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問題范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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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問題已經注定要成為中國的歷史性議題。這個讓國家總理天天頭痛的難題，已經在全國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在今年的兩會期間，三農問題是與會者們最感興趣的話題之一。而與此同時，新浪網與中青在線、中國青年報聯合舉行的“你認為最需要關注的是哪個群體”的在線調查中，三農問題竟占到近40%的比重，遠遠超出下崗工人等其它弱勢群體。而一系列的統計數字，更是在向我們表明著三農問題的嚴峻性。*年中國的城鄉差距比例達到2.79：1，達全世界之最；農民的收入只增長2％，比GDP增長速度少了5個百分點。

在這種特殊的情形之下，以高喊“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而聞名的*先生所著《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其銷售額可高達30萬冊，也就在情理之中。那些天下以己任的中國學者們，也紛紛通過自己的調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對策，如“公司＋農戶”的模式等，但是，其結果卻如楊鵬先生在《戰略與管理》上撰文所言的那樣，“失之千里”。對策的不適應，就使得我們不得不回到三農問題的根源上來，因為根源是影響著對策是否能夠成功的決定性因素。

我們應該先試著問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這種狀態下的三農問題？這是我們解決問題的一個基本前提。如果失卻了這種根源性的認識，那么，所提出來的對策也就只能是無根之枯木，從而陷進了張五常所警告的“套套邏輯”吧。因而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對學者們關于三農問題根源的討論，做出一個綜合性的回顧，最終將其歸結為?？碌摹叭祟悓W”的范疇之中，并指出人的價值的不斷提高乃是三農問題的根本之所在。

一

在追尋三農問題的根源這一問題上，走在最前面的可能是經濟學，特別是產權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這可能是也是所謂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特性所決定。這方面的嘗試始于張五常在六十年代所作的博士論文——《佃農理論》。《佃農理論》一書在分析方法上開創了用經濟學理論分析農業的一個先河。它擺脫了以往像亞當·斯密，馬歇爾等經濟學家在土地問題上所引起了無休止的理論性爭吵，而一開始就從現存的農業現象出發，論證其存在是否合理，以及合理性何在，從而開辟了實證經濟學在農業中的廣泛應用。

而八十年代以來，隨著產權經濟學與制度經濟學的引入，國內學者們也不斷地試著用這一理論武器去解釋三農問題，在相當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這一理論從經濟人的基本假設開始，即認為人是理性的，同時在理性的指導之下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或者再加上人的偏好的穩定性（貝克爾），將產權關系看成是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根本因素。

而產權演進的一個最大關鍵因素在于交易成本的高低（張五常），或者在于是否能夠有效地限制著搭便車的現象（道格拉斯·諾思）。在以往的公有制體制之下，中國并不存在著明確的私有產權，而只是公有制體制之外這種模糊的產權，這一模糊的產權，引發了低效率、搭便車等現象，嚴重地阻礙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因而，明確產權，在經濟學家們看來，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也是引發三農問題的根本之所在。

然而，當中國農村實行土地承包制之后，特別是對土地的管制進一步放松之后，中國的農村經濟卻只有在八十年代出現過一短暫的繁榮之外，九十年代卻重新陷入困境，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顯然地，原封不動地借用傳統的產權經濟學，已經無法再做出有力的解釋，因為現有的農村土地制度已經對農地的產權做出了具體的法律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是一種有著明確規定的產權合同。這就促使經濟學家們對中國的現狀進行重新的思考，以期完善其理論體系。而周其仁先生在“21世紀經濟報道”中所撰寫的“農民收入是一系列的事件”系列文章（共20篇），正是這方面的努力。

在周先生看來，農村變革的根源已經不僅僅局限于土地方面的產權問題，而是根源于一種更宏大的視野之中——全國的經濟大局。從這種視野出發，周先生將現在正在進行的農村改革，視為是繼78年之后的第二次改革，而且也是一場“遲到了十多年的”。對于70年代末的那場，周先生認為，當時的承包制是以法律的形式將土地的產權部分地讓渡給農民，這在當時公有制一統天下的時代里，簡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的呢？

在《中國農村改革：國家和所有權關系的變化》一文中，周先生給出的答案是：10年以及由之而來的經濟破產，已經使國家失去了進一步剝削農民的可能性，而廣大農民的饑餓甚至是死亡，更迫使國家不得不推行農村變革。而現在，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原有的那些改革動力已經隨之消失。一場“冬眠了十年”的農村改革的興起，其原因在于“市場大底部”的決定因素，具體地講，就是由于九十年代以來農民收入的遞減，以及由之而產生的農民購買力不足，影響內需，“農民收入增長的停滯已經把國民經濟憋住了”，最終導致國民經濟的低速增長，從而影響到國家的戰略部署。

因而周先生提出了“除非進一步清楚地界定產權，農民收入不可能增長”的對策。當然，這種對策已經不再僅僅只是局限于土地方面的產權問題——勞動所得，而是更多的從無名的產權——財產所得，而這種財產收入越發顯得重要。這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時，費沙（IrvingFisher）的《利息理論》、康芒斯的《制度經濟學》，已經是作為一個重點來強調。只是在今日中國的背景之下，周先生對其進行重新的強調、界定罷了。

因而，縱觀周先生的推理、觀點，我們可以得出周先生基本上還是站在產權經濟學的角度，只是強調的角度已經不再簡單地是交易成本，而從收入－產權的角度，站在整個國家的高度，對整個三農問題進行著詳盡的耙梳。這，或許也就是產權經濟學所能達到的解釋高度罷。

二

在周先生的分析中，有著一條相當清楚的脈絡，那就是從國家－農民的相互作用出發，用時髦的話，就是國家－個人的博弈過程。也正是在這一角度上，周先生提出“產權可能是副產品”這種驚人的觀點。而這樣的分析方式，與政治學上的系統分析法有著極其相似的方法。在戴維·伊斯頓系統分析方法中，系統輸入、中間過程以及系統輸出、反饋等諸多的因素已經作為政治系統整合的重要因素與過程。在這一方面，他與政治學的系統分析有著相似之處。

從政治學的角度，或者說更寬泛一點，從政治－社會的角度來探討三農問題，主要集中在兩方面。其一是法治角度，即法律的制定是否完善、法律的執行是否徹底。這一法治的視野，主流的觀點大致是認為，現行的法律制度基本上是與時代的要求相適應的，如目前實行的《土地管理法》等系列法律、法規沒有過多的漏洞，問題的關鍵出現在法律的執行方面。執法過程中，滲進著過多的人的因素，使得法治的目標發生了偏轉，人治的因素過重。

這種觀點，在何清漣的《現代化陷阱》一書中隨處可見，因而她們提出的一個解決辦法就是用道德來加以輔助。

第二種觀點則認為，問題不僅僅出現在法律的制定、執法的水平這些低層次的因素，而是出現在整個國家的社會架構方面。他們認為，自建國之后實行的戶籍制度，就使中國出現了兩個不同的社會，一邊是享受著種種特別福利的城市，另一邊則是被遺忘的廣大農村。正是這種城鄉壁壘（筆者試圖不用城鄉二元結構，因為它是一個相當含糊的概念，詳細可見筆者的《混亂的“城鄉二元結構”》）束縛著農村發展，導致農民的二等公民身分，最終讓整個農民陷入一種可怕的“鎖入效應”。因而他們提出了“三農問題的根源在于城鄉結構體制的束縛”這種針鋒相對的觀點，而解決的對策，也就是破除城鄉壁壘，給農民以國民待遇（*）。目前的學術界主流思想很明顯地轉向支持這種觀點。

然而，雖然“三農問題的根源在于城鄉結構體制的束縛”得到了更多人的認可，這可能會有利于今日中國農民生活狀態的改觀，但是，若從學理的角度出發，我們卻不得不承認這樣的解釋，其說服力是遠遠比不上周其仁先生的解釋。因為這樣的解釋充其量只是涉及到三農問題的“外在性本質”，而沒有深入到像汪丁丁所講的那種“價值體系”，也就是沒有真正涉及到一個根源問題——改革的動力之所在。而周先生的文章則指出的改革動力——市場大底部——是一個很實在、很現實的改革動力！

因而，許多的政治學者們就在上述的基礎上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他們從整個中國改革的大背景出發，來分析三農問題。他們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模式，是一種做大蛋糕的模式，從社會的邊緣發端，從而在一段時間里處于一種“帕累托最優”的狀態——所有人的福利都得到提高同時沒有一人的福利降低——之中。但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際，中國的社會資源配置機制發生了變化——急劇的變化，使得一些人得以迅速暴富起來，而改革開放之初的廣大受益者卻淪為改革代價的承擔者，這些群體有廣大的農民、進城的民工、城市下崗工人等，最終演化成今日的中國10大階層（陸學藝，*）。

這些改革代價的承擔者，“與整個社會結果是斷裂的，其自身是相對封閉”，最終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現象——“貧困群體化”（孫立平，*）。而在一項更為具體的研究中，學者們發現，是城市下崗工人的斷層化，才引發出人們對三農問題的關注。換言之，自70年代末的之后，社會的一種普遍共識是農民已經發展起來了，但是，只有等到城市的下崗工人的生活失去保障之后，對社會、政府構成極大的壓力之際，人們才真正地重新思考著弱勢群體的問題，而在這弱勢群體之中，自然包含著三農問題。

三農問題——這一個歷史性的根本問題，竟然要這樣地被間接提及，誠可悲矣！這種特殊的情況之下，人們就不得不問，到底我們的政治體制是怎么一回事、我們的政府是怎樣行使權力的，竟然使三農問題處于如此的一種被遺忘的邊緣化地位？或許，這就是學者們發出了“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這種時代的強音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能夠提出“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這樣的時代強音，確實需要足夠的睿智、豁達的胸襟以及宏闊的視野，莫怪乎許前席先生的《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戰略與管理》*年第一期）獲得了普遍的好評。在《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一文中，作者開宗明義地表明：中國當前的農民問題，如此迫切沉重，對其決斷和回答，不是庸俗的經濟倫理及政策所能應對的，它在不斷追求一個“清醒而又堅韌”的政治主導層。在許文中，作者特別反對的是庸俗經濟倫理的操練者，以及那些信仰操練者。反對前者“一味地兜售一種軟乎乎的幸福主義觀，而全然不覺民族整體的政治思想和節操”，反對后者“單單憑借‘良心原則’，憑借‘對自己主觀信念的無限確信’（亞當·斯密語）來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從而使國家和民族的整體生存”“漂浮在混亂信眾的不確定意見之上”。

作為政治，它首要的是面對著這樣一個尖銳的問題——政治體置人民于何處。古往今來的政治哲學和歷史教訓，無不揭示著這樣的一個真理：人民是事實上的法官。因而，政治體應當以民為本也就變成了理所當然。而以民為本的政治體，也就理所當然地要“給農民以國民待遇”。這具有邏輯上的一致性?！敖o農民以國民待遇”決不是像經濟學上所討論的邊際效應最大化為準則，而是一個“政治權力落實到何處的問題”。

在以公民個體為基本單位的現代政治社會中，這樣的一個觀點也是不證自明的：公民乃一國之公民，而非一地方共同體——人口群落之公民。在這個意義上，許先生認為，“中國政治改革的最終目標，決不可以任何人為的方式切斷公民個體和中央國家之間政治聯系，要讓這一聯系聯系高度堅韌化、高度民主化”。換句話講，國家的愛民之意圖，應該“讓人民看到并感受到”。因此，許前席先生呼吁一種韋伯式的政治教育（更詳細的論述可見甘陽的《走向“政治民族”》），一種漢納阿倫特式的公民理念，以避免“政治侏儒”的可悲立場。因為，“作為一門志業的政治，應當是現實主義的，也應當是理想主義的。這兩方面如能互補，就是對的。如果各自分離，就都是錯的”。

至此，許先生的觀點也就顯然可見，他認為正是“底層民眾，特別是農民，深重地壓迫著幾代人的社會良心”，這與政治的本質是不相符的，這就客觀上要求“政治家們和輔政者們必須學會感受這巨大的歷史責任感和民族責任，從中分辨出政治原則的真正要求，并執行正義”。

三

很顯然地，在將三農問題歸結為經濟性還是政治性的問題上，我們沒有辦法分別出誰優誰劣。但是，在對比之中，我們卻很容易地發現它們的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無論是周先生的分析，還是許先生的分析，都將最后的問題提高到一種人的作用的本質。周先生強調農民在國家－農民的博弈過程中的重大作用，而許先生則強調，政治體應當以人為本，二者實際上是殊途同歸的。這種以人為主體的分析，在法國經典作家米歇爾·?？驴磥恚鼈兌际菍儆谝环N“人類學”的話語體系。

在其扛鼎之作《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一書中，?？峦ㄟ^對比17世紀中葉到19世紀初發生在西方文化的認識型中的兩個巨大的斷裂，發現“第二次斷裂則標志著古典時代的終結和現時代的開端，在現時代表象理論、語言都消失了，同一與差異被有機結構所取代；人（I’homme）只作為物之序中的一條裂縫而首次進入了西方知識領域，人類學產生了，并適合于人的人文科學的空間也打開了?！毖酝庵?，在“人并不存在（生命、語言和勞動也一樣不存在）”的年代，人是不可能被作為客觀而進行科學的思考范疇之內的，而只有當“一個問題、一個要求、一個理論或實踐的秩序”成為一種障礙時，人類學才得以產生，人才能作為問題的思考重心而進入科學的研究領域。在這一人類學的視野之下，人已經無可爭論地作為第一性而存在，人的價值也就成為我們思考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同時也是最終的歸宿。這也是我們今天討論三農問題的一個根本性前提。

這種以人為根本價值取向的思維，使我們在處理三農問題時有著一種最終的底線。它使我們明白：人的經濟價值的提高產生了對制度的新的要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來滿足這些需求的。這種為適應新的需求所進行的滯后調整，往往是社會問題的關鍵所在（T·W·舒爾茨）。如50－60年代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如日本、臺灣，農業經濟獲得了一個增長的契機，這一歷史現象促使了廣大的農民產生了對制度調整的一種新的渴望。他們要求進行租約合同的改革，要求公共措施的改善，要求政治權利的保證等等，并組織合作社來實現他們的愿望。

這些種種的狀況，與今日的中國現狀有著諸多的相似性——都是由于人的價值的提高，人的自我定位的提高，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一種制度期望。因此，今日中國三農問題的一個改革出路，也就是盡快地推進制度變革，不斷地滿足農民的期望值，最終就是要做到相信農民、信任農民（黨國英）。

我們的上述討論，都是在福柯的“人類學”視野之下進行的討論，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種以人為中心的思維模式之中。這是我們的時代使然。然而，這種以人為中心的人類學視野，只是作為知識演進過程中的一個“相對短暫的年代”，大致只有一個半世紀的歷史過程。或許，哪一天，當現代的話語體系——以人為中心——像18世紀末古典思想的基礎所經歷的那樣，我們今日所討論的所有觀點，就會像?？滤A言的那樣，“人將被抹去，如同大海邊沙地上的一張臉”?；蛟S，這過于杞人憂天了吧？