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學啟蒙思想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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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縱橫雜志》2014年第九期

一、從“人欲不能無”到“順欲”的人欲觀

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認為“愚夫愚婦與知能行，便是道”并宣稱：“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1]下同進而，王艮指出：“人有困于貧而凍餒其身者，則亦失其本而非學也。”即人的感性生存需要是“本”，是第一位的。王艮之后，泰州學派的門人弟子發展了他的這一的思想。王棟直接提出“人欲不能無”的論點，說“孟子言養心莫善于寡欲，荀子卻言養心莫善于誠，非但不識誠，亦不識養字之意。人心一覺便是真體。不善養之則有牯亡之害。故于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人所必不能無者。”“察私防欲，圣門從來無此教法。”[1]顏鈞認為，“人欲”是人的自然本能，是人的天性，不應該約束限制：“心所欲也，性也。”[7]“異端”李贄更將“人欲”上升至“人倫物理”的高度，認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吃飯，無倫物矣。世間種種皆衣與飯類耳，故舉衣與飯而世間種種自然在其中，非衣飯之外更有所謂種種絕與百姓不相同者也。”[2]李贄宣稱，私心人欲雖圣人不免，即使是孔子這樣的圣人，“尚無司寇之任，相事之攝，必不能一日安其身于魯也決矣。此自然之理。”[6]在肯定“人欲”合理性的基礎上，李贄提出了“順欲”的主張。在《答耿中丞》中，他說“：寒能折膠，而不能折朝市之人；熱能伏金，而不能伏競奔之子。何也？富貴利達所以厚吾天生之五官，其勢然也。是故圣人順之，順之則安之矣。是故貪財者與之以祿，趨勢者與之以爵，強有力者與之以權，……”[2]他認為強行禁欲“逆天道之常”，不如讓人們“各遂其生，各獲其所愿有。”袁宏道公開宣稱追求人生“五大快活”[8]。而在人的個體欲望與社會規則協調的問題上，泰州學派極力強調教育的禮樂教化功能。王艮認為教育可以提高人的素質，使人的行為能夠做到適中：“故《通書》曰：‘曷為天下善？曰師。師者，立乎中，善乎同類者也。’故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1]“有志之士，何代無之，若非明師良友鼓舞于前，誘掖獎勸，抑其過，引其不及，以至于中，其不至于半途而廢，行不著、習不察，流于異端枝葉者鮮矣。”正因為他有這樣的認識，所以才慨然以師道自任，積極講學，欲為“一國之師，天下之師”。此后，泰州派弟子無不以此為己任，積極倡學，到處進行會講活動，期望挽救“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晚明社會。然而，傳統禁欲主義的樊籬被沖垮之后，終究需要有個疏泄的過程。加之置身于“紂之亂世”，“望道而未之見”的封建專制制度統治之下，因而他們的努力根本不可能改變晚明的頹風與敗亡。

二“、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社會理想觀

王道社會是王艮及泰州后學的社會理想，也是泰州學派立派的終極指向。在王艮晚年所作的《王道論》一文里，他具體地描述了這樣的理想社會：“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堯舜在位，比屋可封；周公輔政，刑措不用，……上下皆趨于德行，躬行實踐于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間，不復營心于功名富貴之末，而功名富貴自在其中矣……”在這樣的社會中，“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人人都是善良君子，家家都富足安樂，所謂“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王艮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有點類似《禮記》中的“大同”社會。這里有一個問題———為什么遠古之時人們提出的一個美好社會理想，直到封建制度即將退出歷史舞臺的明清之際，仍然只是存在于人們頭腦中的美妙構想？這是一個無可解脫的歷史悖論：先秦思想家們竭力想將天下的統治者塑造成一個道德君子，秉持公心，為黎民百姓謀福利，實現天下大同。而現實的情況卻是專制統治階級可以為所欲為，超越甚至凌駕于一切社會規范之上，乃至于所有律法任憑統治者的意志而行。顯然，封建統治者是不可能放棄自己的無窮欲望與無上特權來順應世俗社會的要求，因此“大同”的社會理想在當今社會是不可能實現的。正如王艮在《王道論》中所述：“今天下田制不定，欲民之不為非，不可得也。”其時百姓，如缸中之鱔“覆壓纏繞，奄奄然若死之狀”。不過，相對于以往諸賢的空洞說教，以古自慰，王艮則秉承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努力踐行了他的社會理想。王艮借助《易經》“乾”卦中“九二”、“九五”二爻表達了這樣的信念：“‘飛龍在天’，上治也，生人治于上也‘；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圣人治于下也。惟此二爻，皆謂之‘大人’，故‘在下必治，在上必治’。”既然“飛龍在天”“致君堯舜上”，從而達至“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上治”之法不可行，那就“見龍在田”，學孔子周流天下，教化萬民。盡管遭受種種懷疑、責難，但王艮對理想社會的追求未嘗一日而息“，‘人人君子，比屋可封’，……此余之志也。”另據《年譜》“五十四歲”條記載云：“既先生如金陵，偕燧數十輩。會龍溪邸舍，因論羲皇、三代、五伯事，同游未有以對。復游靈谷寺，與同游列坐寺門歌詠。先生曰：‘此羲皇景象也。’已而，龍溪至，同游序立候迎。先生曰‘：此三代景象也。’已而，隸卒較騎價爭擾寺門外。先生曰：‘此非五伯景象乎?’”如果王艮心目中沒有一種孜孜以求的理想社會模式，就不會觸景生情，發此感慨。此后，泰州學派的弟子們秉承先師遺志，繼續踐行著“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社會理想。顏鈞在家鄉江西吉安招集親屬、家族及鄉閭間700多人倡建“萃和會”，宣揚“講耕讀正好做人，講做人先要孝悌，講起俗急修誘善急回良知，如童時念父母，常得歡心。……勤勤懇懇，不厭不倦，不私貨以裕己，不懷蓄而薄養。”[7]何心隱以自己的家族為對象，進行了類似于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的社會試驗。在嘉靖三十二年至嘉靖三十八年的七年間，他“捐千金，購義田，儲公稟”，創辦了“聚合堂”，并倡明其旨曰：“謂大學先齊家，乃構聚合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喪、祭、賦役，一切通其有無。行之有成。”[9]盡管泰州學派諸賢最終沒有能夠實現他們“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社會理想，盡管他們的實踐在當時僅如同暗夜里的螢火微光，但它畢竟發出了光亮，給后來者以希望、以啟迪。

作者：尹強單位：上海理工大學基礎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