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的政治倫理建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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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導刊雜志》2016年第一期

摘要:

社會治理的政治屬性和特征，決定了我們需要重視社會治理的政治倫理建構。社會治理的積極進取，體現了政治的能動性、政治的道德自主自覺，這是政治倫理的彰顯。在協調、規范、分配方面，社會治理的政治倫理建構需要合理性基礎。我們必須充分尊重每個個體的話語權，通過不斷的相互交流溝通，顯示出社會治理的本真。

關鍵詞:

社會治理;政治倫理;倫理價值;道德哲學

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社會治理主要是政府和社會組織為促進社會系統協調運轉，對社會系統的組成部分、社會生活的不同領域以及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進行組織、協調、監督和控制的過程。現代性的發展帶來了社會治理的飛速進步，形成了科學的社會治理觀念，創建了一整套以和諧、平等、發展為核心價值理念的社會治理體系。與此同時，我們看到，社會治理雖然帶來了繁榮和發展，但還未能確立起現代社會精神的生長點。沒有現代社會精神的內核，就會忽略正當理論的主體———人的存在，從而僅僅停留在滿足于經驗性的治理當中。社會治理的政治屬性和特征，決定了我們需要重視社會治理的政治倫理建構，這是社會治理精神氣質的體現，是一種“好的生活”的應有之義。

一、政治倫理的來源

政治倫理一方面研究政體的倫理特征，另一方面探求政治的道德內涵。政治倫理中各種各樣的理論從古至今一直都是圍繞平等和公正的論證來展開的。因此，在政治倫理的討論中，主要以社會問題為主導，所討論的內容大多涉及平等和公正等一系列問題。在這種視角的下，中華民族社會治理傳統中原本就具有的豐富的倫理資源得到有效的重視和挖掘，如何更好地對待自己以及他人的權益、如何安身立命等問題應該得到回答和解讀。

“政治”的道德哲學意義就是通過社會治理的價值引導使政治秩序處于有機平衡中。價值引導對于任何時代和任何社會都是至關重要的。一旦價值紊亂，就可能導致其社會成員思想和行為上的混亂，使其產生精神失落。這時候，精神失落成為政治倫理“失序”的重要信號，它表征著人類對現實政治生態的不滿與擔憂。這種不滿和擔憂反過來成為政治倫理從“公正”走向“失衡”的情感根源和精神動力。精神失落作為一種復雜的心理情感，它不只是無助、彷徨、失望等心理的情緒表達，更深刻的意義在于激勵個體以至群體反思政治倫理“失序”的根源。在這種反思中，有可能對行動者提出向“真”的道德要求。在“真”的引導和規約下，平等和公正不再僅僅停留于主體內部，而成為具有實踐本性的道德情感，激發行為主體遵循道德規范，通過自我的努力，確立起具有強大力量的道德自我。政治倫理的建構來源于社會治理的意義世界。正是在這個思想的基礎上，我們才把社會治理重要價值之間的關系看作是倫理性的關系，才把法律和制度的約束看作是倫理價值。如果對社會治理意義世界的確立是可靠的，那么，它們就不僅僅是對倫理價值的一種認可，反而會成為政治倫理的構成性要素。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政治倫理的建構不是不要人類的治理能力，更不是沒有根基的理論之果，而是建立在社會治理的意義世界上。“如果不斷要求人的自由的話，就需要以普遍的人類能力需要，而不是以宗派的名義提出。”

［1］從這個意義上講，社會治理是政治倫理的直接反映，政治倫理的實踐直接或必然地體現在社會治理的發生學基礎之上。在社會治理領域，每一個力求公正和平等的措施都可能引來非議。當然，這個非議不是大多數人的非議，而是小集體的非議。在社會治理領域，成效的滿足感最先來自于家庭。這是因為，由于血緣關系的存在，家庭的秩序成為社會治理的意義與價值的體現。基于地緣聯系上的秩序，家庭的道德滿足感會很快擴張到社會以及政治領域。所以，作為一種需要建構的政治倫理，為保證家庭倫理擴展后的意義世界得以維系，其倫理內涵與要求就是尋求一種更為廣泛，也更為普遍的倫理規范。由此，順著這個思路，我們可以做出這樣的研判:這種基于“血緣關系”而產生的倫理規范，必然不具備普遍化、客觀化的特性，必然需要將所有的倫理關系回歸到基于“平等和公正”的“政治道德”上，這其實就是倫理“高級化”之過程。我們可以從中得出這樣一個“隱而未顯”的結論:政治倫理的志向其實就是鼓勵個體與社會生命機體的平衡。也就是說，政治倫理最終講求的不是建立在普遍倫理規范基礎上的政治互動，而是建立在意義世界之上的生命平衡。政治倫理的發展，雖然不乏中心與邊界的沖撞與融合，其主干仍是各自獨立演進、分立發展的。我們之所以說政治倫理的建構來源于社會治理的意義世界，主要是因為社會治理能夠見微知著。“各層次治理的新關系形式，公民社會主動建設國家公共舞臺———所有這些實際的革新逐漸形成體系，有助于確定新的治理輪廓。”［2］社會治理領域的當下問題意識，最終旨歸于道德意識的覺醒。在社會治理領域，每個人都具有道德選擇的自由以及向善的能力。社會治理的真諦在于發現和肯定人的價值，只不過這種主體價值只是有限的發現，需要政治秩序的有效參與和滲透。

社會治理對人的認識總是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因而具有明顯的社會性。政治倫理的實現，是在社會的公正和平等的動機推動下實現，必須是社會的自覺自愿，因而政治倫理的問題都要從“社”這一起點出發。這意味著，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可以追溯到以道德關系構建的秩序。在社會治理領域，人的道德價值實現在于通過限制自身的自然需要，甚至通過改造自然屬性而實現道德完善。社會治理的積極進取，努力完善自身的過程，體現了政治的能動性、政治的道德自主自覺，這是政治倫理的彰顯。因此，政治倫理如何起源于更易接受的道德之學，使社會治理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選擇并保證它具有道德意義和道德價值，這是我們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二、社會治理的政治倫理基礎

社會治理的價值導向功能，符合當前我國道德重建的文化需求。雖然我們從政治倫理起源方面對社會治理做出了理論與實踐分析，但仍有人對這一分析產生質疑。這種質疑主要體現在:社會治理的每一行為都需要有堅實的倫理基礎與道德自覺，這是否意味著只有掌握了較為專業的倫理理論的人才能進行社會治理?由于社會治理涉及公共利益，其表現為復雜的自然形態，這可能對具體實踐的操作者提出巨大的挑戰。正是“對公共利益而不是歷史情節的追求，使所有積極投身于前攝行動的公共行政者行列的人的努力合法化了，在這一努力中，他們甚至超越了制度的界限”。［3］在現實生活中，并不是只有社會治理的實際操作者才會遭遇實踐的道德困境與行為倫理決定的難題，即使專業的倫理學者也會面臨這樣的困境。應該說，對社會治理政治倫理基礎的質疑確實道出了需要改進的方面，但是，從社會治理及其后來的發展看，社會治理的政治倫理基礎在于強調道德推理是如何起作用的，其核心問題是行為決定道德正當性。因此，雖然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根據可以用來做倫理決定，但是不論哪種情況，社會治理都應該具有相應的著力點，否則就沒有社會治理的政治倫理基礎。

1.協調的政治倫理。社會治理與其它治理的顯著區別之一在于其具有協調性。過去對于社會治理的研究，往往停留于一種管理的技術描述，而缺乏對這一過程內化狀態的道德分析。在社會治理上，經常會有一些人認為，只要自己一直實踐社會道德，即使自己內心不贊同或不情愿，也還是實現了政治倫理。但是，社會治理只是管理者的事情嗎?很顯然，社會治理是一個復雜的協調活動，協調的政治倫理就是將一種社會道德內化為個體道德，首先要讓與之相關的大多數人具有充足的道德認知，它既包括對社會治理的概念、規則、是非等的正確認識，也包括對實踐這一行為所招致道德結果的認識。一個具有很高道德水平的人必然具有很高的道德認知，協調的要旨就在于讓大多數人具有很高的道德認知水平。由此可見，協調在社會治理中起著基礎性的重要作用。由于人都是趨利避害的，因此在很多情況下社會治理面臨利益與道德的二難選擇，這必然反映出人們對協調的認識程度。就社會治理而言，協調的政治倫理在于人們伴隨其立場、觀點和生活經歷而形成的對現實道德關系和道德行為的好惡、愛憎等心理活動，是人們在道德方面對社會治理的一種主觀態度。這種觀點其實揭示了社會治理行為與道德行為的內在一致性。

2.規范的政治倫理。社會治理需要經驗決策，但是更加需要規范在價值層面上的實現。在價值層面上，可以從規范對社會治理的積極作用和失范對社會治理的消極作用兩個方面來論述規范的重要性。一方面，規范能對社會治理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例如，在對收入或某種資源進行管理時，為了使總和利益得到最大的增加，就應該把新增收入更多地分配給原來收入較少的人。在價值意義上，這個規范是行為的規范，這就使得社會治理具有自主性和價值合理性。規范為法律和道德所共用，法律的規范和道德的規范在相當程度上相連相通，構成社會秩序的基礎。另一方面，失范的存在可能影響到社會治理效用最大化的實現。規范是現代社會的一種基本價值和人們的基本要求，失范的存在可能會引起懈怠、不滿等消極因素的產生，這些消極的因素必然會損害人們參與社會治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所以，即使在實際操作層面上，規范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也是社會治理者的唯一目標，而經驗只是社會治理的一種形式性條件，很難賦予經驗以任何實質意義。一些研究中國社會治理的學者認為，中國缺乏規范傳統。現代社會對規范的價值呼喚，以及規范實現之艱難，更加使人產生深切的感受。這樣，社會治理者就把規范的理性選擇直接擴展為社會的理性選擇，把個人的規范價值直接擴展為社會的價值，而沒有賦予個人的特質以任何特殊重要的地位。

3.分配的政治倫理。社會治理大多涉及公共產品，因此，在社會治理問題上總是負外部性過多而正外部性太少，即過多占用公共產品者獲得利益，很少占用公共產品者利益受損，這就使得分配在社會治理方面總是動力不足、效率低下。分配的政治倫理以“生存智慧”為宗旨，利用道德手段解決社會治理問題，試圖建立起一套以分配的政治倫理為基礎的社會治理體系。具體地說，分配的政治倫理，就是最廣泛地包容社會治理行為的體制，合理解決社會治理的公正問題，讓社會治理體制有生存的能力。厘清這方面的關系，對于我們深入了解社會治理的本質和指導社會治理的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分配的政治倫理提出了“公正”等一系列的道德要求，在這些道德規范的口號之下，隱藏的卻是一種生存方式。“公正和節制的德性，是公正和節制的行為多次重復后才產生的。”［4］作為生存智慧的公正分配，不僅在經濟生活當中存在，在道德生活當中一樣存在。比如在遭遇分配不公時，很多時候基本上都選擇了服從。那么，為了這種“德性”犧牲自我，也是一種生活方式。但是，我們不能無視這樣的生活方式，而是要促進分配的政治倫理在社會治理領域的廣泛認同，不能人為造成個性意識與德性要求的割裂。我們需要做的是，使管理主體與客體達成“動機系統”與“評價系統”的一致性———在最終的道德價值判斷中找到共同的契合點，使得分配的政治倫理成為社會治理的現實智慧。

三、以價值生態把握社會治理的合理性

在理論研究中，社會治理是個系統工程。首先，社會治理是從管理的角度倡導人類社會進步與發展的，它強調人們在增加財富的同時，必須注意公正與平等。每個人都有平等的基本生活需要，所以按照相同的情況相同對待是社會治理有效性的共識。既然社會創造了豐富的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那么社會提供滿足公民需要的機會就理所當然是公正的。雖然在社會治理領域有某種非公正現象的存在，但是按照平等原則、需要原則、品行和成就原則、貢獻原則和努力原則逐一進行分析，在道德與經濟、道德與文化的生態互動中，能夠找到社會治理合理性的基礎。

1.道德———經濟的生態互動。在道德與經濟的比較之中，一般認為經濟是首位，因為經濟與效率、欲望、要求等詞語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但是，人類除了有滿足物質資料生產的經濟活動之外，還有決定物質資料生產的道德智慧，人類能夠也應該運用道德、經濟這兩種要素。那么，在社會治理中，這兩種要素是不是孤立存在的呢?以往我們更多地在經濟意義上強調社會治理規律，以便更好地改造社會。現在我們更需要強調另一方面，那就是承認社會治理具有道德要素，人類不只是以經濟的法則去規劃，還要在道德哲學的意義上尊重社會治理所衡量、呈現出來的自然所是。在道德———經濟的生態互動中，不同的利益訴求者有著各自獨特的對自身、對外界的評價方式。也就是說，對每個利益訴求者來說評價都是內在的，我們把這稱之為道德———經濟的生態互動。正如馬克思所說:“‘思想’一旦離開了‘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5］即在社會治理中，道德具有經濟效率的意義，經濟具有道德要求的意義，這是社會治理本身所固有的、非工具性的價值。社會治理存在的合理性突破了以經濟為中心的主觀工具價值論，肯定價值關系說，擴展了價值的主體和客體。價值主體不僅包括個人利益，還包括整體利益，在進行自我評價時，經濟評價標準同時也應包含道德評價標準。但是，我們看到，在社會治理當中，道德與經濟具有矛盾性與沖突性，而且這種矛盾與沖突有時候還很激烈。因此，道德———經濟的生態互動實際上就是在這種矛盾與沖突之中尋求溝通機制。所以說，社會治理指的是決策主體與決策客體的關系，不過這個主體推展到溝通機制，而且發展了溝通的價值概念。社會治理的合理性在于它突破了單一的價值尺度，承認所有的主體與客體都有不以主觀偏好為轉移的內在價值和存在目的，對自身和周圍環境有著道德———經濟的全面考量。當然，對于社會治理來說，這種考量都是客觀的。當我們單純為了經濟利益而進行社會治理時，可能還停留在主觀的價值把握中，從而只是讓美好的事物單一存在，而不是“美美與共”。

2.道德———文化的生態互動。在社會治理沒有正式提出之前，對于社會常常講的是如何管理。管理壟斷著對自然、社會發展的真理與意義詮釋。在此過程中，管理的合理性取決于直覺體驗基礎上的權威。當社會治理正式提出來之后，隨著政治、科學、倫理等紛紛從文化母體中獨立出來，人類對自然、社會以及人體本身的理解進入了文化生態的理性階段，理性成為衡量一切文化形式的價值標準。但是，由于建立在文化基礎上的社會管理體系探究的是事實真理，無法深層探究社會管理的意義真理與價值真理，由此導致文化與道德出現嚴重的斷裂與對立。受自然科學的影響，具有實證主義特征的社會管理被樹立為新的文化典范。在社會管理當中，建立在道德判斷基礎上的價值真理與人文精神受到實證主義的排斥與歧視，由此導致文化與道德的內在沖突。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競爭的加劇，社會管理追求世俗生活的功利主義得以盛行，與倫理道德價值觀形成了沖突，以致社會管理進入了危險與機遇并存的狀態。比較而言，社會治理是一種能夠最廣泛地包容實踐活動的體系。現代社會治理活動中，道德———文化的生態互動是將社會聚在一起的粘合劑。但是，道德———文化的生態互動要真正發揮功能，就必須積極開展生態價值建設，改進社會治理行動的倫理質量。然而，社會治理開展生態價值建設要有一定的方法和途徑，如果沒有正確方法和有效途徑，其生態價值建設就無所適從，更不能持之以恒，而這種方法和途徑就是生態價值的實現機制。通過以上的論述，道德———經濟的生態互動是溝通機制，而道德———文化的生態互動將承擔實現機制，其原因在于，道德———文化的生態互動自覺地用倫理價值觀來指導社會治理行為，或者說社會治理用倫理價值觀來進行。在這個時候，中國文化當中“義利合一”因子有利于保證社會治理按計劃進行并糾正各種偏差。對于道德———文化的生態互動評判，就是指什么樣的社會治理符合倫理價值，什么樣的社會治理不符合倫理價值。此中的道德———文化的生態互動包括理解、明智、體諒等因子，從而促使整個社會治理活動合理進行，有效實現自己的價值生態。

四、以倫理精神體現社會治理的正當性

在社會治理體系下，應有正當性的概念。社會治理的正當性，就在于通過倫理精神的價值引導，使得社會治理的所有方面都以它為中心來組織，對社會治理的行為和品質的評價都按照它的觀念來進行。這正是我們所要表達的一種倫理觀:社會治理應當關注人的道德生活而不僅僅是社會生活。或者說，社會治理所要關注的核心問題仍然是倫理精神———作為社會治理的主體和客體應該如何生活?也即社會治理正當性的研究必定是內在地、從“我”的觀點來進行的。在社會治理正當性考察中，社會生活的復雜性不允許我們用單一的觀點來理解和處理日常的社會問題。相反，我們應該用包容性的心態對待社會治理當中出現的各類問題。在社會治理中，只有當一個人自覺地接受了倫理精神的必要性，從社會至善的角度來真實地審視社會治理的行為、選擇和決定，我們才有可能在追求一個有意義、有價值生活的同時把正當性的社會治理建構出來。在傳統的倫理精神當中，總是涉及如何認定什么是“善”、什么是“德性”，但是作為處于社會治理創新的今天，如何更好地生活將不可避免地成為倫理精神的體現。“公共管理者的服務精神是倫理精神的具體體現，是根源于公共管理的道德制度的。”

［6］在當代，社會治理不僅僅體現為管理的成效如何，更體現在社會的文化建設特別是倫理底蘊。只有具有合理的倫理精神，重視社會治理過程中人與社會要素的理念，才能體現以人為本。社會治理與倫理精神之所以能夠結合，關鍵不在于倫理精神能夠為社會治理提供什么，相反，而是由于“社會治理”與“倫理精神”具有可通約性———社會治理本身內在地具有倫理性質。這也就是說，社會治理本身就應該包含倫理的精神，倫理精神應當為社會治理確立方向和規范邊界。現實往往令人遺憾，我們在社會治理實踐操作中往往忽略甚至否認倫理精神對社會治理構建的重要作用。在一些地區，我們仍然可以看到經濟建設“一手硬”、社會治理“一手軟”的問題。事實上，那種與倫理精神完全無關、超越社會倫理精神而采取所謂的社會治理根本不可能存在。因為任何社會治理活動，不管從其手段還是目的來說，都存在著人和社會發展的意義或價值問題。如果采取了損害一部分人利益的社會治理，這樣的社會治理就一定不符合倫理道德。社會治理既是一個體現權利義務觀的政治學概念，也是一個與德性、美德、品德、道德等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倫理學概念。以倫理精神體現社會治理的正當性，就是指“如何更好的生活”來把握現在和未來。不同形式的社會治理對倫理精神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基本上可以把倫理精神界定為社會治理主體和客體應具有的品性、能力與資源，這與公民品德、公民素質、公共精神、公民屬性等在同等意義上理解和使用。可以說，倫理精神就是我們每一個人最需要擁有的人文力，這些人文力能夠使我們自覺地服務于社會治理，從而自覺地捍衛社會治理的正當性，最終確保倫理精神的自由。

傳統的社會管理有一個約定俗成的觀念，就是把社會管住就可以了，社會不發生亂子就可以了。但是，現代社會要求社會治理應著眼于增加社會活力，營造和諧有序的社會環境。因此，我們可以這樣來設想社會治理的本質:社會治理在根本上就是造成和諧事態的發生。這方面的典型例子體現在城市治理上，城市治理在本質上是以社群為基礎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如果攤販們各自為政，勢必會阻礙城市治理措施的執行和目標的實現。表面上看，城市治理措施確實犧牲了某些人的自由和權利，但是這些犧牲是提高城市治理水平的必要成本。在組織良好的城市治理中，攤販和城管如果具有共同的價值和信念，就能夠形成彼此互助的觀念，有助于城市治理措施的順利實施。社會治理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通盤考慮、各司其責、多方共進。所以，我們不能忽視社會治理的一個本源性特點，那就是倫理精神的存在。認清這一點，就可以有效地反駁道德虛無主義。但是，我們也不能把倫理精神力量絕對化，使之成為如霍布斯所稱的“利維坦”。也就是說，要使社會治理獲得道德的證明，獲得正當性，通常通過以“善”的價值對人的行為進行引導。我們可以設想:每個人追求自己的好生活是合乎理性的，也就是說，他們對自己的生活目標抱有一種真誠信念，那么，這種合乎理性的信念必然延伸到社會治理領域，從個體和社會找出“最大公約數”。如果這樣的理解和包容是一個長期的、不可改變的事實，那么公民就能夠參與社會合作項目，并維護這種社會治理的正當性。

五、結語

社會治理說到底是對人的治理和服務，旨在解決人的困難，實現人的發展。這就決定了社會治理的路徑選擇:社會治理只有回歸倫理世界，在現實生活世界語境中才能真正地實現社會治理的基本價值。脫離了政治倫理語境，漂浮在空洞說教的口號式符號中無法切中社會治理的真正內涵，無法抵達社會治理的生活之根。回歸倫理世界意味著，社會治理不能僅僅簡單地停留在治理的層面上，而應把社會治理意識嵌入到生活世界中，讓政治倫理成為“調理”社會治理“質”和“量”的路徑。當然，社會治理的政治倫理建構體現了社會治理系統因子中辯證統一的關系，也彰顯了社會治理能夠成為時代話語體系的歷史必然性。我們必須充分尊重每個個體的話語權，通過不斷的交流溝通、不斷的反思、協調，才能真正培養社會治理的政治品德，才能顯示社會治理的本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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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路艷娥 單位：江蘇警官學院 法律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