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建設帶動中部崛起的建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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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州商學院學報》2015年第二期

一、促進中部崛起的努力取得成效

2004年3月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明確提出促進中部崛起的政策動議。2004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提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2006年4月，國務院出臺了《關于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若干意見》，出臺了36條政策措施。2009年9月23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并原則通過《促進中部地區崛起規劃》。2012年8月27日頒發了《國務院關于大力實施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戰略的若干意見》。上述緊鑼密鼓出臺的相關政策措施，標志著中央在新的歷史時期十分重視中部的發展。根據相關規劃，中部地區的發展定位是建設三大基地、一個樞紐，就是建設糧食生產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現代裝備制造及高技術產業基地和綜合交通運輸樞紐。規劃明確提出，要到2015年，中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顯著提高，三基地、一樞紐的地位進一步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得到增強，和諧社會建設取得新進展，城鄉居民年人均收入增長率均超過9%。由于黨中央、國務院采取的政策和中部各省自身的努力，尤其是國際金融危機加快了沿海地區的產業轉移，強化了中部的增長優勢。數據表明，自2006年促進中部崛起相關政策實施以來，中部地區經濟取得了較快發展(表2)。2000年以后，中部地區在全國地位快速下降的局面得到扭轉。自2000年以來，中部經濟走出了一個U型變化曲線，2006年可以算作一個轉折點，這意味著從2006年以后，中部地區的增長速度快于全國平均水平。中部地區經濟增長較快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工業在經濟增長中的地位進一步上升。相關數據表明，近年來中部各省的工業增加值都明顯快于全國平均水平，工業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不斷上升。比較而言，山西、河南、安徽、江西四省都是全國第二產業所占比重較高的省份(見表3)。其中，山西、河南工業增加值占各省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達到52%和51．5%，居于全國第一、第二位，而同年全國工業增加值所占比重只有38．5%。在中部各省的工業增長中，先進制造業的表現尤其突出。比如，2012年安徽省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增長42．8%，通用設備制造業增長31．5%，裝備制造業增長18．2%，高新技術產業增長16．5%。同年河南省汽車、電子信息、裝備制造、食品、輕工、建材等六大高成長性產業比上年增長18．3%，對全省規模以上工業增長的貢獻率為67．2%。湖南省全部工業增加值增長速度為13．5%，但是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增長20．2%。中部地區工業發展的第二個突出特點是重視區域布局和發展塊狀經濟。“塊狀經濟”、產業集群本是浙江等沿海省份經濟增長效率提升的重要訣竅，但是已經越來越多地在全國其他地方包括中部地區得到應用。比如，河南省依托重點城鎮，建設了180個產業集聚區。這些區域既為承接產業轉移提供了重要平臺，也發揮了產業分工產城互動的優勢。根據河南省統計局提供的數據，2011年，在這些集聚區中，95%的集聚區發展框架基本形成，半數左右的集聚區主導產業比較突出，40%左右的集聚區集群發展態勢初步形成。

產業集聚區固定資產投資、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占全省的比重超過40%，利用省外資金占全省的比重接近60%。中部地區工業發展的第三個特點是重視依托城市承接產業轉移。充分利用中部地區毗鄰沿海的有利區位，在沿海地區各種營商成本上升的過程中加強產業承接，可以把沿海企業的優勢與中部地區的優勢結合起來。事實上，近年來，沿海省份主要制造業大省工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下降與中部省份工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上升存在一定的關聯關系，就是沿海的制造業向中部的轉移。在產業轉移大潮中，中部一些省份很好地利用了發展機遇，以工業增加值上升幅度最大的安徽表現最為突出。隨著安徽設立皖江城市群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的建設，示范區內的諸多開發區對省外資金的吸引力明顯增強。2010年，合肥市、蕪湖市吸引的省外資金分別達到1155．3億元和917．9億元。整個皖江城市帶吸引的省外資金達到4900多億元，占全省的70%以上。皖江城市群區位條件較好，礦產、水、土地、勞動力資源豐富，長江岸線優越，本地產業基礎較好，配套能力較強，與長三角已經形成明顯的產業互補發展格局。由于皖江城市群各個城市明確了產業主導發展方向，并且提出了主要承接重點，這使得安徽省承接產業轉移在中部地區表現得加突出搶眼。

應該說，在新的改革背景下，中部地區面臨著一系列發展機遇，把握好這樣的發展機遇，一定有利于中部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第一，切實深化改革，充分釋放中部地區的市場活力和潛力。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更加重視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新時期推進中部地區改革的理論基礎。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市場的不足可以通過政府干預來彌補，而政府的不足可以通過市場來滿足，在一個完備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和政府的作用是互補的，可以最優化地配置經濟資源。通常來說，在競爭性領域更多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在基礎性和公共性領域更多發揮政府作用，把政府之手與市場之手結合起來，可以充分釋放市場活力與潛力。中部地區資源豐富、要素眾多，應該加快發育要素市場，推動要素跨地區、跨部門流動。應該加快發揮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眾多的優勢，重視推動科技體制改革，促進創新驅動和產業轉型升級;中部地區政府組織經濟的作用突出，要深化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在注意簡政放權的同時更加有效地發揮政府干預市場、抑制市場不合理投機投資行為，加強對假冒偽劣產品市場和環境污染等方面的治理。第二，連接兩大板塊，推進互補型一體化發展。中部地區與沿海地區存在緊密的自然與經濟聯系，這種聯系是東北和西部地區難以具有的。中部位于沿海的內側，與沿海自南向北一直相連。除湖北省以外，中部其余五個省份都至少與一個沿海省份有共同邊界;大多數中部省份都在沿海省份的上游地區，“共飲一江水”，水資源、水環境和水運輸將上下游之間的經濟與社會聯系在一起;有眾多的交通干線將中部與沿海連在一起。京廣、京九、隴海鐵路、眾多跨省高速公路、黃河與長江水道，使商品、要素可以近便地流動與往來。中部地區人口占全國的27%，生產的糧食產量占全國的30%以上，而沿海地區人口占全國的38%，但是生產的糧食只占全國的25%。中部地區的農副產品大量供給沿海地區的大中城市，為沿海的生活帶來了方便，也促進了沿海以農產品為原料的輕型加工工業的發展。中部地區的上游工業品如礦產品和鋼鐵、有色金屬等類原料工業品，為沿海地區的加工工業提供了支持。山西、河南、安徽等省份煤炭的重要用戶，安徽、湖北等省份鋼鐵的重要用戶，都主要集中分布在沿海地區。近年來沿海地區土地成本、勞動力成本、燃料成本等高漲，導致一些企業經營困難。應該加強對沿海地區的招商，鼓勵沿海地區的生產廠家到中部地區就近辦分廠，將資本向勞動力豐富的區域移動，會提高勞動力供給的穩定性和安全性，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中部與沿海之間的經濟聯系應該是市場化的、雙向的，通過資本流入和勞動力流出循環，實現雙方的優勢互補，并獲取共同的分工效益。互補型一體化就是要充分利用這種地理位置、基礎設施、產業結構上的“關聯”關系。加強中部地區與沿海的經濟合作，要破除中部與沿海之間的經濟壁壘，促進兩大板塊之間的一體化發展。盡管中部各省之間的經濟聯系不強，有些省份產業之間還帶有一定的競爭性。但是，各省都可以加強與相鄰沿海省份的聯合，加入涉及沿海發展的省際合作團隊。具體地說，就是要加強山西、河南與京津冀魯，安徽、江西與長三角，湖北、湖南、江西與泛珠三角之間的經濟聯系。第三，優化產業結構，培育經濟競爭力。要通過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促進具有資源稟賦、發展基礎和市場需求的產業加快發展，盡快提升中部地區的產業競爭力。一是要加強中部地區具有一定競爭力的糧食和特色農產品生產基地建設。

加大對小麥、稻谷、玉米、茶葉、水產品等糧食和特色農產品發展的支持，集中使用好國家支農資金，重點向中部地區的商品糧基地傾斜，要注意協調好農業主產區與主銷區之間的關系，大力發展農業產后經濟，不斷延伸農業產業鏈條;二是重視能源、原材料生產基地的建設。煤炭、石油、電力、鋼鐵、有色金屬，都是重要的基礎工業產品，在國家現代化建設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要加強對鋼鐵、煤電聯產、有色金屬等具有規模效益和市場影響力的建設項目的支持力度，提高資源開發利用深度和精度，減少對資源的浪費和環境的污染;三是要加快具有技術和資本密集型優勢的先進制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中部地區的省會城市和重要工業城市在汽車、機械等制造業領域具有一定優勢，尤其是湖北和安徽的汽車在國內市場具有一定影響，要把握好市場需求與市場定位，加快自主創新步伐，提高產業競爭力。中部地區的光電子、電子信息、人工智能、先進制造技術、新材料、新醫藥等都有一定基礎，應該加大支持力度，解決這些產業發展面臨的資金、產業化、科研方面的限制性問題，加快具有特色和優勢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四是重視物流產業的發展。中部地區銜接東西、聯結南北，交通運輸發達，具有互通有無和發展現代物流的良好環境。可以依托交通運輸網絡和現代信息網絡，打造物流大通道，積極建設綜合性和專業化相結合的現代物流基地，把物流業培育成中部地區的優勢產業;五是具有古老文化遺存、自然風景特色和歷史底蘊的文化旅游產業發展。山西、河南都是在全國具有影響的古跡、文物集中省份，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南方四省則具有許多天然山水美景，具有開展旅游合作的基礎。

二、提高中部城鎮化水平勢在必行

居于中間區域的中部地區的城鎮化水平其實并不高。2012年，中部地區的城鎮化水平只有47%，明顯低于全國52．6%的平均水平，中部地區總體上看還是一個農村社會為主體的區域。分省來看(表5)，除了湖北省的城鎮化水平達到53．5%，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山西的城鎮化水平超過50%以外，其余省份的城鎮化水平都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都帶有人口的農村大城鎮小特點，而且人口大省河南、湖南、安徽等省份的城鎮化水平還相對較低。當然，整體上看，中部地區的城鎮化水平比較平均，與西部和沿海省份相比較，內部各省之間的相對差距不大。

但可以比較的是，從2000年到2012年，中部地區城鎮化水平提高速度快于全國平均水平，這顯示出，中部地區是全國城鎮化快速推動的區域(見表6)。分省份看，除了山西省的城鎮化水平提高幅度與全國持平、湖北省城鎮化水平提高幅度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以外，其余省份城鎮化水平提高幅度都快于全國平均水平。河南、安徽、江西幾個連接長三角和環渤海的省份城鎮化水平提高尤其迅速。也就是說，中部以往城鎮化水平偏低的幾個省份的城鎮化提升速度更快，這也是中部地區各省間城鎮化差距縮小的根本原因。城鎮化水平的提高無疑與勞動力的轉移有關。由于中部地區農村改革進行較早，農民受市場化影響較大，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也比較突出，這一狀況可以從2005年各省的相關統計數據看出(見表7)。2005年，中部各省農村勞動力轉移已經基本達到三成以上，最高的江西省達到四成以上。當然，由于口徑和來源不同，不同部門反映出來的數據還存在一定差別。在表5中，湖北省外出勞動力轉移的比重只有27．55%，但按照中新社2006年3月28日發表的《2005年末全國已轉移農村勞動力約1．8億人》的新聞稿看，湖北轉移農村勞動力的比重高達33．5%，江西、安徽兩省轉移農村勞動力的比重也達到36．1%和36．5%。值得注意的是，在國家促進中部崛起的政策實施之前，中部地區勞動力外出打工以走向省外尤其是走向沿海為主。比如，在湖南省919萬外出勞動力中，到省外的多達674萬，占到73．34%;在江西省外出打工的650萬勞動力中，到省外的人數達541萬，占83．23%;湖北省在省外務工的勞動力占外出打工總數的74．34%;河南省的數據相對較低，但是總數也近684萬，占全省農村勞動力轉移人數的比重已達45%。這些在省外打工的民工，大多數流向當時外需迅速擴大而勞動力需求比較旺盛的沿海各省區，如廣東、浙江、江蘇、山東、福建等省份和京津滬等城市。

反觀中部地區也應看到，中部地區的農村對剩余勞動力具有較大的排斥力。以2010年的數據為例，中部地區各省份的人均耕地和人均山地均較少。除了山西位于黃土高原地區外，其余省份都位于長江中游和黃河中游地區平原，主要地形景觀為平原和丘陵，長期以來的農耕歷史表明這一廣大區域的土壤肥沃、土地的滋養功能較強，而且中部平原丘陵區域更易于機械化作業，在機械投入日益增多的現代農業背景下，需要花費的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相對減少，規模經營的比重不斷擴大。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中部地區的糧食產量占全國的30%以上，但是人均糧食產量并不很高，山西、湖北的人均糧食產量甚至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山西、湖北、湖南三省農村居民人均可出售糧食數量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這種格局，使得中部與東北兩地在提供市場糧食和農村耕地規模化經營方面存在較大差距(見表8)。在未來的糧食供應和滿足市場需求方面，國家在糧食的區域發展上可能不得不更多依賴東北提供富余的糧食供應，也不得不更依賴于技術創新推動糧食的內生性增長。無論是哪一種狀況，中部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在農村的“窩工”和低產出效率問題都將更為突出。在這種情況下，中部各省單純依賴有限的耕地難以實現居民的致富需求，也難以增量化大幅度地提供糧食供應，無論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都十分有限。只有將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出去，才能在不影響總產出的情況下通過土地規模經營提升農業生產效率。推動城鎮化發展、促進勞動力轉移就成為中部理所當然的正確選擇。

三、以城市群發展引領中部崛起

綜合前人所做的研究，我們認為，城市群是在一定地域范圍內具有相當數量的不同性質、類型和規模的城鎮，依托當地的自然條件和自然環境，以一個大城市或者特大城市為核心，借助于現代交通運輸網絡和發達的信息網絡，推進和發展城市與城市、城市與城鎮之間的內在經濟與社會聯系，共同構成具有一定等級體系和分工構架、集聚與擴散作用能夠良好發揮的現代城市集合體。代合治(1998)曾經以占地面積、總人口、城市人口、城市數量和城市等級結構為標準提出特大型城市群、大型城市群、中型城市群和小型城市群的區分標準(見表9)，這一劃分方式被許多學者所引用和參考。以其標準區分，一些研究者認為長江三角洲可以作為特大型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可以作為大型城市群，武漢城市群和長株潭城市群可以作為中型城市群，而像廈門—漳州—泉州城市群可以作為小型城市群。如果依照代合治的劃分方式，特大型城市群和大型城市群基本上都位于沿海地區，內陸相對較少;而中等城市群和小型城市群集中于內陸的相對較多而沿海相對較少。這反映出，城市群的發展確實與地理條件、區位交通和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息息相關。地形地勢平坦、面積廣闊的大平原、區位交通運輸條件優越和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區域，可以支撐更大規模的城市群;而地理條件、區位交通和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差的區域，支撐的城市群規模會相對較小。由于我們的研究建立在城鎮化的基礎之上，與代合治城市群的劃分標準并不大相同。筆者認為，代合治所劃分的特大型城市群和大型城市群都可以作為大都市連綿帶的發展模式，其中包括多個特大型城市;其所劃分的中型城市群適合于中部各省的發展。這里，我們在加上鎮的經濟要素以后認為，中型城市群應該作為中部各省的主要努力方向。

首先，中部地區面積廣大、相對平坦的平原和低矮丘陵既是農業規模化經營依托的自然基礎，也是建設現代城市群所可以依托的自然基礎。沒有相對平坦的土地作支撐，就不可能容納較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也就不可能涉及到大規模的城鎮化過程;同樣，沒有相對平坦的土地為基礎，城鎮建設的成本就會十分高昂，城鎮容納人口的能力也會受到制約。其次，中部各省的省會城市都是各省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產業基礎和技術基礎都較好，都既有向上升級的能力，也有向外擴散的能力，在各省的經濟社會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影響力，具有主導較大范圍城市群建設和發展方向的能力。第三，省會城市周邊聚集了一大批中等城市、小城市和城鎮，相對完整的城鎮等級體系已經形成。第四，中部地區交通運輸網絡相當發達，京廣、京九、隴海和沿長江“兩縱兩橫”的交通發展格局，有利于區域尤其是城市與城市、城市與城鎮之間的相互往來。在各省內部，省會城市與各中等城市甚至小城市都有高速公路聯通，經濟聯系十分便捷。第五，城市群內的大小城市和城鎮面對共同的發展問題，比如提高整個區域的競爭力、應對整個區域的資源與環境矛盾、協調區域之間的產業聯系與分工等等。第六，城市群的發展，既可以形成規模效應，又可以適度避免負外部效應。城市群的發展和分工，可以形成整體擴大規模和強化分工，降低交易成本，形成資源的有效節約;同時城市群的增長，可以減少人口過于向單一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集中，適度減輕大城市膨脹和大城市病造成的經濟社會與資源環境壓力。正因為如此，形成更好的發展機制，建設好中部地區的城市群，對于推動各個省份的工業化與城鎮化都有積極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推動中部城市群的崛起還有一些有利的外在動因，比如，在市場引導的背景下，從沿海到內地的產業轉移在很多情況下落足于中部;中部地區第二產業比重相對偏高，第三產業發展相對落后，這預示著第三產業發展具有較大潛力，而第三產業的發展會帶來勞動力的廣泛就業，滿足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需求;黨中央、國務院提出的新型城鎮化規劃，有利于推進中部地區的城市群發展;國家一系列政策包括促進中部崛起、推動長江流域經濟帶建設的政策，也將創造中部城市群進一步擴張的良好基礎。事實上，建設中部城市群與國家對相關省份的發展定位相一致。“十一五”以來，國家批準了一系列區域發展規劃，其中中部地區的各個省份均榜上有名(表10)，這些省份的區域規劃通常都涉及到制造、交通、創新、生態、能源等功能性基地建設，而其所依托的建設基礎都是各省范圍內的城市群，甚至中央政府批準的范圍就是各省的城市群。這意味著，單一的城市不能支撐相關規劃區的發展和建設，需要發揮城市群的整體效果;在區域規劃中突出某些專業性建設方向，也需要個城市群內部加強協調與合作，使城市群發揮在中部乃至全國的積極作用。應該說，中部地區的城市群發展有其明顯的成本優勢。中部地區的城市群范圍內資源相對豐富，礦產、土地、電力等資源的供給條件相對較好，一些省份的城市群本身既是其煤炭、水資源大省的代表也是電力富集地區，由于黃河長江穿越中部，不少省份水資源的保證程度較高;中部地區城市群的土地價格要低于沿海地區，根據2010年第3季度的調查，中部地區城鎮的綜合地價水平不僅低于沿海地區，甚至低于西部地區;中部地區城鎮的勞動力成本較低，一些重點行業的勞動報酬收入不僅低于沿海甚至低于西部地區;中部地區相對適中的良好區位，有利于南來北往的資源流動和要素集中。這些條件，都有利于城市群產業發展的資源配置。

按照相關規劃，中部地區6個省份匯集了6個有一定影響的城市群。太原城市群包括太原市、晉中市的榆次、壽陽、太谷、祁縣、平遙、介休、榆社，呂梁的交城、文水、汾陽、孝義、嵐縣、忻州市的靜樂等24個縣;皖江城市群包括合肥、蕪湖、馬鞍山、銅陵、安慶、池州、巢湖、滁州、宣城9個城市以及六安的金安區和舒城縣;環鄱陽湖城市群包括景德鎮、九江、南昌、鷹潭、上饒等5個城市;中原城市群以鄭州為中心，洛陽為副中心，包括鄭州、洛陽、開封、許昌、新鄉、漯河、焦作、平頂山、濟源9個城市;武漢城市群以武漢為中心，包括武漢、鄂州、黃石、黃岡、孝感、咸寧、天門、仙桃、潛江9個城市;長株潭城市群以長沙為中心，包括長沙、株洲、湘潭3座城市。而事實上，中部地區城市群也得到了較好發展。2009年，中部地區城市群人口數量12525．59億人，占中部地區人口總數的40．79%，土地面積297641平方公里，占中部地區的28．95%，地區生產總值37351．67億元，占中部地區的52．92%，是中部地區的城鎮密集區、人口密集區域和產業密集區(表11)。應該說，這些城市群在建設中都提出了自己明確的宏偉目標，也有著協調城市群內各個成員之間的一些舉措，通過完善相關政策和推動一體化發展，會帶動各個省份經濟的快速發展，并加快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比如，河南省提出了中原城市群的發展目標是:到2020年，非農產業占95%以上，城鎮人口占區域總人口60%以上，建成全國重要的制造業基地、能源基地、現代物流中心和區域性金融中心，產業整體競爭力顯著提高，要素集聚和承載能力全面增強;GDP占河南省的比重超過70%，確立在中西部乃至全國城市群中的重要地位，帶動全省并輻射周邊地區發展，把中原城市群打造成中西部地區規模最大的城市群。但是，總體上看，中部地區城市群發展還存在明顯的不平衡現象。一方面，不同省份城市群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不平衡。比如，從2009年的人口和經濟總量上看，中原城市群規模最大，而太原城市群規模最小，兩者之間都存在著數倍的差距;武漢城市群和皖江城市群的人口和地區生產總值分別排在第2和第3位，環鄱陽湖城市群人口排在第4位，但地區生產總值排在第5位，而長株潭城市群人口規模排在第5位，地區生產總值排在第4位。從人均GDP來看，長株潭城市群最高，而環鄱陽湖城市群最低，前者是后者的2倍多。另一方面，從各個城市群內部來看，城市群內部的不平衡問題也十分突出。2011年，河南省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個數僅占城鎮總數的7．15%，但是其城鎮人口占整個區域城鎮體系人口規模比重為33．33%。河南省中等規模的城市只有9個，人口規模僅占13．4%，發展不足的問題比較突出。河南省小城市和建制鎮雖多達108個之多，占河南省整個區域城鎮體系的85．71%，而人口規模占53．26%，但是平均每個小城市和小城鎮吸收人口的能力較弱。與河南相比，湖北省的武漢市規模相對更大，GDP占全省的1/3以上，武漢城市群范圍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發展不足的矛盾也比較突出。推動中部地區的城鎮群建設，就應該更加注意克服城鎮體系發育的不平衡性矛盾，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

四、中部城市群發展的主導方向與保障措施

推動中部各省的城市群發展，有必要在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基礎上，深入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推動中部新型城鎮化的進程。具體地說，就是要注意優化區域結構，促進各地具有集聚作用與影響的城市群的建設。中部地區的城鎮密集，各省大中小城鎮都廣泛分布，具有優化區域空間的基礎。要以太原城市群、皖江城市群、環鄱陽湖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武漢城市群、長株潭城市群建設為基礎，推動生產要素的集聚。在城市群的發展上，要鼓勵城鎮之間要素的流動，解決城鎮交界區域的共同問題，不必強行推動城市的合并，降低城鎮之間的競爭性。同時，應該注重優化城市群內部的空間布局。只有通過優化城鎮空間布局，才能提升城市功能，壯大優勢產業，放大城市群整體優勢。城市群空間布局優化的目標是，建成一批特色鮮明、適宜居住、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城市，形成多層次、網絡狀的城市體系;促使城市群成為功能完善，可持續發展潛力大，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現代化城鎮密集區;將城市群建成各省對外開放、承東啟西、聯南通北的主要平臺，帶動全省崛起，促進中部崛起;確立各省城市群在全國城市群中的重要地位，使其真正成為主要交通干線的產業密集區和重要城鎮密集區。據此，城鎮體系空間布局應體現中心集聚、軸線拓展、網絡聯系格局，逐步形成以省會城市為核心，以周邊中心城市為依托，以小城市和小城鎮為基礎，以快速交通干道、大容量交通運輸通道為軸線，以各級交通、物流、通訊為網絡的城市體系空間布局形態。促進城市群的發展，是實現中部崛起的重要環節，也是提高中部地區城鎮化質量的應有之義。為此，需要借鑒國內外城市群管理方面的經驗，積極發揮政府政策引導和規范作用與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保障中部城市群建設不斷取得新進展。

第一，中部應該把統籌城鄉發展、提高城鎮化水平放在更為重要的地位。應該加強對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信息服務、合同服務與培訓服務，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的自我保護意識、風險防范意識和專業服務意識，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的適應能力。要發揮政府的管理優勢，加強對勞動力市場、培訓市場的監管，切實保護進城農民的利益。

第二，應該把城市群建設納入推動中部崛起的規劃與政策之中。推進中部崛起，應該注重發揮城市群的突出作用。應該在中部崛起的相關規劃中，重視城市群的建設內容，應該深化對各個城市群薄弱環節的研究，及時出臺解決城市群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性問題。要把解決中部城市群健康發展的普遍性問題與特殊性問題結合起來，構筑城市群內有機聯系、互聯互通、合作共贏的發展格局。

第三，統一城市群的規劃與建設。城市群建設應該把政府作用與市場作用結合起來，一方面應該規范政府行為，協調城市群內各級政府的關系，規范樓堂館所和大型CBD等的建設規劃和批準程序，加強人大對政府管理行為的監管;另一方面，應該在城市群內發育各類專業化市場，發揮市場對城市群建設各類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合理引導各類市場主體參與城市群建設。

第四，驅動兩種要素，促進城市群內資源的合理配置。勞動力和資本是促進經濟發展中的兩種重要因素，也是促進中部城市群擴張的重要動力。中部地區勞動力相對豐富，而資本資源相對短缺。有必要想方設法引入資本資源，彌補中部地區的資本缺口，使資本與勞動力更好地結合。為此，一方面要促進資本的集聚、集中和流入。要發揮市場在引導資本資源配置的作用，促進資本向優勢產業和優勢企業集中，向具有擴張空間的城市群集中，不斷增強中部地區的產業競爭力和區域競爭力。城市群可以承接規模化的資本投入，內部可以形成復雜化、多樣化的產業分工，技術創新可以依托城鎮產業不斷深化，對資本的注入和實現價值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要促進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集中和輸出。除了繼續敞開勞動力輸出沿海的通道外，要加快中部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地城鎮化。中部勞動力在中部區域就地城鎮化，不僅可以兼顧和利用好農村的各類網絡型社會關系，也可以將創造的價值留在中部，提高中部城鎮的規模效益。為此需要增強城市群的發展活力，強化城市群的就業創造，提高城市群對農村勞動力的接受能力;廢除妨礙農村勞動力進城的各類體制機制障礙，為勞動力的流動和在城鎮安居樂業提供一切必要的服務。

第五，有選擇地重視核心引領，發揮中心城市在引導城市群工業化與城鎮化中的關鍵作用。中部各省會城市都是省區中心城市，應該重視分工協作，提升檔次，與一般城市在產業結構調整、產業轉型升級方向上拉開差距，適度限制一般加工工業的發展，把一些不適合于省會城市發展的產業轉移出去。以武漢為例，2013年，武漢市工業總產值已經超過10000億元大關，工業增加值率高達30%，經濟總量躍居全國副省級城市第四位。目前，該市已經提出到2016年工業產值超過2萬億元，2019年工業產值超過3萬億元的“工業倍增”規劃設想②。為此，武漢提出從兩輪(光纜光纖、汽車)驅動到多點開花，正在打造四大板塊:依托“中國光谷”，建設超過1000平方公里的大光谷板塊;依托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建設大車都板塊;依托武漢臨空經濟技術開發區、天河國際機場，建設大臨空板塊;依托武漢新港、武漢化學工業區，建設大臨港板塊。隨著相關規劃的落實和項目的建設，武漢市在整個城市群的地位將更加突出，武漢的工業化、城鎮化將引領和帶動整個城市群的工業化與城鎮化，進而帶動整個湖北省的工業化與城鎮化。第六，更加重視發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鎮。根據程必定(2008)的研究，中部城鎮化存在一個突出問題是大城市數量過多、規模過大;而小城市數量過少、規模偏小。應該積極重視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發展，提高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接納能力，構筑大中小型城市等級分布、形成眾星拱月之勢。中小城市和小城鎮更好地發育，也會支撐大城市的發展，并緩解大城市的資源環境和交通運輸壓力等。第七，更加注重提供城市群需要的公共產品。

加強教育、醫療、供水、污染防治等方面的分工與合作，重點支持區域內污染嚴重的河流與湖泊的治理，加強各級城市和城鎮的生態建設，滿足廣大城鎮居民對宜居城鎮的需求。第八，更加重視城鎮的就業創造。在推動工業化的同時積極發展現代服務業，增加城鎮對勞動力的吸引力。圍繞促進城鎮化進程，大力發展金融、交通運輸、商務、工程咨詢、節能環保等生產性服務業;圍繞滿足城鄉居民多層次、多樣化需求，大力發展家庭服務、醫療服務、養老服務、法律服務、信息服務等生活性服務業。第九，深化對城市群理論與實踐的研究。比如，湖北省的城鎮化水平提高相對緩慢，而武漢市經濟總量占湖北省比重又很大，這一現象就值得研究。是產業過度集中于武漢導致湖北省內其它城市發展不足、對人口向城鎮轉移的吸納不強，還是湖北省的城鎮化政策落后于其它省份，也需要進行深入研究，并提出合理化的政策加以引導。第十，建立城市群內部的政府協調機構，并完善城市群一體化發展和規范化的管制機制。

作者：周民良時保國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