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成生物技術的反思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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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辯證法研究雜志》2015年第八期

2010年5月美國文特爾研究所宣布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個能自我復制的合成基因組的成果。學界和社會大眾就關涉這一技術潛在的益處與風險進行了激烈的討論。擁護者盲目樂觀、歡呼雀躍，反對者則彷徨茫然、無所適從。合成生物技術作為當下興起的技術，以其巨大的“有用性”承諾，吸引了眾多不同領域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的關注，并執著地投入到這種新的筑造當中，沾沾自喜地展現自己豐富的“勞績”。批評人士則焦慮地驚呼它是否等同于一個“創造生命”的早期例子，顯露出一種揭開潘多拉魔盒的恐懼。本文借助海德格爾技術哲學的概念框架深入探討合成生物技術，旨在厘清和把握合成生物技術的本質特征及其克服危險的路徑。

一、合成生物技術的含義

1．工具性和人類學的界定根據博爾特、穆勒和梅約對合成生物技術的定義：“合成生物技術旨在：（1）工程（設計）和研究自然界不存在的生物系統，（2）使用這種方法為了獲得對生命過程的更好理解，操控和組裝功能模塊組件，發展新的應用功能或程序。”生物技術人員常常將合成生物技術理解為以下兩種目的：一是人類旨在利用合成生物技術作為工具或手段以實現能源、環境、健康等各種應用目的；二是人類為了滿足獲取生命奧秘知識、打開生命黑箱的好奇心，利用合成生物技術創建合成生物從而研究非合成生物即自然生物。工程技術人員多持第一種目的的觀點，關注技術的社會應用。他們分析認為，20世紀中后期，隨著世界經濟的飛速發展，嚴重的能源與環境危機已成為現代文明發展的瓶頸，而現有的科技無法完全解決上述問題。為此，各國政府和企業都在竭力發展自己的新能源技術，包括合成生物技術，力求在這場技術革新中搶得先機。科學家往往傾向于第二種目的，認為是人類的好奇心驅使著他們利用合成生物技術，從而采取更多的手段和方法來解開生命進化的奧秘：諾伊曼等創設了新的非天然氨基酸并擴充了遺傳密碼；本納等人工制成了兩種核苷—K和X，組成了被稱作“人工擴展的遺傳信息系統”，而且證明了核苷酸的種類可以多達12種；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庫爾課題組制成了加長的雙螺旋新分子xDNA，因而變更了DNA雙螺旋雙鏈的間距和特性；2008年，經過長期的細胞膜結構的研究，能自行組裝的人工模擬細胞膜結構被成功創造出來；2009年，斯佐斯塔克帶領研究團隊建構了原細胞模型，并探究了這些地球上原初的細胞與環境之間怎樣實現物質交換。合成生物學家嘗試創建人工遺傳系統進而創造人工進化來驗證原始遺傳過程（自然進化），旨在揭開自然生物的生命奧秘，包括有突變可能性的復制、選擇和進化。

2．海德格爾所詮釋的技術從海德格爾的觀點來看，當前通行的關于合成生物技術的解釋依然訴諸工具性和人類學的界定，這種認識是以人們談論合成生物技術時所看到和確定的東西為取向的，是“正確”的，但不是“真實”的。單純“正確”的東西還不是“真實”的東西，只有“真實”的東西才能把我們帶入一種與合成生物技術的自由的關系，只有突破人類中心主義或技術工具主義的藩籬，才能尋找到其產生的根本原因。海德格爾通過對技術的詞源學和歷史學的考察認為技術的本質不同于技術，“如果我們要尋求樹的本質，我們一定會發覺，那個貫穿并且支配著每一棵樹之為樹的東西，本身并不是一棵樹，一棵可以在平常的樹木中間找到的樹。”海德格爾反對將工具性的東西看作技術的本質，認為技術之本質不是什么技術因素，技術乃是一種解蔽方式或解蔽之術，技術為之解蔽的是那些不自行產出且尚未擺在我們面前的事物。在技術中，決定性的東西并不是制作或操縱，或工具性的使用，而是解蔽，一切生產制造過程的可能性都基于解蔽之中。“技術乃是一種解蔽方式。如果我們注意到這一點，那就會有一個完全不同的適合于技術之本質的領域向我們開啟出來。那就是解蔽的領域，即真理之領域”。海德格爾還將技術分為古代技術和現代技術，兩種形態的技術之共同本質都是作為解蔽的方式，但是卻有著本質的差異。“古代技術作為去蔽是poiesis意義上的‘帶出’，而現代技術是一種‘挑起’”。“挑起”體現現代技術違背自然本性的索逼和激發，與自然顯現方式對立。海德格爾認為古代技術的解蔽是將自身敞開于自然而然意義上的涌現，把某物從遮蔽狀態帶入無蔽狀態，屬于詩一類的東西。而現代技術是向自然提出無理要求，違背自然本性、逼迫自然供應既可以提取又可以儲存的能量。

3．以古代農業技術和合成生物技術的比較為例從古代社會的農作物栽培技術到今天的合成生物技術，見證了技術解蔽方式的流變。古代社會的農作物栽培技術，雖說也是一種顯現，但它并沒有超出自然涌現的范圍。農民在春天播種時，他們把種子交給自然而去關心和照料種子的發育。待到秋季，農民把收獲看作是自然、土地和神靈們的禮物，虔誠地對他們進行祭祀。一切是自然的、神秘的和充滿神性的，人與物呈現出一種守護性的關系。古代技術中的農民滿懷著敬畏和崇敬之情在土地上耕作，“帶出式”解蔽在這里意味著關心與照料著作物的生長。對于他們而言，土地像是母親般孕育萬物，蘊含著不為人知的秘密。但在現代技術中，這種始源農耕技術變成了訂造：耕作農業為著食品工業而被訂造，土地成為了現代技術赤裸裸地持存物式的展現。土地已經不是本真意義上的土地，變成一種可以任意“挑起”的持存物，為著經濟價值和利潤被訂造，農作物生長的知識被掌握、被去魅，甚至予以分解，擺脫了季節、環境的限制，可以使用生命化學方法的人為制造。合成生物能夠在實驗室里“被創造”，而不是一定要通過土地的孕育來完成，這是一種“造物主”或者“自然選擇”不敢創造的生命形式。文特爾研究團隊剪接和粘貼微生物“絲狀支原體絲狀亞種”的DNA，并將重塑的DNA植入另一種山羊支原體中，人工合成新生命體“Synthia”。在這里，剪接、粘貼、植入、人工合成等都構成合成生物技術“挑起式”解蔽的具體形式；細胞原本被認為是自然界進化的完美設計，但此時這種設計也被人為破壞和篡改，生命過程變得不再神秘，成為一種特別的化學過程，一種有機分子性能的頻繁偶遇，一種罕見的性能(自我復制的直接合成能力)，DNA序列可以根據蛋白質表達的需要而予以任意設計和組裝，甚至可以在計算機上模擬建構。合成生物技術在“挑起”的意義上破壞天然細胞的內部結構，已在本根處日益遠離生物乃至人之存在的本真意蘊，物成為非物的存在。它直接逼索自然交出能量，以技術的強力意志僭越自然涌現的自然而然，使物之生成從其得以顯現的時機中抽離出來按技術意志持續在場。相比傳統農業技術對物之謀算，它不僅在規模和數量上上升，而且有質的差異。“傳統的農業技術以‘帶出’的方式進行去蔽,順從生物,與生物合作培育出滿足人類最基本需要的生物。它沒有違背生物本性和自然進程,只是使自然更快更好地出產它自己就能出產的東西。”而合成生物技術則通過“挑起”的方式，沖破自然物種的基因遺傳障礙,人為改變自然生物的產出進程,“設計”、“制造”和“選擇”出自然條件下不可能進化成種的生物,基因和生物被技術化了。合成生物技術是一種“挑起式”解蔽方式，在“挑起”的意義上對DNA的合成功能進行解蔽，此種“挑起”霸道地向自然（天然DNA）提出要求，要求其供應本身能夠被開采和貯藏的能量（復制、進化的能力）。在合成生物技術時代，從本體意義上說人通過對DNA分子“無條件的統治”建立赤裸裸的人與生物的關系，自然和大地不再有神性護佑而被施以粗暴毫無顧忌的“挑起”，人的主體意志被無條件地貫通于對合成生物的構建中，人本身也成為無保護的，一種可怕的空洞感侵襲著人：技術的人對天然DNA分子的消滅也使人失去他生存的參照系，使他出于極度不安中，仿佛被置于一個幽不見底的技術洞穴中，出路難覓。

二、合成生物技術的本質：“集置”

合成生物技術作為技術自主進化形成的一種技術種，是在遺傳工程技術的邊緣領域生發突變出來，受到當前的政治經濟等社會環境的選擇，技術解蔽的內在張力構成其進化的動力，關聯時代的物、人、科學和技術等諸多因素作為持存物受到合成生物技術的“挑起”和“訂造”，構成保障其得以順利成種的獨特生境。

1．對人的擺置合成生物技術生境中的存在者不能自主地在“挑起”的意義上被“訂造”成為“持存物”，把存在者解蔽成為“持存物”的過程中需要人的參與，因而某種意義上說，合成生物學家也一并受到“挑起”和“訂造”，進而成為“持存物”。準確地說,人相比于物更始源地歸屬于“訂造”和“持存”。合成生物技術世界的行動者，即工程師、化學家、材料科學家、計算機建模者和其他進入此研究領域的人，自愿不自愿地均被遣送入“挑起”、“訂造”的解蔽方式之中，自身在被“挑起”、被“訂造”的同時，對自然物施以“挑起”和“訂造”。但是,這些行動者被遣送入“訂造”既不是他們自己的意志招致，也不是他們的意志所能夠予以抗拒，他們只是被這種“挑起式”的解蔽方式所擺置。這種人作為持存物限定地持留在這一狹窄的技術領域中，在其專業領域內也許無愧于專家的稱謂，但是他在詩歌、繪畫等藝術方面的潛能卻被鎖閉，人的存在成為非人的存在者的存在，失去了人之存在在本真意義上的自主性和豐富性。合成生物技術擺置著自然，把自然當作一個先行可設計的元件之關聯體來加以呈現，參與的行動者得到訂造，人和設備等作為訂造者，作為持存物，以各自方式建構著合成生物技術的獨特生境。在合成生物技術對自然（生物零件或操縱子）的挑起中，一種暴力意志在起作用，表面上看合成生物學家成為技術主宰，但實質上只不過假借技術意志，他們作為自身的存在者，遠沒有借助技術的手段主宰自然，倒是他們自己成為自然的一部分也服從技術的指令。合成生物技術的行動者被強制進入技術進化的內在張力中，和機器一樣，其本身也依賴技術解蔽，與其說是他們操縱技術，不如說是為技術所操縱，因而他們本身成了技術解蔽中的職員乃至手段，甚至就是功能性持存物。

2．對其他相關技術的擺置技術進化有著強大的自我維持和自我進化的功能。任何一項技術都是相互支撐的，它既支撐著其他技術，也被其他技術所支撐，而且技術所招致的困境似乎總可以找到新的技術來加以解決。在技術時代，現代技術作為一種解蔽方式，其本身也成為了一種訂造，為著進一步的解蔽而成為持存物。合成生物技術作為新興的解蔽方式在“挑起”的意義上擺置著DNA測序技術、聚合酶鏈反應技術（PCR）、計算機模擬與建模技術、生物工程技術、蛋白質晶體學技術等，借助工程學思想，從頭設計并創建新的生物元件、裝置、系統和模塊，抑或重新設計現有的、天然的生物系統。除此之外，合成生物技術還吸納工程學思想，把標準化、解耦和抽提的工程策略作為有用工具擺置著復雜的生物系統。它在自己獨特的生境中強制性地規定了所有技術的統一計算和組織，以使自身取得一種能被出產和延續的方式。它自身引起一種需要，這種需要促逼其他技術保障和增強它的統治，并使得人們虛幻地相信，此種技術進步是在為一種更幸福的生活降臨大地而努力。在技術意志中，連形而上學賴以奠基的現在存在者都已變成持存物，不再有任何獨立性；人之主體地位已被窮盡為單純的工作人員，所謂的真理成為人依技術行動的尺度。

3．對相關分支學科的擺置合成生物技術得以存在和進化也離不開各相關分支學科的在場。生物學、物理學、化學、數學、信息科學、工程科學、計算機科學等相關學科受到合成生物技術的“指派”，歸屬于此生境中。分子生物學與基因工程為著剪切、粘貼DNA，能夠創建所需要的生物部件、生物裝置和生物系統而受到擺置；信息科學、統計學與系統生物學，為著生物資料的收集、分析與模擬而受到擺置；電機電子工程知識為著負責邏輯迴路的設計而受到擺置。只有當這些基礎學科聚集一起達到一定高度以后，合成生物技術的產出才會成為必然。正如費曼所言：“我無法創造我所不理解的東西。”合成生物技術也離不開相關學科理論的保障。早期的分子生物學奠定了合成生物技術的基礎，但是最近的科學進步加速其發展。首先，科學家已經發展出能夠比以前準確而更快速地機械合成越來越長的DN段；其次，在過去的十年里DNA合成的成本顯著下降,從大約30美元/堿基對降至遠低于1美元/堿基對。計算機科學也促進新的合成生物系統的設計，與電氣或者土木工程的建模類似，幫助科學家在他實際建造之前預測系統行為。

4．擺置的聚集合成生物技術的進化事件比較充分反映了現代技術“集置”的本質特征，強制性的擺置、訂造著同時代的人、物、技術和科學。“現在，我們以‘集置’一詞來命名那種促逼著的要求，這種要求把人聚集起來，使之去訂造作為持存物的自行解蔽的東西。”“集”意味著將各種力量“聚集起來”，而“置”則指“擺置”。為了指稱現代技術的本質特征，海德格爾采用獨特的構詞方法創造了“集置”一詞。“集置”表示擺置的集聚，擺置著人，現實事物作為持存物被人以訂造方式解蔽出來。合成生物技術在挑起意義上擺置著DNA，載體生物DNA為著功能DNA的出產而被擺置，兼容的模塊（生物部件、生物裝置、生物系統）被訂造（通過解耦、標準化、抽提）而在場。海德格爾言下之意，現代技術已然成為一種無可約束的把人和物乃至自然都聚集于此的裝置。這種裝置是具有自組織能力的持存之物，匯聚人、物和各種技術因素，保障著技術的去蔽方式得以持續地展開。合成生物技術的“集置”本質咄咄逼人地把關聯時代的持存物：人、物、科學和技術等一股腦地拖進訂造中，受其擺置，獨占和極權的盤踞存在的敞開領域，包括操縱子在內的存在者自身犧牲掉自由的本質，即它們的自主、獨立和豐富性而為單純持存物。這種“集置”占據和支配解蔽的統治地位，閉鎖其他的解蔽方式，強制性地“挑起”和擺置著人與存在者的關系，這也是為什么海德格爾認為“集置”本身意味著危險的原因。

三、危險與救渡

當前社會大眾對合成生物技術危險的認識主要集中在現實層面，擔心合成生物的野外意外或故意釋放的污染會造成非受控的擴散，導致與其他生物非預期的雜交，不受控制的增殖，擠占現存物種的生境，威脅生物多樣性，因而希望通過倫理、法律和技術手段嚴格監管合成生物技術的研究，最大限度地減少其對環境、社會和道德的風險。另外，還有一種批評是關涉合成生物技術的雙重使用（有意或誤用）可能造成的傷害，擔心會被“錯誤的手”所使用，為了生物恐怖主義故意創造有害生物。然而，科學界普遍認為合成生物技術是可控制的，通過開發“終結者”基因或“自殺”開關的方法可以矯正和中和合成生物野外釋放帶來的風險。把技術理解為人能夠控制和掌握的工具，虛幻地相信通過人和人的道德律令能夠控制技術解決危機，海德格爾把這種看法比喻成隔靴搔癢一般的膚淺認識，只注意到表面癥狀和后果性現象，而沒有看到真正本質性的東西，沒有洞察到技術真正的危險所在。現代人身處于極端的危險狀態而不自知，在存在之天命面前依然擺出一副傲慢自大的姿態，陶醉于自欺欺人的假象中，在形而上學飛升中作著征服月球和太空的美夢，現在又野心勃勃地向著生命自身進攻———合成生命，力圖從根本上消解生命。合成生物技術可以隨意分解組合和設計改造生命機體的行為，遠比原子彈、氫彈爆炸要可怕得多，生命自身性的毀壞、扭曲和喪失是合成技術時代真正的危險。但正如荷爾德林的詩句“哪里有危險，哪里也生救渡。”換句話說，恰恰是技術之本質必然于自身中蘊含著救渡的可能升起。“世上并無技術惡魔，有的只是對技術的未曾思”，海德格爾提出現代技術的出場是我們的命運使然，我們的存在已離不開技術，對技術的詛咒、拋棄、逃避都是愚蠢而缺乏遠見的，問題在于我們如何去思技術。對于當下合成生物技術的在場，我們的適當態度是既不能盲目詛咒或無謂的反抗，也不能肆意妄為、飛揚跋扈。我們要泰然任之，與其保持適當距離，在一定界限內保持其適用性。同時，對于生命之創造的神秘，我們要保持虛心的敞開，尊重和敬畏自然世界的錯綜復雜。生物系統已經演化發展數十億年，它們與環境的相互作用是驚人復雜的，我們遠非具備精通生命的語言和控制合成生物的能力。海德格爾技術之思對我們的啟示意義在于隨時把極端的危險納入合成生物技術研究的視野，對這種僭越技術解蔽方式造成的弊端及其遏制要有清醒的斷制，審慎面對這一新興技術的開發和應用，擺脫盲目地辯護與極端地批判的論爭，轉向“一種審度的態度，這絕非要在兩者間搞折中主義，而是對相互對立觀點進行整合”。

海德格爾技術之思在理論上是睿智而富有穿透力的，不足之處在于對于什么是現實層面的順應自然的技術路徑，他的回答是晦澀不明的，甚至是使人產生誤解的。僅僅依靠“思”與“詩”來解決人類現實的技術困境，不免流于空洞，而回到前工業社會去，也只能是一種歷史的倒退，海德格爾技術之思的批判性思維與現實性指向發生沖突。當下學術界探討的生態技術，似乎在現實層面契合了海德格爾的技術之思，正在向著自然的本真狀態趨近。生態技術的展現和建構既能保障自然的自然狀態，又能為人類可持續發展提供可行性和前景，人被賦予“采納神性尺度”的能力，在“用”自然之際使自然達到真正自然而然。生態技術是人類反思現代工業技術弊端后進行的一種新的技術選擇，是技術自身進化和人類認識發展的必然結果。合成生物技術需要實現從現代工業技術范式向生態技術范式的轉換，把生態價值、未來價值、存在價值納入其“適用性”思維，確保合成的新物種的使用限度控制在生態系統可以承受的范圍之內，同時在現實層面為它打造覆蓋從實驗室、工作場所、市場到野外環境的堅固的安全殼，防止其濫用，重視自然生態系統的復雜性，謹慎地把握生命整體與環境的復雜關系，這或許是我們擺脫合成生物技術的辯護與批判之爭應祁向的澄明之境。

作者：王發友 單位：東南大學 哲學與科學系 馬鞍山師范高等專科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