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訴訟中的釋明義務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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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科技學院學報》2014年第七期

一、釋明的法律性質

釋明的法律性質在我國學界存在著較大的爭議，一些學者的觀點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均有一定的道理。第一種觀點是“權利說”，將釋明看作是法官的職權，主要為法國所采用;第二種觀點是“義務說”，將釋明規定為法官的義務，德國采取“義務說”;第三種觀點是“權利義務一體說”，將釋明視為法官權力和義務的統一體，“權利義務說”主要為日本所采。本文認為，以上幾種觀點均存在一定的缺陷。將法官釋明理解為一種權利，則相對于當事人而言負有接受法官釋明的義務，這顯然不符合我國的民事訴訟制度和司法實踐，此外，將釋明理解為權利會導致法官不進行釋明也不會產生不利后果，這顯然不符合釋明制度是修正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的不足，對訴訟能力不足當事人的進行救濟的目的，對當事人的公正審判權造成不利影響。將法官釋明理解為既是權利又是義務，因權利義務是對立的，不得共存于法院，二者不具有兼容性，否則當法官不進行釋明時，因釋明是法院或法官的權利，故不能產生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權利義務說自身存在一定的矛盾。權能說在一定程度上強調了法官的權力和職責，注重法官的責任，但對法官不進行釋明或釋明不適當時是否應承擔不利后果仍不明確，且將釋明理解為權能容易和法院的訴訟指揮權相混淆。

確定釋明的法律性質，需要從釋明制度產生的背景、立法目的和自身的本質特征來進行界定。從世界各國的訴訟理念轉變來看，當事人之間訴訟能力的不平等是客觀存在的，單純的規定訴訟形式上的平等卻實際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正義、不平等，因此需要對傳統的當事人主義進行一定的修正，即通過法官的釋明，使當事人有機會修正自己的主張，及時調整訴訟請求，以保障當事人的公正審判權。因此，從自由型訴訟觀向社會型訴訟觀的轉變是釋明制度應界定的釋明義務的基礎。從世界各國釋明制度的發展來看，現在大陸法系國家越來越傾向于釋明應界定為法院的義務。古典的辯論主義訴訟模式是建立是假定當事人具有平等、相同的訴訟能力，當事人完全具備攻防能力，法官僅是居中裁判基礎之上的，但隨著自由主義訴訟模式缺陷的不斷顯現，當事人因自身訴訟能力不足而遭遇不公正的司法結果，使得這種訴訟模式背離司法正義，故在對辯論主義和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的反思下，產生了協同型的訴訟理念，即通過修正的當事人主義，由當事人和法院構成共同體，協作促進糾紛的解決，因此賦予了法院的釋明義務，故古典辯論主義向協同主義的轉變是釋明界定為義務的基礎。釋明制度的本質在于強化法院的義務，加強對法院審判權的約束以保障當事人的權利，從而實現訴訟目的，將釋明界定為法院的義務，則相對當事人而言是一種訴權保障，此外當法院違法釋明或不進行釋明時，也可以為當事人設立相應的救濟機制，以保障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因此從釋明制度的本質特征上來看，應將釋明界定為法院的義務。綜上，從釋明制度產生的背景、立法目的和其自身的本質特征來看，本文認為，應將釋明的法律性質界定為釋明義務，以促進我國法院釋明義務的履行和實現司法正義，實現當事人間權利義務的平衡。

二、我國民事訴訟中釋明義務制度存在的問題

在司法實踐中，釋明義務的行使與民事審判改革的發展要求明顯不相適應。我國在司法實踐中釋明義務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一)釋明義務的法律規范位階過低，規定不明確釋明制度是民事訴訟中的一項重要制度，法院在司法實踐中要經常進行釋明，對保障民事訴訟的進行和當事人的合法權利具有重要意義。但我國《民事訴訟法》中缺乏相關規定，僅規定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司法解釋中，一方面法律位階較低，沒有充分體現釋明制度在民事訴訟基本制度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對釋明制度規定得過于簡略，對諸多重要的問題缺乏規定，導致釋明制度在司法實踐中缺乏可操作性，法官在審判活動中難以適用。

(二)釋明制度的適用范圍過于狹窄我國當前關于釋明制度的適用范圍主要集中在舉證、自認、法律行為的效力和法律關系的判斷等方面，雖然從實體法的相關規定來看，釋明制度有一定的擴展，如關于違約金調整的釋明、是否超過訴訟時效法院不得釋明等規定，對釋明制度的發展具有一定的意義。但我國相關規定在釋明制度中沒有在訴訟主體、訴訟標的和當事人的法律觀點釋明或不得釋明等方面作出規定，導致司法實踐中法官的職權不明，容易出現怠于行使釋明義務或者過度行使釋明義務，造成司法腐敗或司法不公。我國現行的相關規定對釋明制度的行使及限制也規定不明，存在一定的缺陷，這些缺陷和問題導致釋明制度的功能和作用的發揮受到了極大的限制。

(三)缺乏釋明不當的救濟機制釋明制度在我國《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中規定得過于簡單，在司法實踐中的可操作性非常差。當法官不履行釋明義務或違法履行釋明義務時當事人應如何救濟目前缺乏相關規定，并無明確的救濟措施。我國當前的相關規定僅規定法院在哪些情況下應當釋明，但沒有規定法院違法釋明時當事人的救濟權。在實體法上，僅有個別司法解釋規定法院未予釋明的，當事人可以上訴，二審法院可以改判或發回重審。無救濟則無權利，因此，當法官履行釋明義務不當侵害當事人合法權益而沒有相關的法律后果時，容易造成法官釋明的濫用，造成司法不公。

三、我國釋明義務制度的完善

(一)完善我國釋明法律制度，擴大釋明義務的適用范圍當前應在立法的層面對釋明制度進行系統全面的規定，以提高釋明制度的法律位階，實現司法實踐的統一。應從釋明義務的法律概念、性質、適用范圍等方面，在《民事訴訟法》中作出全面規定。本文認為，還應擴大釋明義務的適用范圍。一方面，釋明義務在程序法上有規定，在實體法上也可以作出相關規定。還應進一步明確釋明義務在訴訟主體、訴訟標的、法律關系的明確及法律效力等方面的釋明，列舉釋明義務的適用范圍。此外，釋明義務貫穿于整個訴訟過程中，在庭審前、庭審中及庭審后及二審、再審程序中，法官均存在一定的釋明義務。還應當注意確定釋明義務的界限，以防止法官過度履行釋明義務。釋明義務的本質特征決定了法官在履行釋明義務時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法官自由裁量權的界限即釋明義務履行的界限是保持司法中立，釋明義務設置的立法目的在于通過法院的釋明，使雙方當事人的訴訟能力達到大體平衡，促進司法公正。

(二)完善釋明義務不當履行的救濟體系由于我國目前的相關規定缺乏釋明義務不當行使的法律責任制度，導致當事人的權利受侵害而無法進行救濟。本文認為應當完善我國釋明不當的救濟制度，以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利。本文認為，完善我國釋明義務的救濟體系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一是賦予當事人的上訴權。對于法官消極釋明的，即法官應當進行釋明而沒有進行釋明，導致當事人權利嚴重遭受侵害的，當事人有權提出上訴，二審法院可以原審判決違反法定程序為由而予以發回重審或者依據法律規定予以改判。對于法官過度進行釋明，明顯違反辯論主義和處分主義的界限的，可以賦予當事人上訴權，二審法院可以撤銷原審判決，以約束法院過度釋明。二是建立法官錯誤釋明的追責機制。當法官釋明錯誤時，即不應當釋明而違法進行釋明時，或者法律明文規定法院不得釋明而法官進行釋明時，屬于釋明錯誤，釋明錯誤并不等同于法官釋明過度或者消極釋明，這一情形屬于最為嚴重的法官釋明錯誤。對于法官釋明錯誤，本文認為，在法官釋明錯誤中，法官通常存在故意或者重大過失，不能僅采取撤銷原判，發回重審的方式對當事人進行救濟，還要追究法官的相關司法行政責任，利用《法官法》的相關規定對法官的嚴重違法行為進行追責，以建立相關的懲戒機制。

四、結論

釋明制度是民事訴訟中的一項重要制度，釋明制度對明確法院及法官的釋明義務范圍及相關法律責任均具有重要意義，對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利和平等的訴訟地位也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釋明是指在整個民事訴訟過程中，當事人的主張或陳述不明確、不具體或證據材料不足以證明其主張而當事人誤以為達到證明要求等情形時，法官應當通過發問、提示等合理的方式協助當事人明確其主張，以使當事人就案件事實和法律關系進行充分辯論的司法行為。從釋明制度產生的背景、立法目的和自身的本質特征等因素來看，釋明的法律性質是法院的一種義務。應從完善立法，提高釋明法律制度的法律位階、擴大釋明義務的適用范圍、賦予當事人上訴權和對法官的嚴重違法行為建立追責機制等方面完善我國的釋明制度。

作者：劉慧竹單位：貴州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