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偵查邏輯學的新時代應對與體系建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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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警察學院學報》2017年第3期

[摘要]回顧與反思偵查邏輯學30余年的發展歷程，通過對邏輯理論與偵查實踐的結合研究，促進了偵查邏輯學的誕生；偵查邏輯學框架與體系的初步建構，促進了偵查邏輯學的演進；偵查邏輯的廣域和深度的拓展，實現了偵查邏輯學的跨越。要積極應對大數據時代來臨和新型偵查技術的革新，從而實現該學科的時代性跨越與新型偵查邏輯體系的建構。

[關鍵詞]偵查；邏輯；偵查與邏輯；偵查邏輯學;法律

邏輯學作為研究人類思維及其規律的學科，邏輯學經過了兩千多年的發展，至今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該學科最顯著的特性是其內在的工具屬性，它自創立之時就被定性為一門工具性的學科。“邏輯學對這些領域中的思維形式及其規律進行深入的研究，成為哲學、語言學、法學、認知科學與計算機科學等許多領域里不可或缺的思想或語言工具。”[1]其中，法學作為研究法律現象及其運行情況的學科，與邏輯學互相聯系。“由于邏輯問題貫穿于法律運行的各個環節，所以，邏輯學與法學有著密切的聯系。法學與邏輯學共同關注的焦點是法律領域中的推理問題。”[2]邏輯學與刑事偵查學的相遇、交融與共同進步是兩個學科發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司法中的推理問題，尤其是事實推理是刑事偵查階段的核心問題，刑事偵查學的實踐性開拓離不開邏輯的技術性支持；另一方面，邏輯理論的發展亟需多領域的交叉應用，邏輯領域中的事實推理需要偵查實踐的應用平臺。由于理論和實踐的雙重需要，進而學者們逐步開始了偵查實踐與邏輯理論相結合研究的進程。

一、偵查邏輯學的30余年（1980—2016）：反思性回顧

（一）偵查邏輯學的起源（1980—1990）：邏輯理論向刑事偵查領域的延伸

我國偵查邏輯學研究起步于20世紀80年代。1980年，陽作洲的《在刑事偵查中怎樣運用選言判斷和選言推理》一文將選言判斷和選言推理應用到刑事偵查學中，標志著邏輯理論開始邁向刑事偵查領域。該文通過介紹選言判斷的邏輯性質，給出判定選言判斷的選言肢是否窮盡的方法，并結合刑事偵查具體案例給出選言推理的兩種方法，即從否定中找肯定和從肯定中找否定[3]。該文拉開了邏輯理論在偵查領域應用的序幕，學者們紛紛將邏輯理論引入刑事偵查，并積極展開探討。1981年，由石子堅、陽作洲、雍琦、郭紅、杜辛可等組成的全國政法院校邏輯教材編寫組所編撰的《法律專業邏輯講義》，經修改后題以《法律專業邏輯學》，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教材專辟章節討論了刑事偵查中的判斷、推理、歸納和偵查假設等問題。1983年，中國法律邏輯研究會成立，研究會設立了偵查邏輯研究信息交流中心。朱武主持編著了《刑案邏輯解析》，由偵查邏輯研究信息交流中心匯編稿件，后題以《刑偵專業形式邏輯》由南開大學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發行。在《刑案邏輯解析》的基礎上，1986年朱武編寫出版了《偵查破案的邏輯科學》，編者們將“偵查破案”與“邏輯科學”進行了緊密地聯系，突出了邏輯的“科學性”，指出邏輯科學的思維形式、規律及其方法是偵查破案的反映形式，偵查破案工作必須應用邏輯思維[4]。1987年，關于偵查邏輯的書籍開始由教材編撰邁向了專著。由楊作洲、施廟松、盧錦生共同編著的《辦案邏輯》出版，該著作是國內第一部法律邏輯專著。同年，王衛光編著的《偵查邏輯學》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該著作是國內第一部正式以“偵查邏輯學”命名的專著，較為系統地闡述了演繹推理、歸納推理、溯因推理、類比推理及它們在偵查假說建構中的功能和作用。偵查實踐與邏輯理論的結合研究，促進了偵查邏輯學的產生。偵查邏輯學起源于將判斷、推理等邏輯知識應用于具體的刑事偵查，研究的重點集中于邏輯推理方法在偵查中的應用，并開始將偵查破案與邏輯規律、思維科學相結合。在偵查邏輯研究的前十年中，涌現出大量的論文、教材和專著，推動著偵查邏輯學繼續向前演進。

（二）偵查邏輯學的演進（1991—2000）：偵查邏輯框架與體系的初步建構

1991年，李延鑄、李文健共同編著了《偵查邏輯學》，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該著作初步建構了偵查邏輯的研究框架，為偵查邏輯體系的建構和完善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全書詳細地闡述了偵查邏輯學的誕生、體系及其與形式邏輯學的區別和聯系，偵查邏輯學的研究對象、性質、意義和作用等。它的內容緊貼邏輯學的研究主題概念、判斷、推理、假設和論證等版塊，闡釋了偵查工作中的思維規律，即同一律、不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并強調了思維規律在偵查預審中的運用[5]。偵查邏輯學的體系在20世紀90年代初步建構完成，然而在之后的近十年間，明確冠以“偵查邏輯學”的論文、教材和著作卻未有發表或發行。原因主要有幾方面：第一，“偵查邏輯學”的名稱有所變化，很多論文都冠以“刑偵邏輯學”“刑偵邏輯”或“刑偵工作與邏輯”，并在刑事偵查的語境下進一步對其研究對象及性質進行了探討。第二，研究者們將“偵查邏輯”的重心置于“偵查假設”或“偵查假說”上，并以偵查假設作為“偵查”和“邏輯”的紐帶，進而探索整個偵查邏輯的體系建構，諸如“偵查假設的邏輯結構探析”“偵查假設的邏輯方法及檢驗”等。第三，“偵查邏輯學”的學科性質受到了質疑，偵查邏輯學是否能夠單獨成為一門學科，或者僅僅是法律邏輯學的一個分支？正是由于當時還尚存諸多的疑問和困惑，加之研究者們年齡結構的斷層以及研究興趣的轉移，故而“偵查邏輯學”在此十年間未有較為系統的學術作品產生。直至2000年，田栗編著的《偵查邏輯》由重慶出版社出版。該著作結合偵查取證工作的實踐，并根據偵查工作的順序，較為系統地闡述了偵查取證思維活動中常用的邏輯理論與方法。從“偵查邏輯學”到“偵查邏輯”，一方面說明偵查邏輯學的學科獨立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動搖，從之后再也沒有明確以“偵查邏輯學”命名的教材和著作出版的現象中可以窺見一斑。另一方面，“偵查”與“邏輯”的結合研究更趨向多元化，而不是固囿于既定的研究框架。

（三）偵查邏輯學的跨越（2001—2016）：偵查邏輯的廣域和深度拓展

隨著社會步入新世紀，學者們對于偵查邏輯學的研究不斷深入，該學科的體系和內容也在不斷完善，以偵查邏輯為主題的教材和著作陸續出版，偵查邏輯學研究進入了繁榮時期。從十多年以來發表的文章和出版的編著中可以發現，偵查邏輯研究呈現出許多新特征。

1.偵查邏輯研究隊伍的多元化

在十多年間，涌現出了一批偵查實務部門的工作者，他們利用偵查破案的實踐平臺結合邏輯學的理論知識，撰寫出了豐富的學術成果。研究人員來源于理論和實踐各個部門，既有來自長期奮斗在實戰部門的偵查人員，也有從事邏輯理論研究的學者和教師；研究成果既有個人獨立編撰，也有學者聯合創作，還有省級偵查邏輯辦案研究會主持編寫。

2.內容上更注重將刑事偵查案例與邏輯理論相結合

偵查邏輯研究的內容更加緊貼刑事偵查實踐，無論是，還是編著教材或專著，學者們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滲透和引入刑事偵查的具體案例，特別重視以案例形式展現偵查邏輯的基本理論，在凸顯偵查理論的應用性的同時，又能夠吸引不同領域的讀者。比較典型的有韓瑞芳的文章《刑事偵查邏輯系統化的思考———宋慈初情論系統性小議》，劉洪波將在偵查實戰部門辦理過的真實案例整理加工后創作的偵探小說《偵查推理與案件真相》，以及他引入古代兵家計謀創作了《偵查思維謀略》等。

3.方法上側重于將邏輯理論轉化為偵查實踐能力和理性思維

傳統的偵查邏輯往往側重于將邏輯理論單一地應用于偵查實踐，在偵查人員的能力和思維歷練上涉及較少。偵查人員的邏輯能力和理性思維受到了學者們的關注，典型的著作有王仁法編著的《司法邏輯能力基礎》《偵查邏輯能力》等。同時，偵查邏輯的研究更加注重與相關學科共同融合，特別是與法律邏輯學、偵查邏輯學的互動與相互促進，相關的著作有印大雙的《法律邏輯與偵查邏輯研究》。

4.學科體系建設上更加豐富和合理

偵查邏輯是在邏輯學的理論體系上建構起來的，邏輯學理論的擴充和變異同樣影響著偵查邏輯的轉變。以往的偵查邏輯研究較為注重經典的邏輯理論，主要是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演繹邏輯、培根的歸納邏輯和亞當斯•穆勒的求因果方法等，對于在一階邏輯基礎上建立起的現代邏輯鮮有涉及。2006年，李順萬編著的《還原犯罪真相：偵查邏輯和方法》中專辟第七章闡釋偵查中的現代邏輯，詳細介紹了多值邏輯、模態命題等理論知識及其在偵查中的運用等。將現代邏輯的理論知識引入偵查邏輯的研究之中，更加有助于建構與完善偵查邏輯的學科體系。

二、偵查邏輯學的問題澄清：評價性總結

（一）偵查邏輯學的學科性質

偵查與邏輯的結合與融貫發展，促進了偵查邏輯學的誕生。偵查邏輯學作為一門學科，有其自身的研究對象。偵查邏輯學的研究對象，即偵查人員在偵查活動過程中運用的邏輯方法、邏輯規則的總和。首先，必須明確偵查邏輯學是邏輯學原理知識在刑偵工作的具體應用。其次，它與刑事偵查學最明顯的區別在于其側重于偵查思維研究，而不是單純的案件偵破技術和具體方法的研究。最后，偵查邏輯學是圍繞刑事偵查工作展開的，刑事偵查工作的業務范圍和過程決定了偵查邏輯學的研究范疇與框架。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偵查邏輯學既不從屬于刑事偵查學，也不依附于普通邏輯學。刑事偵查學側重于研究具體刑事偵查活動及其規律，其核心在于研究犯罪行為，并探索有效揭露和證明犯罪的策略及方法。普通邏輯學則是一門研究思維的邏輯形式及其基本規律以及簡單邏輯方法的科學，主要研究思維形式，而不研究思維內容[6]，偵查邏輯學是將具體的偵查活動和偵查人員的思維形式進行了結合，從中探索和總結偵查思維的規律與方法。偵查邏輯學與法律邏輯學的聯系緊密。法學與邏輯學的結合研究，引申出刑事偵查與邏輯的融合，但并不意味著偵查邏輯是法律邏輯學的研究部分。偵查邏輯學雖然在法律邏輯學的范圍之內，但不是法律邏輯學的分支學科或下屬學科，兩個學科有各自不同的側重點。法律邏輯學側重于尋找、研究維護法治的邏輯規則及其運用方法和技巧，其目的是在立法、司法和守法中找到實現法治目標的邏輯規則[7]，更確切地說“法律邏輯學作為一門邏輯學科，其主要研究的是涉法思維中法律推理與法律論證的形式及其規律”[8]。而偵查邏輯學更側重于偵查領域中的思維應用。偵查邏輯學，曾被稱為刑事偵查邏輯學，它是一門研究偵查思維的特征及其邏輯規律、邏輯方法和邏輯形式的應用邏輯學[9]。

（二）偵查邏輯學的基本特征

第一，偵查邏輯學是應用型的邏輯學科。偵查邏輯學應用邏輯學的理論和方法去研究刑事偵查工作并解決偵查問題，它不同于普通邏輯學，不是單純的形式化的理論研究，而是必須結合偵查實踐進行的應用性研究。偵查邏輯學也不同于偵查學，偵查學主要側重于偵查的實踐操作、步驟及相應的技戰法研究，偵查邏輯學雖然是在刑事偵查的平臺上開展應用，但其基礎仍然是邏輯理論。第二，偵查邏輯學不能脫離現實的偵查工作。偵查理論源于偵查實踐，偵查邏輯學產生的根本緣由是偵查實踐的需要，“警察在偵查過程中需要指導其思維方法的邏輯學———偵查邏輯學”[10]。偵查邏輯學是集專業性和實用性為一體的學科，它以邏輯學知識為基礎并提供研究框架，更為重要的是，它要體現偵查人員在實務中思維的運行規律及正確運用邏輯的思維方法。第三，偵查邏輯學必須以動態的視角進行研究。刑事偵查是司法中的特定階段，是刑事訴訟的開端環節。刑事案件只有在偵查終結后才能進入提起公訴和審判的環節。偵查邏輯學是動態偵查意義上的司法邏輯學。偵查是刑事司法機關調查犯罪行為和收集證據的訴訟階段，對刑事犯罪行為進行規律性研究，需要綜合運用各種偵查技術和手段，需要根據刑事案件的特征進行偵查戰略的部署等。

三、偵查邏輯學的時代展望：應對與建構

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整個社會已步入數據化和信息化時代。大數據的思維和理念已深入到偵查實踐之中，應用大數據技偵平臺快速準確破案成為了偵查人員必備的基本技能。除了傳統的物證書證之外，電子證據、視頻等信息載體使案情研判具備了網絡化共享和“情報導偵”的優勢，新型物證技術使得數據信息獲得了超強的證明力。偵查實踐領域的變革給偵查邏輯學帶來了挑戰，偵查邏輯學應正視偵查工作的時代性變化，積極應對和轉型，從而實現該學科的時代性跨越與新型偵查邏輯體系的建構。

（一）偵查邏輯思維的大變革：源于大數據基礎之上的智慧偵查

大數據是網絡空間數據資源的集中體現，其作為重要的社會資源被賦予了時代性的價值。大數據的價值逐漸在社會的各個領域得到有效的驗證，并得到廣泛的應用，在偵查領域同樣如此。“大數據偵查是指大數據驅動的偵查模式，在大數據時代，偵查過程就是數據儲存、提取和分析過程，數據貫穿于偵查的各個環節，‘讓數據說話’成為偵查的基本思維”[11]。大數據偵查體現了偵查思維相關性、系統性和預測性等特點，從而促進了傳統偵查向新型偵查模式的轉變。數據具有相關性，偵查工作的核心不再始終以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為主導，而是注重挖掘與案件相關的數據，讓數據佐證犯罪的構成要素。數據的系統性決定了偵查思維具有連續性和銜接性，數據信息力求全面覆蓋，相比傳統的點面推進式累積，既節約了辦案時間，又能系統地反映出案件所需的信息。另外，數據還具有預測性，不僅能夠在打擊犯罪和定位犯罪嫌疑人中起到積極作用，在預防和預測犯罪等方面也能夠起到重要作用[12]。大數據偵查是數據化時代對偵查工作的實踐性要求，但大數據偵查思維存在特定的誤區，在偵查實踐中應警惕數據性錯誤。首先，數據的來源必須精確和客觀，否則將會影響數據的指引和導向，誤導偵查甚至釀發冤假錯案。其次，數據并非越多越好，在偵查中應篩選有效和有價值的信息，排除非相關信息。最后，對信息的采集和適用應根據偵查工作的具體需要，不能過度采集和泄露具有價值的案件信息，更不能以信息的相關性替代案件事實的因果性。對于偵查邏輯而言，大數據融入偵查領域使得刑事證據的收集和甄別更加多樣化，及時排除數據的非邏輯因素，從紛繁復雜的數據中有效地推理、歸納出有價值的信息，加強對數據與信息的因果性分析，在數據的基礎上提出合理的假設，并予以精確的論證。

（二）電子證據日益成為信息偵查的載體：鞏固了邏輯推理的前提

隨著電子及數字設備的普及應用，電子證據的形式多種多樣，不再局限于傳統的計算機存儲器和大型的外部存儲設備，而且也包括了各類生活設備，如手機、行車記錄儀和針孔攝像頭等，其內部的存儲記錄和數據都能夠根據偵查需要予以保護、提取和存檔等。電子證據的首要功能在于能夠存儲和記錄信息，存儲形式主要以數字符號和代碼蘊涵圖像和信息。數據內容具有精確性和準確性，如視頻證據能夠起到快速鎖定犯罪嫌疑人和記錄作案過程的作用。電子攝像和監控系統在公共場所和交通干道的設立，改變了傳統偵查模式和效率，視頻偵查成為了現代偵查的重要手段，偵查人員在偵查過程中綜合使用視頻監控信息技術，通過捕捉和識別圖像信息，調取與案件相關的信息進行分析和比對，從而獲取偵查線索和鎖定犯罪嫌疑人，將現代視頻偵查技術與傳統的勘查手段相結合，將視頻證據和傳統證據結合，從而進一步完善偵查技術和使用證據。傳統的偵查邏輯依靠犯罪現場收集到的痕跡和證人證言等間接證據進行推理，可靠性容易遭受質疑。利用間接證據提出的假設具有多種可能性，有些偵查假設極易誤導偵查人員進行錯誤的判斷和推理。視頻偵查和電子證據的應用，除了使得證據的收集更加便利之外，它們往往也是直接證據，可以清晰地記錄下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時間和手段，甚至可以準確地辨認出犯罪嫌疑人的外貌，減少了偵查推理的中間環節，大大提高了偵查的準確性。

（三）網絡化的信息研判進入“情報導偵”：加速了邏輯判斷的進程

網絡的普及改變了傳統的生產生活模式，也推進了犯罪偵查的情報收集和應用工作。傳統偵查圍繞著案件和犯罪嫌疑人，從案件中查找犯罪嫌疑人和從犯罪嫌疑人查找案件突破口。網絡化的情報導偵模式主要是從網絡信息痕跡入手，從網絡信息到案件再到犯罪嫌疑人。在網絡化的時代里，犯罪嫌疑人不再是單個獨立的個體，而是處于社會網絡之中的聯合個體。犯罪嫌疑人使用交通工具出行、使用便攜式設備上網聊天、外出旅店住宿都需要使用個人身份信息，這些信息均能為偵查提供有效線索。現代社會的刑事案件不是孤立的，而是處于網絡系統信息之中的，多元化的信息使得案、物、人成為了網絡中的信息要素，各種各樣的信息匯集成具有可傳遞性的有用資源，即偵查情報。情報導偵工作機制和平臺的建構使得偵查工作邁入了主動的信息研判階段，使情報收集、分析及應用步入了實戰化時代。有價值的數據可以成為偵查破案的有利信息，而網絡化的情報共享使得信息在幾秒之內便可以傳輸至公安應用網絡的各個平臺和數據庫。偵查人員可以靈活應用多元化的數據信息作出及時的判斷，既可以從“數據—案件—人”模式進行判斷和摸排，也能夠從“案件—數據—人”或“案件—人—數據”模式進行調查。網絡化的數據信息傳輸和共享，改變了傳統的現場和廣泛撒網的偵查模式，依據數據信息作出的邏輯判斷更加迅速和高效。

（四）物證鑒定技術為刑事偵查注入科學的證明力：使邏輯論證更具有可靠性和說服力

現代物證鑒定給偵查工作帶來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持，成為了許多案件成功破獲的關鍵。隨著各類刑事案件呈現隱蔽化和科技化，物證鑒定技術也在不斷提升，如現代的DNA鑒定技術可以達到“接觸式DNA”標準，微量物證鑒定、指紋鑒定和圖像聲音識別等諸多方面也日趨完善。在現代刑事偵查中，科學技術的廣泛應用改變了傳統的偵查推測、類比等方式，對各種物證痕跡可以進行提取、識別和鑒定，并構建了完整的刑事科技專業體系。如傳統的邏輯推理在同一認定上，往往采取完全歸納或者類推等形式，現代刑事技術則運用物質轉移互換理論和種屬鑒別檢驗等形式，同時還應用圖像還原和恢復彌補了傳統的人物刻畫素描的缺陷。譬如，在塵封28年之久的甘肅白銀系列殺人案中，偵查人員使用DNA-Y染色體檢驗技術成功鎖定真兇，通過對Y染色體的檢驗可以尋找到父系遺傳標記，通過辨識遺傳基因尋找犯罪嫌疑人，案件才得以成功告破。偵查工作離不開物證鑒定的技術支持和推動，先進的物證鑒定使得刑事證據更具有可靠性，并且能夠依賴其挖掘出更多的證據事實，再以此為前提推導出更多未知的事實信息。同時，偵查人員在進行事實論證時，專家型證據相對于普通證據更具有說服力。

四、結語

國內偵查與邏輯的結合研究經歷了30多年的坎坷之路，其體系仍在隨著邏輯理論的擴充而不斷豐富。邏輯理論從經典邏輯到現代邏輯的延伸，使得邏輯知識的應用范圍變得更加廣闊。同時，偵查實踐也在不斷深入和創新，隨著建立在大數據基礎之上的智慧偵查的普及，電子證據、視頻偵查、網絡共享、物證技術等在偵查領域的應用，偵查與邏輯的結合內容將日益增多，偵查邏輯學的體系必將在偵查實踐中逐漸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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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植 單位：浙江警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