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與司法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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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輿論對司法具有監督的作用

總的來說，如果說之前媒體之于司法的關系，是兩條互相照應的平行線的話，那么，當前輿論則如一個巨大的麻團將司法包裹于其中。這給當前的司法審判帶來更為復雜的難題。但即使如此，以藥案為例，并沒有證據證明輿論不當地影響了司法。首先，案件的判決內容并不存在爭議。無論學界還是輿論并沒有認為案件的裁判，是違背法律而傾向于被害方的，導致加害人被判過重。甚至包括藥的家人也承認藥家鑫罪有應得。其次，也沒有證據證明輿論不當干擾了司法程序。從案件進行的程序看，當時的輿論倒是起著監督司法程序的作用。案件一審庭審中，司法機關不適當地在法庭里“主持民意測驗”，如非輿論監督，恰存在偏袒嫌疑人的可能。一方面，問卷調查的對象限于旁聽公民，并非隨機抽選，而這些對象中有來自西北政法大學、西安音樂學院等4所高校的400多名師生，還有當事人親屬，其立場不太可能中立；而根據張顯的回憶，一審開庭前一天，主審法官張艷萍約他辦手續，并請他做一下村民的工作，不要都到法院來旁聽，怕影響法庭秩序［2］。另一方面，問卷調查針對的是量刑，而量刑比定罪更為專業、復雜，即便西方陪審團制度也只賦予陪審人員對“被告是否構成犯罪”進行判斷的權利，而如何量刑是專屬法官的“技術活”。正因為這些質疑，西安中院一方面辯稱調查問卷乃陜西高院要求，“是為了增強法院案件審理的公開性和透明度，深化審判公開，增強法官的責任感，將法官的行為納入老百姓的監督中”。這實際上是對法官自由裁量權的限制。另一方面，法院又聲稱將依法裁判。相比法院的首鼠兩端，輿論的聲音其實相對簡單。輿論不僅質疑調查程序本身的公正性，而且質疑調查程序本身。網友指出：“‘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法律條文上寫得明明白白，何必還要繞個彎？表面上是要尊重民意，實際上，這種本身就缺乏合理性支持的征求意見只會激起更大的質疑，法律不愿意，民眾也未必會認同，說白了，就是兩邊不討好。”［3］說到底，輿論只是要求法院依法公正審判。于是，這里就發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即法院要就審判結果傾聽民意，而輿論只要求法院依法審判。回到藥案，我們會發現輿論傳達的信息雖然可能有誤，或者本身被操縱，但是輿論對于事實的認定，并不能代替司法認定，其對司法的影響，無非是監督而已。輿論對案件事實和法律的評論都無法代替司法調查和審判，兩者更多是在不同空間和層次展開的。類似的，比如曾被稱為“中國網絡第一大案”的黃靜案。女教師的年輕美麗，母親的傷心絕望，被告人傳說中的家庭背景，對特權腐敗黑幕的懷疑，曾激起社會輿論的憤怒，但法院最后還是作出了無罪判決。而且，輿論本身也是易變的，漫長而理性的司法程序，往往足以消解輿論的沖擊力，相應地對輿論加以疏導，是可以讓民眾受到法制教育的。

其實，民眾的觀感里并無代替司法裁判的雄心。從當前的輿論狀況來看，人們密切關注當事人的社會背景，無非是在意當事人是否利用自身優勢干擾司法進程，影響司法公正，造成司法腐敗。所以，輿論的炒作和操作無論是與非，其對司法過程的著力點無非是引起更多的人對司法過程加以關注，迫使司法運作公開，把司法過程置于群眾的監督之下，以遏制暗箱操作等司法不公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說，輿論對司法過程的監督，在當代是非常需要的。賀衛方教授在談到“傳媒與司法”時就認為：“傳媒對某些案件的監督是有助于司法權更公正地行使的。尤其是涉及某些權力部門或豪強人物的案件，小民百姓的利益受到侵犯，在司法機關那里得不到公正的解決，甚至壓根兒告狀無門，情急之下，投書傳媒，記者仗義直言，揭諸報端；領導人見報也怒不可遏，憤筆批示。巨大的壓力之下，司法機關不得不公正而迅速地加以解決。”［4］當然，如今僅就單純的媒體監督，不免角度有所局限。因為“我國的主流媒體是所謂‘機關報’類型，機關報式媒體的最大特點是它要以所隸屬機關的意志為意志，而不能夠單純地以新聞事業的規則去運作。在一定程度上說，機關報式媒體不過是我們古典的邸報型官式媒介在現代的翻版。與之相適應，對機關的依附又常常導致媒體的官僚化和對受眾需求的漠視。它們往往無需參與市場競爭，因而其生存壓力通常取決于所隸屬機關的好惡和評價。在特定時期，甚至機關親自參與監控，從而加劇媒體與大眾需求的脫節”［4］。因此，相對媒體，輿論無疑是更加有效的監督方式，因為它直接就是群眾的“口舌”。如果當前的網絡輿論有群眾直接參與，那么，媒體的和扭曲將大大減少，則更能夠發揮監督司法的作用。

二、輿論干涉司法的途徑是政治

當然，我們不否認在當前的民智基礎上，以及社會誠信度低的條件下，民眾的猜疑和不理性有時候會給司法機關帶來極大的壓力。比如李昌奎案，當時的網絡輿論不僅認為應判李昌奎死刑，還有很多聲音猜測云南高院具有不正當的動機。迫不得已，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田成有不得不一方面表態說：“這個國家需要冷靜，這個民族需要冷靜，這是一個宣泄情緒的社會，但這樣的情緒對于國家法律而言，應冷靜。我們不會因為大家都喊殺，而輕易草率地剝奪一個人的生命。”另一方面又辯白道：“說真心話，我不是為李昌奎個人說情，李昌奎和我沒有任何關系，我是作為一個執法者就案件本身而談，判決也不是經過一個人出來的，是經過27名高院審判委員會成員討論而來的。”［5］不過，大家會注意到藥案中的民意調查，它不是當事人要求，而是法院主動采取。調查也并非為藥案特設，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在2008年就作出規定，要求各級法院對社會關注程度高的，與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案件進行民意調查。法院該做法源自我國源遠流長的人民司法傳統。被奉為我國司法優良傳統的“馬錫五審判方式”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走群眾路線，讓群眾參與斷案的民主辦案思想。這種思想認為，群眾參與斷案，既增強了廣大群眾的自主參與意識，又宣傳了法律知識，讓群眾懂得了許多道理和法律知識，并且學會了調解，對防止和減少糾紛有積極的作用。除此之外，還可以彌補司法工作的不足：司法干部處理案件，往往偏重于法理的推論，對案情的了解不一定清楚透徹，對案件當事人的心理期望和內在要求的了解不一定十分到位，而人民群眾卻比較了解鄰里關系的特點、各種糾紛的緣由與發展，在一般的民事案件和輕微刑事案件中，發動這些鄉親作說服解釋工作，曉之以法理、人情，講明利害關系，往往能使當事人心平氣和、心悅誠服地接受解決方案，迅速解決彼此間的糾紛。在馬錫五看來，“當審判工作依靠與聯系人民群眾來進行時，也就易于弄清案情和解決。”［6］換句話說，馬錫五的工作方法并不強調司法的專業性，不強調民眾的認識和司法認識之間的區別，相反，更注重司法和民意輿情的契合性。這種視角下，司法的功能是政治的，要傾聽輿情反映輿情，以及安撫輿情，以期達到政治的安定。而且，這一傳統并未中斷。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就提出“為大局服務，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題，強調要“著力服務大局”、“著力保障民生”、“堅持群眾路線”、“體現司法為民”，體現出“司法大眾化”的趨勢。當李昌奎案再審后，高銘暄教授有個說法：“網絡和媒體都是民意表達的方式之一。我國憲法和法律規定，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任何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干涉。這并不意味著人民法院審判案件可以不尊重民意，不考慮輿情。因為法律本身就是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判決結果也要接受人民的監督和社會的評論。”［7］可以看出，在人民司法的理念中，司法的功能是政治性的，司法首先作為政治統治的工具而存在，并不強調其自身獨立的價值；司法應該主動傾聽民意、反映民意，民意也是評價司法效果的重要依據。在這種理念下，司法必然主動接近輿論，司法必須關注和審慎評估輿論可能有的政治效果。

事實上，如果輿論影響到判決，也主要是通過政治的途徑。很多案件是由于輿論的聲音而得到了領導的批示。比如，《中國青年報》1999年9月22日“冰點”以《一審死刑，終審判15年，趙湘杰案改判追蹤》為題，報道了被傳媒稱之為湖南“張金柱”的株州趙湘杰案。趙酒后交通肇事撞死撞傷人后又接受異性按摩并拒絕交警傳訊，被“焦點訪談”曝光，當地領導批示后，定性升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審被判死刑。湖南省高院二審認為，被告行為與危害公共安全罪不相符，應定交通肇事罪，因案情情節惡劣，以此罪最高法定刑15年量刑。被告律師認為，一審判決畸重顯然是受到了輿論影響，這種影響是通過“行政干預”實現的［8］。而轟動當時的河北校園交通肇事案，也是由于輿論而得到省長的批示最終依法審判。河北省省長陳全國表示，該事件發生后，河北省委對此事很重視，對有關部門做出批示，要盡快偵破，依法嚴肅處理，并及時向社會公布該事件處理的進展。陳全國承諾，該事件已經對河北省的形象造成了惡劣影響，絕不會因為肇事者李啟銘的父親李剛是保定市公安局北市區分局副局長而對司法裁決的結果有所影響［9］。由此看來，輿論影響司法并非因為其激發了道義的力量，而是因為其政治影響。我們的司法在理念上是人民司法，應該對司法的法律和社會效果負責；而在體制上，司法機關是政治機關的一部分，并具有政治從屬性。政治機關在感到需要對某種輿論的政治效果負責時，自然而然會對司法機關作出批示，要求其相應裁判。當然，輿論影響、領導批示和政治要求并不一定導致司法機關違背法律，形成政治裁判或者輿論審判，但如果輿論有影響司法的空間，那么在司法政治性所帶來的空間里，恐怕輿論就會挾其政治效應影響司法。

三、司法政治化和輿論政治化的惡性循環

歸根到底，司法對政治的從屬性是輿論影響甚至干涉司法的原因。要理清輿論和司法的關系，首先必須以司法獨立為前提。司法不獨立，司法和輿論很難良性互動。一方面，輿論仍然會試圖造成政治效應，影響司法。司法不獨立既是起因也是其可能性，這是惡性循環的怪圈。首先，司法不獨立將導致司法不公以及當事人的不信任。夏勇先生對此有段論述：“農民，尤其是偏僻落后地區的農民，不愿意進城打官司，從根子上講，既不是基于對儒家傳統的尊重，或對‘地方知識’、‘本土資源’的偏好，也不是因為所謂‘熟人社會’抹不開面子，而是因為訴諸司法的成本過于高昂。既然進城打官司又花錢又求人還未必能獲得公正的結果，為什么不舍遠就近，在本鄉本土找人評理，‘把矛盾化解在基層’呢？既然本鄉本土解決不了，反正要進城、要花錢、要求人，為什么不找管用的呢？既然連律師都對在法官面前抬頭說理缺乏信心而不得不低頭找記者，老百姓為什么不能舍法求法呢？說到底，這恐怕不是什么‘地方性知識’、‘本土資源’，而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公理常識，是通貫古今的普遍現象。”［10］314如今的網絡世界顯然給人們帶來更為低成本的輿論平臺，人們能不訴諸輿論嗎？其次，通過輿論，人們的樸素認知是可以得到回應的。直到2012年，南京市政法委還在為彭宇案的輿論而煩惱，認為應該對之負責。該市這位政法委書記算是不忘歷史，在接受《瞭望周刊》采訪時這樣說到：“法院調查的原始證據表明，‘彭宇案’中原、被告發生相撞的事實是成立的，一審據此判決的結果是適當和正確的，二審之前當事人達成庭前和解協議的直接效果也是好的。但案件審理中出現警方丟失詢問筆錄等關鍵證據，一審判決說理、表述不當等問題。雖然相關人員在事后給予了停職、調離和警告的處分，但加強政法隊伍制度建設和思想業務建設仍刻不容緩。”［11］這段話很有趣，既然案件關鍵證據丟失，又如何能夠證明彭宇撞人；既然案件判決沒有錯，又為何認為一審判決說理、表述不當等問題，并在事后對相關人員給予了停職、調離和警告的處分。從這漏洞百出又缺乏基本常識的話中，我們可以看到，該書記從自己對案件的樸素看法出發在做平息輿論的努力。而這恰恰是訴諸輿論的大眾所需要的：第一，有一個樸素的對話和回應，法律認知對大眾而言顯然是陌生的；第二，更有決定性的回應，顯然司法機關并非最終負責的。另一方面，當輿論可能影響司法，輿論本身也會成為焦點。司法的人民性和政治性決定了它要關注輿論和滿足輿論，但輿論的性質決定了它總是多元的，是不能被滿足的。這種情況會產生對輿論的焦慮，并且產生控制輿論的沖動。當疏導輿論成為司法機關一項工作的時候，輿論自由和言論自由就在危險之中。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頒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敏感事件輿論引導工作的意見》，提出引導輿論也是人民法院的工作之一。該意見認為，人民法院應做好敏感事件輿論引導工作，有效疏導公眾情緒，獲得人民群眾認可，爭取群眾理解支持，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同樣是這位南京市的政法委書記，他在總結彭宇案的教訓時說，第一點是要提高司法隊伍建設，而其第二點就是要引導輿論。他如是說：對一些敏感性強、社會影響大、公眾關注度高的案件，應重視輿論引導，積極與媒體溝通，確保報道客觀公正，防止出現背離事實真相的不當炒作，誤導公眾。“彭宇案”在審理期間就出現了偏離事實真相的報道和輿情，但辦案單位并沒有足夠重視并對此進行正確引導，對判決之后可能出現的輿情也沒有充分的預計，當此案形成輿論熱點后，又缺乏積極有效的應對措施，使得相關報道逐步偏離事實真相，最終形成判決結果與公眾認知的巨大反差［11］。既然案件本身事實存在爭議，那么何為事實真相呢？答案取決于官方如何認定。官方能夠認定真相，并且要媒體只能報道官方所認定的事實真相，則官方一定要控制媒體。這種控制媒體，排斥異議的傾向如果走到極端，就會像重慶的做法。“媒體披露的情況表明，重慶法院對公眾關切的所有打黑案件，都事先安排包括司法機關人員在內的‘公門’中人占據了絕大部分旁聽席位，幾乎所有意欲對審判過程進行監督的普通公民和不親近當地官方立場的媒體的記者，都未被允許旁聽，甚至被告親屬旁聽也遭遇種種刁難。”［12］李莊案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幾乎就在重慶警方拘捕北京律師李莊的同時，《中國青年報》發表了記者鄭琳、莊慶鴻的長篇報道《重慶打黑驚曝“律師造假門”———律師李莊、馬曉軍重慶“撈人”被捕記》。后來查明，這篇報道其實是重慶公安機關提供的新聞通稿，記者不過是“被署名”而已。按照報道的內容，公安機關逮捕李莊完全正確［13］。更勿論頻頻發生跨省追捕的案件，那更是赤裸裸的對言論自由的侵犯。

四、結語：司法的歸司法，輿論的歸輿論

現在看來，我們的社會外部環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我們的問題并沒有隨之改變。無論輿論還是媒體，仍然可能在監督司法中發揮積極作用。即使在藥家鑫案中輿論顯然被誤導和操縱，它對司法的監督作用仍然是良性的。經過藥家鑫案，人們對于輿論的參與，想必會格外慎重，甚至有所忌憚。但是事實證明輿論并沒有錯誤地影響司法。筆者希望人們在對輿論失望的同時，保持可以有的樂觀。當然，當前確實需要增設規則，對當前的輿論加以規制。比如人肉搜索、網絡操作等是否侵犯人們的隱私權和名譽權，危害社會利益，以及這些問題如何界定如何裁判，都亟需法律規則和裁判規則。同時，輿論的監督有其界限，只能發揮道義的作用監督司法。如果希望發揮政治效果來挾持司法，則將使司法和輿論的圖景復雜化，既影響司法獨立又將限制言論自由。

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當代民眾認知和司法認識的差異，以及民眾對司法的不信任會給司法機關帶來許多壓力和不必要的沖擊。但根在司法，中國當代緊迫的問題，仍然是司法獨立。司法對法律而非政治負責，這是司法該做而力所能及的。樂觀地看，只要司法獨立、司法公正公開，司法依法進行審判，即使審判結果不符合大眾預期，超出大眾的認識，仍可能為輿論所接受，不會產生不必要的政治問題。而引起民眾激憤，產生政治激蕩的，往往是司法不公。司法歸于司法，能夠有助于輿論歸于輿論。當司法公正，依法審判，輿論的政治效果無法得到體現，自然會平息其政治沖動，逐漸在司法過程中得到啟蒙，回歸理性，最終創造和平理性而且和諧的輿論環境。相反，超出司法本性和所能的預期，將使司法不堪重負，并且扭曲輿論的價值和作用，在這個社會造成更多的政治場，而維穩被迫成為社會的主題。總而言之，在當代，我們可以對輿論抱有審慎樂觀，相反司法獨立卻迫不及待。

作者：陳斯彬單位：華僑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