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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談我國網絡直播的法律規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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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談我國網絡直播的法律規制

    摘要:深受網友青睞的網絡直播隨著時代快速發展如雨后春筍般破繭而出,同時也帶來了對社會道德、法律監管的挑戰。目前雖有相關法律法規和文件對網絡直播亂象進行規制,但仍存在主播惡性競爭、信息難控制、執法難取證等問題,其根本原因是網絡直播的法律規制仍然未成體系、強制力低以及缺乏對相關主體的法律規制。因此需建立統一的立法、監管和協調機制,完善網絡直播法律體系,以及從強制性和針對性方面完善網絡直播立法內容。

    關鍵詞:網絡直播;法律規制;法律體系

    0引言

    網絡直播,是利用網絡系統在網絡平臺上同步播放與電影、游戲、電視劇或現實生活場景相關的視頻,從而給互聯網用戶帶來實時傳播的一種新型網絡媒體形式。與傳統媒體相比,網絡直播具有形式新穎、傳輸速度快、成本低等特點。傳統媒體資源有限,具體體現在人力、物力和財力等多個方面,同時傳統媒體資源的有限性還體現在資源布局和播出時間等方面;為了適應大規模的競爭報道,媒體還需要對其內容進行刪減;網絡直播的出現突破了這些限制,網絡媒體中具有大量的信息資源。根據iiMediaResearch數據顯示據,2017年中國在線直播用戶達到3.92億,比2016年增長26.5%,預計到2019年將達到4.95億,發展態勢不容小覷。網絡直播在快速發展的同時,網絡直播亂象也層出不窮。本文試圖對網絡直播及其亂象進行基本介紹,分析法律立法現狀以及不足之處,并對目前的網絡直播亂象提供相關法律規制的建議。

    1我國網絡直播的現實困境

    1.1主播惡性競爭,挑戰網絡生態

    如今移動網絡技術的成熟正在突破空間限制,擴大了直播范圍,網絡主播只需簡單注冊,具備基本設備如攝像頭、話筒、電腦即可隨時隨地開始直播。而直播內容也五花八門,從才藝比拼到吃飯睡覺等生活常態都可作為直播的吸金源。在大量直播平臺的發展中,存在較為嚴重的同質化現象,在很大程度上網絡主播為了吸引粉絲采用各種搞怪刺激為噱頭,進一步加劇了惡性競爭。甚至部分網絡直播平臺在發展中涉及到了庸俗、色情、血腥暴力的內容,這些內容在網絡直播平臺中傳播嚴重違反了我國社會公德,破壞了我國網絡生態環境。

    1.2平臺分享灰色收益,監管形同虛設

    從我國網絡主播平臺的發展情況來看,網絡直播平臺的盈利模式較為單一,基本都是依靠粉絲來獲利,個人主播粉絲可以與其盈利成正比。個人主播得以上位,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公會的包裝、推薦、排期、內容規劃等管理手段的有效實施,平臺、協會和主播之間通過緊密的配合形成了利益產業鏈。網絡主播在該利益鏈中通過各種途徑吸引粉絲,而協會和平臺為了獲得相應的利益對網絡主播的違法行為視而不見,甚至會出現共同分享灰色利益的情況。

    1.3直播信息難以控制,影響社會穩定

    網絡直播是一種典型的現代化媒體,近年來隨著網絡直播平臺的不斷發展,已經成為網民網絡生活中的主要組成部分。據相關數據顯示,部分大型直播平臺在高峰期同時在線的用戶超過了400萬人。直播平臺在信息傳播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成為網絡輿情事件發展和傳播的重要陣地。網絡直播平臺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快速傳播信息,如果其傳播信息中包含淫穢色情、暴力、恐怖、邪教、教唆等犯罪信息,則必然對整個網絡安全和社會穩定發展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而且網播直播室往往會形成一個網絡社區,導播和交流的信息難以監測和獲取,一些敏感信息可能在監測之前就已廣泛傳播,而且現場用戶還可以錄制現場視頻,進行二次傳輸。如果將在線社區的在線和離線活動結合起來,也可能對該國的政治穩定構成挑戰。

    1.4網絡監控技術受限,執法難以取證

    網絡直播行業的快速發展與相關的監管體制之間存在著結構性矛盾,也就是說沒有針對網絡直播平臺建立完善的監管體系。視頻中包含不同類型的信息,同時網絡直播也具有實時性和突發性的特點,人工審核則是目前網絡直播平臺監管的主要方式。目前的視頻和語音監控技術無法實現對主機發射行為的智能識別,在直播的高峰期有數千房間同時在線直播,監管難度難以想象。目前我國網絡中流行的網絡平臺幾乎都沒有開發出回放功能,給整個網絡輿情的監測帶來很大的挑戰。例如,在直播平臺中討論社會焦點問題,若當時未被監測到,事后便無法采集、分析,難以展現輿情事件的全貌。

    2我國網絡直播法律規制的缺陷

    當下我國網絡直播亂象層出不窮,2017年6月原文化部部署全國29個省的文化市場綜合執法機構開展查處工作,公布了直播平臺多批網絡直播違法行為,“網絡主播黑名單”制度也進入公眾視野。雖然我國對直播平臺網絡直播違法行為的打擊力度日趨嚴厲,但前文所提及的各類網絡直播亂象仍是屢禁不止,這主要是對我國直播平臺的網絡直播違法行為的規制,面臨諸多法律難題。縱觀這些法律難題,最大的矛盾無疑是直播平臺網絡直播違法的形式十分隱蔽,本身便讓打擊網絡直播違法行為更加困難,而我國網絡立法未形成基本的體系,其強制性和針對性均不到位,更加無法有效規制網絡直播的違法行為。

    2.1網絡直播的法律規制沒有形成基本體系

    網絡直播行業主體主要包括網絡直播平臺運營商、網絡主播、網絡直播用戶以及網絡直播的監管者。對于網絡直播的法律規制,主要是監管者限制網絡直播平臺運營商、網絡主播、網絡直播用戶三個行為主體的違法直播行為。網絡直播法律體系中涉及多個主體,法律規制必須要具有完整的法律體系,法律體系中必須包括各類法律條文。我國近年來為了進一步規范網絡直播平臺的發展,出臺了相關的文件。例如原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為了進一步規范網絡直播平臺,下發了《關于加強網絡視聽節目直播服務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要求在我國開展網絡直播服務,必須要按照《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管理規定》和《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業務分類目錄》中的規定進行。同時為了進一步規范網絡直播市場秩序,我國出臺了《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互聯網文化管理暫行規定》和《網絡表演經營活動管理辦法》等相關文件,這些文件的出臺對于規范我國網絡直播平臺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并從網絡直播平臺本身、直播內容等方面進行了規定。2016年12月我國出臺了《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較為全面的對網絡直播進行了規定,具體來講從主播、直播內容、直播技術、用戶等方面均做出了較為詳細的規定。但是從目前我國對網絡直播平臺的監管來看,在法律規定以及執行等方面均存在一系列的問題和不足。

    2.2網絡直播法律規制缺少強制性

    我國的網絡立法無法有效規制直播平臺的網絡直播違法行為,相關法律法規或者協議公約大多都缺乏強制性,這才導致違法者敢于頂風作案。以《北京網絡直播行業自律公約》為例(以下簡稱《公約》),2016年4月,北京市網絡文化協會攜同二十余家大型直播平臺,聯合了《公約》。《公約》的規定確實有一些可取之處,如在視頻某位置標識水印,目的就是方便得知該視頻的源頭以及事發時間,以便事后的追責處理。強制主播實名認證則是為了追責到位。各大平臺相繼簽訂該公約,不少小型直播平臺為響應號召,也簽訂了此公約。雖然簽訂《公約》的聲勢十分浩大,首先從《公約》的名稱便可判斷其是行業內部的自律公約,其本身無太多強制性,而只依靠自律活動,顯然是不可能解決當下直播平臺存在的違法直播亂象的。其次,《公約》的內容雖然相較以往的規定充實了不少,但仍然不夠具體。《公約》第四項的規定便是如此,即屬于“應當承擔法律義務,卻未規定法律后果”的情形。根據這項規定,倘若平臺主播未進行健康、積極的網絡直播行為,那么也無法對其進行處置。《公約》本身簡短,作用力與影響力似乎也和其內容成正比。

    2.3缺乏對主播和平臺網絡直播違法行為的法律規制

    2016年11月4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出臺了《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其主要的目的在于進一步加強對我國網絡直播平臺的監管,推動和促進我國網絡直播平臺的快速、有序發展,這是我國首部直接規制直播平臺網絡直播行為的法規。《規定》確實有不少可取之處,如規定了“雙資質”、實名認證和黑名單管理制度,這些規定對網絡直播亂象可起一定遏制作用。如第二條就首次明確了網絡直播行為、網絡直播服務提供者(即我們俗稱的網絡主播)的定義,這樣那些目的不正當的主播將會被拒之門外。再比如第十六條的規定,就比《北京網絡直播行業自律公約》要求保存15天的規定要更加嚴格,這也給直播平臺與直播服務提供者施加了更大的壓力。但是《規定》的條文只有短短的20條,雖然相較之前的各式自律公約類文件還是完善不少,但仍需不斷完善。第一,對個人直播的法律規制存在空白。《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管理規定》是我國針對網絡視頻監管的主要規范性文件,但是該文件主要針對的是具有法人資格的單位。但是從目前我國網絡視頻直播的發展情況來看,網絡直播中存在大量的個人主播,這些主播與網絡直播平臺之間沒有任何的協議;第二,目前的監管缺乏法律依據,主要依靠行業自律和平臺自律。網絡視頻直播平臺在一定程度上對直播形式和直播內容做出了相應的規定,這些規定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對網絡直播主體的行為產生一定的約束,但是由于網絡直播平臺的特點導致其作用不夠明顯。行業自律及平臺的自律對于網絡直播平臺的監管和約束有效性十分有限,“人工巡視”是目前網絡直播平臺進行監管的主要形式,但是這種方式的作用十分有限,對直播平臺的網絡直播違法行為無法有效規制。

    3我國網絡直播的立法選擇

    3.1構建網絡直播法律體系

    針對目前網絡直播平臺法律體系的缺失,國家應當建立、健全網絡直播產業的法律制度。法律制度需要對網絡直播平臺中的各種問題、糾紛和爭議進行明確的規定,從法律層面上確定各種問題的法律屬性,然后針對各種類型的問題從法律上給予規定,從而有效地解決法律問題。因此,要結合我國網絡直播產業發展的趨勢和特點,建立專門的立法機構和監管機制,同時要建立協同的監管體制和監管機制,以“一個中心、多層次”為基本的監管原則,盡快完善我國網絡直播的法律法規。其中一個中心主要是指網絡直播的法律體系必須要以推動和促進我國互聯網直播平臺的有序發展為中心,建立符合市場發展規律的監管體系;多層次指一是在網絡直播平臺監管體系方面需要結合憲法、經濟法、行政法、民商法、刑法等多個不同的部門法規,從產業健康發展的趨勢出發建立多層次的法律體系和監管體系。二是在網絡直播監管立法中要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建立合適的立法模式,我國網絡視頻直播的形式、直播內容及直播質量千差萬別,因此在法律體系的建設中必須要采取合理的立法模式,一次性完成整套法律體系是不切實際的,立法機關在立法過程中要充分進行調查,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整合現行的各種法律法規,明確監管部門的職責,制定完善的法律體系,盡可能制定兼顧各方利益的法律制度。三是鑒于網絡直播產業發展中的自律機制不完善,應從法律上承認行業自律公約的法律地位,增加相關行業自律規則,引入統一的行業標準。四是現場直播的相關立法應強調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以及未成年人的保護,這兩個方面也可以體現國家對文化產業的重視。

    3.2健全網絡法規,加強其執行的強制力

    2016年11月7日,并于2017年6月實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以下簡稱《網絡安全法》)是我國第一步網絡空間安全管理綜合標準的基本法律。《網絡安全法》規定了網絡違法情形以及應當遵守的義務,還強化了責任主體的法律責任,列明了危害網絡安全、造成違法后果具體的懲罰標準,提高了罰款金額,違法情節嚴重的可以予以行政拘留。這與過去主體責任約定不明、不嚴的法律法規相比,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作為網絡空間的基本法律,《網絡安全法》能起到奠基的作用,而且其中部分內容可以適用于直播平臺網絡直播行為的規范與治理。但這畢竟只是基本法律,更多的還是從宏觀的角度出發,關于直播平臺與網絡直播行為這類新事物的細化規定還不夠完善。雖然在法治社會不能要求一旦出現法律問題就予以立法解決,這樣處理問題的效率并不高。但以后若能將《網絡安全法》規定的內容進一步細化,出臺配套解釋,對直播平臺網絡直播違法行為的規制更加細致,處罰更加全面而嚴厲,加強其強制執行力,我國關于直播平臺網絡直播違法行為的規制一定能取得更好成效,從而進一步減少網絡直播違法行為的出現。

    3.3制定具有針對性的網絡法規

    因為直播平臺的新穎性,我國當下直接與直播平臺網絡直播相關聯的法律法規,只有《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而且該管理規定更多的是從宏觀的角度出發,主要目的是維護國家利益,維護互聯網的安全,為人民營造良好的網絡環境。條文既不夠剛性,也不夠全面,真正影響力并不大。所以,我國還需出臺更多更全面的直接規制直播平臺網絡直播違法行為的法律法規,與《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共同施行,填補《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的不足之處。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辦公室(以下簡稱網信辦)可以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司法解釋一般,對《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作出解釋,細化、闡明條文的意義。以完善第七條主體責任與建立直播內容審核平臺的規定為例,網信辦可以把責任主體規定為平臺負責人與平臺主播。倘若這樣的規定還不夠完善,也可以將進行管理監督的人員也計算在內,這樣追責時主體更加明確、具體。條文第一款提到“提供互聯網新聞信息直播服務的,應當設立總編輯”,總編輯的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其相關資質也應當具體規定,畢竟這是從源頭整治直播平臺。當下通過直播平臺這種新媒介傳播網絡信息速度極快,傳播謠言以及其他網絡直播違法的案例屢見不鮮,所以直播平臺在選定總編輯時必須持審慎態度,并對其進行定期嚴格考核。關于《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第十九條規定的問題(網絡直播服務提供者應當自覺接受社會監督,健全社會投訴舉報渠道,設置便捷的投訴舉報入口,基礎處理公眾投訴舉報),根據目前的規定,人民群眾即使想投訴舉報直播平臺的網絡直播違法行為也是投訴無門。針對這種情況網信辦應當細化該規定,在其官方網站或者政府官網上,公布可投訴、舉報網絡直播違法行為的網絡入口,讓人民群眾可以隨時隨地舉報主播和直播平臺的網絡直播違法行為。只有細化規定,出臺針對網絡直播行為的規定,提供直接、具體的方法,才能便于人們群眾監督直播平臺的網絡直播違法行為。這樣也有利于有關部門迅速發現直播平臺的網絡直播違法行為,并予以高效懲治。

    4結語

    當下要踐行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全面落實依法治國方略,預防網絡犯罪、維護網絡安全、凈化網絡環境等工作,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環。而直播平臺的網絡直播違法行為,正是當下我國網絡中極不和諧的一點,也是當下亟需整治的重點與難點。本文從我國直播平臺網絡直播行為的現狀和不足出發,在對有限的資料進行分析的基礎上作出的結論和給出的建議,肯定不夠全面具體。但隨著《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之類法規的出臺,國家對規制直播平臺網絡直播違法行為的不斷重視,相信立法部門、執法部門、司法部門以及主播、直播平臺、人民群眾一定能夠齊心合作,探討規制直播平臺網絡直播違法行為的方法,共同建立健全法規體系,以便規制多種亂象,創造優良的市場環境,維護整個網絡直播行業健康發展,維護我國網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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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秦贊謹 單位:湖南師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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