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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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2012年中國的人均國民總收入為6101.98美元，這標志著中國國民人均收入從“下中等收入”跨入為“上中等收入”①，但從國際經驗來看，一個國家在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的過程中，常常會出現“中等收入陷阱”的情況。拉美國家在亞非拉國家中最早獲得獨立，也最早走上現代化道路，同時更是城市化進程最發展迅速的國家群體。因此研究其在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問題，分析其出現“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很有必要。本文試圖先分析拉美國家城市化中產生的一系列隱憂，然后討論拉美國家深陷“陷阱”的必然性，最后給出結論。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提出

在世界銀行《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中，“中等收入陷阱”的涵義是：鮮有中等收入的經濟體成功地躋身為高收入國家，這些國家往往陷入了經濟增長的停滯期，既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制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作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拉美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的人均國民收入達到2000美元之后，國民經濟就一直處于波動中緩慢上升的趨勢，在這一階段中，人民的貧富差距逐步拉大，各種矛盾一再激化，政局更迭，社會混亂。直到21世紀初，部分拉美國家才緩慢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經濟社會發展逐步走上正軌。

二、拉美國家城市化進程概述

在20世紀初，拉美國家的城市化程度還很低，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超過10%的拉美國家只有阿根廷、智利、古巴、烏拉圭四個。20年代，拉美國家開始了城市化進程。進入50年代，拉美國家城市化進程開始加速，城鎮人口比例迅速趕超發達國家，在1950年、1975年、2000年拉美的城市化率分別為41.4%、61.2%和77.2%。①[1]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城市化進程一路高歌猛進的過程中，拉美國家的國民經濟卻呈現出波動中緩慢增長的趨勢，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長期徘徊在2000美元~6000美元的的中等收入階段，國民經濟難以向前邁進。直到2010年，阿根廷、烏拉圭、巴西、智利四國在平均歷時26.4年（見圖1）之后，才逐漸實現了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過渡，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

三、拉美國家城市化進程加速的原因

推動拉美國家城市化進程加快的原因較多，但本文認為政府選擇的農業現代化模式是最重要的因素。拉美國家在解放之后一直實行代表大地主利益的大地產制農業生產方式，為了打破這種農業模式，拉美國家紛紛進行，采取在保證土地所有權不變的前提下提高生產機械化程度的農業現代化模式。由于改革最終沒能觸動拉美國家大地主的利益，反而使中小農戶在與大地主的競爭過程中更加不占優勢，使農民逐步與自己的生產工具相分離，逐步失去依靠土地生存的可能性，只能去城市尋找生機。據統計，1950—1960年，拉美國家農村新增人口中的42%流入了城市；1960—1970年，這一比例達到了58%；1950—1976年，流入城市的農民超過4000萬。

四、拉美國家快速城市化下的隱憂

（一）不斷拉大的貧富差距由于農村人口短時間內迅速流入城市，城市缺乏相應的規劃，無法提供足夠的住房等基礎設施（教育、醫療、交通、電力、自來水等），大城市周邊的貧民窟面積不斷擴大，拉大了貧富差距，增加了社會的不穩定性。由于城市發展速度與農民涌入城市的速度不相匹配，不能提供足夠的就業職位，加之農村勞動力在向城市的轉移中長期處于一種自發無序的狀態，導致城市人口無節制的膨脹，社會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這為日后拉美國家經濟發展停滯，社會動蕩等社會經濟問題埋下了種子。

（二）過于膨脹的低端服務業在拉美國家城市化進程中，服務業占GDP的比例一直保持在40%~60%之間②，但由這種低端服務業推動的城市化充滿了隱患。被剝奪生產資料被迫涌入城市的農民由于缺乏必要的技能，只能進入低端的餐飲、批發零售、家政等對技能要求不高的簡單的生活服務業。從本質上來說，這只是將農民的就業壓力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沒有太大的推動作用，而且這種低端的第三產業就業通常是臨時的就業，增加了社會的不穩定性，由于在拉美國家城市化過程中的工業發展的相對滯后，傳統第三產業過早地成為推動拉美國家城市化的主要動力。后來拉美國家發生的事實也證明了，這種并非源自城市生產基礎的需要，而是由低端服務業不成比例膨脹所推動的城市化，很難形成對產業經濟的良性促進。

（三）與城市化進程脫節的資本形成為了適應加速的城市化進程，拉美國家需要有龐大的資本形成作為社會再生產的基礎，然而其資本形成總額的增長卻與拉美國家城市化進程的發展脫節，從圖2可以看出，在拉美國家城市化進程最迅速的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其產業沒有實質性的發展。也就是說拉美國家的城市化只是單純的城市化，資本并沒有從城市化中得到積累，產業發展乏力。反觀東亞，我國和韓國資本存量在80年代就一直高于拉美各國，這說明了我國和韓國在經濟發展日新月異的過程中一直在進行產業升級。

（四）處于低位的國民儲蓄率資本存量的形成與國民儲蓄率的高低息息相關。在拉美國家的城市化進程中，其國民儲蓄率一直處于低位，這為在城市化進程中所需要同步發展的經濟社會建設造成了不良的后果，同時也為拉美國家過度借入外債埋下了隱患的種子。凱恩斯主義學派認為，要想提高儲蓄率，必須首先促進收入的公平性，然而在拉美國家的城市化進程中，涌入城市的人們無法獲得正式有保障的工作，社會收入分配嚴重不公平。根據拉美經委會對拉美七個主要國家的調查，20世紀70年代中，10%最富有家庭的收入占社會總收入的47%，而40%貧困家庭的收入所得僅占社會總收入的8%。在80年代進行改革之后，社會兩極分化繼續加深。收入分配的不平衡是導致儲蓄率低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在城市化進程中，拉美國家最終成為了人均資本存量低、城市化率極高、第二產業從未真正發展健全的國家。

五、“矛盾”的爆發及其必然性分析

事物的發展都會經過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拉美國家過度城市化所隱藏的矛盾終于在20世紀80年代的債務危機中爆發了出來。在70年代，油價暴漲使流入發展中國家的資金增加，在低利率的誘惑下，拉美國家借入了大量外債。但是隨著美聯儲貨幣緊縮，國際資本發生逆轉，拉美國家的貨幣發生貶值，最終拉美的負債率達到不可持續的水平，以1982年墨西哥宣布無力償還外債為肇始，拉美各國相繼爆發債務危機。實際上，拉美國家的債務危機的必然性在城市化進程中的種種危機就已經表露出來，經濟的不健康發展，出口導向的產業政策使拉美國家的經濟發展極度依賴外部經濟形勢。在外部形勢發生變化，比如說資源價格走低的時候，這些處于中等收入階段的拉美民主國家，必然引發政府財政和金融危機的情況，使國民經濟的運行受到重創。

當資源價格走勢偏低、外部經濟形勢不好時，奉行凱恩斯主義的拉美國家通常需要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刺激經濟、補貼居民，而同時政府的主要財源即能源礦產相關稅收卻大幅減少，致使財政赤字增加，為了刺激國民經濟，拉美政府中央銀行通常需要寬松的貨幣政策來壓低利率、促進投資，然而寬松貨幣會加大本幣貶值的幅度，推動通貨膨脹。正如圖3所示，拉美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就已經到了很難抑制的程度，其中巴西和智利的通貨膨脹率甚至高達百分之幾千，給國民經濟造成了很大的混亂。總之，拉美國家在城市化的進程中，沒有大量儲蓄轉化為投資的配合，使得人均資本無法積累，難以真正實現工業化。而且由于缺乏儲蓄，國民經濟嚴重依賴外資。如此一來，拉美國家不完善的資本市場始終得不到成長，全球經濟繁榮時，國內增加的是資產泡沫，在全球經濟衰退時，泡沫破裂，國外投資匆匆撤出資本市場，潮水退去，資本市場上什么都沒有留下。

六、結語

通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拉美國家城市化進程中所隱藏的諸多弊端導致了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社會貧富差距過大、政府財政軟約束導致外債壓力較大、過低的國民儲蓄率等。拉美國家作為發展中國家城市化和現代化的實踐者和先行者，在城市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和失誤值得其他國家去借鑒和學習，我國現在已進入城市化進程加速發展的階段，需要認真反思拉美國家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諸多問題，做到未雨綢繆，避免重蹈覆轍。

作者：吳寒 單位：南昌大學 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