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勞動報酬的法理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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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面依法治國的時代背景下，堅持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提高罪犯勞動報酬，科學規范，加強對罪犯勞動報酬的管理是監獄嚴格公正文明執法的應有之義，也是有效激勵罪犯改惡自新、有效降低刑釋人員再犯罪率和維護社會大局穩定的重要舉措。堅持問題意識、社會視角和戰略眼光，全面深刻認識罪犯勞動報酬的法定性，遵循罪犯勞動報酬的適度性，不僅有利于解決思想認識層面的問題，更是推動監獄懲罰改造職能全面實現的要旨。

關鍵詞:監獄管理;罪犯勞動報酬;降低再犯罪率

罪犯勞動報酬，是指罪犯在監獄服刑改造中通過參加力所能及的勞動而獲得的收益和價值認可。作為獄內罪犯一項重要的合法權益，勞動報酬更是黨和政府對罪犯實施“給出路”政策的具體體現，是維護社會大局穩定和促進公平正義的有力舉措，其對提高改造質量、維護監獄穩定、促進社會和諧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在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深刻變化的新時代，依法規范做好罪犯勞動報酬工作，不僅是監獄依法執法的內在之需，更是有效降低刑釋人員再犯罪率、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長遠之計。

一、法定性———發放罪犯勞動報酬是監獄必須的作為

恪守法定性，是監獄依法做好罪犯勞動報酬工作必須踩實的底線。對服刑罪犯發放勞動報酬是世界各國監獄通行的做法。我國監獄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了監獄始終承擔著把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并使之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力量的歷史使命和價值追求?；诖?，新中國監獄一直堅持通過制定政策、完善法規、健全制度，并采取多種方式和措施調動罪犯改造積極性，比如，對積極改造的罪犯發給牙膏、毛巾等各種生活用品，或者給予親情餐激勵，或者按月發給獎金、零花錢等。這些措施，究其實質，就是監獄在發放罪犯勞動報酬工作上的有益探索和積極創新。事實上，從新中國建立到1994年《監獄法》頒布實施，受種種因素制約，我國監獄沒有建立正式的罪犯勞動報酬法律制度。1980年，財政部、公安部在制定的《關于勞改業務費的管理規定》中，設立了罪犯勞動“假定工資”，這個“假定工資”主要用于監獄的獄政管理費、警戒設施費、警戒武裝補助費、教育改造費等，受政治、歷史、社會因素影響，特別是受經費總量不足的制約，監獄在具體落實過程中，只有很少部分能夠用于發放服刑罪犯的生活和技術津貼。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伴隨時代的發展進步和法治文明的日益提升，依法發放罪犯勞動報酬逐漸成為一種共識并大步邁進法治的殿堂。黨中央有關依法治國的方針政策是監獄依法發放罪犯勞動報酬的重要依據。為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了《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明確要求“堅持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黨的報告指出:“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絕不允許以言代法、以權壓法、逐利違法、徇私枉法?！备钦Z重心長地強調指出，政法機關要完成黨和人民賦予的光榮使命，必須嚴格執法、公正司法。

監獄在依法懲罰改造罪犯的全過程中，對罪犯發放勞動報酬就是堅定不移貫徹黨對全面依法治國、對公平正義要求的具體措施?，F實的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是監獄依法發放罪犯勞動報酬的執法依據。《監獄法》第72條規定:“監獄對參加勞動的罪犯，應當按照有關規定給予報酬并執行國家有關勞動保護的規定?！背吮緱l直接的法律依據，還有相關的部門政策法規依據，比如司法部在《監獄罪犯勞動改造工作指導意見》中，就罪犯勞動報酬提出了要求，歸集起來主要有五個方面:一是監獄要建立健全罪犯勞動報酬制度，明確規定罪犯勞動報酬的提取、管理、分配標準和使用辦法;二是監獄定期為參加勞動的罪犯發放勞動報酬;三是監獄實行勞動報酬制度應體現公開、公正、公平和按勞取酬的原則;四是發放勞動報酬要與監獄對罪犯的勞動改造效果的評估掛鉤;五是應考慮監獄的性質任務和罪犯的特殊身份，避免產生不良社會影響。監獄給罪犯發放勞動報酬，從本質上講，體現了依法保障罪犯合法權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執法屬性。相關國際準則為監獄依法發放罪犯勞動報酬提供了參照。在1955年的第一屆聯合國防止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上通過、2015年修訂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中提到，“對囚犯的工作，應訂立公平報酬的制度”。中國作為聯合國成員和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一直以來也是很好參照執行了對獄內罪犯多渠道多種類發放勞動報酬。從以上可以看出，監獄如果不向罪犯發放勞動報酬，從政治層面看，這是與黨的監獄工作方針政策相背離，不利于最大限度地維護國家政治安全的;從社會層面看，也是與建設和諧社會、實現全面小康目標、努力推動我國社會不斷文明進步的發展趨勢不相符的;從法治層面看，既是明顯違反國家法律規定，也不利于解決罪犯因犯罪而導致的對受害人的損害賠償、對家庭親情的彌補、對服刑改造自信心的提升等。所以，向獄內罪犯發放勞動報酬是監獄必須依法履行的義務，是監獄公正文明執法的應有之義。我國監獄懲罰改造罪犯的發展歷史證明，監獄對服刑罪犯發給勞動報酬，不僅是落實“懲罰與改造相結合，以改造人為宗旨”的監獄工作方針的具體措施，而且在充分調動罪犯改造積極性，維護監獄安全穩定，促進社會和諧穩定上都發揮了極大的促進作用。進入新時代，監獄工作面對新的歷史使命，必須主動適應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深刻變化的新形勢，必須主動適應全面依法治國逐步深入的嶄新時代，在全面深刻認識發放罪犯勞動報酬的法治意義基礎上，嚴格依法依規做好罪犯勞動報酬發放工作，并適度提高罪犯勞動報酬發放數額，努力在實現公平正義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全面依法治國的偉大征程中不辱使命，奮發作為。

二、適度性———提高罪犯勞動報酬不能僅僅用數字說話

適度性，主要是指罪犯勞動報酬數額的高與低都必須契合良法善治的要求。監獄發放罪犯勞動報酬既有深厚的理論支撐，也有深遠的歷史背景，更有法定的現實依據，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發放罪犯勞動報酬具有多維的現實意義和戰略意義，可謂構建和諧社會的一項有力的保障措施。按照黨的監獄工作方針，我們可以說，監獄沒有懲罰就沒有改造。對照新時代賦予監獄工作的使命擔當，我們同樣應該說，僅有懲罰，或者僅有改造，都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監獄。所以，監獄依法發放罪犯勞動報酬，必須嚴格落實黨的報告“以良法促進發展、保障善治”的要求。因此，本文提出監獄提高罪犯勞動報酬必須全面把握罪犯勞動報酬發放的適度性，主要立足于:一是既要考慮大墻內的監獄及罪犯自身因素，也要考慮大墻外的社會及群眾因素;二是既要考慮正面的積極作用，也要考慮可能的消極影響;三是既要思考當前，也要謀劃長遠;四是既不能過低，使之失去對罪犯改造應有的激勵，又不能過高，防止可能給監獄帶來不必要的經費壓力。通過比較分析，筆者認為，把握提高發放罪犯勞動報酬的適度性，需要綜合考慮如下幾個主要因素:一是國家和社會整體經濟發展水平;二是監獄所在地經濟發展水平;三是罪犯住所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及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情況;四是監獄企業經濟效益情況;五是罪犯勞動表現和效率的情況。如此，不僅可以貫徹落實好監獄工作依法執法的職能要求，而且瞄準了維護社會大局穩定和實現公平正義的需要，既強調對罪犯合法權益的基本保障，也體現了對聯合國公約的遵循，更有利于促進罪犯改造成果的科學評價和改造質量的提高。從現實操作層面看，我國《監獄法》第72條規定，“監獄對參加勞動的罪犯，應當按照有關規定給予報酬并執行國家有關勞動保護的規定”。但該“有關規定”以及國家監獄管理部門同樣不具體地規定，給監獄究竟該如何把握發放罪犯勞動報酬的適度性帶來了現實困惑。以2016年為例，從可以查閱的數據顯示，全國各省發放罪犯勞動報酬的額度可謂五花八門，額度高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監獄可達500元/人月，低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監獄則還不到80元/人月，那么，80元的勞動報酬對罪犯改造和刑滿后的基本生活保障，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其效果究竟有多大?據廣州某課題組2011年對250名累犯調查顯示，因就業無果和經濟困難而導致的再犯罪占到了45．6%。另據《方圓》雜志第310期報道，福建某單位的統計數據表明，重新犯罪的刑釋人員中，59．2%的人是因為無法找到工作，無業產生的經濟壓力使侵財類犯罪高居重新犯罪的榜首。

就此，監獄是否應該思考通過適度提高獄內罪犯的勞動報酬，或許對于更多罪犯能夠儲備一定生活或創業經費、對于有效降低刑釋人員再犯罪率發揮積極促進作用。第一，就勞動報酬的數額而言，姑且拋開其間可能存在的思想認識差別和對政策法律理解的差別，深層次分析不同監獄之間的地域差別、經濟環境差別以及勞動效益的差別，不同監獄發放罪犯勞動報酬之間的明顯差異也是可以允許的，但究竟什么樣的數值才是合理的呢?筆者比較近三年四個省會城市群眾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或可得出更加理性和全面的認識。監獄服刑罪犯每月伙食費平均開支240元，勞動報酬80元/人月，合計320元/人月，如果加上罪犯的醫療、住房等費用，整體標準稍高于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因此，對罪犯發給勞動報酬是監獄依法執法的體現，勞動報酬額度的高與低本是相對而言的，更應當受到經濟、社會、法治等多種因素的制約。因此，依法發放罪犯勞動報酬必須首先把握監獄懲罰改造罪犯最根本的職能職責和核心價值堅守。如何通過罪犯勞動報酬的適度發放與科學管理，充分調動罪犯改造積極性，切實發揮其助推治本安全觀的落實，助推“將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的執法目標實現，當是監獄作為國家刑罰執行機關的職責所在。我們更應牢記的是，監獄作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機器，其政治屬性決定了監獄應當把切實增強人民群眾的幸福感、獲得感、安全感作為自己永恒的使命擔當，如何通過依法、適度發放罪犯勞動報酬，實現維護社會大局穩定、實現最廣泛的社會公平正義，更是監獄工作面臨的緊迫現實課題，也是監獄理論研究的重大課題。第二，要在比較中鑒別。在全面深化改革，不斷加大社會開放力度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可以學習借鑒國外、境外監獄發放罪犯勞動報酬的一些做法，比如，不少國家和地區按照最低社會工資標準比例發放罪犯勞動報酬(英國的標準是12．5%～25%、美國的標準是10%～13．6%、中國香港的標準是3%～10%);也有的國家，如瑞典對罪犯勞動實行按勞動時間給付報酬;還有的國家，如日本，則將罪犯所有勞動收入歸國庫，監獄根據罪犯品行和勞動成績發給一定數額的勞動獎金。從中比較分析，我們或可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第三，要健全罪犯生產勞動的投入保障。罪犯勞動報酬從哪里來?自然是來自監獄組織罪犯生產勞動并產生的經濟效益，沒有經濟效益就沒有勞動報酬，沒有經濟效益的提高就沒有罪犯勞動報酬的適度提高。為此，建議國家監獄管理部門要積極協調國家相關部委，研究制定落實《監獄法》第8條中“國家提供罪犯勞動必需的生產設施和生產經費”的具體規定，以為監獄組織罪犯勞動改造收入和罪犯勞動報酬到依法提高提供必要的投入保障和實現條件。第四，把握發放罪犯勞動報酬的適度性應當體現中國監獄的特點。好鋼安在刀口上。發放罪犯勞動報酬工作應當圍繞更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而推進。走進新時代，我們應當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情，更加堅定新中國監獄工作的理論自信和道路自信，以法治的思維和法治的方式，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以改革創新的精神，深刻反思并積極解決當前罪犯勞動報酬發放和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更加積極發揮勞動報酬對罪犯改造的激勵、對降低刑釋人員再犯罪率的促進、對社會和諧的加固作用。

鑒于罪犯勞動屬于改造性質，與社會勞動迥異，不是工作，故筆者以為，罪犯勞動報酬不應參照社會勞動薪酬體系，也不應參照最低工資標準，而應比照社會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為宜。為此，本著從認識上糾偏、從執法上固本、從路徑上探索，特提出在罪犯勞動報酬發放的適度性方面，建議監獄發放罪犯勞動報酬宜采取如下兩種模式:第一種是“設限模式”。即從國家層面對罪犯勞動報酬設定限額，但不宜只設下限，還應考慮社會經濟發展和群眾生活水平而設定上限，不同監獄可視情在上限和下限之間的額度內發放，確保罪犯勞動報酬的發放依法、有效、可控，同時防止破壞社會整體公平公正的現象發生。如果參照此模式，從現實合理性考慮，建議設定罪犯勞動報酬的最高限額不得超過監獄駐所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標準限額。第二種是“成本核算模式”。監獄組織罪犯勞動是利用監獄企業的設施設備，并由監獄民警具體組織管理。故罪犯在監獄勞動的所有收入顯然不應全部屬于罪犯所有。其中至少應當扣除兩個方面的必要的成本費用:一是監獄企業所有的、專門用于獄內罪犯勞動的設備設施成本及折舊費用等;二是監獄民警及從事輔助崗位的工人，在罪犯勞動現場實施的勞動計劃、組織、管理等人力資源成本費用等。如是，扣除這兩項成本費用后(當然是按規定使用或上交國家財政)，還應扣除罪犯在監獄統一按照實物量標準安排的實際生活消費，剩余部分方是屬于罪犯的勞動報酬。如果用一個計算公式表示，則為:罪犯勞動報酬=罪犯勞動收入－(監獄企業設備成本+勞動現場管理人力成本+罪犯實物量標準的生活消費)。同時，基于對勞動的全面和正確理解，兩種特殊情況不可忽略:一是除生產勞動之外的罪犯從事的力所能及的各類勞動同樣應當獲得適度的報酬;二是在特殊情況下，對經過審批的罪犯加班勞動的報酬，監獄應當有專門的勞動報酬發放規定。或許，由此得出的罪犯勞動報酬具體數字，在不同的時間段、在不同的監獄很可能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數字，但至少是合法、合理、合情的，更是因人、因時、因地制宜的。第五，建立罪犯勞動報酬適度增長機制。勞動報酬作為激勵罪犯積極改造的有效措施，監獄在依法發放罪犯勞動報酬的額度上，堅持適度性原則是基本要求。同時，也不能教條和僵化，監獄應當跟隨社會經濟發展的步伐，建立適宜的、相應的增長機制，使罪犯通過參加勞動在經濟利益、強身健體以及習慣養成等多方面受益，不斷發揮勞動報酬作為積極手段在依法促進罪犯改造中的“善治”作用。

三、科學性———強化勞動報酬管理當是監獄不忘初心的選擇

如果沒有科學的管理，罪犯勞動報酬或許將是“一發”而不可收拾，甚至適得其反。科學性管理的核心內涵就是用法治和科學的方式推動勞動報酬的作用得到充分展現。對罪犯發放勞動報酬，從現實看，一定程度上可以幫助解決服刑罪犯生活上的實際困難，緩解罪犯家屬的經濟負擔，使罪犯享受勞動帶來的直接成果，特別是對那些“三無罪犯”(無會見、無通信、無匯款)更是意義重大和作用獨特;從長遠看，監獄如果能夠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管理好、積累好罪犯的勞動報酬，必將對其出獄后的日常生活、就業、創業儲備都可奠定一定基礎，從某種層面上講，這不僅將有助于罪犯養成勞動習慣掌握勞動技能，有助于降低刑釋人員再犯罪率，更將有助于實現《監獄法》規定的“將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的目標，最終為建設和諧社會服務。實現這一法定任務和價值追求的前提，就在于監獄必須依法加強對罪犯勞動報酬的科學管理。罪犯服刑改造的特殊身份決定了即便獲得監獄依法發給的勞動報酬，罪犯仍然不能擁有完全自由支配的權力，而必須服從監獄按照《監獄法》第54條規定而制定的有關生活衛生制度的約束。因此，從監獄履行懲罰改造罪犯的職能看，監獄加強對罪犯勞動報酬的科學管理，不僅于法有據，亦是應盡之責。監獄依法發放罪犯勞動報酬，不僅體現了公正文明執法，體現了對罪犯改造中所創造勞動價值的肯定，更強化了中國監獄獨具特色的勞動改造罪犯的功能。在全面依法治國步伐不斷加快，而現行法律法規又無明確規定的形勢條件下，如何依法加強罪犯勞動報酬的科學管理，既彰顯監獄執法的公正文明，又切實調動罪犯改造積極性并有效防止罪犯合法權益被侵害，當是一個值得探索和不容回避的現實課題，就此，筆者建議:首先，從國家層面盡快組織對《監獄法》進行修訂完善，特別要增加勞動改造管理的專門章節，重點要對勞動改造工作的一些重要問題，如罪犯勞動報酬的提取、發放、管理、使用辦法及審批程序，要列出專門章節，分條款作出明確規定，使之在監獄工作中具有切合實際的操作性。

其次，國家監獄管理部門要積極組織調研，針對當前基層監獄在發放和管理罪犯勞動報酬工作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進行全面梳理歸類，逐一找出原因，在組織專題研究的基礎上，制定專門的《罪犯勞動報酬制度》，用以指導和規范監獄執法管理工作，不斷推進依法治監進程。

再次，要明確罪犯勞動報酬的來源。在現今監企分開的管理體制和收支分開的運行模式下，罪犯勞動報酬的來源要么是財政經費，要么是監獄企業收入。從財政預算看，目前是沒有這個項目的①。按照財政部和司法部有關規定，監獄企業支付給監獄的“勞動補償費”中，列出了監獄發放罪犯勞動報酬的開支項目。這也符合勞動報酬作為罪犯參加監獄組織的力所能及的勞動而獲得相應回報的基本屬性。所以，監獄發放罪犯勞動報酬的經費來源只能是罪犯勞動創造的收益，并由監獄企業以“勞動補償費”的方式支付給監獄的經費。

最后，不斷探索依法、科學、規范發放和管理罪犯勞動報酬的新舉措。在《監獄法》尚未修訂、罪犯勞動報酬尚未制度化和規范化的前提下，筆者建議所有參加勞動的罪犯都由監獄依法發給勞動報酬，監獄堅持嚴格、科學地加強罪犯勞動報酬的管理。具體在罪犯勞動報酬科學管理方面，可以采取“二三三二制”，即監獄可以按照使用用途歸類，把罪犯勞動報酬按比例分成四個部分來加強管理:一是保障罪犯在監獄服刑改造期間購買必要的生活用品開支的部分，考慮罪犯是接受法律的懲罰和改造，故設置此項為兩成;二是用于支付罰金或者民事賠償、救助受害人的部分，以及履行個人撫養贍養等家庭義務開支部分，考慮有利于促進罪犯悔過自新，故設置為三成;三是積累起來，用于罪犯刑滿出獄后的生活及創業基金的部分，考慮此項屬長遠計，有利于降低刑釋人員再犯罪率，故設置為三成;四是罪犯服刑期間購買醫療、養老保險等需要開支的費用，考慮一些監獄尚未推開此項工作，經費只能暫時存儲，故設置為兩成。這種設計或許可以實現既能立足當前提高罪犯改造質量，又能著眼未來減少刑釋人員再犯罪率，更能以法治的方式和恢復性司法手段，不斷夯實治本安全的基礎，積極消除不利于和諧社會建設因素的效果。

作者：余智明單位：四川省監獄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