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報道的媒體傳播倫理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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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4年第四期

一、正面報道中的媒體倫理問題

正面報道一直是我們國內媒體堅持的新聞報道方針。正面報道有兩個基本特點：一是以贊許或謳歌的態度進行報道；二是報道的內容是對主流意識形態和主流道德的認定。但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社會的公開度越來越高，“人人都有麥克風、個個都是拍攝者”，而大眾也不再僅僅滿足于主流媒體對新聞單方面的報道，人們渴望聽到多種解釋，希望聽到更多不同的聲音。因而，大眾媒體承擔著更為艱巨的任務，在此環境下，“以正面報道為主”如何才能真正準確地做到實事求是，發揮正面報道的社會效用，值得探討。而2012年發生的廣東少女李舒舒“舍身救童”事件的媒體報道當中存在的問題也值得深思。媒體報道“花季少女舍身救童”事件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1）2012年7月5日前，媒體對此事件的報道內容著重救人事跡：2012年7月2日中午，在佛山市順德區樂從藤沖布藝市場一路口，眼看女童雯雯就要被貨車撞倒，16歲的湛江女孩李舒舒猛沖上去，將雯雯推開，李舒舒的右腿慘遭車輪碾壓，雯雯也不幸被碾斷了兩條腿。這一階段，媒體報道只關注了事故發生的那一刻少女李舒舒的“舍身救童”的舉動，外界反映是各級領導到醫院看望和盛贊救人少女，呼吁全社會學習這種舍己為人的精神。（2）2012年7月5日之后，有一些省級和中央媒體陸續在各自的報道中提及事故中的小女孩與救人者的關系，還有事故發生前的一個細節，那就是當時李舒舒帶雯雯出去玩，因為忘帶錢包返回店中，小女孩是在無人照料時，自己沖出馬路撞上貨車。媒體對事件中兩個相關人物的關系背景見諸媒體后，引起公眾質疑。網絡上對此“見義勇為”事件展開討論熱烈，有人認為事發前李舒舒將雯雯帶出去玩，最終雙雙遭遇交通事故，是由于李舒舒“照顧不周”，應當承擔相應責任，而非“見義勇為”。（3）事件發生一周之后，終于有媒體讓事件中的雙方當事人說出公眾當時最關心的真相。在媒體報道中，李舒舒坦白說出的真相包括：“在事故發生前的幾分鐘，她的確向女孩父親曾小平講過，想要帶雯雯出去玩。曾小平當時很忙，并沒有表示同意也沒有反對”；而曾小平說：“這起車禍完全是意外，我不但不會追究李舒舒的責任，還要感謝她。如果沒有李舒舒，貨車就會直接碾過我女兒的頭，而不是她的腿”。在媒體報道了救人者說出的帶小孩外出的起因，獲救者父親表示“不會追究，只有感謝”之后，社會上各種質疑李舒舒是否“見義勇為”的聲音開始減弱，盡管救人少女本身有看護不周的責任，但公眾對“花季少女”李舒舒在面對小孩遭遇不測的時候，不顧一切舍己救童的感動和肯定仍在。縱觀媒體對少女李舒舒“舍身救童”事件報道的不同階段，可以看出，為宣傳和弘揚良好的社會風氣的需要，媒體在報道少女“舍身救人”的過程中，明顯存在的媒體倫理的缺失表現如下。一是違背了“新聞真實性”原則。新聞真實性是指在新聞報道中的每一個具體事實必須合乎客觀實際。在采寫新聞中，新聞報道中的時間、地點、人物、事情、原因和經過都必須經得起核對，是真實的。對救人少女李舒舒的“見義勇為”舉動的報道中，媒體開始為宣傳典型人物的需要，明顯存有任意拔高的虛假成分，所以在最初見諸媒體的報道中，有意無意地將對于判斷事件性質十分關鍵的一系列細節予以忽略或呈現得不夠透徹，這種報道方式，背離了新聞的真實性原則。二是報道沒有尊重事件相關人。《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中要求“新聞采訪報道必須維護采訪對象的合法權益”，但李舒舒救人事件中最無助的是雙腿遭碾壓、只有一歲半的無自主行為能力當事人雯雯，因為多數媒體報道中明顯忽略了事故發生的部分隱性原因，雯雯將要雙腳截肢、必將承受終生殘疾這一事實被媒體忽略了，導致孩子的手術費籌集比事件中兼有臨時監管人責任的李舒舒要困難得多。截至2012年7月8日的媒體公開報道：李舒舒已收社會各界捐贈的5萬多元治傷費用；但事件當事人雯雯的父親說，他們最著急的就是要籌集20~30萬元的前期治療費用。這種存在著倫理失范的新聞報道，對當事人雯雯及其父母的負面影響相當大。三是欠坦誠對待公眾的態度和行動缺失。李舒舒的救人事跡開始被披露的時候，沒有媒體主動告知公眾這一事件的全貌，從而導致行業內、社會上以及網絡中的各種說法和議論，讓不少人對李舒舒的救人行為是否義舉產生疑惑。這種由于媒體出于各種需要，沒有及時將所見所聞的全部事實客觀地呈現給公眾的做法，絕不是媒體真誠面對社會和公眾的應有表現。為宣傳需要，只凸顯“花季少女”李舒舒“舍身救童”的見義勇為，以有違新聞倫理的方式予以報道，顯然是“媒體以不當的方式來表達向善的道德訴求，不但事與愿違，而且走向道德的反面，構成事實上的不道德”[2]，而且，這也導致公眾對媒體宣傳的不信任，正面宣傳卻呈現負面效應，這種事與愿違的結果警示，新形勢下，確保媒體報道能堅守全面、準確的媒體傳播原則是當務之急。

二、確保媒體恪守新聞倫理的體系建設

新聞傳播是一種建立在道德原則上的實踐活動，任何超越倫理制度的新聞傳播都是不存在的。新聞倫理滲透于新聞實踐之中，而一個媒體要立足于社會，需以正確的信息傳播行為促進與推動社會發展。媒體只有恪守新聞倫理原則，才能克服新聞傳播的倫理失范。因此，應從四個方面構建有效堅守媒體倫理的體系。一是強化媒體人的道德自律。社會主流道德觀念決定著新聞媒體和新聞從業人員的倫理抉擇，繼而滲透進整個新聞報道事件中。事實上，一次新聞傳播要達到預期的效果，除了要重視傳播的各個環節外，還必須對新聞傳播創作的主體——新聞工作者進行道德規范和約束。在市場經濟沖擊嚴重、媒體競爭日益激烈的當下，要讓新聞從業人自覺進行道德推理，加強道德修養，守住最起碼的底線和良知，就必須加強新聞倫理建設，而營造客觀、公平、正義的輿論環境是每一位新聞人應盡的責任與義務。為此，應按照《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規范新聞從業者的職業倫理，提升其職業道德感、使命感。羅伯特•斯蒂爾在《媒體的職業道德準則》一文中提出的道德推理準則值得借鑒。作者以自問自答的方式揭示了這些準則：為什么我會如此重視這條新聞？發表新聞會帶來什么好處？信息是否準確、完整？如果這則報道與我或我的家人有關，我會有什么感受？當新聞人在其報道的新聞與新聞倫理發生沖突的時候，以此標準來衡量自己的報道，或許會給媒體從業人員一個明晰的選擇。這些標準同樣可以衡量一個新聞工作者的同情心以及對人格尊重的人文精神。二是改變陳舊的報道觀念，遵循新聞的內在規律。長期以來，我們大量的、日常的新聞報道，幾乎都是令人高興令人振奮的消息和事件，然而這樣的報道觀念使所謂的正面報道越做越概念化、模式化，導致正面報道帶來了“負面效果”。以“李舒舒舍身救童”的媒體報道為例，若沒有最后堅持全面報道事件的來龍去脈，媒體希望借“李舒舒的見義勇為”的報道，在社會上弘揚良好社會風氣的愿望，恐怕就會在各種各樣的質疑聲中大打折扣。因此，新聞工作者要堅守媒體倫理，必須按照新聞規律辦事，為大眾提供客觀記錄的信息，而這也是媒體獲得公信力的重要保證之一。三是正面報道需堅持運用平衡性原則。“新聞工作者的責任是探究事實真相以及就事件和議題提供公正而全面的報道”，而要保證報道做到公正和全面，需要在媒體報道中運用平衡性原則。平衡就是在突出報道一種主要因素時，還要兼顧其他的因素，尤其是相反的因素。在“李舒舒救人事件”中，由于媒體初期對事件中的主角李舒舒的報道并不全面，進而在更多細節曝光后遭到非議，這樣欠缺平衡性的報道，使報道此事件的新聞媒體的公信力和權威性受到質疑。因此，應在新聞報道中合理運用平衡性原則，堅持“報喜”也“報憂”的全面報道準則，在采訪報道中兼顧人文關懷和專業追求的平衡。唯有找準這些平衡點，在新聞傳播中才不會出現媒體倫理的失范，才能真正達成主流媒體弘揚良好社會風尚的初衷。四是推進公眾輿論監督。在信息化時代，受眾不僅是看客，他們還是獨立的、具有尊嚴的傳播對象，能從主流媒體之外的渠道獲得自己需要的信息。因此，大眾傳媒在報道新聞事件的真相和維護公眾知情權的同時，還應該搭建公共交流和批評的平臺。媒體的道德建設除了自身的努力，還需要公眾的輿論監督，媒體的道德建設只有在社會的廣泛參與下才可能取得實質性的進展。隨著互聯網的發展，普通網民的力量不斷壯大起來，也為公眾的輿論監督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因此，在網絡新興媒體飛速發展的當下，要構建有效堅守媒體倫理的體系，除了新聞隊伍的自律外，提高社會公眾的傳媒素養和加強社會公眾對媒介監督的力度，也是有效履行媒體責任、加強媒體倫理建設的重要手段。

作者：余素琳單位：廣東廣播電視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