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緩限制減刑規范的體系詮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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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死緩限制減刑的自然屬性

死緩限制減刑制度的提出發展了我國死刑制度，完善了我國刑罰制度。作為一種新興的制度，死緩限制減刑在許多問題上還需要厘清，而首當其沖的就是死緩限制減刑在我國死刑框架中的定位問題。短暫的適用情況表明，死緩限制減刑的本原性認識偏差直接導致了死緩限制減刑制度出現了規范詮釋版本的多樣化和制度適用的差異化。

(一)死緩限制減刑:量刑制度抑或刑罰執行措施

有觀點認為，限制減刑屬于刑罰變更問題，并主要考慮被執行人在死緩考驗期內的表現作出是否限制減刑的裁決。對死緩犯是否限制減刑，其所依據的事實應是直觀事實，而非客觀事實。［1］這就將限制減刑定位為一種刑罰執行措施，制度適用的依據主要在于被執行人犯罪后的行為和人身危險性，而不是犯罪時的行為和人身危險性。對該制度的理解應充分考量刑罰預防功能，從預防的角度判斷是否應當適用限制減刑。事實上，認為死緩限制減刑屬于刑罰執行措施的論者也不可否認，該條款的修訂帶有明顯的報應主義色彩，意在實現罪刑相適應。如《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說明》第二條提出“根據刑法罪刑相適應的原則，應當嚴格限制對某些判處死緩的罪行嚴重的罪犯的減刑，延長其實際服刑期”。盡管在《刑法修正案(草案)》第二次審議中將草案中對部分罪行嚴重的死緩犯罪分子“不得再減刑”修改為“限制減刑”，也體現出了特殊預防的思想，使得該條款形式上又走向了刑罰并和主義。但是，并不能就此推定司法者應當過多地關注死緩限制減刑的預防主義功能，而忽視制度的本原。死緩限制減刑的立足點仍然是“限制”的意義，而不是“減刑”的價值。通過“限制”手段實現罪刑相適應原則，實現量刑的目的。因此，死緩限制減刑的自然屬性應是一種量刑制度而不是刑罰執行措施。

(二)死緩限制減刑:執行方式抑或法律后果

死緩限制減刑的適用前提是死緩，那么死緩與限制減刑之間的體系性關系如何認定直接影響著死緩限制減刑的制度取向。一般認為，死緩限制減刑本質上屬于死緩的一種執行方式，盡管這一制度與減刑制度有著諸多勾連，但將其定位為死緩的一種執行方式更為合理。［1］我國死刑制度包括三種執行方式，其適用程序應按照從重到輕的順序進行，即最嚴厲的死刑立即執行、死緩限制減刑、其他的死緩減刑。［1］但是，也有學者將限制減刑稱為死刑的一種執行方式卻并不適當，應當稱為法律后果。從宏觀體系上看，一方面，我國刑法第四十八條第一款的規定表明我國死刑的執行方式只有立即執行和緩期兩年執行兩種，減刑屬于緩期兩年執行完畢之后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與修訂前的死緩減刑制度相比，死緩限制減刑只是減刑的程度不同，并沒有單獨表現出獨特的執行方式，只是法律后果方面存在差異而已。盡管上述從重到輕的排列順序為我國司法實踐提供了清晰的路徑，但卻忽略了制度的本源。從執行方式來看，我國死刑只有立即執行和死緩兩種方式，而死緩的法律后果又包括限制減刑等情況，因此，立即執行和死緩限制減刑并不屬于同一層面，死緩限制減刑只是死緩的一種法律后果。綜上，從刑罰體系的角度看，死緩限制減刑當然地屬于死刑體系之內。我國死刑制度的適用程序應沿著適用死刑或者不適用死刑———死刑立即執行或者死緩———死緩限制減刑或般減刑的軌跡進行。

二、死緩限制減刑規范的體系詮釋

根據我國《刑法》第五十二條第二款以及《規定》內容，死緩限制減刑的實質條件應是行為人的特定行為在“罪行極其嚴重”的情況下，“不是必須立即執行”，但根據其“犯罪情節、人身危險性”又需要限制減刑。在此，“犯罪情節、人身危險性”應當達到什么程度才需要作出死緩限制減刑的決定是研究者必須思考的問題。如上文所述，死緩限制減刑規定是在作三次選擇之后的結果，因此，對于死緩限制減刑的適用條件“犯罪情節、人身危險”的解讀應在整個體系范圍之內。

(一)死緩限制減刑規范的體系困境

從死緩限制減刑的體系歸屬來看，其理性適用需要考量“罪行極其嚴重”、“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犯罪情節、人身危險性”三個規范要素。這些規范要素規定雖然明確，可現實情況通常是復雜多變的，在死緩限制減刑制度出現之前理論界關于“罪刑極其嚴重”和“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詮釋都眾所紛紜，死緩限制減刑的出現更是增添了理解的難度。對于“罪行極其嚴重”，學界一般認為，罪行極其嚴重包括客觀上的危害極其嚴重與主觀上的惡性極其嚴重這兩個方面。［1］對于“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理解則更為模糊，有教授認為死緩與死刑的界線不在罪責的層面，而在倫理的層面。在于其所犯罪行能夠得到被害人的寬恕。［1］還有教授認為，死刑立即執行和緩期2年執行，兩種執行方式的區分主要取決于犯罪分子的不同情況。［1］由于學者們對死緩限制減刑的制度定位存在分歧，一般認為“限制減刑的實質條件應從主客觀兩個方面進行考察”［1］，也有認為“決定限制減刑適用與否應當考慮的是主觀情節，即限制減刑的實質依據僅指罪犯的再犯可能性，不包括客觀實害。主觀情節僅指審案時能夠確定的犯罪情節”［1］。

(二)死緩限制減刑規范的體系抉擇

從既存的爭議事實來看，死緩限制減刑適用標準的主要爭議點在于“不是必須立即執行”和“犯罪情節、人身危險性”的判斷基礎。從刑法規范來看，“不是必須立即執行”是需要進行價值判斷的刑法規范，其判斷主體是法官而不是普通民眾，如果將“得到被害人的寬恕”作為判斷依據就背離了裁量規范的本質，將裁量權轉交給了受害人，這與法理價值完全背離。“不是必須立即執行”是對“罪行極其嚴重”的限制，而“罪行極其嚴重”的判斷包含了主客觀兩方面的內容，“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無法單純依據主觀方面進行判斷，必須全面考量主客觀方面。“犯罪情節、人身危險性”的爭議本原在于對限制減刑制度價值取向的詮釋不同，如上文所及，一方面，限制減刑制度是一種量刑制度，是為了實現罪刑相適應的報應正義，其中所兼具有的特殊預防目的也要在報應主義基礎上實現;另一方面，刑法第五十條第二款明確規定了死緩限制減刑的對象是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或者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這些對象的判斷依據就是行為人的行為。因而，限制減刑的適用標準應當包括犯罪情節、人身危險性，并且主要依據犯罪情節而不是通過主觀情節來判斷再犯可能性。此外，基于限制減刑的量刑制度本質特征，“犯罪情節、人身危險”的詮釋應立足于報應主義的價值基礎，以審判前為限度，不但包括犯罪時的情節和人身危險性，而且應當包括犯罪后的一些情節及可測的人身危險性，但必須以前者為主要判斷依據。綜上，死緩限制減刑的三個條件是一個統一有機結合體，“罪行極其嚴重”是適用的底線，“不是必須立即執行”是適用的前提，“犯罪情節、人身危險性”是適用的實質。

三、死緩限制減刑的規范詮釋

(一)死緩限制減刑規范的個體困境

在我國死刑制度的立法和實踐中，關于死刑適用標準“罪行極其嚴重”、“不是立即執行”、“犯罪情節、人身危險性”的表述意圖是明確的，就是要表明死刑適用的嚴格性、必要性、最后手段性，但卻有總只可意會的感覺。為了實現可以言傳，準確的把握最嚴厲刑罰的適用標準，理論界和實務界都在不斷地試圖去解讀這些模糊的詞語，致力于細化死緩限制減刑的適用標準，如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在審理故意殺人、傷害及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中切實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文件中對這三類案件的死刑適用情況進一步提出了“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的案件”、“犯罪情節特別惡劣、犯罪后果特別嚴重、人身危險性極大”、“手段特別殘忍”等適用條件。“采取放火、潑硫酸等方法把人活活燒死的故意殺人行為屬于‘犯罪手段特別殘忍’”、“故意殺人、故意傷害一人死亡的為‘后果嚴重’，致二人以上死亡的為‘犯罪后果特別嚴重’”等;也有學者將“罪行極其嚴重”、“手段殘忍”等概念進行情況列舉;最高法還專門頒布第4號指導性案例王志才故意殺人案和第12號指導性案例李飛故意殺人案對死緩限制死刑提供指導。可現實的結果再次表明，我國死緩限制減刑制度在前提性規范的理解和適用方面存在著一些不足，試圖用一種量化方式去明示這個規范性概念的涵義的結果必然是失敗的。在眾所周知的李昌奎案中，在李昌奎從死到生再到死的人生變化中，雖然有諸多因素在交互發力，但關于李昌奎行為程度和案件情節的考量始終是判決的重要依據，而三次審判對犯罪行為和案件情節的不同認識也再次表明規范性要素本身的解讀存在主觀性。在第4號指導性案例王志才故意殺人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王志才用刀連續捅死被害人的“罪行極其嚴重”，應當判處死刑，但“可不立即執行”，同時考慮“手段特別殘忍”，被害人親屬不予諒解，要求依法從嚴懲處，決定對其限制減刑。但是在第12號指導性案例李飛故意殺人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對于李飛用錘子連續打死一人、打傷一人的行為認定為“手段殘忍”。事實上，李飛故意殺人案中所發生的危害結果更為嚴重，情節也更為惡劣。

(二)死緩限制減刑規范的個體抉擇

正如世界上沒有兩片相同的葉子一樣，世界上也沒有兩個相同的案子。在刑法本體論存在嚴重混亂的情況下，實務界亟待進一步細化規則。司法解釋的增加雖然暫時解決了司法適用問題，但海量的司法解釋存在又造成了法律條件的虛無化和解釋秩序的混亂。可見，時下我國刑法學方法論存在方向性偏離。［1］死緩限制減刑的規范適用的事實和經驗進一步驗證了我國規范刑法學的發展需要進行方法論的指導，無論如何對規范進行重復的解釋和細化，死刑立即執行與死刑緩期執行之間的界限、死緩限制減刑與一般緩刑之間的距離還是不夠明晰，對于死刑適用規范的獨立性解讀和思考都無法在司法協調和個案正義之間達到平衡，對其規范的詮釋只能進行裁量規則的政策性指引。從近年來的指導案例、司法解釋和理論發展趨勢來看，我國對規范詮釋的政策性指引更多地是通過類型化方法來實現的。但是當前我國司法解釋、文件紀要等對死刑規范的解讀呈現出了片面化、零碎化的情況，一方面對故意殺人是否適用死刑的詮釋較為詳細，對其他類型犯罪的死刑規范適用關注不足;另一方面對故意殺人是否適用死刑的詮釋較為分散、不太兼容，如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在審理故意殺人、傷害及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中切實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中對故意殺人、傷害案件中死刑立即執行的適用條件進行了解讀，《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也對故意殺人中不宜使用死刑立即執行的情況進行了說明。此外，刑法第五十條第二款規定死緩限制減刑的對象并不包括故意傷害案件，這與上述刑三庭文件中關于故意傷害案件的理解不太融合。

綜上所述，在當前死刑制度更加多層化的背景下，死緩限制減刑的規范詮釋需要繼續沿著類型化思維方式實施。通過類型化指導規范約束法官的自由裁判權，既要避免僵化的規范解釋所產生的個案不公，又要避免無束的解釋所造成的司法不協調。同時，在我國死刑制度出現新的變化并在短時間內不再大范圍變化之時，死緩限制減刑規范詮釋應當向著體系化方向發展，整合各種解釋文件，形成一體化的詮釋標準。當前，死緩限制減刑規范的類型化指導應當從兩個方面進一步完善，一是規范要素詮釋的類型化指導;二是規范要素適用的類型化指導。前者主要是通過最高司法機關頒布司法解釋解讀死緩限制減刑的規范要素，為法官自由裁量提供參考樣本;后者主要是由最高司法機關頒布指導性案例等手段來進一步對案件性質、行為手段、從重情節、從寬情節等要素的理解適用進行直觀的指導。

作者：肖揚宇李云華單位：廣東警官學院法律系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