在加大財政民生支出的同時應注意不同地區民生支出的結構優化和比較優勢的發揮。李嘉曉和鐘穎(2013)［14］從總量和結構的角度分析地方政府支出對我國居民消費的政策效應，發現民生性支出對各區域內的居民消費都具有顯著的凱恩斯效應，且呈現東、中、西部依次遞減的態勢。由于不同學者采用的分析數據和方法不同，由此導致對于財政民生性支出與居民消費關系的研究并未形成一致結論。但總的來看，已有文獻主要側重于從宏觀視角分析財政民生性支出規模對居民消費支出的影響，鮮有文獻基于居民個體這一微觀視角分析財政民生性支出對居民消費滿意度的影響，從而無法判斷財政民生性支出增長是否有助于從消費的角度提升國民社會福利。此外，多數學者在實證檢驗財政民生性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時往往運用的是時間序列數據、省級或跨國面板數據，沒有考慮到居民的個體特征和家庭特征等微觀因素對居民消費的潛在影響。那么，財政民生性支出影響居民消費滿意度的機制是什么?我國的財政民生性支出對居民消費滿意度究竟產生了何種效應?不同類別的財政民生性支出對居民消費滿意度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本文試圖對以上問題作出回答，這不僅有助于從一個新的視角檢驗我國民生導向財政政策的實施效果，而且還可為優化財政民生性支出結構提供微觀證據。.

二、理論詮釋:基于拓展的C-D效用函數解析框架

居民消費滿意度指的是居民從消費各種商品和服務中獲得滿足感的程度。一般來說，居民從消費商品和服務中獲得的滿足感越強，其消費滿意度相應就越高。本文在理論分析中選取居民效用作為居民消費滿意度的變量。在經濟學術語中，效用是消費者從一個市場籃子中得到的滿足程度的數值表示，它實際上也反映了消費者從一個消費組合中獲得滿足感的程度。因此，本文以居民效用替代居民消費滿意度，借鑒效用函數分析框架分析財政民生性支出對居民消費滿意度的影響。居民消費的對象既包括食品、衣著、家庭設備等私人品，也包括教育、醫療保健、交通通信等公共品。通常情況下，居民消費的私人品可以通過市場獲得，其對應的成本通常由消費者本人負擔，財政民生性支出的增加不會對私人品的數量和價格產生直接影響。但另一方面，如果教育、醫療保健等公共品完全由市場來提供則容易導致供給不足，為此需要政府進行適當的干預，而政府民生性支出的增加可以直接影響公共品的數量、質量和價格。實踐中，居民消費的公共品成本通常由個人和政府共同分擔。令居民消費的私人品數量為C1，對其支付的價格為P1，消費的公共品數量為C2，對其支付的價格為P2。假定一個代表性居民的效用函數符合C-D效用函數形式，則居民通過消費私人品和公共品得到的總效用為:需要注意的是，公式(1)－(5)的推導過程存在兩個重要缺陷:一是居民的效用函數僅僅考慮了居民所消費商品和服務的數量，而忽視了商品和服務的質量對居民效用的影響。事實上，財政民生性支出的增加即便沒有擴大居民享受的公共品數量，但如果改善了居民享受的公共品質量，則居民的效用同樣是增加的。二是忽略了政府提供公共品對居民收入的影響，從而無法全面把握財政民生性支出對居民效用的真實效應。這是因為，財政民生性支出是政府為居民提供公共品的成本，按照稅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邏輯，財政民生性支出的資金來源于居民直接或間接承擔的各種稅收，這就意味著財政民生性支出的變動與居民稅負的變化是聯動的。基于上述考慮，有必要對前面的C-D效用函數形式進行適當拓展。考慮到對公共品質量的精確度量比較困難，本文采取了一種簡易處理辦法，將公共品的質量視為其數量的θ倍，也就是說，如果居民消費的公共品名義數量為C2，則在慮及公共品質量的條件下，居民消費的公共品實際數量相當于(1+θ)C2。具體來看，在公共品的名義數量保持不變但其質量得以提升時，θ為正，此時(1+θ)C2＞C2，即居民享受的公共品的實際數量大于名義數量;反之，在公共品的數量保持不變但其質量出現下降時，θ為負，此時(1+θ)C2＜C2，即居民享受的公共品的實際數量小于名義數量。在考慮財政民生性支出與居民稅負的聯動時，假定一個代表性居民的稅前收入為I，稅收負擔為T，社會人口數量為N，政府提供公共品的單位成本為Pg，則政府提供公共品時的預算約束為:根據公式(10)－(12)，可以得出如下幾點推論:(1)居民的消費滿意度與居民享受的公共品質量θ呈現正相關，即居民享受的公共品質量越高，其消費滿意度越大。(2)居民的消費滿意度與居民為享受公共品支付的價格P2呈現負相關，即居民為享受公共品支付的價格越低，其消費滿意度越高①。(3)居民的消費滿意度與居民承擔的稅負T呈現負相關，即居民承擔的稅負越低，其消費滿意度越高。因此，財政民生支出對居民消費滿意度的影響主要取決于財政民生支出的增加是否改善了居民享受的公共品質量、是否降低了居民為享受公共品支付的價格以及是否以增加居民稅負為代價。一般來說，財政民生支出的增加既可以在保持居民稅負不變的條件下通過提高稅收用于民生支出的比例來實現，也可以在保持稅收用于民生支出比例不變的條件下通過增加居民稅負來實現。在比較樂觀的假設下，如果財政民生支出的增加是在保持居民稅負不變的條件下通過提高稅收用于民生支出的比例來實現，而且財政民生支出能夠得以有效配置和使用，那么，它應該有利于提高公共品質量和降低公共品價格，從而可以推動居民消費滿意度的上升。反過來，如果財政民生支出的增加提高了公共品質量、降低了公共品價格，但卻是以增加居民稅負為代價，此時，其對居民消費滿意度的影響在理論上并不確定。當然，在比較悲觀的假設下，如果財政民生支出的增加不僅沒有提高公共品質量和降低公共品價格，反而增加了居民稅負，此時，其對居民消費滿意度將會產生負向影響。因此，總的來看，財政民生支出對居民消費滿意度的影響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有待進一步實證檢驗，其影響方向和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財政民生支出對θ、P2和T的實際效應。另外，由于財政民生支出具有不同分類，其在不同領域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客觀上存在一定差異，因此，不同類別的財政民生支出對居民消費滿意度的影響可能有所不同。

三、變量選擇、數據來源及相關說明

(一)變量選擇由于本文旨在分析財政民生性支出對城鎮居民消費滿意度的影響，因此，財政民生性支出和城鎮居民消費滿意度成為研究中關注的核心變量。城鎮居民消費滿意度體現的是城鎮居民的一種主觀評價，本文采用李克特量表對其進行刻畫。設計問題如下:您對自己目前的消費水平滿意嗎?城鎮居民的評價等級分別為“滿意”、“一般”和“不滿意”，分別賦值為3、2和1。對于個體城鎮居民而言，財政民生性支出的規模是客觀的，其對城鎮居民收入及公共品數量、質量和價格的影響同樣不取決于個人意志。從理論上分析，如果能夠得到每個城鎮居民實際分享到的財政民生性支出的客觀數據，則本文的實證分析將可大大簡化。遺憾的是，財政民生性支出通常不會直接分配給個體居民，試圖通過對城鎮居民的問卷調查獲得每個個體所能分享的財政民生性支出的確切數據并不現實。不過，由于城鎮居民的生活與政府的財政支出息息相關，每個城鎮居民對財政民生性支出所提供的公共品的數量、質量和價格有其特有的認知和評價，而且個體之間認知能力、信息渠道、主觀偏好、價值觀念等方面的差異也會導致他們對財政民生性支出的評價各異，我們可以通過一定的方法測度城鎮居民對財政民生性支出的主觀評價，并據此對財政民生性支出進行刻畫。為此，本文選取城鎮居民對財政民生性支出的滿意度作為財政民生性支出的變量。事實上，對這種滿意度的測量不僅有助于了解城鎮居民對財政民生性支出規模的認知程度，在一定意義上還可以反映城鎮居民對財政民生性支出資金使用績效的認可程度。從理論上分析，城鎮居民對財政民生性支出的滿意度不僅取決于他們所能享受的民生性公共品的數量和質量，還取決于這些公共品的數量和質量與城鎮居民期望值的相對差距以及公共品在不同地區和群體之間分布的公平程度。比如，如果財政民生性支出的增加總體上提高了轄區內的教育質量，但卻使不同學校之間的教育質量差距變得更大，那么可能帶來的結果是，有的城鎮居民會對財政民生性支出持有較高評價，有的則會更加不滿。為了能夠更清晰地度量城鎮居民對財政民生性支出的評價，本文同樣采用李克特量表刻畫城鎮居民對財政民生性支出的滿意度。雖然“民生”一詞已經廣為人知，加大財政對民生的投入也是民之所求，但究竟何為財政民生性支出卻仍是一個有待明晰的話題。考慮到城鎮居民對財政民生性支出認知的有限性，本文將財政民生性支出進一步細化為教育支出、醫療衛生支出、社會保障支出、文化體育支出、交通通信支出和住房保障支出六個方面，分別詢問城鎮居民對上述領域財政民生性支出的滿意情況，共設定“非常滿意”“滿意”“一般”“不滿意”和“非常不滿意”五個等級，分別賦值為5、4、3、2、1。然后根據城鎮居民對六個方面民生性支出的評價得分，利用因子分析法計算綜合得分得到城鎮居民對財政民生性支出的總體滿意度。這樣處理的好處在于，既避免了因城鎮居民對財政民生性支出的模糊認知而導致其對財政民生性支出評價的理解偏差，也有助于考察不同類別財政民生性支出與城鎮居民消費滿意度的關系，為優化財政民生性支出結構提供微觀證據。盡管本文重點考察財政民生性支出與城鎮居民消費滿意度的關系，但城鎮居民消費滿意度的影響因素卻是復雜多樣的。為此，本文在研究過程中還選取了如下控制變量:(1)城鎮居民的個體特征，包括性別、年齡、文化程度等。(2)城鎮居民的家庭特征，主要選取了家庭收入水平和在校子女數量兩個變量。無論是凱恩斯的絕對收入消費理論和莫迪利亞尼的生命周期消費理論，還是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消費理論，均將收入作為影響私人消費的核心變量，后期的大量實證文獻也證實收入對居民消費存在重要影響。一般來說，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其對應的消費水平也越高，居民的消費滿意度也會越高。在校子女數量也可以通過多種機制影響城鎮居民消費，現階段，城鎮居民普遍對子女教育高度重視，越來越多的父母抱著“絕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心態逐年加大教育投資①。在家庭收入水平既定的條件下，為保障孩子的教育支出，一些城鎮家庭只能削減其他消費開支。此外，他們還要為子女將來的就業、結婚、購房而增加儲蓄，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3)城鎮居民的戶籍身份。改革開放后，我國財政再分配政策有明顯的城市偏向(雷根強、蔡翔，2012)［15］，即便在同一城鎮內部，是否擁有城鎮戶籍對于城鎮居民所能享受的公共品也有著重要影響，因為在現實中，城鎮的許多社會福利與戶籍掛鉤，擁有城鎮戶籍的居民享受的公共品水平總體上高于沒有城鎮戶籍的居民。據此推斷，擁有城鎮戶籍的城鎮居民的消費滿意度可能更高。(4)城鎮居民家庭的流動性約束。如果城鎮居民擁有較強的借貸能力，則他的現期消費可以大于現期收入，但如果城鎮居民存在借貸約束，則會影響到消費者的消費決策，進而影響其消費滿意度。屠俊明(2012)［16］的研究發現，流動性約束通過弱化居民消費跨期優化能力而增加居民消費波動，而且流動性約束的增加會減損居民福利。為了刻畫城鎮居民是否存在流動性約束，本文設置了如下問題:如果家庭出現收支缺口，您認為向銀行貸款或向他人借款容易嗎?如果回答“容易”，則認為其不存在流動性約束，否則認為其存在流動性約束。(5)城鎮居民的消費觀念。一般來說，消費觀念越強的城鎮居民，通常也越愿意和敢于消費，因而其消費滿意度可能會越高。本文通過以下問題刻畫城鎮居民的消費觀念:您認同“借錢消費是不會過日子的一種表現”這種說法嗎?如果認同，則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城鎮居民的消費觀念比較保守，否則可以認為消費觀念相對較強。

(二)數據來源及說明本文樣本數據源自對廣東省發達程度不同地區城鎮居民的隨機抽樣調查。此次調查緣起于作者主持的2012年度廣東省高等學校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項目《廣東省宏觀稅負、民生財政支出與城鄉居民消費增長》。調查由惠州學院部分經過專門培訓的在校大學生于2013年暑期完成，調研地區涉及深圳、惠州、汕頭、潮州和揭陽五個地市。上述地市雖然均隸屬于廣東省，但經濟發展水平呈現出明顯的梯度差異。表1顯示了2012年5個地市的人均GDP。其中，深圳市的人均GDP是全國平均水平的3.2倍，是中國最發達的城市之一，可將其視為發達地區的代表;惠州人均GDP較全國平均水平高出12530元，可視為中等發達地區的代表;汕頭、潮州和揭陽的人均GDP明顯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可將其作為欠發達地區的代表。因此，本次調研兼顧了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有利于強化樣本的代表性。為了保證問卷調查的質量，在調研實施之前，調研人員對問卷內容進行了認真學習和交流，并選擇部分城鎮居民進行小范圍的預調查，根據預調查反饋結果對問卷內容進行修改和完善。正式調查期間共發放和回收問卷2107份，其中有效問卷1745份，有效率為82.9%，問卷在各地市的分布情況如表1所示。本次調研采取的是“一對一”式問卷調查，在調研實施過程中，調研人員向訪談對象解釋了相關的專業術語，使其準確理解問卷內容，避免了訪談對象因理解偏差而影響作答質量。出現較多無效問卷并非主要緣于問卷回答不夠完整或存在邏輯矛盾，而是因為許多訪談對象在問及其對財政民生性支出的滿意程度時選擇了“說不清楚”。考慮到本文主要關注城鎮居民的財政民生性支出滿意度對其消費滿意度的影響，“說不清楚”不能簡單等同于“不滿意”，所以，這部分城鎮居民的問卷信息由于無法滿足本文實證分析的需要，故將其作為無效問卷加以處理。回收問卷并剔除無效問卷后統一對問卷進行編號，將調研數據錄入Epidata3.1數據庫，運用計算機進行邏輯檢查并進行隨機抽查，以確保數據錄入的準確性。受訪城鎮居民基本特征如表2所示。從性別來看，女性訪談對象所占比例稍高;從年齡來看，訪談對象呈現低齡化特征，其中年齡在40歲以下的城鎮居民占比達到71.1%;從受教育水平來看，訪談對象的文化程度總體較高，其中高中及以上的訪談對象所占比例為63.1%。這表明多數訪談對象年富力強，文化水平較高，有助于增進其對相關問題的理解能力，從而提高問卷的作答質量。

四、實證檢驗

(一)模型設定及變量特征鑒于因變量的多值離散變量性質，本文選擇OrderedLogistic模型對財政民生性支出與城鎮居民消費滿意度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二)模型估計運用Stata10.1對OrderedLogistic模型進行估計，得到表4所示結果。由表4中回歸結果(1)和(2)可知，不論有無控制其他影響因素，財政民生性支出與城鎮居民消費滿意度均呈現顯著正相關。如前所述，城鎮居民的消費對象不僅包括食品、衣著等私人品，還包括教育、醫療保健、文化娛樂等公共品，政府的各項財政民生性支出通過提高城鎮居民享受的公共品數量和質量提高了城鎮居民消費滿意度。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類別財政民生性支出對城鎮居民消費滿意度的影響不盡一致。回歸結果(3)和(4)顯示，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交通通信等方面的財政支出對城鎮居民消費滿意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在教育、文化體育和住房保障方面的財政支出對城鎮居民消費滿意度的影響在統計上并不顯著。這表明，教育、文化體育和住房保障方面的財政民生性支出的配置和利用效率不容樂觀，其提供的相應公共品的質量以及居民為享受這些公共品而支付的價格與城鎮居民預期還存在一定差距，在提高城鎮居民的消費滿意度方面沒有發揮出應有的作用。在各個控制變量中，家庭收入水平、在校子女數量和消費觀念對城鎮居民消費滿意度在統計上具有顯著影響，而且影響方向均與理論預期吻合。城鎮居民的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和戶籍身份對其消費滿意度的影響在統計上并不顯著。根據前面的分析，擁有城鎮戶籍的居民其消費滿意度可能更高，但實證結果并未支持這一推斷，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很長時期以來，社會福利與戶籍掛鉤似乎成為人們默認的社會規范，擁有戶籍的城鎮居民想當然地認為自己應該享有這種福利，而且也已習慣于享受這些福利，而沒有城鎮戶籍的城鎮居民似乎也逐漸認可社會福利與戶籍掛鉤的潛規則，因此，兩者在評價消費滿意度時沒有過多考慮戶籍身份的影響;另一方面，隨著民生財政建設的推進，許多地方的公共服務開始逐漸向常住人口覆蓋，戶籍對社會福利的影響正在逐漸弱化，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戶籍對城鎮居民消費滿意度的影響。流動性約束對城鎮居民消費滿意度在統計上表現出顯著影響，但影響方向與理論預期不太吻合，背后蘊含的機理有待進一步發掘，本文初步認為可能的原因在于，存在流動性約束的城鎮居民在進行消費決策時往往遵循“量入為出”的原則，對自身消費的心理期望值相對較低，更容易形成“知足常樂”的心態，因此，較之不存在流動性約束的城鎮居民其消費滿意度反而更高。為了進一步比較不同類型財政民生性支出對城鎮居民消費滿意度的影響程度，本文還報告了Or-deredLogistic模型的標準化估計結果(見表5)。從中很容易就能看出，社會保障領域的財政支出對城鎮居民消費滿意度的影響最大，其次分別為醫療衛生支出和交通通信支出，而教育、文化體育和住房保障領域的財政支出對城鎮居民消費滿意度并未表現出顯著影響。雖然各級政府近年來在教育、住房保障領域的投入不斷增加，但由于相關公共資源配置效率不高，而且分配不夠公平，“上好學難，上好學貴”、“住房難，住房貴”等現象并未得到根本緩解，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教育、住房保障領域的財政支出對城鎮居民消費滿意度的正向影響。

(三)穩健性檢驗為了確保實證結果的可靠性，本文從以下兩個方面對模型進行了穩健性檢驗:(1)前面的實證分析將城鎮居民對消費滿意狀況評價劃分為“滿意”“一般”和“不滿意”三個等級，而將其對各項財政民生性支出的滿意狀況劃分為“非常滿意”“滿意”“一般”“不滿意”和“非常不滿意”五個等級，考慮到“非常滿意”和“滿意”、“非常不滿意”和“不滿意”之間的界限并不特別明確，同時也為了保持兩個變量賦值規則的一致性，本文進一步將“非常滿意”和“滿意”統一賦值為3，將“一般”賦值為2，將“非常不滿意”和“不滿意”統一賦值為1，再次對OrderedLogistic模型進行估計。(2)運用OrderedLogistic模型的前提是假定殘差服從logistic分布，本文進一步假定殘差服從正態分布，運用該模型對財政民生性支出與城鎮居民消費滿意度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上述實證檢驗結果證實，本文的核心結論沒有明顯變化，表明實證結果是穩健的①。

(四)進一步討論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城鎮居民對財政民生性支出的滿意度與其消費滿意度呈現顯著正相關，這為我們從消費的視角提升國民社會福利提供了一個新思路。但需要反思的是，盡管當前各級政府對民生領域的投入力度不斷加大，城鎮居民對財政民生性支出的滿意度總體上卻并不樂觀。表6顯示了城鎮居民對各項財政民生性支出的滿意程度及其得分。滿意度得分的計算方法如下:根據李克特量表的規則，非常不滿意=1，不滿意=2，一般=3，滿意=4，非常滿意=5，其對應的頻數分別為x1、x2、x3、x4和x5，則城鎮居民對某項財政民生性支出的滿意度得分score計算公式為:由表6不難看出，城鎮居民對各項財政民生性支出的滿意度總體較低，只有在財政用于文化體育方面支出的滿意度指標得分上勉強及格①，對其余各項財政民生性支出的滿意度均在及格線以下，其中對住房保障支出的滿意度最低，這應該與目前多數城市房價快速上漲和居高不下有著密切關系。

五、結論及政策含義

擴大居民消費不僅是穩定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更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體現。財政民生性支出作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物質保障，與居民消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居民消費支出的增加并不等價于國民社會福利的改善，不能僅僅將目光局限于財政民生性支出是否促進了居民消費支出的增長，而應更多地關注財政民生性支出是否改善了國民的社會福利。從消費的視角看，居民消費滿意度是度量國民社會福利的重要指標，強化財政民生性支出與居民消費滿意度的協調性應是民生導向財政政策的重要目標之一。不過，從理論層面分析，財政民生性支出對居民消費滿意度的影響機理十分復雜，影響方向和大小存在較強的不確定性。本文基于對發達程度不同地區1745份城鎮居民的問卷調查數據研究發現，財政民生性支出作為影響城鎮居民消費的重要變量，與城鎮居民消費滿意度呈現出顯著正相關。這表明，民生導向的財政政策整體上有助于提高國民的社會福利。值得注意的是，不同類別的財政民生性支出對城鎮居民消費滿意度的影響存在一定差異。其中，社會保障領域的財政支出對城鎮居民消費滿意度的影響最大，其次分別為醫療衛生支出和交通通信支出，而教育、文化體育和住房保障領域的財政支出對城鎮居民消費滿意度并未表現出顯著影響。需要反思的是，盡管各級政府對民生領域的投入力度在不斷加大，但居民對財政民生性支出的滿意狀況并不樂觀。這就要求，一方面，各級政府在增加財政民生性支出總量的同時，需要進一步重視財政民生性支出結構的優化，適當提高財政在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和交通通信方面的支出比例;另一方面，政府在教育、文化體育和住房保障領域的財政支出配置和利用效率還潛在著不少問題，在滿足城鎮居民對相關公共品的需求方面與城鎮居民預期還存在一定差距，今后應著力通過降低相關公共品價格和改進相關公共品供給質量，提高教育、文化體育和住房保障領域的財政支出對城鎮居民消費滿意度的貢獻。毋庸諱言，稅收用之于民同時也取之于民。通常情況下，財政民生性支出與居民的稅收負擔是聯動的。因此，在考察財政民生性支出對居民消費滿意度的影響時，必須將居民的稅收負擔一并加以考慮。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要求穩定稅負，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為此，應繼續實施有增有減的結構性減稅，通過完善稅制，著力降低中低收入階層實際承擔的間接稅和直接稅，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在此基礎上，強化對財政民生性支出的績效管理，努力降低民生性公共品的價格，改進民生性公共品的質量，以此推動居民消費滿意度的提升。

作者：李普亮單位：惠州學院經濟管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